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意识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研究》近期的一个争论值得注意。孙正聿在该刊2007年第3期发表了《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第9期又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这两篇论文都引起了段忠桥的质疑。以我之见，其质疑之一是：孙正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实际上只是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推论出来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明确提到”的“阐述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几乎没有涉及，因而“这样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缺少充分而可靠的依据”。(段忠桥，第3-4页)质疑之二是：孙正聿提出“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判断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科学的？(参见同上，第5-6页)质疑之三是：孙正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以‘历史’的解释原则而构成的世界观，就是以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为解释原则而构成的世界观”，这种看法是否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涵义？(同上，第6-10页)
本文不介入这场争论，但这场争论必然引申出的问题不能忽视。问题有三：(1)在解读主体多元化、个性化的阐释模式中，如何基于思想体系内部的统一性来确立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品格和理论特征？(2)能否离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建构，孤立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3)不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学术史路径，如何判断马克思哲学革命超越以往哲学的时代高度及其历史意义？这些问题都集中地表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的把握中。
无疑，《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在该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依然停留在德国哲学前提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施蒂纳’对德国哲学的幻想的无限信仰集中地表现在：他不断地把‘人’作为单独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9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在这里，马克思回顾了他“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一理论前提和学术历程：“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处于过渡中的理论思维借用同时代人的理论范式是很自然的，但正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对黑格尔法哲学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从而开辟了通往“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道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追根溯源式地写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186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结果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721-722页)
真正更换“穿旧了的理论外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的。这是马克思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重要的学术路径。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底，马克思在巴黎进行了艰苦的研究，留下了9本经济学札记和摘录。
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以很大的篇幅研究了这些笔记，并指出《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哲学话语的重要理论发源地。(见张一兵，第156页)尽管张一兵的研究过分拘泥于文本解释学的技术层面，但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者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领域的不足。遗憾的是，读者只注意到了“回到马克思”这一正题，并引发或演绎了持久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性与当代性的争论，却忽视了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语境几乎没有引起马哲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这一状况与长期离开经济学语境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从根本上疏离于马克思的学术传统是相一致的。
马克思透过经济学分析而阐述哲学思想的首部经典著作是《手稿》。马克思在其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作为“实证的批判者”，马克思批评思辨哲学的代表、“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如鲍威尔)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开发新原理，还是像神学家那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这是处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关系的不同方式，也是马克思与他同时代哲学家的区别所在。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不是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人，而是成为无思想的、破产的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页)
同时，马克思哲学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马克思哲学中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独特主题正是实现哲学的现实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哲学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头脑，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这同时意味着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马克思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如此的统一，以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同上，第16页)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特别强调除了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他还利用了法国、英国包括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他后来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显示的对英国社会主义者著作的那种渊博知识。以后恩格斯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也指出：“这部50印张的学术著作……虽然所论述的这本书对事业抱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虽然它在各方面以极其严酷无情的态度反对被认为有权威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本书是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报刊上已不止一次地谈论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迄今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1-242页)
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哲学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的基本框架，因为它为“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开辟了产生真实思想的现实路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生成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哲学变革得以实现的学术传统的具体化，而这一学术传统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是直接相关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203页)问题是时代矛盾的集中反映；把握了问题，就在思维中把握了它的时代。
在马克思的时代，他所面对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写道：“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同上，第587页)这就是马克思把握现实问题的制高点。那么，是“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实际上，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的理论准备阶段即1844年前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了。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历史上劳动、资本、土地三者的分离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成过程，由此构成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一方面是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另一方面是资本和劳动的直接对立。这样，历史地形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充分的异化关系，构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对立的经济基础。
