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陆贽农业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思想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唐政坛上，陆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十八岁登进士第，二十六岁那年德宗即位，就诏对翰林，拜为学士。贞元八年（790年），他年仅三十八岁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唐王朝已过了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还未得到恢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已大大削弱，经济出现了每况愈下的景象。为了挽救危局，重振唐王朝昔日的辉煌，许多文臣武将从不同角度为德宗出谋划策，陆贽是这些人中最有见识的代表。
陆贽的思想比较丰富，历朝历代对他的评价较高。如宋代苏轼说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注：《苏东坡奏议集》卷13《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因此对陆贽思想的研究在今天仍很有意义。中唐政治家对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特别看重，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家丰富思想的一大特色，因而本文选择了陆贽思想中关于农业的内容进行分析。
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陆贽论农业，其基点是他看到了农业是封建国家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废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理顺农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注：《唐陆宣公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四部丛刊本（以下凡引《唐陆宣公集》者，均省略书名，仅列卷数、篇名）。）他继承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认为广大农民是封建政府统治的基础。他又说：“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注：《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众”是广义上的老百姓，但据其实而言，主要是指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在他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民和国家关系紧密的实质在哪里？陆贽认为主要是财物上的互相依存：“王者之体，天下为家。国不足则取之于人，人不足乃资之于国。在国为官物，在人为私物。”（注：卷21《率斐延龄奸蠹书》。）就是说，国家得以存在，主要是依靠了农民的财富。自古以来，儒家“民为邦本”的学说大行其道，但往往从政治、伦理规范上着眼。陆贽也在阐述这个问题，却赋予它新的含义，把两者之间最根本的紧密关系解释为是经济因素，显然这一问题的谈论被提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
他同时又说：“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自古及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盖谓此也。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也未之有焉。故曰：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注：卷21《率斐延龄奸蠹书》。）国家必须依靠了农民的物质支持而存在，所以国家首先应注重的是农民本身，而不仅仅盯住农民的财富。陆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外壳，认为封建政府首先要重视伦理规范，但他的重伦理规范实际上仅是手段而已，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国家“利用丰”。传统思想难以启齿谈财富末利，陆贽尽管没有放弃儒家思想精髓，但却敢于把经济抬到一定的高度，抓住了问题实质，从而一步步地展开剖析，这就是他的思想比前人进步的地方。
农民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经济依存，所以农民的生活质量十分重要。陆贽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观点，他反反复复地阐述了他的“富人”思想。他指出：“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固当遂其所怀，去其所畏，给其所求，使家家自宁，人人自遂。家苟宁矣，国也同焉；人苟遂矣，君也泰焉。”（注：卷16《收河中后请罢兵状》。）国君要给农民一份平静的生活，使他们家家富裕安足，这样国家的统治也能巩固。他强调唐朝帝王的急切要务是“富人固本”，“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他强调要摆正财与人的关系，要“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人安则财赡，本固则邦宁。”（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在政策导向上必须以“富人”作为优先考虑。
陆贽得出的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结论是：“君养人以成国，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体。”（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既然是互相依存，那么“养人”、“富人”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执行。可见在陆贽农业思想中，“富人”是这一关系的关节点。
