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插句式的解析与古代文献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句式论文,文献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序说 编插句式是一种平面网络式的句法结构样式。由于它超越了在语法研究领域一贯占据支配地位的线性结构观念，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种语法体系能够把它包纳进去。我们通过对古代文献语例和现代口语交际的调查，确认这种句式是把至少两个句法同构的短语、单句或者复句作为下位原句同步切分成等数的小节，把每一组同位异形的小节聚合成一个编插层次，把每一组同位同形的小节省略归并成一个合用成分，最后用合用成分（如果有的话）把各个层次串连而成的一个混编的句法结构。在这种混编的句法结构中，处于同一层次上的各个编插小节并不一律跟相邻层次上的每个编插小节都发生结构关系，它们都具有结构上的排他性和回归性，它们只能跟与自己本来属于同一下位原句的处在其他层次上的小节重新组合成线性的原句，而整个编插语句的语义内容则是各个下位原句的语义内容的总和。结构关系在语流形式中的脱节，下位原句的穿插编织，决定了这种句法结构样式的平面网络性质。
这种结构样式的平面网络性质，可以采用独特的记写方式直观地显现出来。顺应任何一个编插语句的语流顺序，把每一个编插层次的各个小切横向排开并且用纵线间隔，把每一个合用成分（如果有的话）单独记写为一行，遇有同一层次的小节换位就用双箭头连线勾倒，遇有衬字就用括号删除，所形成的矩形平面就是该语句的图解形式：逐层逐行连续这个矩形图内的文字而不计删除与勾倒的符号标志，仍是这个语句的语流形式；删除衬字，归正换位，用合用成分（如果有的话）把分布在不同层次上的纵向对位的小节联缀起来，即可获得一个个线性的下位原句。我们已经从对历时的和共时的众多的编插语例的解析与还原中归纳出这种句式的规则系统。它包括编插小节的对称性、合用成分的随遇性、编插的序位性这三条基本规则，以及合用、换位、参差、衬字等四项辅助规则。以规则系统为理论依据的图解方法可用以解析一切编插语句，是对编插句式的运用与解读进行检验与校正的有效手段。
编插句式的发现，是具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汉语语法事实对单一的线性结构观念的局限性的否定。传世的最古老的汉语文献即已不乏编插语例，这类语句也早就有古代学者做出过恰如其分的训释。例如《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三国王肃注解说：“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岁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又如《诗经·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西汉毛亨《诗传》为“菶菶萋萋，雍雍喈喈”作注说：“梧桐盛也，凤皇鸣也。”都是实证。依王肃、毛亨注说，这两条语例可图解如下：
三考，凤皇鸣矣｜梧桐生矣，
黜｜陟于彼高冈｜于彼朝阳，
幽｜明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前例“三考”以下是一个以“三考”为合用的条件状语的编插曲，它的下位原句是平行的两个动宾短语句：“三考，黜幽；三考，陟明。”后例第二层的两个小切换位，归正之后还原出来的两个下位原句是：“凤皇鸣矣，于彼高冈，雍雍喈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可见，编插句式是有确定的结构关系可考、有清晰的语义脉络可循的一种句法结构模式。它是汉语语法高度的综合性与严密的分析性的集中体现，而上文所引的注解，所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语法知识。
我国古代学者并未把他们关于这种句式的知识概括成书面的规则系统，他们对前代语例的注解只能起到有限的示范作用，并不具有强制的规范效力。编插句式在汉语社会中沿用至今，靠的不是语法著作的指导和语言学家的提倡，而是人人都有的把线性句式与平面句式相互转化的语言能力和建立在这种语言能力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由于这个社会契约没有文本的规定和形式化的标识，它的实现完全依赖言语接受者在语言能力的发挥上与言语行为者心照不宣的互相适应，而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的发挥有时会受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不一定永远是全值的，这就难免偶尔有对古代文献中的编插句式辨认不清或者理解不到位的情况发生。