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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之间的电影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7年7月间，美国一个名叫雍 松的放映商携片到上海，假座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公开售票放映电影。1897 年9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上，刊登《观美国影戏记》，佚名作者以半文 半白的笔触详尽记述了雍松所放映的影片内容及现场观感。另据美国陶乐赛·琼斯著《 1896—1955年美国银幕上中国与印度的演出》一书披露，爱迪生电影公司曾于1898年派 一名摄影师到香港和上海拍摄风光片，摄制发行了《香港商团》、《香港总督府》、《 上海警察》、《上海街景》等6部短片。此举意味着在美国影片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 的风土景物也开始成为美国电影的内容资源。
20世纪前叶
在中国电影史早期文献中，有着这样的说法：“中国电影史编著起来，开宗明义的第 一章就要说到碧眼儿。最早的影片公司(亚细亚)是美国人到上海开办的。”(注：参阅 严梦：《中国电影阵容总检阅》(1934)，引自《中国无声电影》，第1349页。)“此为 中国影戏专组公司之始”，是“中国人做影戏的发源”。(注：引自《中国无声电影》 ，第1311、1396、1358、85页。)
旧上海乃“冒险家的乐园”，20世纪初从海外蜂拥而至的外国人当中，不乏想靠经营 电影牟利的淘金者。1909年，美籍俄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到上海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 ”，拍摄了几部短片，在经营无方的境况下，经友人介绍，于1912年将亚细亚公司转让 给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美国人依什尔。中国民族电影开拓者之一的张石川日后回忆： “远在民国元年，我正在从事于一种和电影毫无关系的事业。忽然我的两位美国朋友， 叫作依什尔和萨弗的，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来和我接洽，要我帮他的忙。”张石 川与依什尔商定，由他邀集郑正秋等人组织“新民公司”来承包亚细亚公司的电影拍摄 业务，让依什尔负责提供摄制经费及影片的发行，利润则由两家公司分享。
1917年秋又有一个美国商人“携资十万”到南京开办电影公司，亦因经营无方，决定 盘让。“惟时华人脑筋中，犹不知电影为何物，安有肯投巨资以经营此冒险事业者。荏 苒多时，竟无人过问，美人焦急万状”。商务印书馆交际科长谢秉来“乃立电沪上总公 司，备述受盘之利益，旋得复电，给予全权办理”，结果以不足三千元代价盘得一大批 电影器材。1918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活动影戏部”，开始兼营电影产销业务。19 19年春，好莱坞环球影片公司一班人马来华拍外景，因底片冲洗而与商务印书馆发生长 达半年之久的业务往来，商务职员任彭年等人得以跟随美方摄制组参观实习，客观上却 推动了中国民族电影业蹒跚起步。
早期中美电影交往的特征是严重不对称。美国影片在华上映是大批量的，而中国影片 在美上映仅有零散的记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战前在中国放映的外国电影以法国 片为主，战后由美国片取而代之，从20年代起几乎独占中国银幕。美国第一影片公司东 方代表克拉克在1925年时提到：“近二年中，中国人往观美国影片者，其比例已由百分 之二五至六十。”然而，中国电影输往美国却遭遇重重障碍。郑君里曾提到：“商务出 品《莲花落》(1923)由华侨购得美国版权，不意竟遭美国电影联合会拒绝入境，反复交 涉，仅许在苏彝士河旁一教堂内映演两日，虽遇天雨仍获六千余元。后华侨乃将此片运 到檀香山坎拿大各地，此为中国电影输入外国之始。”(注：引自《中国无声电影》， 第1311、1396、1358、85页。)
在中国人眼里，美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1934) 对此作过梳理：“舶来影片显然划分三大时期：第一时期为侦探长片；第二时期为战争 片；第三时期为香艳肉感片。……侦探长片的有意诲盗，可说美国影业的一大污点。” 谷氏历数弊端有七条，第七条为“片中需用中国人处，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 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秽琐，丑态可憎，有意污辱中国人，实足引起 国际恶感。”他特别指出，“侦探长片运到中国以后，发生的影响也多不良。阎瑞生谋 害王莲英，租界上白昼抢劫，开枪拒捕，绑架肉票，以至1923年的临城劫车，多半是《 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红圈》等影片中的动作。种恶因的是美国人，食 恶果的却是中国人。”(注：引自《中国无声电影》，第1311、1396、1358、85页。)上 海还发生过抵制美国辱华影片的实际行动。1930年2月22日，大光明影院上映哈罗德· 劳埃德主演的《不怕死》，洪深当场登台强烈抗议，力劝观众“勿再观看此片!”此举 酿成洪深被拘巡捕房的轩然大波，在各界人士声援下，这部引发中国民众公愤的影片不 得不撤下来。
中国人对美国辱华影片的抵制由来已久。1920年春，纽约上映两部辱华片《红灯笼》 与《初生》，片中“描写中国女子之缠足、中国人露天饮食、随街赌博、嫖妓院以及中 国人种种之弱点，暴露于世人眼中，以损伤中国人之国际地位。”(注：引自《中国无 声电影》，第1311、1396、1358、85页。)当地华侨群情激愤，向市政当局与电影检查 委员会交涉。坏事也可变好事，据《中国电影发达史》记述：1921年5月，“粤人林汉 生等居留美国，因愤于纽约开映侮辱祖国的劣片，乃相约入美国各戏剧学校及摄影学校 ，锐志研究关于影剧之各种技术。一面在纽约之卜绿伦招股，正式成立长城制造画片公 司，在美国设立发行机关。”长城公司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等于“逼上梁山”，该公司 于1924年迁回国内，在上海开始影片生产，他们从美国携回全套拍摄器材，同行赞为“ 摄影清晰光明，为各公司冠。诚以其器具精良，有以致之。”
