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理环境作用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环境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研究
18世纪的法国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他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同的气候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在感情，而这又会决定人类社会的其它方面。孟德斯鸠的这个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可笑了，但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是其证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由上帝的决定的，而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原因决定的有效理论，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反宗教神学的性质，在当时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曾几何时，我们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批判。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不少的批判却往往跳到另一个极端，走上全面否定地理环境的作用、忽视自然规律、忽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道路。把地理环境从与人类社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割裂出来，当成一个外在的、孤立的、无关紧要的因素，进而把地理环境的作用简单地归纳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必要条件”，只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等。这种提法基本上是沿袭前苏联50年代教科书的提法，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把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变成了贫乏的教条和武断的结论，在理论是一种倒退。
理论和实践都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难道仅仅是两个并列的相互独立的要素吗？研究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存在、变化过程难道可以把地理环境因素排斥在外吗？我们不能为强调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而闭口不谈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仿佛只有告别了“大自然”的束缚，人类社会才能“唯物地”发展似的。殊不知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它的产生、存在、发展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开一定的地理环境，它的每一个大的变化发展背后都有地理环境的因素在起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当今世界，环境问题已经成了困扰人类的一大全球性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它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将批判的眼光转向它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上来。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其中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的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一直被严重忽略、甚至抛弃了。人本来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肉体和生理行为都是自然的，人的劳动也是自然的活动，因为在劳动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两种自然相互作用。人从自然界获得劳动对象，获得生活资料，获得人与人发生社会关系的纽带（如语言、劳动工具等），从而维持人的生存，维系社会关系，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自然史。历史演进的客观舞台就是地理环境，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历史的记述都应从这个自然条件（人类自身的自然生理基础和地理环境等）开始。
那么，什么是地理环境呢？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它指一个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它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与周围的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人是自然之子，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的历史永远居于自然历史之中。一个社会跟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形成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地理环境主要包括诸如地形、土壤、气候条件、河流海洋、动植物分布情况以及地下矿藏等，范围很宽。
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核心——生产力处在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之中。当然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可以暂时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从这个系统中分离出来，专门探讨它的内涵、作用、意义。但决不能由此就走向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观点，硬把它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割裂出去，对它唯恐避之不及。其实，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可以说是渗透在社会有机体的每一个要素之中，自然环境决不仅仅是完全外在的东西。首先，它对劳动者的人种、体质、性格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处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体质和性格。生物学家们早已指出：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人的黑肤色有显著防止阳光暴晒的功效。北欧人白皮肤有助于从比较微弱的阳光中尽量多取紫外线，以便使皮肤中的固醇能制造出足够的维生素D。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的狭细的眼睛有适应多雪地带或沙漠地带的强光的功用。欧洲人的高鼻梁和窄鼻道有使北严冬的冷空气变暖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这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对人的性格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同地土地孕育出不同的性格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的游牧民族，自然形成了骠悍、勇敢、散漫的性格，生活在平原上的农业民族则形成了勤劳、坚韧、克制的性格，不仅民族如此，就连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也显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北方人的粗犷、直率、豪爽，南方人的机巧、精明、灵活等等。