因此，超越私有制而实现新的社会形态更替，以及从人的奴役状态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向度，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主题。也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对立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之前就会破灭”，因为“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2页)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攀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巅峰，最根本的就在于他的理论创造切入了时代问题的中心。这一时代问题反映在哲学领域，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解答。在思维中被把握到的“感性的人”、“现实的人”，它的全部社会历史内涵，也即它的经验存在和它的被理解到的生成过程是怎样的？要对这个问题给予具有本质意义的回答不能单纯地求助于哲学抽象，也不能仅仅从哲学术语上宣布对以往哲学的超越。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表达过一个精辟的见解：“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正因为如此，从现实出发，也就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不是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从“虚构的原始状态”出发，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真正的事实是在资本的统治下工人被奴役的现实状况及其异化表现。
劳动是实践概念的核心内涵，劳动的经济性质表明实践不是脱离经济现实的孤立的抽象的概念。马克思紧紧抓住劳动的本质，通过劳动展开人的丰富的社会性，而不是把劳动当作人的固有本性。他通过对劳动的经济性质的分析，为理解整个社会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人的本质就存在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之中，所以人在积极地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但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的活动受制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同劳动相对立，也就是说，劳动对劳动者而言完全是外在的，因为劳动只是资本积累的手段或对象，而“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这样，人的活动就没有自主性可言，人的活动完全服从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被动的乃至被资本所规定的人的活动则使人失去了自由。马克思认为，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生存条件对人的制约性以及由此而表现为人的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正因为如此，人的活动与人的生活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自由最本质规定的人的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
在经济学语境中表达哲学思想的《手稿》本身的结构(与穆勒手稿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手稿》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为中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工资的分析，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分析，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全面对抗性关系的经济根源，在私有制运动的基本规律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作为对这种非自主活动的人的片面性生存方式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提出了“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理想生存图景，并从资本主义的片面发展中揭示了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基本特征。重要的是，马克思强调了这种理想的实现，或者说人的活动和受动之间相互对立状态的消除，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即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达到。“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马克思诉诸实践的人的真正本质的生成，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同上，第123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强调要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融合一体，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与资本对立的意义上、在私有制的框架内，对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状态的性质做了深刻揭示。既然异化劳动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和实质，那么消除异化劳动与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就是一致的。正像恩格斯所评述的那样，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清楚地表明：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阶级，“他们越来越被迫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6-597页)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逻辑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主活动”的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人的自主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消除资本对人的活动的万能统治。资本一出现，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本已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在这个权力世界中，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尽管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都被打碎了，各个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交往、互相交换，但这只不过是错觉，因为“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7页)。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由于消除了那种强制性、固定性的分工，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联合体，个人的存在摆脱了对人与对物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个性的个人。
因此，马克思从社会形态演变的高度揭示了人的自主活动的特征：(1)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的全面发挥，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成。(2)在以自由个性为前提的联合体中，自主活动与人的生活世界完全一致起来。在这之前，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自主活动则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3)与此同时，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交往的扩大以及交往的全面性也是相适应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共同的关系，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自主活动不仅是在消除了社会关系自发性基础上的自由活动，而且也是在消除了人对自然盲目征服基础上的自由活动。
经过以上在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中对马克思学术路径的分析，再来看《提纲》中的论断，就更能体会它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意义。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人的现实性及其得以展开的条件，不从社会主义运动上丰富对人的现实性意义的理解，就不能科学地在时代高度上理解人的本质的哲学涵义。同样，不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基础，不经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创造，也就不能真正理解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不能局限于本身就需要解释的“解释原则”的理论框架中；对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问题只能从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条件中引申出来。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集中地表现在“自我放逐”与“哲学贫困”这两个方面；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的淡漠。