美国电影给予中国电影的影响，除技术先进的器材之外，好莱坞电影文化也全方位地 向中国影坛渗透。1922年张石川等人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第一部短片《滑稽大王 游沪记》饰演者竭力摹仿卓别林的动作，折射出卓别林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大中华 百合公司”出品的《王氏四侠》、《荒唐剑客》等武侠片，人物造型照搬美国西部片牛 仔的装扮，落下了食洋不化的痕迹。此外，电影圈流行“仿好莱坞”称谓，韩兰根与殷 秀岑这对胖瘦搭档出演《渔光曲》一举成名，被称为“东方劳莱与哈代”；童星陈娟娟 主演的《中国白雪公主》，被视作秀兰·邓波儿《小公主》中国版；童星但二春主演《 弃儿》受好评，亦被誉为“中国的贾克·柯根”。在电影期刊方面，目前发现中国最早 的电影刊物是1921年2月创刊的《影戏丛报》(仅出版了一期石印的)，其内容全部是有 关美国电影的。1938年11月，一本《好莱坞》的周刊在上海面世，三年里出版了130期 ，主要报道美国影坛的最新动态，文图资料大都根据好莱坞出版物编译而成，对传播好 莱坞电影文化可谓不遗余力。
美国电影对中国导演的影响也相当深。张石川堪称典型，当年他明显流露出一种学徒 心态：“凑巧有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教授格雷先生在中国旅行，他的游踪竟光 临了明星公司。我非常惊喜，像在黑夜中发现了一颗星星，于是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 的问题。他很热心，我觉得很高兴，好像浑身都加了很多的勇气。”(注：张石川：《 自我导演以来》，连载《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一卷第3-6期。)张石川夫人说得更坦率 ：“他惟一的嗜好就是看美国电影，目的在偷学东西，从美国电影里偷来一些零碎，拆 拆补补，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创作’。”有意思的是，此种“偷学”状态还延伸到 明星公司员工。1931年，洪深专程赴美国采购有声电影器材，邀聘三名美国技师担任摄 影与录音。明星公司支付的计时薪酬很高，那几个洋人便故意拖长工作时间，搞乱录音 设备的线路，对明星员工留一手。不料，明星公司派出的董克毅等助手暗中摸索，最终 掌握了拍摄有声片的方法，遂将美国技师炒了鱿鱼。
30年代初，左翼电影运动在中国影坛兴起，左翼影评人士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的立场出发，对美国电影展开批评。然而，左翼电影人在口诛笔伐的同时，并不忌讳 借鉴美国电影的表现技巧。左翼电影领导人夏衍后来在谈及美国电影对自己的影响时说 ：“30年代初，我们开始搞电影，也是从看外国电影学起的，当时看的电影大多数是美 国的。没有书，没有学校，就是到上海大戏院去看，手里拿个小手电，边看电影，边计 算时间，几英尺几英尺地计算。就这样，学了点电影的手法和技巧。”
中美两国电影交往还体现在人员的交往。据考证，中国最早出洋攻读电影的留学生是 程树仁，于1912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科；1922年回国，首创外国影片打中文字 幕的先例，首部译配中文字幕的《莲花女》就出自他的手笔；1927年，程树仁主编中国 第一部电影年鉴《中华影业年鉴》，其中的《影业界之留学生》披露，在电影界工作的 归国留学生有34名。(注：参阅张伟：《尘封的珍书异刊》，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4页。)孙瑜是中国第一代导演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孙瑜回忆说：“二十年代，我看 了美国‘银幕之父’格里菲斯的《残花泪》、《赖婚》等申诉世间不平的电影，看了影 艺大师卓别林用笑声和眼泪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剧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学习电影艺术”。 1923年孙瑜由清华公费留美，就读威斯康星大学文学系，“我赴美留学的目的是学电影 ，不是去追求什么学位的，因此我在威校毕业后，立即去纽约摄影学院，专攻商业摄影 、人像摄影和电影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课；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选修《初级 电影编剧》、《高级电影编剧》等课，并钻研电影导演和分镜头技术。”(注：孙瑜： 《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孙瑜回国后出 手不凡，成为联华公司的骨干，赢得“诗人导演”的美称。还有旅美华侨黄宗沾(
James Wang Howe)，他在好莱坞从搬运工、摄影助理做起，靠自学成才，成为首屈一指 的电影摄影大师。黄宗沾从影长达57年，拍摄了120余部影片，获奥斯卡奖最佳摄影提 名10次，凭《玫瑰文身》、《赫特》两度摘得桂冠。美国1958年出版的《电影摄影师手 册》称赞黄宗沾是“才华横溢，使电影摄影成为一门伟大的艺术的中国人”。
