约翰#183;甘柏兹的学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甘柏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掀开了21世纪的新一页，新世纪的新发展显然带有与国际接轨的明显特点。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国际语言学界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交流日益加强和扩大。这中间，社会语言学方面的交流可谓一马当先。继2001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邀请变异社会语言学领袖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 ）来京作系列演讲之后，2002年9月，互动社会语言学奠基人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 ）又要来参加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作专题发言。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当中两个最主要的领域。随着变异社会语言学在国内的逐步传播（参见祝畹瑾1992第四章，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第三、四、五章，陈松岑1999，徐大明1999、2001等），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进一步的介绍似乎也变得更加迫切了。
互动社会语言学过去曾被译作“交际社会语言学”（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54－56），当时我们还顾虑着“互动”的可接受性。随着“互动”一词被广泛地接受，现在我们可以还它本来的面目了。甘柏兹是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对语言学的首要贡献当属互动社会语言学。此外，他在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基础理论方面也有重要的建树。实际上，他所发展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论系统，都是在广阔的科学视野下，由深刻的哲学思想的推动而产生的。甘柏兹一贯注重的研究方向就是语言行为作为交际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以及包含言语内容的互动行为的整体意义。选择这些研究方向的动机则是他对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的整体关系的兴趣，以及他对当代社会交际问题的关注。
甘柏兹早期的语言学研究开始于对在美国的德国移民社区的语言调查。尽管从纯粹方言性的研究开始，但他很快就发现了社区内部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新方言界限。随后，他对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把他的足迹带到了各种各样的城乡社区。除了后工业化大城市的社会交际活动和交际问题成为他的研究重点之外，他的研究还超越了美国社会，延伸至前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社会形态的社区。他的海外田野工作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北部和中部，中南欧的奥地利、南斯拉夫，以及北欧的挪威等。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的语言行为实验室中他所领导的研究队伍几十年来分析了从各种各样的交际场合中记录下来的成千上万件语言交际的样本资料。长期深入的研究使甘柏兹充分认识到了语言交际的复杂性。
20世纪语言学的主要成果包括对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认识。大量的工作投入到了对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的描写和分析上面。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认识到，语言交际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词汇意义和语法组合关系的内容。于是，有语用学家提出了会话蕴含的概念（Grice 1968），有交际民族志学家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Hymes 1972），话语的标志功能（Fillmore 1972 ）和语境意义（Lakoff 1978）的观念也进一步扩展了对言语交际的理论认识。 在这些理论和观念的基础之上，甘柏兹又将社会学中“互动”的概念引入语言学，并且把它提高到语言学理论的核心位置。
对于甘柏兹来说，语言的最实质的部分并不是语法学家所概括出来的语言结构系统，而是讲话人利用有关语言的知识和非语言的知识以互动的方式所进行的交际实践。互动是语言的最重要特性，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传情达意的实际作用之中。通过使用语言而产生了交际效果，那些实现了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如果只是产生了一些合乎语法的句子而没有任何交际效果，则不能认为是真正的语言现象。在现实的交际活动中，话语实际传达的意义往往不是所使用的词语的一般意义，而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对交际对象的了解，通过对语境的理解，以及联系话语上下文的理解而获得的特殊的意义。语法和词汇系统不过提供一个可参照的框架，对话语的具体解释可以是千变万化的。甘柏兹特别指出，会话的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话人通过综合所收到的信息不断地形成和修正一些关于对方交际意图的假设，并通过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的行动来验证这些假设。因此会话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甘柏兹将会话人保持会话持续进行并且能够不断增强理解的能力称作“会话策略”。“会话策略”也成了他的一本专著的书名。
《会话策略》已经成为语言学的经典之作，该书198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之后重印了十余次。 载有甘柏兹新序言的中译本也于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在《会话策略》中，甘柏兹和盘托出了他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并且演示了他对会话的动态过程的多层面的分析方法。书中囊括了数十例语言交际事件的个案分析，包括师生对话、课堂交流、乡镇闲谈、街头交易、电视广告、就业辅导、政论演说等等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交际模式和交际场合。其中，一些用来剖析现代移民社会中的社会交际问题，并且解释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与语言变迁的关系；另一些则用来说明言语交际的复杂性，对如何揭示会话策略的分析方法作了详尽的演示。
