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管理体制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南北朝是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史学家们常常称之为“乱世”。从高等教育方面来看，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变革、大转轨。
所谓大变革，是指从汉代正统的独尊的儒家经学教育中摆脱出来，高等教育的体制也由单一性向多样化进行转换，主要表现在打破汉代沿袭二百余年的中央正规官学的一学单轨制，出现了多科性高等学校。如除太学之外，又有国子学、四门学和书学、算学、律学等多学多轨制；突破独尊儒学的单一教育内容，出现了包括儒学、佛学、道学、玄学、史学、文学等等多元性教育内容。
所谓大转轨，是指人们对教育的观念已由此前传统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根据时代的特点发生了较大的更新。人们更多地思考人的自然本质、教育与人材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材培养的多向性等问题，并随着对这些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深化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学习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同时，人们也更多地从世界本体的角度，去思考教育的内、外在联系。这样，玄、儒、佛、道等各种教育理论便有了纷呈的机会。它们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理论焦点，并促进了当时教育管理思维水平的提高。
高教体制的大变革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教育观念的大转轨则为高教体制提供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大变革的速度和方向，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新特点。
正因为这些新特点，使得对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然而，这一研究领域却历来不受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之作，旨在讨论其演变源流，以作引玉之砖，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一、魏晋时期的高等教育管理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兵荒马乱的年代，其间虽曾促成过全国的统一，但只不过昙花一现。高等教育处于极度衰落的境地，根本无法建立常规的、稳定的管理体制。
（一） 演变
三国之中，曹魏较为重视高等教育。面对汉末以来官学衰落的景象，曹操深为忧虑：“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廿二年（公元217年）五月，魏于邺城南（今河南临漳县）立泮宫。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夏，又在洛阳创办太学。但是，经历长期的社会动荡，一时难以重建正规而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制度。史称“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三国志·魏书·刘馥传》）由于教育管理不善，以至“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同上）可见，魏虽较为重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并无多少成效。
关于蜀吴的高等教育，史载不详。《三国志》说：“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蜀书·许慈传》）《晋书》说文立“蜀时游太学”（《儒林传·文立传》）可见，蜀虽确有太学建制，但却难以蠡测其具体情况。吴直到孙休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冬，才召立中央官学：“古者建国，教学为先。……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蜀吴的中央官学与魏一样，基本上都是沿袭汉代旧制。
西晋代魏，也承袭其学校旧制。高等教育的新发展，是国子学的创办。国子学是当时的贵族子弟学校，是贵族地主阶层享有高等教育特权的一种反映。因史载未详，国子学创办的确切时间难以确定，一般认为创办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夏。这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并行于太学，专为贵族地主阶层设立的国子学之始。此后，北齐设国子寺，隋进而将其改成作为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国子监，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承其制。可见，国子学是西晋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制度的一大贡献。
东晋苟延于江东，政治极度腐败和动荡，学校更是兴废无常。晋元帝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采纳王导、戴邈等人的建议，在都城建康首立太学。至于国子学，直到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才因谢石等人的请求得以设立，但是不久便遭劫难而废。因此，两学并存的局面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从史料记载来看，东晋关于设立中央官学的诏令甚为频繁。实际上，这非但不能证明它重视高等教育，而恰恰说明它的高等教育是时有时无、时兴时废。与西晋相比，它的办学成效是相形见绌的。