二、减轻农民负担，厘革两税弊病
唐德宗年间，是一个重要的税法变革时期。唐初开始实行的租庸调法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于建中元年被杨炎的两税法所替代。至陆贽于贞元八年为相，两税法已实行了十二年，这一制度本身的许多毛病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贞元三年“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十二月，德宗微服私访，发现农民并不快乐，“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而实行的和籴，“实强取之”。农民必须将和籴米麦“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注：《资治通鉴》卷223 贞元三年十二月。）两税颁行没多长时间，各色各样的附加税，已在不断地增加。作为宰相的陆贽，自然有必要对两税法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从总体看，陆贽对两税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是最早公开反对两税法的代表人物。
陆贽认为，天宝以后“海内波摇，兆庶云扰，版图隳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因此建中初年杨炎为了革除税法弊端而制订了两税法，但杨炎“所操不得其要，旧患虽减，新沴复滋，救跛成痿，展转增剧”，（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他列举了两税法的一些主要弊端：（1）厚敛。他认为两税法“搜摘郡邑， 劾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2）以资产定税。两税法根据资产多少决定税额，造成“务轻费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的弊端（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3 ）以旧额征税。兵兴以来，很多农民流亡出原来税额较重的地方，纷纷迁往税额较轻的地区，税额的轻重相差很多。两税法以旧税额作为征税的标准，则使轻者更轻，重者更重。（4）总杂征。大历以后，有许多临时的征收，杨炎“总杂征虚数，以为两税恒规，悉登地官，咸系经费。计奏一定，有加无除”。（5）加征。两税制定以后，曾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征二百，本是权宜之计，兵停即罢，但战争结束很长时间了，加税成了常税。（6）计钱定税额。两税法实行计钱定税额，再折征绫绢。 但现今钱重物轻，税额实际上增加了一倍。（7）召雇和市。 代役税本已并入繁重的两税，但现在又增加了以召雇为名的征役，以和市为名的科配，“其为妨抑，特甚常徭”。（8）非法之事并存。两税之外，又有折估、 宣索等非法之事（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上述陆贽列举的内容，实际上并不全是两税法的弊端，除以资产定税、以旧额征税、计钱定税额是两税法带来的外，其余的弊端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些常见的问题，即使当时实行其它的赋税制度，这些问题也同样会出现。
陆贽认为变法要以“裕人拯病为本”，过去以“丁夫为本”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认为租庸调是最理想的征税制度，这是唐初“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而得出的。这个制度可以保证收税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则不提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天宝兵兴以后，征税上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不是租庸调这个制度造成的，而是一时之弊，是“时有弊而未理”。众所周知，租庸调法至唐代中期已实在行不通了，杨炎的改革，固然仅是税法上的一次革新，但实际上是顺应了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租庸调法的弊端，马端临说得很清楚：“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贫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注：《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尤其到了唐中叶以后，租庸调法的问题更大。两税按亩征粟，土地多者则纳粟多，土地少者则纳粟少，比起租庸调来，自然要合理得多。陆贽批评两税法存在的弊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的思想中多少存在重新回复到租庸调法的想法，那是势必不可行的。
针对两税法存在着如此重大的问题，陆贽提出了厘革弊端的办法。首先，他针对杨炎制订两税时的“量出以制入”（注：《唐会要》卷83《租税上》。）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征税原则——量入为出。他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量入为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厚敛暴征。而量出为入，则单纯考虑的是封建财政的支出而不顾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其二，废除以钱定税额制度。陆贽认为赋税应“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他设想了具体的改革步骤：“宜令所司勘会州府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仍依庸调旧制，各随乡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税绢若干疋。其有絁绵杂货，也随所出定名。勿更计钱，以为税数。