另一方面，早年也有不少美国电影界人士出访中国。举其要者：好莱坞影星玛丽·璧 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夫妇于1929年底抵达上海吴淞码头，受到中国影迷五千余人的 欢迎。在沪期间，璧克馥与范朋克出席明星公司组织的茶话会，胡蝶回忆：“这次茶会 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我对玛丽·璧克馥尤其钦佩，记得我当时曾向她提问：‘如何才 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这位好莱坞的红星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要想成为 一个伟大的演员，要靠演员自己不断地努力塑造角色以及和同行们诚意的合作才能取得 。’这句话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注：《影后生涯——胡蝶回忆录》，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82页。)1936年2月，卓别林夫妇到远东地区旅行时途经上海， 参观了明星公司，还去共舞台戏院观看了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
综上所述，20世纪前叶中美电影交往的主要区域在上海，这段历史现已引起两国学者 深入研究的兴趣。如玛丽·坎珀撰写了《上海繁华梦：1949年前中国最大城市中的美国 电影》，她指出：“3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美商或外商影院(中国大陆的电影 史对此有误解)；好莱坞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垄断存在于发行制度中，而不在于是 否拥有影院。1933年的统计显示，上海37家影院中有19家主要放映美国片；30年代上海 上映的影片约有85%是美国片。米高梅出品的《魂断蓝桥》和《出水芙蓉》是上海当时 最流行的两部好莱坞影片。”(注：玛丽·坎珀：《上海繁华梦：1949年前中国最大城 市中的美国电影》，载《电影艺术》1999年第2期。)中国学者亦认为：“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好莱坞趣味构成了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市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蓝爱 国：《后好莱坞时代的中国电影》，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74页。)
20世纪中叶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电影交往因政治原因很快出现历史的拐点。
在旧中国，好莱坞影片进入中国市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期间曾出现过两个峰值：193 4年上映美国片345部；1946年为352部。换句话说，上海是“不设防城市”，美国片倾 销的密集度几乎达到了每天1部!解放后，留存在中国大陆的好莱坞影片仍放映了一段时 间，但不再进口新影片。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好莱坞影片在沪上映的比例尚 占28.3%。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全国开展一场声势不小的消除“亲美 、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好莱坞电影，从11 月起被彻底驱逐出中国大陆。
1950年11月8日《文汇报》一则报道《西片发行业坚决拥护停映美国反动影片》披露， 经上海影剧业工会影片发行分会西片联合委员会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 放，上海共进口了1896部美国片(长故事片1083部)。作为鲜明对照，在此后的27年间(1 950年—1977年)，中国仅上映过1部从第三国进口的美国进步影片《社会中坚》(1959年 译制)，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采矿冶金国际工会联合出品，导演比伯曼是遭美国右翼 势力迫害的“好莱坞10君子”之一，该片表现美国新墨西哥州锌矿工人与矿业资本家之 间激烈的劳资斗争，其主题显然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这个孤例折射出中美之间的电 影交往，已演变成“夹缝里的交往”。
出乎人们意料，这道狭窄的“夹缝”，在“文革”时期却通达北京钓鱼台江青的门下 。据《上海电影志》记载(注：《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第485页。)，上海电影译制厂在1975年曾集中译配《瑞典女王》、《魂断蓝桥》、《 鸳梦重温》、《傲慢与偏见》、《美凤夺鸾》等一批好莱坞40年代文艺片，作为内部资 料参考片特供“中央文革小组”观摩。在“8亿中国人看8个样板戏”的年代，唯独“四 人帮”一伙享有特权，在暗地里欣赏着好莱坞电影。
改革开放新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阔别2 7年之后，美国电影再度投射到中国的银幕上。1978年，中国首次举办“美国电影周” ，展映《车队》、《未来世界》、《噩梦》等片。1979年，中影公司首次购买《爱情故 事》、《罗马假日》等4部美国片在中国公映。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接连播出美国电 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形成了收视热点。
1983年，中国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中国电影历史 与美学》，首开中国学者在西方国家讲授中国电影之先河。1984年8月，中国电影家协 会邀请尼克·布朗、罗伯特·罗森和贝弗丽·休斯顿三位美国教授到北京、上海两地主 讲“第一届暑期国际电影讲习班”；这个暑期讲习班连年举办了五届，中国同行从中获 益匪浅。