纵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变异语言学似乎偏重语音、词缀等低层次的语言单位的研究；而互动语言学则侧重较高层次如话语分析的研究（陶红印2001：3）。甘柏兹确实是话语分析的大家， 他的话语分析是全方位的、多层次平行进行的。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处理语言信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而不是像某些语法学家假设的那样，是从较低单位一层一层自下而上的一种编译过程。所以，甘柏兹的话语分析不仅涉及语段层次的单位信息，而且顾及到不同语言层次所能传达的各种信息，其中包括较低层次的语音信息，甚至注意到了在系统分析中往往被忽略的一些语音特征所传达的意义。
在进行话语分析的时候，甘柏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称之为“语境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语境提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甘柏兹看来语言事实必然包括一个语境的成分。语言的表义功能依赖于语境。失去了语境，语义就变得飘忽不定，难以界定。甘柏兹在语境研究上的进步在于他认为语境也是动态地确定的，并且话语本身也可以限定和改变语境。所以，语境提示就格外重要，在会话过程当中，不断产生的语境提示是会话人赖以解释会话意图的必要信息。语境提示可以是话语本身，如严肃的场合突然讲了句笑话，这说明讲话人是在力图改变语境；也可以是非话语内容，如手势、体态、面部表情等等。但是最常用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语境提示，是那些包含在话语中的、传统上一般被认为是边缘性语言特征的语言表现形式，如音高、节律、非音位性发音特征、习语的使用、程式化表达法等等。
甘柏兹介绍了在美国大学环境中的一个交际案例，用来说明语调的语境提示作用。在一堂课下课之后，一位黑人学生走近讲台，问老师可不可以为他写一封争取奖学金的推荐信，老师随即说，好，你跟我去我的办公室谈。这时，包括许多黑人和白人在内的学生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当这位黑人学生跟着老师走出教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对这句话的深入分析后来成了这个案例的研究重点。在说这句话之前，对话都是在用标准英语进行，唯独这句话是用黑人英语的发音和习语说的，话的意思大约是“我得找人帮个忙”。
事实上，大学和课堂的环境，交谈者双方的身份，以至谈话的大致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语境，而语境又反过来确定了语码，也就是说，当时应该讲标准英语。但是这位学生有意识地转换语码，就是在用语码转换来作为语境提示，提示一个新的语境。在初步分析时，有人认为转换为方言，是为了排除在场的白人，只说给在场的黑人学生听；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干脆就是反正统的一种表现。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在某些方面相互矛盾，首先因为所说的并不是在场的大部分白人完全不懂的方言，而是他们常听到的、基本能懂的方言；另外，如果转用方言是反叛的标志则不会是根据听话人的语言能力而被迫作出的语码选用。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对听话人的分组释义实验，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释。在讲“我得找人帮忙”这话的时候，虽然这位学生用的是当地黑人英语习惯的发音和说法，却采用了一个超高的语调。所有讲这种方言的黑人以及与黑人有密切联系的白人都听出了这个特殊的语调，而且利用它作为一个语境提示领会了讲话人的意图。他们说，他的意思是：“你们理解我，我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说这话的交际意图，有一定的对主流文化不完全认同的意思，但是，更主要的是一种自我辩白，特别是面对黑人同学的自我辩白。而特殊的语调的提示作用又是理解这种辩白的基础。那些熟悉黑人方言的人都听得出，即使这个黑人学生通常也使用黑人方言，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却并未使用像他这样的黑人大学生通常所使用的黑人方言，而是使用一种夸张了的、同时也是公众意识当中的“典型”黑人方言的语调。因此，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作一种戏剧化的表现。讲话人通过让对方理解自己是在模仿什么人说话，把说话的内容“非个人化（客观化）”（甘柏兹2001∶100）。“典型”的语调寓意“典型”的行为， 言外之意即“我只是在扮演某一个社会角色”。在当时环境的更具体的理解，就是“我没有出问题，我只是像大家一样，不得不玩这种白人的游戏罢了”，这样，这句话的辩白的意味就显而易见了。
下面是另外一个语境提示的示例，这个语境提示既涉及语调又涉及习惯表达法。在进行旨在帮助教师改进教学的研究项目时，有关研究人员对一些课堂教学进行了录像。甘柏兹对记录下来的课堂交流情况作出了分析。在一个小学低年级的课堂上，一位老师叫一个学生站起来念课文，这个小学生站起来了，却说“我不想读（嘛）”。老师没有注意到学生讲话时的语调，认为他就是不要读，所以很生气，让他坐下，又叫别的学生。但是在叫到其他一些小学生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后来一位比较熟悉这些学生的老师看了录像之后指出，那些说“不想读”的学生实际上并不是在拒绝老师的要求，而只是在寻求进一步的鼓励。甘柏兹了解到，在某些英语社区中，特别是儿童中间，用升调说出的“我不想……（I don't wanna…）”是一种用来征求确认或鼓励的习惯表达法。而那位老师因为没有相应的语言背景，所以没有注意到有关的语境提示，错误地理解了小学生的意思。
在现代化大城市当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具有不同的语言背景、不同的语言习惯，对语境提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些语言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很多误会和摩擦。《会话策略》中提供了对这类社会交际问题的分析。下面是甘柏兹提供的许多个案分析中的一个：在英国某机场的自助餐厅里，由于新雇了一些原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女服务员而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后来通过语言学家的帮助得到了解决。因为是自助餐厅，所以服务的时候需要语言交流的时候很少。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些服务员的语言还是给顾客造成了很坏的印象。顾客端着托盘走过柜台时要什么菜，服务员尽管盛就是了，一般不需要说什么。但是在要一道肉菜的时候，服务员一般需要问顾客是否需要盛肉汁。就是简单的“肉汁？”这只言片语，却使得许多顾客认为服务员傲慢无礼。甘柏兹请这些新服务员听那些老服务员以及她们自己与顾客对话的录音。一开始她们听不出任何区别，后来在帮助下才认识到是她们的语调出了问题。英国服务员说“肉汁？”的时候用的是升调，表示一种提议；而按照印度英语习惯讲话的服务员却用降调说这两个字。因此，她们的话很容易被英国人理解成“这是肉汁”，成了陈述。这样一种陈述在该场合是多余的，因此许多顾客感觉受到了冒犯。顾客对领班反映服务员态度不好，领班提醒服务员注意，但是服务员并不知道需要改变语调，因此顾客认为她们没有改进，这又进一步造成了顾客和领班认为这些服务员不但傲慢无理而且十分固执的后果。