十六国中有些国家利用教育加速汉化和民族融合，较为重视高等学校的置办，如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等的办学规模和成效都比较大，前燕、前凉、西凉、南凉对中央官学也较重视。前赵刘曜同时立有太学并初具规模。前秦苻坚除设太学等中央官学之外，还在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教掖庭，并选阉人和女隶敏慧者诣博士授经。又设教武堂，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是一所高等军事专科学校。后秦既有太学，也有国子学，还有律学，后者成为唐代设置高等专科学校的先河。由于战争和文化等因素，北方诸政权所置办的中央官学也是时有时无、兴废无常，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普及教育、融合民族的社会作用，并在教育制度上有诸多创新之处，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 师生管理
魏初设太常博士，主要行礼仪教化之职，统管太学诸博士、祭酒，为晋代所沿袭。魏初的太学虽设有博士教职，但是“无所教授，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而学者少。”（《通志》卷五七）可见，虽有其名，并无其实。魏文帝黄初元年“备博士之员录”，正式设置博士编制，强化高等学校的教学及其管理。在三国两晋各代，均设有太学博士之职，此外，加上十六国，还有博士祭酒、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国子助教以及崇文祭酒、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和儒林祭酒等教职。
三国两晋和十六国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数量，一般根据当时的需要确定。魏承汉制，始置太学两经博士十余人，后增各经博士各经博士共19人。蜀继汉统，也设立诸经博士多人，如许慈、尹宗、谯周等。吴国遵循古代学制，立五经博士，有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等多人。其具体如何实施，限于史料，难以详考。西晋初年，继承魏制，置博士19人。创立国子学之后，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实际上，当时国子学和太学的祭酒由一人兼任，只是两学的博士不尽相同。东晋初置博士9人，以后逐渐增加至16人，助教则被减为10人。十六国的教师史载不详。
高校的祭酒、博士之职，既担当日常的教学，也掌学校的管理。如晋朝国子祭酒的职责，《晋令》说：“祭酒博士，当为训范，总统学中众事”（《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晋武帝以后，对博士的职责规定较为明确。如国子博士不仅承担着进行儒学教育、弘扬儒学的重任，还担任国家政务大事尤其是教育或祭奠工作的顾问。
对于祭酒、博士的充任条件与标准，各代有所不同，太学和国子学也各异。一般来说，具备德行高尚、精研经典、学识渊博并具有相当的社会赞誉等条件，是给予委任的基本前提。魏晋时代，时用考试的方式来核选高校教官。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春，为避免滥任博士，下诏课试太学博士：“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太学博士。晋武帝初立国子学的时候，对国子博士的要求十分苛刻：“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晋书·职官志》）就是说，符合上述条件者，还必须通过“召考”，才能加以委任。前秦苻坚曾亲临太学考问博士五经。这些措施对于保证教学和管理的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
三国两晋时期，一般称高校的学生为太学生或国子生，其入学年龄大多在13岁以上。关于入学资格，本无士庶之别。如曹魏正始年间，刘靖建议太学“宜高选博士，……掌教国子。”（《三国志·魏书·刘馥传》）但是，到了西晋创办的国子学，就与太学的入学资格有了较大的不同。前者要求入学者必须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后者则无此特殊规定。因而史称“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南齐书·礼志上》）在门阀政治的魏晋南北朝，两学在学生入学资格上的区别，几乎一直没有改变。
魏初设太学，有太学生数百人。后逐年增加，至景元年间达三千余人。到晋武帝时，太学生膨胀至七千多人。从其来源看，几乎遍及西晋统辖各地，甚至还有西域的学生。表面上其规模可谓不小，但真正来求学的并不多。经过整顿，太学生减至三千人。相形之下，国子学的学生规模较小。东晋孝武帝时，“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六十人，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宋书·礼志一》）从两学立学的宗旨分析，这是十分正常的。十六国中央官学学生的数额各不相同。前赵刘曜同时立有太学和小学，“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晋书·载记·刘曜》）前燕东痒学生至千余人。虽难以与魏晋相比，但也并不一般。
（三） 教学管理
与汉代相比较，魏晋时期太学和国子学的课程已有较大的不同，表现在课程以古文经学为主，玄学、文学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尽管这一时期玄学在教育理论领域有着相当的影响，但并未取代儒家经学在高校课程中的地位。在教学方式上，仍多沿用两汉的专经教授。如魏黄初五年立太学，置古文经学《春秋》、《谷梁》博士。蜀尹默专精于《左氏春秋》，其子尹宗传其业，为博士。吴置学宫，立五经博士。西晋也大致如此，东晋则与此有所不同，采用兼经教授。至元帝时，贺循、荀崧等都建议继续采用专经教授，要求《春秋》三传各置一名博士。十六国也大多采用专经教授，苻坚于中央官学设《礼记》祭酒、《仪礼》祭酒，进行教学。此后，这种教学方式直到南北朝时，才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高校教材主要是石经。汉代太学所立石经是今文经学，而魏晋高校课程是古文经学。于是，魏正始年间以古、篆、隶三种字体，刊刻古文经学石经达48枚，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搜神记》说：“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典论》石碑六枚，完全有可能是当时太学课程所用的教材。这些石经后来曾被后赵抄作国子学的教材。
