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环境研究的时间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人类论文,环境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任何空间（内部和外部）与条件（现在和潜在），“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1]。人类环境的主体是地理环境，因此，除了三维空间外，还应该包括地理学的第四维[2]，即时间维度。对人类环境进行哲学地审视，其抽象本质就是时间和空间。从人类环境的研究中产生的环境意识，无论它是包括“环境感性认识和环境思想体系”[3]，还是具有哲学、科技知识、思想、伦理、心理五种内涵[4]，还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所反映的社会思想、伦理、情感、意志、知觉等观念形态的总和”[5]，或是“必须实现十大转变”[6]，都没有明确地涉及时间要素。可见，在人类环境研究中，时间意识尚未被人们充分地认识。马克思曾经一再强调“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7]，“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8]而人类环境研究的目的就是“人类发展”，因此，作为环境意识的补充和深化，提出人类环境研究中的时间意识并加以探讨，就显得很有必要。
人类环境研究的时间意识，能反映出研究者在环境认识、环境保护和环境优化等理论与现实问题探讨中的具体思维活动，它包括历史意识、现实意识、量化意识和未来意识。其中量化意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一、历史意识
在现代环境科学兴起之前，一些环境问题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逐渐出现，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以其独有的时间特性，在环境变迁史和历史环境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成为现代人类环境研究承前启后的纽带，它的核心就是历史意识。
所谓环境研究的历史意识，首先是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史前时期、历史时期、现代和未来）去认识和研究环境。近30年来，由于运用了成熟的地质学与自然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加上年代测定技术的突破，使史前时期的古地理环境变迁研究取得较为成熟的成果[9][10]；人类历史时期的环境研究，由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取得较大进展[11][12]；现代环境研究萌发于1962年美国R·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卡逊在书中揭露了美国的农业、商业为追逐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对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进行了抨击[13]，并向世人提出了“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的应有尊严”这个“不仅是科学上的，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问题”[14]，在美国各界激起了一场历时数年之久的有关环境公害的激烈论战，最后环境保护意识终于占据上风[15]。此后，世界发达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注意环境保护并进行环境研究。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16]，把环境问题视为全世界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并将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任务。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7]和《21世纪议程》[18]，更将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号召“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19]，并从行动依据、目标、活动和实施手段等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方案。使环境保护和人类环境研究开始了新的征程。
其次，从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思想伦理价值取向去认识当时的人类环境，而不是用现代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标准去评价。比如原始农业时期的刀耕火种、毁林垦田，在今天看来，是彻彻底底的环境破坏，但在人类文明曙光初露之时，这样的生产方式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而大自然的环境自我平衡能力和恢复平衡的速度也足以允准人类这样的活动。准确地讲，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原始开发和利用。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不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以获取生存资料，人类何以发展至今？又怎能有今天的现代农业？再设想，没有汉兴之初的“弛山泽之禁”[20]，哪来中国汉代的繁荣强大？没有黄河中上游森林地区的垦殖开荒，又哪来以后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当然，在承认这种早期人类行为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因为当时自然环境自身强劲的恢复能力而没有构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就不指出它们对人类环境破坏的潜在与积累作用。而早期历史时期恶意地破坏自然环境以及不合理地开采利用甚至大肆挥霍自然资源的行径[21]，则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再次，现代的环境问题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恶化到被破坏的历史积累过程，研究和处理今天的环境问题，应该追寻环境问题发生的历史根源，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例如综合治理迫在眉睫的太湖水质污染问题[22]，实际上是一个环境恶化的历史积累问题，除了控制工业污染源外，其关键是湖水的蓄泄问题，受西南高东北低地形的控制，太湖水源以来自西南的东苕溪为主，每至汛期，湖水必然要向东外泄以平衡湖泊所容水量，但在太湖的东部和东北部，从春秋时期的“陵水道”[23]、隋代的“江南运河[24]至今天的大运河河堤，以及近现代逐渐修筑的沿运河公路、沪宁铁路，都是阻滞太湖水东泄的一道道大坝，而在太湖周围和运河沿线历代开垦出来的农田，以及因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公路铁路交通沿线的便捷而不断扩大的乡村和城镇，均使太湖水东泄渠道日益减少、面积日益狭窄。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太湖周围地区的洪涝灾害加剧，另一方面又使太湖水质自净能力降低而使水质污染加速。因此，今天的太湖环境治理，在控制工业废水污染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解决汛期湖水的排泄问题上。