如此，则土有常制，人有常输。”（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其三，罢不急之用。陆贽提议宰相应与有关部门依据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无益者罢废之，有过剩者广费者减节之”，（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其四，停加征。因军兴而每贯加征的二百文钱，应下诏停交。诸道如有“权宜加征，也当自请蠲放。”（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其五，罢特贡。各地应停止各种进献、羡余，这样可使“淳道再兴，贿道中寝。”（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其六，税物估价合理。税物的估价应依当处当月的平均价。各地送税物到京师，只要是色样相符即可，“不得虚称折估。”（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其七，交税均平。各道应令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类会修定，通计户数”，平均摊派税钱。又应“量土地之沃瘠，计物产之少多，伦比诸州，定为两等。州等下者，其每户配钱之数少；州等高者，其每户配钱之数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陆贽认为应该做到“一管之中，轻重不得偏并，虽或未尽齐一，决当不甚低昂。”（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这些厘革两税弊端的办法，有的是切实可行的，有的是无法执行的。陆贽认为须厘革的弊端，如特贡、加征之类，其实是封建统治制度本身带有的通病，是不可能被治理好的。
陆贽认为政府要“收敛有方，不宜科配致扰”。（注：卷20《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状》。）自唐代中期以后，“典制驰废，户板之纪纲罔缉，土断之条约不明，恣人浮流”，“是以赋税不一，教令不行”。由于唐代规定地方长官的考课以增户、加税、垦辟荒田为标准，所以许多官吏就从相邻的地区“竞诱奸甿”。对流亡百姓来说，新到一地往往可以免收赋税，因而他们乐于流动，倏忽往来，搬迁频繁。如此，那些搬迁者的赋税就得让没有流动的农民来承担，所以赋税也就越交越重。陆贽认为必须改变这种考核办法，每州差科、赋税的摊派都应有固定的额度，每隔数年向节度使申报，经核实后上报户部。如果这一州内人口增加较快，所定的税额可以平均每户减少一定量，这个减少额就可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如果人户流亡较多，对原有百姓增加税额的多少，则作为殿罚的依据。一旦“增辟者勿益其租，废耕者不降其数”，“足以诱导垦植，且免妨夺农功”，那么“不督课而人自乐耕，不防闲而众皆安土。”（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
唐代赋税征收期限十分迫促，“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各级官吏督责十分严格，使得农民“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陆贽认为古代明君“借必以度，敛必以时”，因而收税晚一旬半月根本没有什么大碍，时间再迫促也不会增加数量，“何急敦逼，重伤疲人？”各地在定收税期限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务于纾人，俾得办集。”（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四》。）
三、反对土地兼并，裁减租价
李唐王朝建立后，实行均田制，通过一丁授田百亩的办法来维护稳固的小农经济。这一从武德年间开始实行的田制，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有了保证。加上唐初百余年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从而使唐王朝达到空前强盛地步。但到了唐代中叶，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手工业、商品货币关系有了初步的发展，农村内部开始急遽分化，土地兼并迅速进行，均田农民大量逃亡。经安史之乱，唐王朝的统治一度动摇，原有的括户等方式不能再推行下去，均田制也就逐渐瓦解了。身处于唐代中叶的政治家们对此痛心疾首，他们怀有对均田制美好的回忆，却又无法改变土地兼并的事实，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唐的土地问题发表了见仁见智的看法，陆贽也不例外。
陆贽认为前代帝王制订的一夫百亩政策是十分合理的。他说：“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欲使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力田畴，二者适足。是以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谓制度。”（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陆贽称赞的一夫百亩制度，其主要作用就是可以维护小农经济，使得人人有一小块土地耕种。这种思想贯彻得最好的典范，当是井田制。他指出：“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设井田之法，以安其业；立五宗之制，以缀其恩。”设井田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迁，然可为理。”“历代因循，以为彝章。”（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因此，在这种土地思想的支配下，“商农工贾，各有所专”，（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一个稳定的小农经济社会就一代又一代存在了下来。
