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展的核心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遗产论文,物质论文,机制论文,核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4)10-0049-0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遗产、记忆与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遗产”之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认可，然而，反过来，遗产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来进行描述：遗产、记忆与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遗产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讲的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印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传承流播过程中活态地汲取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养分，并且，伴随着其传承谱系的延续而不断发展。从这一点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是历史的定格，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沉淀系统。 这种特殊的历史沉淀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忆机制。人们以多元的语言符、多样性的文本叙事和多层次的社会实践，将对生命世界的意义感知凝结成特殊的意义叙事，从而在精神世界之外的各种生产、生活的“延伸的场景”中进行集体价值的选择、共享乃至维系。所谓“延伸的场景”，在其提出者德国学者扬·阿斯曼那里，正是为了说明某些文化所具有的文本特征，使得文本的意义表达能够“超过空间和/或时间的远距离效应也可以发挥作用，人们可以跨越距离对其进行追溯”①。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文化具有着生成“延伸的场景”的作用和机制，才使得人们能够对“易逝的世界”赋予一种相对稳定的、可流传的、可再次接收的简明形态和意义的表达。相应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本表达机制上，恰恰具有着作为“延伸的场景”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存续形态的追溯，亦或是对其活态存续机制的维系，依托于该遗产事象特有的文本叙事，人们不仅可以获得对已消逝世界的场景延伸；也可以借由文化的存续将现时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图景导向未来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鲜活的社会实践，人们记录了对“现时”世界的感知，这种感知在通向过去、导向未来场景的延伸中，构成了主体性的意义认同。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作为社会记忆系统的同时，更深层次地呈现为对社会集体价值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当这种对记忆的社会诉求，与对文化的生产、实践整合在一起时，人们对自我的认同、对社会的认同等多层次的价值认同就有了共时性建构的基础。以关于族群起源的神话传说为例，人们凝注在故事文本中的，除了对族群起源的特殊记忆，更有对将族群凝聚在一起的血缘、祖先的价值认同。为了将这种对同一起源的价值认同渗透于每一个族群成员心中，从而坚固族群凝聚的纽带，人们通过举行特定的仪式来不断强化或者反复再现这种意义。根本上，人们通过对仪式空间、时间、仪式对象、仪式声音和语言、仪式行动、仪式确认②等多重要素的选择和实施，人们以仪式为媒介进行特定的意义表达，以此隐喻人们建构、表达认同的动机，生产着共同体的集体想像空间。此时，仪式不仅构成了人们建构认同、维系认同的对象化实践，也构成了人与文化之间，在“意义在场”和“身体在场”的双重在场的共生空间。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是特殊的社会记忆和价值认同体系，整体打开了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属性的认知，从而引导我们将文化认同作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展机制的切入视角。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涉及两个层面的认同问题。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身份认同的纽带作用；另一种是人们自身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认同。它们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两个重要维度，只是作用的方式和逻辑有所区别。 首先，就文化价值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看，很多学者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同质性问题，是有所区别的。以族群认同为例。从马克思·韦伯对族群的界定，到弗里德里克·巴斯对“族群边界”问题的阐释——强调族群间的边界是内部的、思想层面的，即人们怎样自认为是一个族群③；再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谈到“民族”作为“想像的共同体”的产生时，指出“想像”的内在影响机制——即使再小的族群，“其成员之间不可能全部互相相识，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却觉得与其他成员有亲密的关系。”进而，“各共同体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真假条件去区别，而是以成员想像出来的框架去区别”④，他们普遍强调了主观价值认同对身份认同的内在作用。 我国相当一些学者在族群认同的问题上也强调了主观认同对于身份认同形成的独立性和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主观认同是“某个族群对自己的认同看法”；客观识别是“局外人对某个族群的认同理解与看法”⑤。对于这一观点，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不一定构成民族识别的决定性因素，而“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状态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文化上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文化有他们不同的风格，最显著的是他们的艺术”⑥。 这也就是说，文化身份的建构与维系，主要受到来自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客观的身份识别与主观的心理确认。一方面，人们对于文化身份的识别来自于血缘、地缘、职业、文化生活方式等相对于“他者”而言的显性“差异”的确认；另一方面，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文化心理结构特征以及个体对群体属性的综合利益权衡等因素成为了人们对身份认同主观确认的心理来源。⑦在这里，认同的“主体”是被作为“言说”的“主体”建构而成的，但是这种建构不是任意的，随意的，而是建立在对所要言说对象，在相对于“他者”而言的差异化的“合并”，由此表述一种群体在外显的文化生活方式、文化记忆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集体性或共性特征。