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中国的主要矛盾_毛泽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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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领域,逐步发展成熟。但是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局限,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具体和客观。本文力图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对建国初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共对该问题的认识作出阐述和评价。本文强调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特征,认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具有进步作用,指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运动的某些局限。相信文中的观点对于理解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会有一些帮助。

国内现代史学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初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1952年6月对统战工作文件批语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50年代中后期的若干语录。

我认为要正确评价上述观点,首先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态度是发展的、变化的,有一个从认可到反对过程。只要系统地学习一下1948年至1960年毛泽东的有关论著和中共的有关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就毛泽东而言,1952年6月的批语,是他思想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在此之前,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和新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特征。在政治上比较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中立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一员;在经济上主张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原则,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他还多次批评党内的左倾观点。

但是1952年以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村中的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被看作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因而领导中共发动了旨在变革生产关系的三大改造运动。在三大改造遭到抵制之后,特别是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和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的左倾观点进一步加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已成为他解释挫折的理论依据。因此运用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观点的去解释建国初期的国内主要矛盾是不恰当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二,我认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是多元的辩证的。理论中的某些精神和现实际情况有时存在矛盾。这种多元性和矛盾导致了建国初期中共内部对当时的形势、任务、主要矛盾、过渡期限和过渡方式诸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各人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刘少奇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后以此为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主张在现阶段容忍资本家和富农的剥削,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邓子恢和薄一波等人则比较倾向政策的实效性,而不太注重政治上和意形态上的争论。

由于上述不同认识,在1952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后,仍然出台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和政务院的新税制改革方案。在1953年8月《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可见不同意见的广泛性。因此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之前,毛泽东个人认识的转变,并不代表全党认识的转变。

以上两点表明,把某个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某些论断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我们肯定毛泽东思想总体上的正确性并不代表他的每一句都是正确的。

建国初期的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

根据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结合对建国初期历史的全面考察,我认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的现实和中共要确保人民大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和中共政权,并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经济基础的目标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最终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革命的目标都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拥护,是因为它的目标是要推翻三座大山,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革命的胜利摧毁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型的多层次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与中国当时落后的不平衡的生产力水平是相互适应的。因此这时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使之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不是强调阶级斗争,并据此对现有的生产关系再作变革。我并不想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野,但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的。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私有制经济不但不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相反由于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仍具有较大的生命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建国初期中国农村迅速的中农化和城市经济迅速繁荣,私有制经济功不可没。

至于1952年以后的经济困顿(这是毛泽东急于实施三大改造的理由之一),其根源不是私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到极限,恰恰相反,是限制私有制的左倾政策的产物。中共大力倡导的农村互相合作,使大多数农民小富则止,不敢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害怕将来被“共产”,并背上富农的骂名;在城市中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和排挤,也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建国初期所取得的成就,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产物,而是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理论,推行务实政策的结果。

建国初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不容许中共在实际工作中贯彻阶级矛盾的思想,而必须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肃清三大敌人残余、恢复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上。由于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已成定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成为重点中的重点。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中共十分强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合作。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回面出击”的方针,周恩来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三个敌人,四个朋友”的概念,批评党内的左倾倾向。

解放初期,中共确曾开展过打击投机资本、合理调整工商业和“五反”等运动,但不管中共的动机是什么,这些活动应被看作是整顿经济秩序、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手段,其目的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时,不法资本家之所以能够靠投机牟取暴利,根本原因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力水平极低,导致供求关矛盾十分尖锐。

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是会与国家和工人争夺经济利益,但这种斗争在当时不是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相比之下,两者之间的合作意义要重要得多。许多事实表明,对民族工商业限制,不但引起资本家的抵触,也引了许多私营企业工人的不满。因此每次运动过后,国家都进行政策上的调整,在资金信贷、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和税收方面对私营企业提供帮助。

可以说,尽管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中共领导人提出过阶级矛盾的论断,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酝酿成熟以前,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这种思想。也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和政策的不一致性,经济恢复工作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共才再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把上述观点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但此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中共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给社会主义蒙上了阴影,造成了极大的误解。

正确认识建国初期的国内主要矛盾,对于指导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国内要矛盾,强调当时几大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这是建国前后中共党内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观点的翻版。如果在研究和教学中肯定上述观点,就容易混淆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的性质,无法解当时许多政策的正确性,也不能通过比较,理解建国以后长期的左倾错误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什么是左的错误?归有根结底就是在革命和建设(即变革生关系和发展生产力)这两者上分不清主次。持左倾观点的人不顾中国生产力水平极低且不平衡的现状,盲目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一定优越,并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而忽视生产力这个根本因素。当盲目变革生产关系引起生产力暴动时,又根据表面现象和教条强化阶级斗争意识,最终导致新中国建设历程曲折反复,停滞不前。

拨乱反正以后,随着我们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认为初级阶段理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合理的因素。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也标志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它引导我们对新中国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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