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岭南文化的近代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岭南论文,近代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历史进程，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由此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形态的曲折艰难的转型。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嬗变在地域上首先从沿海口岸开始的特点相适应，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亦首先来自最先受到西潮浸润的沿海地区，新文化的因素在无情的挑战和悲壮的回应中悄然滋长、茁壮。实际上，若干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启动了近代文化演变的开端进程。岭南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
本文着重从精英文化的层面，探讨近代岭南文化中引导了历史潮流的近代精神，也就是岭南近代文化精英所开创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一、从“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
岭南文化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贡献，当首推其“开风气”之功。这种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岭南文化精英巨大努力的文化成就，首先应归因于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历史机缘。
自汉代开始，岭南已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沟通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唐宋时期，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广州成为闻名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点。明朝后期，欧洲人开辟了在岭南地区新的贸易活动。到鸦片战争前，来自欧美的商人已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主宰了中外贸易，葡萄牙人甚至还通过种种手段盘踞澳门。在西方商人取得贸易进展的同时，自明末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首先在广东沿海活动，想尽各种办法来推进“上帝的事业”。著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均在岭南多年从事传教及其他活动。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虽屡次明令限制并禁止传教士的活动，但广东一直是传教士隐匿出入之地。
西方各国在岭南地区进行的商业贸易和宗教活动，以及由此必然引起的中西交涉、法律冲突以及文化交往，无疑在岭南地区形成独特的社会文化因素，造成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文化心理氛围，从而对岭南地区在文化上构成一定的刺激。这是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层面。
西方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的文化活动是更为直接的文化刺激。据有关统计，1811—1842年间，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文报刊就达13种之多。此外，传教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亦出版了大量中文书刊。这些地区虽不属岭南地区，但这些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出版物首先大量流入岭南地区。上述书刊多为宗教宣传品，但也有一些是介绍域外地理、各国历史等内容的书刊。西方人士还在广州、澳门等地出版大量外文书刊，如《广州纪事报》（1827）、《广州杂志》（1831）、《中国丛报》（1832）、《广州周报》（1835）等。这些中外文书刊，日后均成为岭南文化精英们开眼看世界的珍贵资料，并对他们起了可谓振聋发聩的功效。
鸦片战争前岭南地区已有不少人远涉重洋到异域谋生，远至南洋、非洲和欧美各地。1820年，由身历诸洋番国的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在粤刊刻。这不仅是岭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鸦片战争前岭南地区在接触域外文明、西方文化方面，确已“得风气之先”。
这种“得风气之先”的优势条件，使岭南文化具备了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不过，这种文化资源只有在近代历史发生剧变的背景下，在岭南文化首倡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中，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岭南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将“得风气之先”的优势转化为“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从而在近代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飞跃。
这个飞跃由林则徐首开其端。林则徐虽然只在岭南生活了两年，但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以杰出的贡献开创了岭南文化的新时代。他以爱国爱民的胸襟，坚持经世致用的立场，从抗英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摒弃盲目自大、“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广开言路，组织人员翻译编纂中外文书刊，以了解西洋情事。在1839—1840年间，林则徐的努力使广州出现了一个“海外图说毕集”，所译书报“灿若星罗”的繁盛局面。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活动中心。鸦片战争后，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枬广泛收集资料，撰成优秀学术著作《海国四说》，向国人介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形。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代表性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是继承林则徐的宏愿，以林氏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扩充而成的。由广东肇始的开眼看世界思潮，很快风靡中国思想界。
林则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活动，同在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新知，从而在开创开眼看世界潮流的同时，使岭南地区继续保持“得风气之先”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的巩固，又为岭南文化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开风气之先”，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样，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在倡导新的时代思潮时，亦能利用岭南文化的既有成果，广求新知，从而为岭南文化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创造条件。于是出现了由“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的不断循环。这是文化史演进中难能可贵的良性循环。
近代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的是魏源，以实际行动迈开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的是林则徐，他在向西方学习历程中的第一个飞跃——由学习西方军事、器物跃进到学习西方政制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新一代岭南文化杰出人物在接触、吸收西学方面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并提出种种改革中国的措施、方案。原籍广东香山的容闳，为最早赴美留学的学生之一，回国后怀着真诚的爱国热情，提出种种改革中国的方案，在近代知识界、思想界长期享有崇高声誉。接受西式教育，长期在香港活动的广东知识分子何启、胡礼垣，在其著作《新政论议》中明确提出开设议院的主张。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香山人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系统阐述“立议院、达民情”以“张国威、御外侮”的思想。凡此均是挟“得风气之先”之优势而“开风气之先”的典型例证。