本文对古书及古书注解中关于编插句式的历史疑案分类举例，直接运用图解演示的方法重新论证，希望为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论建设，为传统的训诂学从经验走向科学，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二 分论 1、前人不曾把关于编插句式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以致历来学者对古书中被窜乱了的编插语句所做的校与注多带个人经验的色彩而很难彻底地解决问题。运用编插句式的系统理论和图解方法，可以摆脱个人经验的局限，确定问题的症结，有助于提高校注工作的客观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从汉代传授下来的孔子的一句治国名言，但却语意不顺，是一个窜乱了的编插句。宋代邢昺《论语疏》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指出：“此应云‘均无寡，安无贫’，而此乃云‘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者，欲见政教均平又须上下和睦，然后国富民多而社稷不倾危，故衍其文耳。”清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上下两句互误例》则说：“按：‘贫’‘寡’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则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俞氏之说如今已被奉为至论。
今按邢昺改动的是编插句的第二个层次及以下的词语，俞樾改动的是编插句的第一个层次，两家之说大相径庭，应该分别讨论定其取舍。邢氏之说可以展开如下：
邢氏试图通过理顺各个下位原句的语义脉络来校正窜乱了的原文，但是他不是从语义内容上确定一个正确无误的编插层次作为疏理的依据，而是机械地用各个原句的第一小节的传世形式去规定第二小节：因为第一原句第一小节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就认定第二小节必为“均无寡”，因为第二原句第一小节是“不患贫而患不安”，就认定第二小节必为“安无贫”，于是把第二个“贫”与第二个“寡”对调；因为这样掉换之后，“贫”和“安”仍分布在“和无贫”与“安无倾”两个句法结构片断中，于是就说这是“故衍其文”。邢氏之说失之专辄，然而他从句法模式的角度发现了疑点的存在，仍然功不可没。
俞氏之说可以展开如下（图例：加圆括号表示删除，加方括号表示更正，全文一律。）
俞氏从语用—语义的角度辨析广义的同义词“贫”和“寡”在相对为文的情况下的意义区别，判定“贫”“寡”二字传写互易，他对第一原句的校订十分精到，把第二原句第一小节的“贫”字回改为“寡”也坚确不移。但是他回避了邢氏虽已发现却未解决的第二原句的训释问题：如果把“和无寡”看作该原句的第二小节，它跟校订后的第一小节“不患寡而患不安”并不构成象第一个原句“不患贫而患不均，盖均无贫”那样通顺的倒装的因果关系；如果把“和无寡”与“安无倾”看作一个联合短语承接“不患寡而患不安”，又会因为多出了“和”“倾”两个概念而使语义脉络绞绕不清。俞氏之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他没有顺应句法结构规律做深入一步的探讨，仍然不能彻底读通原文。
其实在这个编插句的传世的书面形式中，正确无误的是第二层上的两个小节“均无贫，和无寡”。据此以校分别与之对应的第一层上的两个小节，可见孔子此语的传世形式不仅“贫”“寡”二字互易，第二原句第一小节的“安”还是“和”的误字，是在“贫”“寡”互易、语义脉络已经错乱之后涉下文“安无倾”而致误。这句话的正确的校理形式应该是：
原来孔子是针对当时的诸侯和贵族最感焦虑的“贫”（物资短缺）和“寡”（户口单薄）这两个问题分别提出了“均”与“和”的解决办法，作为长治久安之策：“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原来孔子此语又是连锁式的因果复句，其中“安无倾”不专属任何一个下位原句，而是两个下位原句中的倒装的原因分句“均无贫”“和无寡”合用的另一个结果分句，是对实现了“均”与“和”之后的社会前景的展望。从逻辑事理看，“均无贫”与“和无寡”各是“安无倾”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只有二者同现才构成“安无倾”的充分必要条件；从内部结构关系看，“安无倾”跟“均无贫”或者“和无寡”也不一样，“均”或“和”与“无贫”或“无寡”是紧缩的假设关系，而“安”与“无倾”则是同位互训的关系。