其次，对劳动工具的影响。正是由于不同的人们处在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使用的劳动工具也有很大区别。作为直接传递人对自然作用的劳动工具，它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标志，也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处在温带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必然用锄头、犁耙，以至拖拉机，才便于耕种。靠近江河湖海的渔民使用的自然是渔船，渔网、渔钩。大山中打猎的人用的工具则是刀棒、弓箭、猎枪等。这些工具的发明与使用都决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结果，第三，从劳动对象来看，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劳动对象的不同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搞农业的，面对的是广袤的土地，要靠耐心地播种耕耘、管理，才能收获果实。打猎者和打渔的，面对的或是崇山峻岭，或是江河湖海。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人可无法选择的。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马克思说：“外界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地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看，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的意义。”马克思的这段话对各种自然条件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决定性意义）作了非常明确的阐述。恩格斯也认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经济关系中包含人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地理环境的作用也是大不相同的，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地理环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自从人猿揖别，人类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斗争，而在生存斗争中他就必然利用特定的地理环境提供给他的那些条件和手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完全是由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了人在一个地方成为猎人，在另一个地方成为渔人。在寒冷广阔的草原上，奔驰着的必定是游牧民族；在温暖湿润的平原和丘陵，则自然形成了农业社会。由此也造成了人类在人种、体质、心理素质、生活习惯、人口、文化、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上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性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迁徙、融合、碰撞仍不失其特定民族的鲜明特色。过份套上这一点固然不对，但对此视而不见，生怕沾染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心态同样是可悲的。
人类进化的历史昭示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主要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分道扬镳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便无法解释世界上为什么含有如此众多的民族？有那么多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在衣食住行上的千差万别。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打猎的和打渔的就具有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自然条件好的地方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生产力水平也相差极大。因地制宜，才能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或者根本没有收获，这一点在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除了生产力外，生产关系也与地理环境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生产关系是具体的环境和时代的产物。生产关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物质关系，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来说，所有什么？是田地还是草场，是山林还是河流？是矿山还是油田？等等。
这些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在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必须加以认真分析和考察的。同样的从产品的分配形式来说，生产出什么才可能分配什么、消费什么。分配和消费的东西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只能是与当地的环境和出产息息相关的一切物品。作为生产关系中的另一个因素——人与人的关系，也因生产什么、怎样生产而显出鲜明的地方性。例如是牧主与牧民，还是地主与农民？
（二）
不同自然环境下的生产力水平相差极大，由此也要决定它们在社会组织形式、在上层建筑各领域中的种种差别。在温暖温润的平原上发展起来的农业民族因其生活的稳定、人口的增长、生产和灌溉的需要，使其社会组织形式、上层建筑都比较迅速地发展和完善起来了，经济文化水平也相应发达起来。形成了比较完善严密的法律和伦理道德体系，发达而丰富的科学文化技术，繁荣的商业、政权也相对稳固。而生活在寒冷广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由于其迁徙、动荡的生活，人口发展缓慢，人与人的交往要少得多，商业也不发达，很难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即使一时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久，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比较缓慢。
随着人类社会逐步发展起来以后，它就不象初期阶段那样对地理环境有那么大的依赖性了，就好象是脱胎而出的婴儿，慢慢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历程，有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相对的独立性了。人类具有高于任何动物的能动性，他不仅能认识自然，而且能改造自然，创造出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东西来。然而这种独立性不管有多大，却始终超不出一定地理条件的制约，人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他所在的地区的自然条件提供给他的那些生存手段。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人类的确是高出于自然之上的，但是高出的程度并没有超过人类任意的意志。”马克思也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诚然，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利用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有许多东西过去一直同社会生产无关，只是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一个个地成为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资源、资料。但这种制约同样是相互的，再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也不可能从没有石油的地方钻出石油来，从植物都无法生长的地方栽出水稻来。