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对中国进行彻底改革的政治诉求被付诸实际行动。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和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康、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视西方文化，透过表象直指西学的内核。他们对西学的追寻和推介，将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的内涵提升到新的层次。由他们领导的近代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维新运动，对封建制度、文化发出公开挑战，以巨大的冲击波震撼了犹在沉睡的国人，唤醒了一代爱国青年去投身救国救民的悲壮事业，从而又将岭南文化“开风气之先”的内涵提升到新的高度。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童稚之年远赴檀香山求学，归国后又在广州、香港受西方文化的薰习，成长为一位怀着崇高的爱国理想，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在他充满曲折的一生中，始终坚持以西方文化的精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的理想引导中国文化的新方向。岭南文化的进取精神再次得到升华。
在政治变革尚在重重阻力之中蹒跚徘徊之际，思想家们又以深邃的目光检视阻力的文化根源，开始思考“人的近代化”这一新课题。在初期，关于人的近代化的理念是以西方文化人格为蓝本的。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是鼓吹重塑国民、改造民性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在他的宣传鼓动下，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蔚为壮观的批判封建文化人格、“铸造新国民”的时代思潮。这是近代岭南文化开创新风的又一个崭新层次。
这些事实表明，由“得风气之先”而“开风气之先”，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贯穿在近代岭南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岭南文化能在近代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不容忽视也不容低估的贡献，应首先归因于这种文化精神的不断发扬。特别是由“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的不断向上的良性循环。
二、调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从现代的观点看，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双重挑战，学习“先进的西方”以反抗“侵略的西方”，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极为艰难的。西方世界对近代中国来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进步、先进的象征，几乎在所有方面值得中国师法；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可饶恕的侵略者，其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西方”带着“侵略的西方”的魅影，呈现在国人面前。人们有理由怀着爱国的情感憎恨那个“侵略的西方”，但这种憎恨容易导向对西方文化的排拒。人们也有理由怀着理性的价值判断学习“先进的西方”，但如果丢掉学习西方的本来目的，以“西化”为最终鹄的，便滑向盲目的西化。在近代史的前期，对西方文化的笼统抵拒经常与憎恨西方的情感因素混杂在一起，而清末民初逐渐高涨的全盘西化声浪，则经常以理性思考的面目出现。这样，就需要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来调适必然产生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清楚地辨别“先进的西方”与“侵略的西方”两种因素，以爱国爱民的情感为基础，形成自觉选择历史的理性。
我们选取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位开拓近代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从他们的文化人格中可以发现上述这种调适情感与理性冲突的健全的文化精神。
当林则徐初到广东之时，他对远涉重洋而来的“夷人”尚无足够的认识。但他很快以一个爱国者的敏感，认识到鸦片问题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尊严。他坚持禁绝鸦片的立场，领导禁烟斗争；另一方面，林则徐又清醒认识到，中国在军事上已明显落后于西方，若仍不急起直追，其患不可胜言。他毅然抛开“天朝无所不有”的神话，以极大的勇气，带头睁开眼睛，冲破禁区，仿制洋船夷炮，广求“夷务”新知。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情感和理性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要比其他爱国者高出一筹。
在林则徐的时代，围绕向西方学习问题而产生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虽然已经存在，但并未达到激烈尖锐的程度。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冲突日益明显，形成了观点迥异的不同阵营。到康有为的时代，调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超越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已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爱国者需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国权日益沦丧、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情形下，康有为一次又一次地向朝野上下大声疾呼，要求采法俄日，急谋变政，通过全面学习西方来避免亡国灭种之祸，并亲自导演了戊戌维新的悲壮历史剧。康有为始终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感向西方寻求真理，他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转化为学习西方的内在动力。没有人能够怀疑他对“侵略的西方”怀有强烈的警惕愤恨之心，但他将这种理所当然的爱国情感化为师法“先进的西方”的历史自觉。情感和理性在这里不是矛盾对立的双方，而是互相支持，互为因果，统一于爱国救亡的时代主题。康有为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证明，在近代中国，只有科学地调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才能拥有健全的情感与健全的理性，才能正确选择救国强国的道路。
孙中山的西方教育背景似乎可以使他在选择西方式的道路时较少受到情感因素的考验。他对革命事业的辩护也表明他遵循着西方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近代的民族危机仍然是他革命思想和数十年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的主要背景。他已能够在观念上明确区分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决心师法后者以击败前者。“不忍亡国灭种”，是他矢志革命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在孙中山的晚年，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这一时期的著作，满纸皆是对列强的抨击愤恨之辞，但他也始终坚持着从西方寻找真理，始终在努力完善他以西方思想为基础的学说体系——三民主义。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战胜纠缠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梦魇——“侵略的西方”。在孙中山的精神世界中，爱国的情感与寻求真理的理性，已达到水乳交融之境。
上述三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代表，面临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双重挑战，面对不可避免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们所作出的双重回应和双向调适，表明他们的爱国感情充满理性，他们的理性思考则以爱国的情感为基础。这就是岭南近代文化精英所开创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岭南文化的这种近代精神，融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帮助和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文化抉择。