2、编插句式以线性句式为结构素材，它在全部汉语文献中的绝对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与线性句式相比，它的出现频率又是相当小的，容易被忽视。这就是有的训诂名家也会误认编插句式以致误读误注的客观原因。图解法能够把参与编插的每一个下位原句本来的线性结构面貌精确地显示出来，据此逐一训释，可以纠偏正误，保证校注成果的恰如其分和落到实处。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的国事活动有：“是月也，命大史衅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东汉郑玄注：“策，蓍也。占兆，龟之繇文也。……卦吉凶，谓易也。审，省录之。而不衅策，策短贱于兆也。今《月令》曰‘衅祠’，‘祠’衍字。”然而他在给《周礼·春官·龟人》的“上春衅龟，祭祀先卜”一句作注时却说：“衅，杀牲以血之，神之也。……《月令·孟冬》云‘衅祠龟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则《月令》秦世之书，亦或欲以岁首衅龟耳。”文献中的同一句话，郑氏在给它作注时说有衍文，在征引它时又不以为衍，自相矛盾，必有一误。
今按《月令》的“是月”至“吉凶”是一个编插句，其中并无衍字，可以展示如下：
原来这里讲的是由太史负责的卜，筮两项活动，应该标点为：“是月也，命大史衅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其中“吉凶”是第三层的两个小节的合用成分，它分别跟“兆”和“卦”构成偏正短语做“占”或“审”的宾语。关于卜事，“衅龟”是指用牲血涂抹已经钻灼的龟甲，“占兆吉凶”是指判断涂抹过牲血的龟甲呈现出来的裂纹走向所预示的吉凶；关于筮事，“祠策”是指对筮所用的蓍草梗进行供奉祷祝，“审卦吉凶”是指推断由蓍草梗演成的卦象所预示的吉凶。原来郑注不但误认衍字，而且对“占”“兆”“审”“卦”等词的解释以及对“吉凶”跟“占兆”“审卦”的结构关系的理解也不正确。复按，“衅龟”是神化卜的仪式；“策”是一些草梗，本身无可衅，所以只能“祠”，“祠策”是神化筮的仪式。因为施行龟卜并不排除对所用龟甲施行供奉祷祝，所以郑氏在《周礼注》中又有“衅祠龟策，相互矣”之说。这表明，“祠”不仅不是衍字，反而比“衅”字更加不可缺少。
《韩非子·解老》：“今有道之士，虽中外信顺，不以诽谤穷堕；虽死节轻财，不以侮罢羞贪；虽义端不党，不以去邪罪私；虽势尊衣美，不以夸贱欺贫，其故何也？”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引师说出校曰：“按‘诽谤穷堕’，当作‘诽穷谤堕’，与下‘侮罢羞贪’、‘去邪罪私’、‘夸贱欺贫’文同一例。”《集释》的校语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创新意识。不过其说是从传统校勘学的“倒文”与修辞学的“排比”立义的，是认为“谤”与“穷”互倒。它可以解决个别字词的安排问题，却不能从句法模式上揭示整个语例的训释要领。
今按《韩非子》的这条语例是以八个内含让步关系的疑问句作为下位原句两两编插而成的平行的四个编插句，“今有道之士”和“其故何也”则是这八个原句的合用成分：
如图所示，参与编插的八个线性的下位原句，如果把每句必有的合用成分：“今有道之士”和“其故何也”不计在内，它们依次是：“虽中信，不以诽穷”，“虽外顺，不以谤堕”，“虽死节，不以侮罢”，“虽轻财，不以羞贪”，“虽义端，不以去邪”，“虽不党，不以罪私”，“虽势尊，不以夸贱”，“虽衣美，不以欺贫”。在由它们构成的四个编插句中，后三个各分两个层次，文同一例；第一个，由于把两个原句可以同步切分的结构搭配关系全部做了切分编插，因而分成四个层次自成一例。显然，“倒文”及“排比”之说相当于给第一个编插句做了局部还原，即把第一个编插句的三、四两层还原成象其余三个编插句的第二层那样的形式，至于“中外信顺”的内部结构关系如何以及校改之后的“诽穷谤堕”与“中外信顺”如何承接搭配，仍属阙疑。阙疑的存在导致历来学者对第一个编插句的训释全都不得其解（参看《集释》所引诸说）。如果认清了编插句式，能够把词语放回下位原句里去考察，训释工作排除了横向的互相干扰，结论自会融通无疑滞，并且简捷明晰得多（考证文长不备载，请参看本文结论部分）。
3、对于由多个下位原句构成的编插语例，即使校注者凭借经验已经体会出它的句式特点，也会因为头绪繁多而在同一原句的各个小节之间的衔接上留下出人意外的空白或者差错。利用图解法所显示的各个下位原句的语义脉络重校复勘，可以收到拾遗订误的效果。
《后汉书·郑孔荀列传》，孔融不赞成汉献帝为早殁的皇子立四时之祭，所引证的史实是：“窃观故事，前梁怀王、临江闵王、齐哀王、临淮怀王并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唐代李贤《后汉书注》说：“梁怀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临江闵王荣，武帝兄也，为皇太子四岁废为王，坐侵庙壖地自杀。齐怀王闳，武帝子，昭帝异母兄，立八年薨。臣贤按：齐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孙，非昭帝兄弟，当为‘怀王’，作‘哀’者误也。临淮怀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进爵为王而薨，融家传及本传皆作‘公’，此为‘王’者亦误也。”