与此同时，个体或群体成员对群体身份选择也会建立在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与评估的基础上。 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们具体的文化生产或生活方式，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从客观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被群体确认为身份识别的外显性依据，并以此表征着这个群体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文化或价值。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必然构成身份识别的依据。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尽管相对于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人们而言，其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能够被外来文化的人们所识别，但是，他们自身并不以此来作为识别群体成员依据。即便都说着同样的方言，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甚至祭祀礼仪，但他们可能更在乎血缘带给他们的更直接的身份认同感。 而从主观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认同对于群体文化身份的选择和确认，具有隐性的影响与制约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们记录族群或民族集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这些文化记忆具体化为口头传说、舞蹈、音乐、服饰标识乃至行为禁忌、民俗仪式等。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传承与维系，人们将对族群集体身份的认知与确认，以历史、文化记忆的特殊叙事，代代相传地传递给后代成员。这种情况比较显著地存在于各少数民族中，如：《苗族古歌》、《布罗陀》、《盘瓠传说》等。这些文化记忆内在地促进了族群整体的凝聚力，增强了族群身份的文化认同感。沉淀在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中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人们就文化身份的选择和确认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它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和维系具有着至关重要的规范性和导向性意义。曼纽尔·卡斯特在谈到认同形成的来源时说，“因为行动者的意义赋予是认同形成的本源，它是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虽然认同也可以基于制度而产生，但是只有在行动者将之内化，并且将它们的文化意义环绕着内化的过程建构时，才会真正形成认同。” 综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内涵，我们给出这样的定义：从广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认同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其中，前者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形态问题，更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文化意义的生产与阐释问题；而后者则构成了当前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性语境。 从狭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主要就是指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认同问题。认同的价值内涵指向包括血缘、地缘、族群、宗教、情感等诸多方面，这些认同，直观反映了人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象化实践，有意识或无意识赋予并确认的主观价值或意义。从认同的对象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反映的是人与文化的关系，涉及人们是否认同文化、如何认同文化以及这种认同内在的价值关联问题。 无论是广义的理解，还是狭义的理解，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现代社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必然是内含了人们对文化认同的强烈诉求与现实利益的。今天，我们国际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诉诸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诉求，所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调整并建构一种协调于现代语境的文化价值认同。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认同机制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的建构与演变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传承、传播流变的过程中，人们对其赋予的价值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而言，人们所赋予其中的价值认同叙事和意义结构也不是始终同一的，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时空性特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体系的时空建构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的文化表现方式，每一个文化事象都经历了不同的流播历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传承与认同系统。从文化流播的时空视角来看，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获得传承；而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一个相对开放性空间中广泛流播分布。 就封闭性传承体系而言，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只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或族群中进行代际的传播与传承。对于这种文化，人们往往对血缘或共同族源怀有强烈的价值认同，并努力通过特定的文化实践将这种集体认同传递下去，其中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族群起源神话传说最为典型。然而，这种价值认同也并不是单一呈现为口头文本的传播载体，而是广泛渗透于该族群生活的诸多方面，服饰器物上的符号印记相对直观，而各种民间音乐、舞蹈，乃至生命礼仪、祭祀仪式则更深入地诠释了该族群特有的价值认同体系。 就开放性传承体系而言，主要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流播地区的多元性来讲。出于不同地区流播的文化事象是否为同一文化事象(可考证为同源)，又可将其区分为“同一文化事象的多元地区流布”和“相近文化事象的多元地区分布”两种主要的类型。 就“同一文化事象的多元地区流布”的类型而言，集中体现了：当一种文化从一个地方经由多样性的传播方式或渠道，流布到其他不同地区，而这些地方的文化表现出了在文化表现形态、文化要素以及叙事文本等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被基本判定为同属于一种文化事象的项目。