古人早已看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每个民族都占有一定的土地，各民族可占据的这片土地不是外在的东西，因为这片地土地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片地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土地孕育出了不同的民族性格，而这正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比如在寒带和热带，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人们不得不时刻当心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自然在更高的层次上就难有作为了。所以黑格尔说，历史的舞台在温带，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而我们中国由于相对恶劣的周边环境和交通条件，形成了一块近乎封闭的大陆，造就了独特的汉民族语言文化和封闭、务实、保守的心理趋向。土地辽阔、物产丰富造就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度稳定的上层建筑和封建文化。这一切与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的表现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即使是在打开国门以后，西学在向各地域的渗透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以各地的传统文化为参考的原点，有选择地吸收，构成某种混合型意识与思维形态。
人如果长期处在一个落后封闭的环境里，是不可能产生出强烈的革新意识的，人之所见所闻所想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极大影响，个别智者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行动，也会在四周强大的保守势力和思维惯性的压制下归于失败。如困扰我们四川人多年的“盆地意识”就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的发展步伐。反之，如果处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环境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东西涌进来，那么你要保守要封闭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认为地理环境这个概念的外延还应扩大，不仅包括地形地貌、气候等因素，还包括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即社会的地理环境，如是否沿海、沿江，是否处在交通要道上？与哪些国家、民族相邻？属于哪个集团或势力范围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这一点的研究，在我们以往的哲学、历史学中是非常薄弱的，或者说是完全被有意忽视了的。
限于篇幅，在这里我想就近代中国与俄国的发展作一简单的比较。中国周围的自然环境是被浩瀚大洋、崇山峻岭和大沙漠所包围，难以对外交往，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周边的国家都属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近代都在封建制度中徘徊，根本没有跨越资本主义的大门，这种同等水平上的有限交往当然不会带来多少新东西，更不会有什么革命性的冲击。不仅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还屡次受到几个邻近的游牧民族的武力征服，而每一次这样的征服都给社会造成了灾难。尤其是清朝政府采取的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痛失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交流和追赶的绝好机会，到后来侵略者已变得足够强大，差距已无法挽回时，才被帝国主义的鸦片和大炮敲开了大门。而与近代中国恰成对照的是俄国，17世纪的俄国还是个相当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文盲遍地，愚昧野蛮。比起当时的中国相差很多，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它的地理位置也处在象中国这样的相对封闭、周边国家也相对落后的环境里，它是决不可能那么快地强盛起来，迅速跨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正因为它地处欧洲，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距离很近，长期以来一直有比较频繁的人员、文化和物资的交流，才能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落后，看到存在的差距，有急起直追地的目标和仿效的样板，也才有彼得大帝影响深远的伟大改革。他从欧洲学习和考察回国后，大力推行重商主义、千方百计寻找入海口，允许外国人来办工厂。建立近代军队，甚至改革习俗，提倡西欧的服饰、礼仪和生方式等，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俄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而这一切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想像的。以致于在“王朝”大门被打开以后，还把别人的火器当成“奇技淫巧”，把先进的科学文化当作“洪水猛兽”，死死抱住“祖宗之法”不放，拚命镇压革新势力。
面对当时西欧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文化，中俄两国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这跟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而这一点在交通、通讯还很不发达的年代里影响尤其显著。
（三）
具体解释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它的发展速度的快慢，它的文化、风俗习惯及信仰等等，不能仅仅从生产力、生产方式出发。当然，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来说，从它的整个发展历史来说，不可否认生产力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如前所述，地理环境的作用已经深深地渗透在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之中，把它割裂出来，只讲生产力如何是荒谬的。过去我们就常常习惯于强调一点而忽视甚至否认别的因素，这在思维方法上就表现为一种只强调单变量、单值的线性因果决定论的陈旧思维方式，忽视事物的整体发展，不是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而是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仅仅用生产力水平来解释一切的话，那我们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问：为什么在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国家里却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此相应，为什么一些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却相差甚远（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反驳“地理环境决定论”时通常爱提出的两个强有力的反问）？不错，只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是有其明显的错误之处，但如果转而跳向另一个极端，只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否认其它因素的重要作用，其结果不是殊途同归吗？这两个问题不是可以换一个对象而被重新提出来呢？