今按孔融的话是一个编插句，李贤的校订思路可以展开如下：
获得这个校订成果的过程可以分解成五个步骤：一，设定这是一个由四个下位原句分两个层次构成的编插句式；二，用辅助规则——换位规则衡量它的各个层次，确认第二层上的景、武、昭、明四个小节是按历时顺序排列的，没有换位也不容许换位；三，依次检核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明帝各人的兄弟的寿夭、封谥及继嗣情况，确认编插句成立，并且第一层也没有换位；四，用辅助规则——衬字规则衡量副词“并”和数词“四”，确认前者是编插过程中带入的言语行为者对第一层上各个小节相同的语法地位的认识，后者是编插过程中带入的言语行为者对第二层上小节数目的统计，它们都是纵向连系衬字，排除它们的干扰；五，更正误字，还原原句。按李贤的校订还原出来的四个下位原句是：“窃观故事：前梁怀王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景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前临江闵王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武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前齐怀王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昭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前临淮怀公黄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明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这个编插句的四个下位原句各是一个转折复句的偏句，“未闻前朝修立祭祀”则是它们合用的正句，可以分别与各个原句接合。
李贤的校订与注解向无异议，然而严格地按照上述的五个步骤和展开图所标定的语义脉络检核原文，即可发现其中仍有疏失尚待补正。其一，第二原句第一小节“临江闵王”漏校。考《汉书·诸侯王表》，景帝之世先后立过两个临江王都是武帝之兄：“临江哀王阏：景帝子，二年三月甲寅立，三年薨，亡后”；“临江闵王荣：景帝子，七年十一月己酉以故皇太子立，三年，坐侵庙壖地为宫，自杀”。“自杀”与“薨”不类，这个小节所指不应该是刘荣而应该是刘阏，谥号“闵”是“哀”的误字。其二，改第四原句第一小节的“王”为“公”失考。考《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共有十一个儿子：长子刘强于建武二年立为皇太子，建武十五年封馀子刘辅、刘衡等十人为公；建武十七年六月“临淮公衡薨”，同年十月“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旧封进爵为王”，此时刘强仍然作为皇太子不在进爵者之列。可见刘衡在死后不久又在刘辅等人进爵之时被追封为王，孔融称他为“王”符合后世“追书”（如称姬昌为“周文王”）的称述习惯，纵然别处或者他书有异文作“公”，也不宜据改。
4、掌握了编插句式的系统理论和图解方法，可以超脱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某一具体的编插语句的无原则的纠纷，进而发现古书原文中一贯被论者忽略了的真正的句法模式上的问题。
王羲之《兰亭集序》不入《文选》，该序的墨迹不入官法帖，宋人讼其冤。范正敏《遁斋闲览》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中“丝竹管弦”语为重复。叶大庆《考古质疑》卷四列举班固《汉书·张禹传》有“后堂理丝竹管弦”，《东都赋》有“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晔煜”得出“此盖右军承前人之误，要未可以分寸之瑕弃盈尺之夜光也”的结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同是引用这两条语例，得出的结论却是“然此二字相承用之已久”，官法帖不收该序墨迹“亦前人选诗不入李、杜之意耳。”是非褒贬，各逞己臆，迄无定论。
今按“丝竹管弦”一语处在原序的“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可以一觞一咏，畅叙幽情”一句之中，是由两个线性的偏正短语编插起来充当嵌入的让步分句的宾语中心语：