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无力对土地制度进行管理，“其理也必谨于堤防，其乱也必慢于经界”，（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土地兼并问题特别严重。陆贽详细描述了当时农村的情况：“今制度驰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禀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均田制时期，农民是国家的编户，只要向国家交租税就可以了。但土地兼并后，农民必须向地主租耕土地，向地主借贷生产工具，向地主交纳超过国家税额十倍以上的赋税，成了地主的依附者。农民的贫困实际上主要不是国家税重造成的，而是土地兼并所致：“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蓄群黎，隶役同辈，既济嗜欲，不虞宪章，肆其贪惏，曷有纪极。”（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
陆贽认为政府必须落实措施，改变由于土地兼并而带来农民生活贫困的局面。他认为：“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室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因此，不能再让这种严重的状况继续下去。根据唐代中期的实际情况，陆贽认识到要想恢复一夫授田百亩的井田、均田等制度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斯道浸亡，为日已久”。必须顺应历史的发展，“革弊化人，事当有渐”，承认土地兼并的存在，同时要解决由于土地兼并而形成的社会矛盾。他在“参酌古今之宜”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降低地租的标准，从而严格地在各地推行。他说：“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降租办法非陆贽首创，但在唐代中期土地兼并问题十分严重之际他提了出来，不失为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中唐的一些士大夫谈起土地问题时，往往不切实际地提出要重新恢复井田、均田，结果根本是不可能再实行的，而陆贽顺应了当时形势的发展，提出的观点比较切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四、灾荒的预防与救济思想
在古代生产力较落后的时代，自然灾害对人类影响极大，制约了古代农业的发展。众所周知，小农经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单靠农民个体的力量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有政府出面协调，用全社会的力量来抵抗自然灾害的侵袭。陆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灾荒的预防和救济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陆贽认识到预防灾害的重要性。他说：“仁君在上，则海内无馁殍之人……盖以虑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之外，设备于灾沴之前，是以年虽大杀，众不恇惧。”（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预防措施做得好，社会不会造成大的动荡，政局也能稳定。预防灾害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足食而不先备灾，食固不足矣。为官而备者，人必不赡；为人而备者，官必不穷。”（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而且陆贽找到了预防灾害的理论根据，认为即使尧、汤等圣人也遭受过自然灾害，但之所以我们还在推崇他们，主要是他们能安全地度过自然灾害。自汉、魏、隋代到唐初，都曾设立平籴、常平、社仓等制度来预防自然灾害，效果显著。陆贽得出了他的看法：“储积备灾，圣王之急务也。”
然而，“国步中艰，斯制也驰”，到了唐代中期，由于寇戎为梗，屡兴军旅，国家根本没有精力去做预防灾害的事情，因此只要一碰到灾害，马上就出问题。农民碰上小灾小害，就向富人借高利贷，重复计息，最后很难还得起。如果碰上大灾害，必然是卖鬻田庐，颠沛流离。由于老百姓赋役繁重，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可以自救，所以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他向德宗建议：“以陛下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忧，固足伤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必须树立抗灾的决心。
陆贽设想了政府预防自然灾害的办法——以税茶钱设置义仓。当时政府每年税茶钱可达五十万贯，德宗原本颁敕令贮存于户部，随时准备当作救荒之用。但陆贽认为这项工作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他建议各道应该统计出户口数，使每年的税茶钱平均分摊，茶钱贮存在巡院，每年收割季节，转运使与观察使用这笔钱在州县和籴，设置义仓收纳粮食。义仓的粮食除给老百姓备荒外，地方机构一律不得支用。丰收年份，义仓“优与价钱，广其籴数”，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义仓必须每年根据收成“与年上下，准平谷价，恒使得中”。一旦遇到灾荒，就赈贷粮食给百姓，“许从便宜，务使周济，循环敛散”。如此，能够达到“贫不至饥，农不至伤，籴不至贵”的目的。不出十年，义仓就能积聚国家三年的用粮，“弘长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无馁乏”。（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
自然灾害发生后，怎样落实措施进行救济呢？陆贽特别强调救灾要及时。贞元年间，由于阴雨连绵，数月不止，全国数十个州县相继受灾。然而，作为一国之主的德宗，对各地上报的灾情有所怀疑，迟迟不落实救灾措施。陆贽内心十分焦急，他认为事情已经比较严重了，“当遣使臣巡视，安可徇往来之浮说，忘惠恤之大猷，失人得财，是将焉用？”如果不“蒙恩复除”，也应根据法令蠲免租税。由于全国受灾面较大，各地求援报告一个接一个，因此他建议德宗“须速降德音，深示忧悯”，同时落实救灾措施：“分道命使，明敕吊灾，宽息征徭，省察冤滥。”（注：卷17《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他认为：“求瘼救灾，国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灾在恤其所无。”（注：卷20《请依京兆所请折纳事状》。）救灾要落实到实处，要救人所无。