考试是高校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高校重视用考试的方式，来检查教学效果或淘汰不合格的师生。魏于黄初五年夏立太学，根据汉代太学的课试法，制订五经课试法。其具体内容是：
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得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通志·选举志二·学校》）
这一套考试方法不是魏国太学所发明，但却是对汉代太学考试方法的创新。当时，采用课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区分学生学业的程度。如孙吴永安元年诏令太学“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可见，五经课试法将学生学业的不同程度，直接与授予官职的不同级别相联系，使高校既培养人才，也选拔人才，有其独到和合理的地方。
魏国太学的考试十分严格：“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可见，五经课试法虽然程序井然，但由于过于注重考试内容的具体形式和难度，忽略了对学生创造性思考能力的检查，显得较为呆板、机械，并不能真正起到对教学效果作客观考查的作用。
三国两晋还用考试的方法，来淘汰不合格的师生。魏明帝太和四年，曾用课试之法，遣退不合格的太学博士。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太学生达七千多人，因其品类混杂，难以开展正常教学。于是，下令用考试的方法进行淘汰，结果只留下三千人。
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和后秦都非常重视考试的作用，并有一定的奖惩措施。如石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晋书·载记·石勒下》）前燕东庠每月举行考试。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晋书·载记·苻坚上》）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把考试作为教学管理的重要方式，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教学管理上，魏国还较注重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学生。据杨晨《三国会要》记载，太学“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三升。”（《学校篇》）太学生如果酗酒闹事、游手好闲，必须予以检举揭发。其具体做法虽值得商榷，但强调用严格的纪律来进行管理，则是十分必要的。
（四） 管理效益
魏晋时代，高等教育虽然具备一定的管理建制，表面上看也似曾繁荣、兴盛，但实际上办学效益并不好，管理效益更是不尽人意。史载魏太学：
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
魏太学开办二十多年，竟然“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有其教而无其功”。固然，当时社会刚刚经历战火的重创，一时难以建立起正规、成熟的高等教育制度。但是，管理不善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挑选教师不精，博士备员而已、滥竽充数。另一方面，招收学生不严，诸生避役而来、趋势游利。其实，除去其它社会因素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备、不健全。
晋代高校依然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史称：“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晋书·儒林列传·徐邈传》）可见，博士名不副实的现象依然存在。学生更是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晋武帝泰始八年，采取了一些加强管理的办法。如用考试的方式，将七千人的太学生队伍筛选成三千人。即便如此，还是人多猥杂。晋惠帝元康三年，不得不另立国子学以辨其泾渭。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大力整顿，高校的管理效益才略有起色。潘岳的《闲居赋》、潘尼的《释奠颂》所作的大量叙述，虽不无夸张，但可备为佐证。东晋高校兴废无常，难以有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因谢石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一百五十五间庙屋，兴学的规模可谓不小，然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宋书·礼志一》）所谓“品课无章”，便是极度缺乏管理的表现。
总的来看，三国两晋和十六国时期，高校基本上处于有管无理、效益低下的境况。除去其管理不善等因素之外，造成这种局面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是当时战争频仍，教育既无稳定的物质保障，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极为低下。教师无心于教，学生无心于学，不能形成良好的学风。二是当时人才选拔盛行九品中正制，做官者无需接受教育，受教育者难以做官。兴办高等教育成了点缀太平盛世的饰品，而高校竟成为逃避徭役的场所。鉴于上述社会原因，高等教育的有管无理、效益低下便是很自然的了。
二、 南北朝时期的高等教育管理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频繁更替，战争连年不断，高等教育仍然处于极度衰落的境地，教育管理也是时有时无、兴废无常。比较而言，因北朝各政权都很重视汉化，因而更重视高等教育。
（一） 演变
宋武帝曾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诏立学校，但未能设施。宋文帝时，政局较为稳定，教育也获得一定的发展。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在京师并创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各按专业进行招生、教学和研究。自汉代经学独霸官学教育以来，这是中国古代学制中教学内容的最大变革，也是中国古代高等专科学校的雏形。元嘉二十年，正式创设国子学。史称元嘉年间的官学为“一代之盛”，是南朝教育比较兴盛的时期，然而不久就因军事的原因走向衰落。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立明堂于国学之南，但已难恢复以前的盛况。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设立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和阴阳五学，是国立研究机构，可能有高等教育活动。此后，刘宋的高等教育就一直没有起色。