按现行教科书的说法“地理环境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确切的回避性说法，“加速”，加速到什么水平？“延缓”，又延缓到什么程度？都是含混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已经被大大加速了，从一种制度完全变成另一种制度了，那这已经就是根本性质的变化、是质的飞跃了；反之，若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社会日益变得腐朽没落，大大落后于同时期其它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也应算成是质的变化吧？这难道是“加速和延缓”能解释得了的吗？一个社会的性质除了要受它本身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它所处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其实这两者之间本来也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我们以往对地理环境的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和简单化了。只承认自然的地理环境而完全排开社会的地理环境，排开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就导致了对许多问题都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一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它与周边其它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问题（如佛教的传入、南宋的偏安，清朝的统治、中俄战争、抗日战争等等）、考虑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问题，这些因素则既不同于自然的地理环境，因为它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又不同于纯粹的社会因素，因为它具有明显的自然性（它是一种天然生就的自然空间和无可选择的联系）。有鉴于此，姑且就把它称之为“社会的地理环境”吧？
再者，我们以往对自然的地理环境的理解也有片面性，没有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上去理解。因为人类不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条件，而是能积极地改变自然条件，并且随着人类的发展，这种能力在不断增长。因此那种认为“地理环境的重大变化，往往需要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而社会制度的更替只需要上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的观点就完全否认二者的相互作用，似乎人类社会的变化完全与地理环境无关，这实际上是大大缩小了地理环境变化的外延。我们说人类社会每一个大的变化无不与地理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它是一个永久存在，并时刻都在起作用的因素。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人工改变的，不是自然变化的，就不承认它是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么照此说法，今天的地球上完全没有人工痕迹的环境几乎没有了，那这数万年来由于有人工参与而造成的地理环境的种种变化是否都不算数了呢？例如几条大运河的开凿，大大缩短了航线，有力地加强了各大洲、各民族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流，使整个世界的联系密切多了，这难道不算是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吗？把荒山变成良田，从沙漠里钻出石油，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食物和能源，从而引起人口剧增和工业的高速发展，这难道也不算是地理环境的重要变化吗？还有由于人类的过量砍伐森林，造成大量土壤的沙漠化，气候变得干燥恶劣，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造成不少文明古国的消失，这也不算值得一提的变化吗？人都无法生存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呢？温室效应、环境污染、河流混浊，生态失衡，大批的动植物死亡或灭绝……这些变化令人触目惊心，还不算吗？因此，我们怎么能说，几千年、几万年来，地理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变化，甚至连地理学家都不愿提起呢？
这里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少数民族的南侵中原有重要的地理原因。过去我们的研究仅仅从它的社会内部去寻找原因，然而据最近的气象学资料表示：几次大的游牧民族入侵的时间正好跟历史上几次大寒流的时间相吻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每次寒流，气温都要下降，温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要向南推进200公里左右，这样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就变得寒烈干冷，牛羊大量死亡，气候把它们适宜的生存空间向南推进了200-400公里，这就是他们南侵的天然动力。反之在气候温暖的隋唐和北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显然是安分守己的（这中间当然也有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原因，但气候因素一定程度上的决定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总而言之，在这里重新提起地理环境的问题，并不是想要回复到18世纪孟德斯鸠的老路上去，而是想要说明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除了研究生产力、生产方式外，还应大力加强对地理环境因素的研究，因为它们本来就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多年来，由于严重忽视地理环境问题，已经带来许多不良后果，而这个问题现在已逐渐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向子孙后代负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种不计后果“竭泽而渔”的盲目发展、“高速破坏”，只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同时，不重视社会地理环境的作用，闭关锁国，忽视对外的开放、学习、交流，自我封闭、自我陶醉，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发展。
对地理环境必须从广义上去理解，它的含意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不能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否则就会走上众多的复杂因素中只强调一个单变量，然后又从一个归结到另一个，最后来个“归根结底”的机械决定论的老路上去，好象只要抓住了这点“精髓”就可以解释一切了，其它那些众多的、富有个性的因素则在这种一个接一个的归结中被归结掉了。离开地理环境来研究生产方式，抛开人口因素来探讨社会的发展，岂不荒谬？这样搞的结果只会把历史唯物主义生动丰富的内容变得过于简单化和呆板贫乏，这在理论上是有害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