如诸多民间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董永传授》、《杨家将传说》、《白蛇传传说》、《格萨尔》等。因此，选取其中一个文化事象为例，对于说明一种文化何以能够经历不断的历史变迁而不致消亡；对于说明文化在多元地区的流播过程中，能够重新获得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 对于“相近文化事象的多元地区分布”的类型而言，集中体现了：当一些文化，在文化的表现样式、文化要素或者叙事文本上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然而，又可以被人们明显区分为不同的文化事象，与此同时，至今没有更为确切的研究发现表明它们之间具有必然的衍生关系的文化。如：不同民族或地区流传的关于族群起源的、不同母题的民间传说；不同的关于祖先崇拜、关于自然神、世俗神的神灵祭祀习俗；又如类型多样各具传统的民间美术项目：中国的传统年画；剪纸等等。尽管这些不同地区分布的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历史的交融或相互影响，但是各地区的此类文化之间有着相对独立的、整体的存续传统。因此，对这些文化在多元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性比较，以及对这些文化之间共同性的捕捉，对于探求人们相应的文化认同模式和机制特征具有典型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路径的四重性特征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是通过对文化的对象化实践来建构意义、表达意义或再现意义的精神生产实践，是人类共时性地进行自我生产、文化生产与生活空间生产的动态性过程。从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到文化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格局中发生流变的机制、到对文化空间意义与对社会集体意义的整合性叙事机制、再到文化获得集体认同并得以不断维系的同构性机制，这些机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内在地整合于一体。 就生成机制来说，它呈现出了人们通过特定的符号生产系统，对生存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是人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建构自身生存意义、生存想象或者是价值判断、审美情趣的表征体系。在文本意义的承载或赋予机制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对共享性意义的表征或再现，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得以不断流传，甚至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意义接收和解读，客观上受到了来自于人们所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系统影响，受到了来自于具体的生产、生活空间的语境影响，也更受到了不同文化主体在知识结构、信仰、价值观、审美情趣、主观诉求等心理结构语境的具体影响。然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最终建立在对意义的能动性阐释基础上，从而基于对文本意义的认同性解释再一次内化到人们的生产或生活中，并进而促成了对社会空间的共时性意义生产和建构。 就流变机制来说，它直观地表现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在时空格局中的多样性形态：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其存续发展的历程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文化表现形式的多变性，不仅发生在时代的变迁中，更发生在地域空间的迁移或转换中。在文化样式或意义结构发生流变的同时，人们与文化之间的认同性关系，也在文化价值认同的主客体对象关系上发生着变化。它同时表现为不同主体在与各自文化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基础上，在价值认同主客体关系上的不连续性。也就是说，从认同意义自身的流变，以及认同得以建立的社会语境来说，文化认同的体系整体是非连续性的。我们不能将文化保留、延续至今的“在场”，理解为人们对文化的价值认同也是连续地变化或变迁的。这两个方面的特征都内在反映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既是多元社会生存实践的产物，又是伴随着社会生存实践的不断变化始终进行的人类事业。 就整合机制来说，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建构与调适，是在社会生活的场域中进行了整合与社会内化的，从而使得人们对文化的承续，对文化的广泛参与和消费能够在积极、能动与自觉的基础上进行。就整合的内容来看，一方面，人们将对各种不同文化的认同，整合为一种整体性的空间叙事，不仅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协调，更实现了对人类自身社会空间的生产；这种整合体现为将文化的个体叙事整合为一种集体性叙事的机制。这事实上是一种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之间意义“共享”的机制，一种经由社会价值的公共选择的整合机制。从意义的共享机制来看，源自于人类共同生存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共同的血缘关系，共同的生存实践经历，乃至对于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等等，奠定了人们对自身、对周围世界给予解释的基本价值的趋同。 社会价值的公共选择机制，主要是通过文化的社会化消费机制，基于文化意义的价值趋同来进行意义选择的机制，从而通过将集体意义选择引入符号载体的叙事，促进集体认同的形成。然而，对于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而言，由于存在样式的差异，尤其是文化认同主体的参与机制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呈现出一些不同的表现形态。例如，纯符号文本的文化(无物质载体)的意义生产机制与非纯符号文本的文化(有物质载体)的意义生产机制是有区别的。我们以民间故事和民间美术的对比为例。前者一般没有特定的生产或创作主体，随着传播范围的不断拓展，被传播者又生成为新的传播者。人们集体性地参与故事的生产和消费，集体性地进行着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而那些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本身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力阶段和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加之独特技艺的掌握才获得了社会性发展的可能。其中，作为生产者的少数群体直接生产了器物以及附着于器物上的符号文本，然而，他们所建构的意义叙事来源于对社会共享意义的再现或再生产；相对地，社会公众作为消费者则是通过对实物的消费偏好选择直接影响着生产者对社会共享意义的表征或再现。 因此，当符号生产与消费主体之间形成这种关系时，对于符号意义的生产与阐释而言，在一定时期，就形成了不同意义的互动；而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就会形成一种意义的螺旋式流动，那些被大众广泛认可并接受的共享性意义才能获得下个意义生产过程的意图意义得到传承与延续的可能。这样就在意义的竞争与互动的关系上形成了意义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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