陆贽还指出，发生灾害后，政府应及时调整原有政策，如长期以来，唐政府从江淮漕运粮食到关中，但贞元某年的夏天，江淮地区发生水灾，农作物受损严重，当地“米贵加倍，甿庶匮乏，流庸颇多”，但政府当年的漕运政策未作变动，仍在江淮地区征调粮食。关辅地区连年丰收，即使政府允许农民减交税钱折纳粟麦，也不能解决问题，地方仓库已堆积了数年的粮食，而农民还在为谷贱发愁。陆贽认为要避免关辅地区谷贱伤农，政府宜加价籴谷，鼓励农业继续发展。而江淮谷贵民困，应减价粜米，及时救灾。这样，可避免“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改变“习见闻而不达时宜”的做法。（注：卷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救灾也不应受政治因素影响。贞元年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污染淮甸，职贡废阙”，不服从中央的管理。当时淮西及周围地区发生水灾，德宗派遣了宣慰使赴各地慰问并落实救灾措施，但故意不派人去淮西。陆贽认为不服从中央政府的是藩镇，而不是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不能由此而要老百姓来承受。派人宣慰，本是“恤患吊灾”，既然各地灾害是一样的，那么朝廷的吊恤也应该一样，不应由于政治因素而影响到救灾活动。（注：卷17《论淮西管内水损处请同诸道遣宣慰使状》。）
五、边地农业发展思想
边地农业的发展，着眼点是边防，农业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西汉晁错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思想，就是以经济方式鼓励移民边境地区。陆贽关于边地农业的论述，实际上也是移民实边。他说：“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也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政府还应令度支于诸道和市耕牛，并且雇召工人，到各个军事城镇缮造器具。招募来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田农水火之器，使其有充足的生产资料。第一年，每户颁给二个人的口粮，并且给予种子，劝令播殖。一年过后，农户就能自给自足。如果农民有了余粮，政府出面收籴，粮价高于内地数倍，其目的是奖励营田，“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如果边境有敌情，人人都可以作战；农时到了，家家户户可以互相劝勉耕作。做到了这样，“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论哉？”（注：卷19《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他又进一步提出，如果有关部门真能认识到这样做的好处，“施之有制，谨视丰耗，善计收积，菽麦必归于公廪，布帛悉入于农夫。”陆贽强调，他的实边做法：“可以足食，可以实边，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果能用之，足谓长算。”（注：卷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不管怎么说，陆贽提出了他的一套边地农业发展思路，尽管在贞元多事年间，政府最终并没有这样去做，但我们并不能否定陆贽思想的积极意义。然客观地说，陆贽与晁错的观点如同一辙，新颖的内容不多，他主要是借用了晁错的思想来解决中唐实际问题。
陆贽还认为政府要落实具体政策保护现有的边地农业。当时边境一些州县农业连年丰收，谷价下跌，国家有关部门却乘机压低价格收购粮食，使得农民不愿向国家出售。于是许多“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坐致厚利”。本来农业丰收，“此乃天赞国家，永固封略之时也”，但有关部门不认识到这些，因此边防守军还是在上奏缺粮，而当地的农民由于谷贱出现了不愿种粮食的情况。陆贽奏请德宗“择人充使，委之平籴务农”；“又请乘时丰稔，边城加贮军粮”。（注：卷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他同时还根据贞元年间的实际情况，认为国家可以将漕运的数量从原来的每年110 万石减少到80万石，用省下来的钱供边军和籴。“其临边州县各于当处时价之外更加一倍”，“各委当道节度及当城兵马使，与监军中使并度支和籴巡院官同受领，便计会和籴，各量人户垦田多少，先付价直，立限纳粟。不愿籴者，也勿强征”。这样做的结果，可以使“边蓄既富，边备自修”，同时“收其枉费之资，百万赢粮，坐实边鄙，又有劝农赈乏之利”。（注：卷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通过这些切实的措施，边防得到了巩固，农业生产发展了，否则有可能走向相反的结局。
陆贽农业思想是中唐德宗年间的特殊产物。当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普遍，而新税制两税法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就连边防形势也开始吃紧起来，这样一些困扰当时政治家的难题，就陆贽而言被想成为一个又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陆贽关于农业的论述，是他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毫无疑问，浓厚的务实倾向是其思想的主要特色。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存在着较强的系统性，能全面地从农业的各个角度来考虑对策。他的思想受儒家思想的薰陶较深，他往往以儒家的理论加上前代圣王为例进行一个问题的解释，从而得出唐代应如何来应对的结论。如果与中唐同时代大多数的士大夫相比，他的理论比较符合实际，也相对有可操作性。不过陆贽的思想新颖程度不够，并没有跑到时代的前列来提出一些解决与缓和社会矛盾、为国家更多地获取财富的思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思想总体上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