新时期，中美两国电影界的交流日渐频繁。仅以1985年为例：1月2日，中国电影发行 公司在洛杉矶设立子公司，成为北美地区中国影片出口业务的重要窗口。2月至7月，经 美国世界娱乐公司策划，《茶馆》、《邻居》等10部中国影片在旧金山莱姆利文艺院线 上映，受到美国知识界观众的好评；9月至12月，又移至西雅图、圣地亚哥、伯克利、 萨克拉门托等城市，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美国商业院线公映。同年年底，西安电影制 片厂摄制的《人生》作为中国首次选送的影片，参加第58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角逐。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新作《黄土地》，在第5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荣获东西方中心电影奖 。1986年春，斯皮尔伯格率摄制组到上海拍摄《太阳帝国》外景戏，并由中方提供5千 多名群众演员。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此组织了一套班子，以劳务协作方式参与《太阳帝国 》的摄制。1987年9月，美国影星格利高里·派克偕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到上海访问， 期间出席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的观众见面活动，他在《罗马假日》、《爱德华大夫》、 《海狼》里的精湛演技，在中国赢得了“人气缘”。1993年10月，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聘请美国导演奥立弗·斯通担任评委，举办了“奥立弗·斯通电影作品展”。
从1978年开始，中影公司采用买断放映版权的方式引进外国电影，每年用于进口片的 经费在100万美元左右，进口数量约30部，平均每部进口片分摊到3万美元。如此低廉的 价格决定了当时只能引进一些低成本、低资质的海外影片。1994年，国内电影市场面临 滑坡，观众人次降至3亿。为激活影市，国家主管部门决定采用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制 ，引进国际影坛最新的大片，其标准是“基本反映当今科技成果和表现当代艺术成就” 的佳作，还规定了引进大片的比例即“美国片三分之一、欧洲占三分之一，其他国家占 三分之一”。应该说，这个标准弹性颇大，所规定的比例在具体操作中很快走了样，基 本上向好莱坞大片倾斜。1994年11月12日，首部采用分账制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 在中国6大城市首映；1998年引进的《泰坦尼克号》，票房收入高达3.6亿元人民币，几 乎与100部国产片等值，业内人士惊呼：“狼真的来了!”
21世纪初期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中国政府承诺，中国 入世后三年将允许外资占50%以上股份的公司从事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中国进口海外 影片的配额将递增到一年50部。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踌躇满志地表示 ，中国入世后将为进入大陆市场的美国电影业提供难以数计的机会。2004年1月1日中国 政府颁布了《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华纳兄弟国际影院公司抢得先机，宣布将与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合作，未来三四年在中国主要城市建造30家多厅影院，首家华纳万达 国际影院今春已在天津市开张了。
那么，好莱坞究竟是拯救了还是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电影业?
张艺谋响亮的回答是：“狼来了，但中国电影不是羊。”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 》投放市场频频告捷，不仅在国内收得人民币2.5亿元票房和7800万元DVD/VCD版权，还 以2100万美元的价格向米拉麦克斯公司售出在北美、拉美、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 非洲发行的版权(该片制作成本3100万美元)。发行方安排《英雄》今秋在美国2031块银 幕同时上映，连续两周蝉联票房冠军，总票房达3525万美元，被美国媒体评价为“中国 最成功的一次文化出口”。张艺谋由衷体会到：“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推广，可以明 显看出系统地向好莱坞的商业操作规则学习，很有必要。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越 接近规范化商业操作，说明中国电影越成熟。对抗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这就是实际行动 ”。(注：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笑论<英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25-12 6页。)
中国电影业向好莱坞借鉴，还表现在大手笔引进娱乐经济的业态。2002年12月，上海 市人民政府宣布与美国方面合作，择址浦东三林地区建造上海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计划 2006年开业迎客。
2004年初，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中国动用两个电视频道对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作了 全程转播。
辩证地看，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在牟利的同时，也为“先天不足”的中国电影提供了运 作电影产业的借鉴。在新的历史性机遇面前，中美两国之间跨越三个世纪的电影交往， 有望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