齐高帝建元四年（公元482年），诏立国子学，但未及一年而废。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诏令恢复国子学，沿袭南宋旧制，具备一定的规模，成为南齐高等教育最兴盛的时期。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曾立国子学，但旋即告废。后来，南齐的高等教育几无建树。
梁武帝时期政治稳定，高等教育有新的发展。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开设五馆，一时“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这五馆是刘宋四学馆在儒学教育方面的发展。同年，设律学。次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另设国子学专门招收王侯士族子弟。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又立士林馆，延集学者。由于梁武帝重视教育，因而形成了南朝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时期。
陈文帝在沈不害的请求下，于天嘉元年（公元560年）设立国子学，此外，陈朝还设有太学，但都无多大成效。史载：“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陈书·儒林传序》）可见，陈朝的高等教育在南朝四代中办得最差。
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之后，出于迅速汉化的政治需要，模仿晋代学制，并设太学与国子学，置五经博士，学生达一千余人，次年国子生、太学生猛增至三千人，第三年将国子学改为中书学。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专为皇子皇孙设立皇宗学。次年，又将中书学改为国子学。迁都洛阳不久，即诏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并开皇宗学。宣武帝也十分重视教育，多次颁布立学诏令。此外，北魏设有律学、算学等专科学校。经过孝文、宣武两代的努力，饱经多年战乱的北方地区，终于有了颇具规模的高等教育建制。
北齐文宣帝天宝元年（公元550年），诏国子学沿袭旧制，铨补生员，然规模较小，也徒具形式，高校呈衰落状态。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设置国子寺，作为统辖国子学的教育、管理机构。这是北齐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新尝试，对隋唐以后的高等教育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周除沿袭旧制设立太学之外，在学制上又有所发展。一是明帝创设麟趾学，开展文学研究与教学。二是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创设露门学，教学内容不以经学为限。三是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创设通道观，是官方的道教教育机构。除此之外，还设有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
（二） 师生管理
南北朝时期高校教职主要继承魏晋之制，但已有所丰富。大致来说，主要有国子祭酒、博士祭酒、国子博士、国子助教、五经博士、太学博士、太学助教、中书博士、中书教学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皇宗博士、文学博士等等。南朝的教师大多是按需而设，数量上没有统一的要求，如刘宋国子学设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梁朝五馆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北朝的教师已有一定的编制管理。如北齐国子寺置祭酒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太学置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四门学置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充任高校教职的条件与标准，大致与魏晋旧制略同。
高校学生除国子生、太学生之外，主要还有国子寺生、四门学生、中书学生、中书写书生、露门学生、算学生和律学生等。从入学的条件来看，总体上沿用魏晋制度，但各朝不尽相同，各学也不尽相同。如南朝各代，国子学的入学条件都比晋朝宽，并不限于士族子弟。梁武帝天监四年打破国子学生限以贵贱的入学条件，“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隋书·百官志上》）北朝更是如此。
高校学生的数量视各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各学的实际需要而定。南齐永明年间国子学生二百人，北魏天兴年间国子学生达三千之众，北齐国子寺生七十二人、太学生二百人、四门学生三百人。从办学规模上看，南梁和北周的高校学生也不在少数。
（三） 教学管理
学礼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魏晋的高校就很重视学礼，比较而言，南北朝更重视学礼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作用。当时，主要的学礼是释菜之礼和释奠之礼。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命乐师入学，释菜于先圣先师。肃宗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诏曰：“……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魏书·肃宗纪》）释奠之礼是北朝常用的学礼，是重要的教学管理方式。
