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起源论文,管理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书《尚书·洪范》篇中曾系统地讲述了当时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并把管理的方法分为九种：“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其中与管理思想最为紧密的就是“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就是管理界所谓的“洪范八政，食货为先”的解决民生和货物流通的管理思想。
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史，创造了辉煌灿烂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民族的精神财富，并成为东方管理思想的主要源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就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旧的生产关系趋于没落，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诸侯各国争雄称霸，积极寻求富国强兵的管理之道。而旧的管理思想日趋瓦解，于是学派纷呈，出现了诸子百家群芳争妍的局面。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论述治国安邦、发展经济的思想和管理策略，并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
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早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周易》、《诗经》等古老经书中也有许多基本的管理思想，并对后世的管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而世界范围内的管理学发展的大趋势是从科学管理逐渐向人本管理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思维对管理的影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意义也正在被人们逐步认识，并不断的引入到企业管理中。
中国“企业”和“管理”概念的来源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企业”管理概念的来源从词源学来讲，已是近代才有的词，但“企业”一词中的“企”字最先出自《汉书·高帝纪》：“日夜企而望归。”《辞海》对“企”字的注解是“举踵而望立也”，即“抬起脚后跟站着”，“企及”、“企盼”、“企图”、“企足而待”等词中的“企”字都含有这一层意思。“企业”的英语词为“enterprise”一词，原意为企图冒险从事某项事业，后来专指经营组织或经营体。日本人最先将“enterprise”意译为汉字“企业”后传入中国。民国初年，时任北洋政府农工商总长的张謇(光绪年间的状元)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该条例在“驱除企业者障碍，消释投资者之疑沮”中首次提到了“企业”二字。
在我国，“企业”与“公司”这两个概念很难做出截然的划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更是交融在一起。在不是十分严格的情况下，二者甚至是同一概念。然而，公司未必全都是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公益性团体(相当于我国所说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也可以采取类似于“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很显然，这些公益性团体并不是企业。同样，企业也不一定全都是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国有企业都不一定是公司。公司和企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某一团体或组织的特性的。“公司”这一概念着重于反映某一组织的民事法律地位，因而更具有法律色彩；而“企业”这一概念则着重于反映某一组织所进行的经营性活动，因而更具有经济色彩。
“公司”词汇的最早来源在现有文献中说法各异，在国内出版的某著作中称“公司”一词语出庄子，但经我仔细查找现有庄子的所有著作，《庄子》正文中并无“公司”二字并列。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检索“公司”共得802条，其中最早为《周礼》和《史记》。《周礼》成书时间有西周、春秋、战国诸种说法，据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的意见，此书编订可能较晚，但其材料来源很古老，如“公司马”即是一例。“公司马”即“公之司马”，司马是掌管军队的官员，公是对统治阶级的尊称。而司马之官商周时期就有，青铜器铭文也较多见，如《周礼·夏官·司马》“家司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马”；《周礼·大司马》中的“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及《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的“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标点应为：“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等。《史记》成书于汉初，其中的“公司”二字连用纯属巧合，因司马迁又称太史公，故当二名连用称“太史公司马迁”时，公司二字也偶然并列，后世这种并列的文献经常见，所以在古代汉语中公司二字偶然并列并不代表有当代公司的含义。
在汉语中，“公”含有无私、共同的意思，“司”则是指主持、管理，二者合在一起就是指无私地主持共同的事务。在目前已知的资料中，最早出现“公司”这一字样的文献是1684年福建总督王国安给康熙皇帝所上的奏折。在该奏折中，王国安向康熙汇报了清兵在厦门扣押郑成功手下大将刘国轩和洪磊的两艘大船的情况，内载“公司货物”若干。原文是：“册开公司货物铅贰万陆仟肆百捌拾斤，苏木壹拾贰万斤、锡肆万斤”，“开明公司货物乳香壹千玖百斤”。此处所说的“公司”究竟是指某种组织还是指“公共”或“共有”之意，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公司”一词可能是当时为翻译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一名称，在吸收东印度公司一词的拉丁文字头“com”(公共、共同的意思)含义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个中文新词。另外，在郑成功的台湾政权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竞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也可能借鉴对方的组织形式，建立了以公司为名的贸易组织或民间会社组织。史料记载，“公司”之名确实是由发源于闽南、台湾一带的民间组织——天地会传承下来的。后来，这种名称又被闽粤两省的“洪门”(即民间的“天地会”组织)在海外华侨中使用，他们分成二十几个集团组织，其中最有名气的是梅县人组织的“聚胜公司”，该公司于一七七七年在婆罗洲(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建立了“兰芳公司”，亦称“兰芳共和国”。这个存在了108年带有国家性质的兰芳公司，直到1885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席卷了整个爪哇群岛才告结束。“兰芳公司”结束后，国内外的“洪门”弟子仍然继续利用“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从此以后，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都以“公司”或“企业”的名义出现了。