哲学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但认真考察一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哲学神经的敏锐性正在退化：它的神经元不再是实践之网上的纽结，也不是批判性的尖锐眼光；哲学家们日益严重地沉溺于小格局的文本解读及其诠释技法之中，在学术化的口号中远离了现实生活，使哲学在书斋中更加思辨化、碎片化和个人化。哲学的“自我放逐”与“思想贫困”的例证之一，就是哲学作为理论制高点已经明显地风光不再：经济学界不重视哲学思维已成时髦，在技术和模型的铁轨上不断地淡化前提批判和价值立场；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奠定和推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哲学家却在一片沉寂中集体失语。史学界也在显微镜下致力于拼接和缝制历史的残瓦碎片，除了偶尔有人出于偏见试图充当颠覆唯物史观的理论勇士之外，史学理论正在逐步淡出历史考察与历史评价的视野。
新近的马克思哲学的范式转换运动也是脱离马克思哲学的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的一个注脚。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借用过来的“范式”，几乎成了哲学论文题目的注册商标，仿佛不用范式而且必须转换就不是哲学思维的正规产品，仿佛全部社会生活只是范式的注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文本学范式、“后哲学解读”范式、后形而上学范式、身体学范式、生活哲学范式，还有出场学范式、幽灵学方法等等。这些新颖的范式既不是源自马克思的著作，也与马克思的学术传统格格不入。用一些特定的术语比附马克思，用西方哲学的一些套路去重解马克思，把马克思哲学整合到西方哲学或某种自我意识哲学的概念和范式中，完全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之路。如果文本学研究脱离了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和问题逻辑，那么这种孤立的知识考古只具有孤立的意义；如果用单向度的命题演化来开辟马克思哲学的独立的研究领域，那么这种离开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的碎片化研究只能在某个局部显示出微弱的价值；如果以为从每一个研究主体的自我意识出发就可以构造出一种马克思哲学的学术范式，那么这本身就等于宣布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危机。
关键不在于话语形式和叙事的知识密度，而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马克思哲学以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变迁中不断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一个理论现实化和现实理论化的复杂过程，而非用几个术语并把它范式化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哲学要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这是陈先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一文中提出的命题。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可以看作哲学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陈先达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在于它脱离社会现实实践，特别是缺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总是停留在纯哲学概念范围，同时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有些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简单斥之为“工具主义”，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认为马克思主义越纯粹，就越具有学术性，这实际上是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我们只要读读某些哲学文章，从术语到文风，都能感受到这种空泛给读者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疏远和厌恶。
他认为，没有经济学研究基础，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对现实，可是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现实是经济现实，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确立的政治和意识的结构。根本不研究经济学，不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不理解以经济为依据的社会分层，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性，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总之，没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哲学永远浮在社会的表层，不能进入社会的深处。(见陈先达，第44-54页)
在马克思看来，“对任何一种国家制度的论述，还不等于这一制度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29页)在思维中“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把自己的始终非常丰富的幻想和现实等量齐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1页)，这种被误读的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哲学信念，只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现代翻版。
“普世价值”就是用概念创造世界的一个例证。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全球竞争。在一个已经具有中心与边缘的权力结构中，在一个事实上存在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差异结构中，谁在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谁获得话语霸权，谁是一体化背景下规则的制定者，谁就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因此，美国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战略家，不仅强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竞争，还发明了“软实力”这一概念，把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乃至文化的竞争都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作为一种战略，通过软实力把美国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让世界充满被意识形态虚幻化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价值，全球化在普照之光的覆盖下就很大程度美国化了。经济一体化—→文化同质化—→政治“民主”化，正是全球现代化的强势逻辑。
从全球化到美国化，这一命题转换的逻辑在美国推行的战略中是十分清晰的。《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建议很明确：“利用一切可行方法和手段帮助尚未达到民主标准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该报告把推进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最核心内容，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两部分，倡议以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在这里，民主显然已不是学术性的概念辨析问题，而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工具或战略手段。(见伊肯伯里、斯劳特，第11-26页)
科尔奈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并不自动保证民主制度的实现，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其政治架构并不符合民主制度的最低要求。在西方文明的世界中，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艰难困苦的行动偏离了这个主要方向。(见科尔奈，第102-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一句话，资本要夺得全球作为它的市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同上，第277页)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的作者阿瑞吉看来，要想弄清楚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最好的方法是要看到它是“意识形态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无非是众多“拥护资本”学说中的一个版本，它想使美国在资本主义金融扩张阶段占据统治地位。同以往的一些学说一样，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信贷和金融投机活动，而不是通过向贸易和生产部门投资的方式，来建立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见阿瑞吉等，第7页)而按照《新帝国主义》的作者哈维的说法，“新自由主义是想确立这样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资本主义能在这一框架中享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同上，第8页)因此，从概念解读的视角看问题，抽象地解读普世价值的内涵，反而会遮蔽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普世价值背后的动机。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站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就不能不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断的当代意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个论断是：“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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