由于南北朝高校设置的多样化，在课程设置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新特点。总的来看，以经学为主，以玄学、文学、史学、书学、算学、律学以及道教、佛教等为辅。魏晋玄学的理论高潮虽已过去，但在这一时期高校的课程上仍能看到其影响。经学的教学以专经教授为主，但并不以专经教授为限，如宋文帝置四馆，以雷次宗领儒学馆，教授生徒百余人，看不出专经教授的特点。就经学内容的传授而言，南、北朝各不相同。史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上》）可见，南朝受魏晋玄学影响较大，北朝受汉魏经学影响较大，反映在高校课程的设置上，南、北朝的差异也就比较大了。
南朝的教材可能以经书为主，而石经则为北朝所重视。北魏肃宗下诏修复残破的汉魏石经，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公元545年），将其移至邺城，北齐天宝元年（公元550年），移蔡邕石经52枚于学馆并予修立，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又将其移至洛阳。
南北朝的高校非常重视考试管理。如各代皇帝大多数曾亲临学校，考问师生教学成效。高校考试的形式，一方面沿用汉代太学设科射策的办法，另一方面可能也采用五经课试法。据现有的史料来看，前者是主要的形式。如梁南海王和南郡王都因在国子学中射策甲科，授中书侍郎。北齐孝昭帝皇建元年置国子寺，其主要功能之一，是管理每年一度的国子学考试。这种把考试制度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做法，对后世很有影响。
（四） 管理效益
从高等教育制度上看，南北朝各代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建制。但是，实际上各朝的办学效益差异很大，南、北朝的差别也十分明显。其基本特点是或好或坏、时有时无。
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年间是南朝教育发达的时期，史载：“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宋书·傅隆传论》）可见，其管理效益是比较好的。梁朝的高校办得甚有起色，被史书誉为“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梁书·儒林传序》）以至“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梁书·武帝纪下》）但象南齐建元四年设立国子学“曾不及岁”，当然就无法谈得上什么管理了。
随着北魏汉化程度的不断深入，高校也渐趋发达。孝文帝时非常重视高等教育，“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魏书·儒林传序》）教育管理的效益是比较好的。可惜的是，这种兴盛的局面在孝昌之际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四方校学，所存无几。”（同上）北齐的高校除有短暂的兴盛之外，几乎没有成效。其主要的原因，是对师生缺乏严格的挑选和管理。国子学的博士徒有虚名，学生“俱差逼充员”。这当然是不可能有好的管理效益的。北周高等教育管理的效益也大致如此，没有新的起色。
三、结论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几条结论：
（一）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从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史可以典型地看出，越是稳定的政治、经济年代，高等教育就可以获得发展，越是动乱的政治、经济时期，高等教育就几乎没有发展的可能。魏晋南北朝是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与中国历史上其它较为稳定、繁荣的朝代相比，其高等教育的成就是可想而知的。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因此，保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高等教育谋求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重视高等教育，并不等于就会有好的高等教育效益。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历史中，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三）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人才选拔和管理制度的协调。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发展本身面临的最大冲击之一，来自当时盛行的九品中正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使人才选拔的依据，与被选拔者所受的高等教育相脱离，形成了所学非能用、所用不需学的怪圈。因而，学生的积极性大大受挫，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动力。因此，健全合理的社会人才选拔和管理制度，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保障。
（四）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长期积累。魏晋南北朝的高等教育虽然没有取得较高的成就，但它通过长达近四百年时间的酝酿，尝试了多种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为后世如唐、宋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五）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相互反馈。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体制发展的多元化，就是不断与当时社会变化和发展相互反馈的结果。这一时期的高校课程出现了玄学、道教、佛教、文学、史学等新的教学内容，便是社会对高等教育内容需要与选择的直接反映。如果高等教育不能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及时反馈，那么，高等教育便会失去社会所赋予的活力，只能走向枯萎、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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