虽然语言学家只是向服务员和餐厅管理人员解释了他们的分析结果，但是却产生了有益的效果。餐厅负责人开始认识到这些服务员并不是顽固不化，只是具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服务员们过去虽然觉得受到了误解和歧视，却无从辩解。现在她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开始采用那种对她们来说很奇怪的语调。与此同时，顾客们也都反映服务员的态度大有改进了。
甘柏兹的研究成果，涉及到语言学的方方面面。除了话语分析、语境研究以外，还有语码转换的类型和功能分析、社会网络对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的作用、以及他的有关“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这一语言学核心概念的论述。甘柏兹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特点，其中一些基本内容在《会话策略》中也作了介绍。现在语码转换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甘柏兹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170－178）。在语言研究中重视社会网络，甘柏兹也是先驱（Gumperz 1966）。现在社会网络研究也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焦点（Milroy 2002），其意义目前还难以估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甘柏兹的有关言语社区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在语言学界广为流传，而且目前仍然积极地影响着这个重要论题的辩论。
这里称作“言语社区”的概念是语言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该概念的产生源自人们对语言现象跟社会群体现象的联系的认识。国内的学人大多熟悉恩格斯的语言产生于原始人之间协调劳动的理论（参见孙维张1991：44－46）。西方语言学家也将语言与群体联系的观点至少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德（J·G·Herder）的著述（Patrick 2002：575，577）。当代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生物性的论述又从反面推动语言学家加强对语言的社会性的认识（许国璋 1991）。社会语言学家目前对语言的“社区”性质的研究则可以说是对语言的社会性的具体验证。
在甘柏兹以前的语言学论述中，言语社区一般被认为不过是一个彼此言语相同的讲话人的简单集合，脱离不了赫德的“民族、文化、语言、社区同一体”的思想影响（Patrick 2002：577－578）。甘柏兹认识到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语言之间的交叉现象，以及传统的权威系统对人们行为约束力的削弱的情况，提出以交际活动为主要标准的言语社区的定义。甘柏兹（1968）的言语社区的定义成为第一个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的定义，他指出：“凭借共用的语言符号进行常规性互动的人类集合体，并且与其他类似集合体在语言使用上迥然相异的”就是一个“言语社区”。他同时指出：“在一个言语社区中使用的语言变体之所以构成一个系统，是因为这些变体与一套社会规范相关。”比较前人的定义，甘柏兹这里所增加的社会语言学的内容有两方面：（1 ）言语社区是一个言语互动的环境；（2 ）作为交际活动的语言运用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换言之，世界上的人之所以能被划分为属于不同的言语社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言语行为受到不同的社会规范的制约。
甘柏兹的言语社区的思想在不断地发展，他后来（1982）的论述里面进一步综合了拉波夫的语言的规律性体现在社区层次的思想，又增加了与社会网络的关系的内容（Gumperz & Levison 1996），还强调语言社区成员身份的互动本质（Gumperz 1997）。甘柏兹（1968）的“言语社区”的文章被收入了国内第一部《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1985），之后被国内学者反复引用。其中，孙维张（1991：281－283）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专著中，对言语社团的多层次结构作出了比较详细的阐述；郭熙（1999：107）则对甘柏兹“语库”的概念作出了解释。 祝畹瑾（1992：28－32）从传统语言学、甘柏兹的观点、以及拉波夫的观点等三方面介绍了言语社区的概念。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195）综合甘柏兹和拉波夫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出了“自然交际聚合体”的概念。
当前国际语言学界新一轮的有关言语社区的辩论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辩论的题目包括言语社区是语言实体还是社会实体、怎样划清言语社区之间的界限等内容（Patrick 2002：576）。持不同意见的辩论各方都在引用、商榷或发展甘柏兹的一些有关论点。我们可以利用甘柏兹访华的机会深入了解他的言语社区的思想，以及其他新观点。
1964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召开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被认为是社会语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27）。与会代表除了东道主单位的学者之外，还有十二位特邀代表。这些特邀代表中就有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D·海姆斯、C·弗格森、E ·豪根和约翰·甘柏兹。此后，社会语言学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尤其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以甘柏兹为代表的互动社会语言学成果最为卓著。这两条社会语言学的主线，各有重点，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又相互推动、相互补充。笔者相信甘柏兹即将成行的来华学术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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