三、对传统的继承与重塑
近代岭南文化的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它在中外古今交汇之际，力图消解传统文化与近代精神的紧张，并获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得到充分发展的成熟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必须吸纳新的文化因素才重获生机，但在其发生转型、迈向新途径之时，不可避免地要对新的文化因素加以排拒；同时，新文化的滋生发展，一方面需从传统文化的丰饶土壤中汲取养分，获得基础，一方面为了生存空间而与传统文化发生对垒。于是，在精英文化的层面就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中国文化的重建。梁启超指出，须将博大精深、灿烂蓬勃的中外优秀文化“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合而贯通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这正表达了岭南文化的又一种优秀精神。岭南文化在近代的使命是要帮助造就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新文化，即是吸收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文化因素，对传统文化加以更新与重塑。由于这是历史健康发展必然产生的客观要求，把握着时代脉搏的岭南文化在历史迈入近代的门坎之际，便试图对传统与新文化的关系这一充满困惑的问题作出正确解答。当林则徐在广东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谨慎地欢迎西方的物质文明时，他的全部文化禀赋却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深刻理解和发挥。同样，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采用基督教的信仰外壳并提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纲领时，他们声称反对的儒学及其他传统文化因素，仍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操纵着这些来自两广的农村青年的心魂。
就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上述两个事例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这说明了，要真正做到会通中西，熔铸古今，不是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所能承担的。只有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启蒙时期，对传统文化与新学新知的理性思考才显示近代文化确已发展到新阶段。经过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酝酿，康有为终于自觉地以传统为基础，试图创造一个不中不西、迈越古今中外的文化体系。他的思想体系以儒家今文经学为基础，兼采理学、佛学等内容，与西学相结合，吸取时代思潮的精华，形成庞大的文化构思。从他前期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到《大同书》及其晚年的著作，无不深深烙刻着他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新文化的努力印迹。康有为的文化努力中显示的一种矛盾可以典型地说明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终其一生，儒学的奠基者孔子始终是康氏崇拜的偶像。而另一方面，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他的著作中却按不同时期的需要被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运用，使之适合于他不同层次、不同时期的理论构思。这一矛盾说明他既要依托于传统文化，又要超越传统，让传统为我所用，以建构新时期的文化形态。
如果说，康有为重塑孔子形象以适应其需要，说明了新文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那么，孙中山的思想历程，则表明了传统文化的张力。孙中山早年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向往西方文明的色彩，尽管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长期在国内从事的革命斗争和国际形势的演变，使他领悟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他晚年的思想中，在坚持吸收欧美近代优秀文明、扬弃中学过时糟粕的同时，又很明显地表现了钦慕传统文化的倾向，常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抨击欧美文明。他批评西方以物质和武力为基础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中国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文化才是“王道”的文化。这表明他在以西方的价值观发动、领导了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转而采取亲和认同态度。传统文化成为他重新建构其三民主义学说体系的一个支柱。
同受近代岭南文化哺育的维新派与革命派，尽管在政治上始终南辕北辙，但在文化观念的层面则显示出趋同的特征。他们都有将西方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相衔接的思想经历。他们也都在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上进行自觉的反省和构思，而且得出的结论惊人地一致。
融贯中西文化而重新建构的中国文化，将不是中西优秀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将其冶于一炉之后，创建出超越二者的最先进的新文明。岭南文化大师们的文化理想主义使他们注定要继承中外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力图超越所有的文化传统。当他们无法在现实中战胜传统的惰性时，他们仍不放弃圣洁的理想。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学说正是他们超越传统的文化理想主义的典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宣称，他的思想来自中西文化的一切优秀方面。《大同书》对所有社会制度的抨击表明他幻想在继承中西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一切既有的文明。无独有偶，孙中山论述其所持之主义，亦称“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全集》〈七〉，第60页）他提出超越三权分立原则的“五权宪法”，要在中国创建“驾欧迭美而为世界之冠”的头等共和国，更进而阐述走向大同社会的主张。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演说辞，首次提出要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以后又多次论述天下一家、众生福乐的大同理想，相信“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全集》〈六〉，第36页）
取古今优秀传统而继承之，汇中西文化精理而融贯之，建构超越一切文化传统之上的、完美的新文化，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内在精神。其实，这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的内在动力。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挣脱旧时代的桎梏而走向新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发展需要并造就了富有近代气息的文化特性。上述岭南文化的精神正带有鲜明的近代性，这些文化精神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近代精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近代岭南文化精英开创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富有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近代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参与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演进。
（本文写作得到吴义雄同志的协助，谨此致谢）
标签：康有为论文; 孙中山论文; 岭南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广州传统文化论文; 广州活动论文; 林则徐论文; 大同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