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农业要实行宏观调控的总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政策论文,农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整套促进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①农村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经济总量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长期困扰我们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有一部分农民已达到了小康。②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产业结构趋于合理。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力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进展，农业科技有明显进步。⑤农村改革走在了前面，为城市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所有这些，都为今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1978年到1987年这十年，我认为党中央在农村政策上解决了两大问题：
一是土地两权分离。使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改变了当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的局面。土地公有私用，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采取的具体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习惯上叫大包干。
二是农村经济发展上的两个转变。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 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这两个转变是以1985年1号文件提出以合同定购取代1954 年以来的统购统销为标志而开始起步的，并逐步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开始用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组织农业的生产和流通。
从1993年到1995年，即在1993年10月，1994年3月和1995年2月，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对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稳定农业，保护农民利益起了很大作用。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集中抓了两个体制和两项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工作。
两个体制：一是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二是解决以收购资金和收购价格为重要内容的粮棉购销体制。
两项制度：一是建立粮食风险金和国家储备制度；二是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围绕两个体制和两项制度的建立、健全工作，这几年突出做了五件事：
一是解决农副产品收购打白条的问题；二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三是强调省长抓“米袋子”，市长抓“菜篮子”，保证有效供给；四是通过宏观调控，制止了农业资金、土地等的流失问题；五是调整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的价格。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目标，指出了今后15年前进方向。会议强调，经济体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农业和农村工作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奋斗目标，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
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农业的投入不足；②农田建设进展缓慢，水利设施老化失修，抗灾能力薄弱；③人口增加较快，耕地面积锐减；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技人员流失严重；⑤农用工业发展缓慢，农资价格暴涨；⑥种粮、种棉比较效益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九十年代如果经济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江泽民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而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邓小平同志和江总书记的告诫是高瞻远瞩的。我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一段时间内，冒出了这个热，那个热，就是农业热不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突出的是农村有三个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好：
一是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二是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不协调的矛盾；三是城乡改革、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还正在加剧。从总的看，现在的农村形势是喜中有忧，喜大于忧。从城市看农村形势大好，从农村看农业问题不少。现在农业已经到了需要大声疾呼的时候了。大抓小被动，小抓大被动，不抓更被动。要警钟长鸣，要带着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去研究当前农业的现状和问题。
形成当前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四条：
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在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中的比重低，比例关系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从绝对数字上是不断增加的，但从农业的投入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又是趋于下降的。
年份农业基建投资(亿元) 占全国基建总投资比重
"一五"至"五五"期间775.43 10.5%
"六五"期间172.84
5.1%
"七五"期间303.93
3.3%
1991年85 4%
1992年 112.7
3.7%
1993年 136.9
4.4%
建议“九五”及今后，农业投入在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中的比重，恢复到“一五”至“五五”时期的10%以上的水平。
二是国家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合理。
国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应进行有利于农业的宏观调控。从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看，一般积累率应控制在20—30%为宜。过高的积累，会带来国民经济发展的紧张，也直接影响国家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建国以来积累率最高的是1959年，达43.8%；第二个最高的积累年是1960年，达39.6%；第三个最高的积累年是1993年，达38.7%。积累过高，直接影响农民消费额比例的下降。我国1981年国民收入积累率为28.3%，农民消费额占消费总额的63.6%；而1993年国民收入积累率达38.7%时，农民的消费额下降到消费总额的52.7%。在农民消费额比例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也必然随之下降，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后劲。建议把国家的积累率仍然控制在20—30%左右为宜。
三是我国工业和农业两大主导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协调。
保持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合理比例，是确保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近年来，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国1985年到198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4%；而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6.5%。 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是1：4。尤其是1988年，农业增长3.9%； 而工业却增长了20.8%，二者比例高达1：5.3。比例失调，影响农业，特别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据对日、美、加拿大等国家综合分析，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300 —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工农业增长的比例一般应保持在2.5：1至3：1的比例。而我国近几年的情况是：
1992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为20.8%，农业为3.7%，二者比为5.6：1；
1993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为21.1%，农业为4%，二者比为5.1：1。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因工农业发展比例不协调，我国曾进行过三次大的经济调整。当前，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如果再发展下去，形成第四次大调整，则悔之晚矣。在1993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上总书记指出，近几年我国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比较突出，这给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带来明显的不利后果：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种粮种棉积极性受到挫伤，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撂荒现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已基本上恢复到农村改革前的状况；农业投入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四是已出台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
现在，中央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应该说是空前的，但不能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不能形成“三口百会”农业。要真抓，而不能假抓，更不能半真半假地抓。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和政策多变，是障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个大问题。比如，支持粮棉大县发展经济的政策，原定由政策性贷款解决资金，后又改为商业贷款。商业贷款没到位，又改为只给规模，而不给资金。又如，原来国家收购粮食，向农民发放预购定金，农民可以用这笔钱事先购买生产资料。后来，把预购定金改为农业贷款，多数用不到粮食生产上。