基本句是“列坐其次，亦可以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嵌入句是“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其中的形容词“盛”用如《荀子·劝学》“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利”和“强”，是编插短语“丝竹管弦”的后置定语；“管”“弦”分指两类不同的乐器，“竹”是“管”的表材质的定语，“丝”是“弦”的表材质的定语，只不过在编插过程中某一层次已经换位罢了。掌握了整个句子的构造格局，认清了这个编插短语的内部结构关系，即可直接断言王氏此语绝无语病，《兰亭集序》没有入“选”的问题应当从其他方面去追寻原因。
王羲之的这个嵌入式的编插句在结构模式上脱胎于宋人反复征引的班固《东都赋》的那条语例，而《东都赋》的那条语例之中恰恰真的有一处语病，却落在了他们的纷争之外：
这是一条以两个内含编捶短语的下位原句构成的编插语例，各原句的内部结构关系与上文对王羲之语例的分析全同。与前引《诗经·卷阿》的例子同理，此例编插程序的复杂化与韵读上的停顿并不影响各个下位原句的还原，还原出来的第二个偏正短语“石鼓”理应指一种乐器。然而，迄今未闻汉代有乐器名“石鼓”，考古学所谓“石鼓”也只是文字的载体而不是乐器；在汉代，能够以“石”作为表材质的定语的乐器只有“磬”，乐器“鼓”的表材质的定语也只能是“革”。此例的“石”“鼓”二字必有一个讹误。从句法模式考察，其误如图所示，至于此误究竟是班氏一时疏忽还是浅人妄改，今已无从考见。
三 结论 编插句式理论在古籍整理实践中具有校勘与训诂双重意义。就可以推导出传世古代文献中被窜乱了的编插语句的本来面貌而言，它给校勘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校”方法，利用句法模式校订古书原文；就可以判定古代文献中的编插语句的训释要点，就可以消弭编插语句的训释疑误而言，它又给训诂学提供了一套自我完善的处理程序和验证手段。最近十几年来，古代文献的白话翻译风起云涌，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有了白话译本，有的古籍还不止一种译本。查阅这些译本，不但如上文所论的种种错误依旧“照猫画虎”地存在着，就连寻常的编插句式，也未见有能逐一翻译成可以被学过现代语法的读者普遍接受的线性句式的。这说明“白话翻译”之风不是理论成熟的必然结果，只能归结为倡导者和参与者共同的美好愿望。编插句式理论将有助于这类译本向翻译的宗旨跨进一步。
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是互相依存、互为体现的，人们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层面深入研究的实际进展，都可能并且应该形成总体效应，引发对于其余两个层面的认识的调整甚或突破。编插句式理论是语法层面的收获，用它解读《礼记·月令》，就把“占兆审卦”等词语从错误的训释中解脱出来了，这是解决词汇层面的问题；用它解读《韩非子·解老》，认出“信”和“堕”分别是“伸”和“隳”的假借字，各种揣度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是解决语音—文字层面的问题。《论语·季氏》“贫”“寡”二字的确切训释出现在先，但是它们也只有当运用编插句式理论更正了误字、理顺了句法结构关系之后，才终于稳固地确立起来。语音—文字的问题实质上是“写词法”的问题，编插句式理论在词汇研究领域的系统应用，就是“句法定位”的解词原则。这个原则的价值，将在今后的词义研究和辞书编纂中反映出来。
历史上出现的误解编插句式的个例，虽然违背语言事实和客观规律，却具有独特的文化史意义。同是出自郑玄之手的《周礼注》和《礼记注》，前者把原文所有的编插语句都还原成线性的下位原句来串讲，没有失误，而后者却绝不用这种串讲方法，以致明显的失误不仅上文所论的《月令》一处。可见郑氏本身对于这种平面句式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周礼注》的正确训释成果是从前代学者那里承袭来的。李贤的一生走的是同西汉临江闵王完全相似的生活道路，《后汉书注》就是他在从立为太子到废为庶人的六年间所做的。凡属皇室中人，对于“薨”和“自杀”的不同含义无不十分敏感，而在汉代的信史如《史记》《汉书》的表、世家或者传里，又一贯是临江哀王记载在前而临江闵王紧随其后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共同表明，《后汉书注》对于《孔融传》中的“临江闵王”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漏校，而是将错就错，是处在其母武则天的淫威支配之下的傀儡太子李贤把它留作“自谶”。这一类深层的文化内涵，对于考镜古代的学术源流，对于探讨古人的学术思想，是不可忽视的新型线索和原始资料。然而，如果没有对于编插句式的系统的理论认识，或者不去做具体的解析和论证，是发掘不到这个层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