从历史上看，“管理”这一组织行为大约在人类开始有共同活动的时候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把这种行为叫做“管理”。如《管子》一书其开篇第一卷就是《牧民》，所谓“牧民”意思就是管理民众。但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我国古代并没有“管理”这个词，“管理”二字在古代是分开使用的。“管”字“从竹”，原指中空贯通的长条物，后来举凡一切细长的圆筒形物，皆可称之为“管”。《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就有“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的说法。后来，“管”字又指掌管钥匙之人，从中进一步引申出“处置”、“掌管”、“管辖”的意思。“理”字《说文·玉部》的解释是：“理，治玉也。”《韩非子·和氏》篇中说：“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这里的“理”字就是指把原始玉石按其纹路雕凿成玉器的意思。由玉石的纹路引申为事物的条理，进而上升到事物的“规律”这一哲学概念。《韩非子·解老》篇中说：“理者，成物之文(指规律)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此处的“理”即为事物的规律意思。同样，由“治玉”出发向动词方面引申，“理”字又转义为整理、办理、治理等意思，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治国治民为理”。可见“理”也包含着两层意思。古代人们将“管”理解为“主宰”、“主管”、“包揽”的意思；“理”理解为“整理土地”、“雕琢玉石”、“治疗疾病”等意思，后又进一步引申为“处理事务”。由于“管”字和“理”字在理解上意义相近，于是人们就将“管”和“理”二字合而为一，作为一个词使用，其原始含义为管辖或疏通，即约束与引导，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其基本含义还是相通的。对于“管理”概念的一般理解，“管理”就是依据某种原则，对管理对象进行管辖、治理以及协调管理系统内外关系，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过程。就我个人的查找和阅读范围而言，在中国首先将“管”和“理”合在一起使用的，应该是孙中山先生。他说：“就政治两个字讲，政者，众人之事也，治者，管理众人之事也。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而西方“管理”一词的英文原词为manage，它是从意大利文maneggiare和法文manager演变而来，原意是“训练和驾驭马匹”，后被美国人用于管理学中。由于“管理”活动的多样性，概念应用的普遍性，导致“管理”含义的多义性。“管理”内容的多样性，又带来“管理”内涵的复杂性。不同领域的人从不同角度看待“管理”，往往就有极不相同的理解。汉语中就有两个含义略微交错的词——“管理”(Management)与“经营”(Administration)，由于管理与经营都是一种实际的操作过程，所以对这两个词的理解也需要结合实际的生产过程来进行。
在通常的理解中，“管理”具有超越领域的共通性，即管理是跨领域的活动，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中，都存在着管理问题。“经营”则不同，经营基本上是经济领域内的用语，主要用于涉及市场、产品、资金和各种生产资源等经济活动的场合。“管理”一词也用在企业活动中，“企业管理”，是人人熟悉的字眼，而且在使用“企业管理”一词时，管理其实也包括了经营，市场开拓、产品推销、资源分配、资金筹措等各种经营活动。不过，人们通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经营更多地指向企业外部，而管理则更多地指向企业内部。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征
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企业组织在近代才出现，而古代更多是经济组织，虽然两者的管理思想有很多的共同点，但经济组织的管理称呼早于企业管理，故管理的思想史追溯一般是以传统的称谓来撰写。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战乱频繁，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和大分裂，当时大约有170个诸侯国。后来，经过诸侯之间的相互吞并，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也有12个之多。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有七个，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中国的管理思想却步入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期”，形成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奠基时期，当时的经济管理思想也不断的发展，诸子百家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分别从人性与用人、激励、领导、组织等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管理思想。
在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修己”(体)与“治人”(用)是两个重要的要素，中国人虽说更重视“体”——即管理人的道德品格修养，但是也不忽视“用”——即如何管理的问题。具体到“如何管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种基本的模式：一是“无为而治”，二是“有为而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道家学派的“顺其自然”、儒家学派的“修德于己”、法家学派的“治吏不治民”和黄老学派的“治大不治小”、“君无为臣有为”。出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理解，“有为而治”这一管理模式又大体上分为两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可以称之为“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可以称之为“刚性管理”。但是，无论是“无为而治”还是“有为而治”，从本质上看它们所解决的是“如何管理”和“治人”的问题。曾仕强先生曾经有过一个总结：管理在儒家是“安人行为”，在法家是“功利行为”，在道家是“自然行为”，在墨家是“利他行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型思维，它强调“以人为本(totakepeopleastheforemost)”(《管子·霸言》)，重视言传身教，长于协调人际关系；同时注重管理者对组织的贡献和义务，强调一种“社会人格”和以“道德伦理”为主导的管理思想。当然，诸子百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儒、道、法、墨四家。其中，儒家的“民本、仁爱、中庸”以及以“和”为贵的修己安人的管理思想在中国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成为左右人们管理思想的主导价值观。
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讲究法、术、势三者之间的结合；另外，在管理的制度、技巧和权威等方面，法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道家的管理思想主要是以“道”为中心，讲求“无为而治”，偏重于对管理规律和管理艺术的探求。
墨家又与此不同，他们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并且鼓励“非乐节用”的生活态度，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
此外，随着工商业的长足发展，代表商人利益的“治生之学”也应运而生，并从经商的角度总结了有效的生财之道。尤其是白圭，他是中国古代“治生之学”的鼻祖，其“乐观时变”的管理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的企业管理。关于这一时期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黄如金先生有一个十分简练的梳理：“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儒家倡善忌恶，仁义中庸，崇尚德体法；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讳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联横合纵，唯利是从；阴阳家诡说阴阳，以太极教世。三教九流，百家千子，处心积虑，无非牧民之道，驾驭之术，皆自以为管理之道。”总而言之，各家学说在争鸣中互相融合，互相补充，共同促成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次空前大发展，为中国后世管理思想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直到今天，前贤们的这些思想对当代的企业管理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