在落实工作上，涉及到方方面面，我只讲一个问题，即各部门要支农，不要坑农。在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能搞以块块为主的“诸侯”经济；更不能搞以条条为主的“部门”经济。同时，要注意和防止宏观部门管微观；微观部门管宏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往往是价值取向同比较利益紧密相连。搞市场经济我们同样要提倡、鼓励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现在奇怪的是，某些部门和单位在比较利益面前，“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却苛求农民不要计较实惠这是有失公正的。各部门要在服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上，须率先垂范，真心实意地确保务农者得到实惠。现在，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权。国家对重大政策的制度、执行应有最高的决策权和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必要的协调权。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切不要在农业刚有转机的时候，就好了疮疤忘了疼，再重蹈“少了赶，多了砍”的覆辙。
要摆脱目前农业发展的现状，实现五中全会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的奋斗目标，要解决以上影响农业大上的四个直接原因，靠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农业进行修修补补不行，在落实“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要从宏观、深层次、大角度研究、制定保护和扶持农业的、带有跨越性的大政策。
我认为，我国农业要快速发展，应该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上去考虑。这里，我谈两个问题：
一、经济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是有所不同的。纵观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实践，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挤压农业补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作法；另一种是在经济发展中使工农两大产业部门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作法。我们建国以来选择的道路是前者。为什么是这样呢？具体表现有三条：
第一条，我国工业化的起步，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低水平下开始的，是靠农业积累发展起来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一般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多美元（1956年价）开始的。农业劳动力份额占605左右；我国在开始执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0多美元，农业劳动力份额高达83.5%。在如此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积累率。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积累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40%，远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也高于同期中等收入国家。当时，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就意味着要从农村抽出大量资金，使农业投入减少。
第二条，我国的产业转化，是以延缓或抑制农业发展为前提的。世界上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产业转化，大都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进行的。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农业和轻工业还未发育成熟之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首先向重工业大规模转移，造成重工业超前发展。重工业无法从轻工业获取大量资金，而只能从农业中抽取，农业就成了工业化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这种奇特的产业转换是以延缓或抑制农业发展为前提的。
第三条，国家为了保障对农业的抽取和挤压，在农村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国从1954年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在城里，为保障低工资下的基本生活，在农副产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平均主义的票证管理。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各环节上，基本上排除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价格上是没效率的，不能刺激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再加上城乡严格的隔离，劳动和资本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据有关部门测算，从1953年至1978年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为6千多亿元。其中，一部分是农业税， 主要是压农产品价格。国家表现出来的有形收入是工商税，实际是剪刀差。
这种靠挤压农业发展工业的做法，在我国工业化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较快地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代价是很大的。据《人民日报》披露，1978年全国有29.6%的生产队集体人均分配不足50元，其中，人均不足40元的占16.3%。人均不足50元的困难县有377个，占当时全国2200个县的17.1%。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 “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页。）诚然，邓小平同志是针对“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说了那段话，但也使我们认识到，农业和工业乃至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
二、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我国应该及时提出用工业积累支援农业的指导思想。
根据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同工业的关系呈明显的规律性。可分为渐次演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段为农业支持工业发展阶段。工业化初期，农业所占比重大，工业化所需资金自然要从农业提取。这时的政策主张是以农补工。
第二段为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亦即农业和工业各自运用自身的积累自行发展阶段。这时，工业化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有了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农业本身也要自我积累和发展，才能使工农业互为市场，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时，政府的政策主张应当是保障农业积累不外流，农业与工业有均等的发展机会。
第三段为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此时，工业化已达高级阶段，工业部门有了大量积累，农业部门产值份额和劳动就业份额都已很少。这时，政府的政策主张应当是以工补农。
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既有阶段性，又要不失时机地进行。如果对农业抽取的强度过大，会造成农业的萎缩；反之，工业提前反哺农业，会造成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
那么，从第一段转向第二段的标志、特征和条件是什么呢？世界各国的经验有四条：
一是产业结构已经以工业为主体，工业与农业的产值结构份额大致为60%：40%，其中，农业份额不高于50%，不低于40%。二是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不超过55%。三是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不低于35%。四是人均GNP值按1980年美元计算在1000 美元左右。
统计表明，我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净产值是1971年。当时农业的净产值占47%，经过大约15年的过渡，到1985年，农业的净产值份额为41%，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为60%，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6.6%，人均GNP值按1980年美元汇率计算接近600美元。这些指标说明，我国从1985年以后，已可以从过去的以农补工阶段转向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国家应该停止对农业挤压的政策，办法就是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90年代经济发展的总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是这样，仍然挤压农业，势必会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脱节，造成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如果国民经济再来个大调整，那损失就大了。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哪儿入手？我有如下两点思考：
一是解决粮价问题。农民在完成定购任务的基础上，放开农产品的价格，按中央〔1993〕11号文件确定的执行“保量放价”的政策，使农产品和工业品能够等价交换。如果一时做不到，也要适当再提高粮棉等主产品价格。
二是解决农资价格问题。即要稳住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办法是：要么给农用工业厂家补贴；要么给农业这头补贴。
总之，在90年代，我国的整体经济指导思想能不能实行工农平等发展，进而实行以工补农的政策，是个重大建设道路的转变问题。如果这个认识能做为宏观决策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农业的基础地位就稳住了。从“七五”到“八五”这十年，我们只补消费者而不补生产者。道理很简单，农民不闹事。事实上是搞农业吃亏，农业省包袱很重，让大家背着包袱搞农业，心情怎能舒畅？现在的农业问题，我看主要出在农业外部。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剪刀差；靠农业自身搞初次分配解决农业问题也不行；必须通过国民经济再分配解决。这就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调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实行由农业补贴工业向工业补贴农业转变，以工补农，反哺农业。不从国家总闸门上解决这个问题，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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