第四，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环境问题。而就同一历史时期而言，各个国家或地区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阶段的环境问题。因此，不仅要根据、而且要利用时间序列和地域差异来进行全球的人类环境研究。“在发展中的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25]发展中国家现存的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工业化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而工业化国家现存的环境问题也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今后的环境问题。例如40、50年代出现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伦敦烟雾事件[26]，已经在中国的大都市出现征兆，竟连1996年3月26日千载难逢的观察百武彗星的机会，也因大气的污浊而错失[27]。借鉴先发展地区的整治经验，利用时间差来研究后发展地域的环境问题，分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第五，在重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人类环境影响的同时，也要考虑自然环境的自我变迁过程。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历史时期早期，自然界本身的历史变化，对加速或减缓人类对人类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数。此外，人类环境的被污染和被破坏也并不全是人类的活动所致，有些完全是由自然界本身造成的，比如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火山灰，经大气环境的传播，可以造成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又比如地震对人类环境的破坏，有时是毁灭性的。
最后，要发掘、继承和发扬人类环境研究的历史遗产。古希腊的哲学著作如希波克拉底的《论环境》[28]，和中国早期历史文献诸如《荀子·强国》、《荀子·天论》、《商子·算地》、《管子·水地》、《管子·地员》、《吕氏春秋·士容·任地》、《淮南子·地形训》[29]、《史记·货殖列传》等，都有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精彩论述，甚至闪烁着现代环境保护意识的火花；近代地理学大师A·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C·李特尔(Carl Ritter)对人地关系都作了重要探讨[30]；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许多深刻的剖析[31]，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作了重要贡献[32]，等等。所有历史时期的人类环境研究都是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但在利用这些历史遗产时，应该甄别其历史特性，对一些传统观点也不能盲目地跟从。例如，孟德斯鸠几乎是铁定如山地被某些现代学者认定为“地理决定论天才的最光辉的代表”[33]，“他（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34]但仔细阅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4章至18章有关法律和气候、土壤的“性质的关系”[35]，他只是强调地理环境的气候、土壤两要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更没有“决定”的意识。正如中译本译者张雁深所作的评论：“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和政制的决定因素。孟德斯鸠也不是不懂这一点，……《论法的精神》的基本精神和所举事例就是明证；他认为法的‘精神’除地理因素而外，还有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他所谓的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化的。但是，他在这个理论上的某些说法给人以绝对化的印象，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误会。”[36]显然，“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后人强加给孟德斯鸠的。
总之，要探索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应该具有透视人类社会时空的眼光；要提高环境研究的水平，需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气蕴。
二、现实意识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也是明天的昨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构成连绵不断的时间长河。今天的人类环境，有历史的沉淀，也有未来的萌发。但研究当前的人类环境问题，在回顾往日、放眼未来的同时，要着眼于现实，具备应有的现实意识。
所谓环境研究的现实意识，首先要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水平，处理好现阶段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作为人类与人类环境关系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对立统一关系[37]、相互制约关系[38]、协调关系[39]、生态经济关系[40]，还是人类自觉的认知、价值、审美、宗教和实践等关系[41]，都是现代人类在研究、控制和治理由于往日经济发展而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时，从环境影响人类和人类影响环境各要素（植物、动物、土壤、水、地形、气候与大气圈等）[42]两个方面综合研究提出的结论。也是联合国颁发的一系列环境宣言（如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1982年《内罗毕宣言》[43]和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一系列环境公约（如1992年通过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44]以及《21世纪议程》）等文件起草和议定的基础。
其次，要根据现有的认识程度，努力突破原有的人类环境研究水平，重新定义或更新原有的某些环境概念。比如，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这在现代地理学界本是一个十分确切的基本概念。但在近年来的“人地关系”研究中，在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再认识中，有学者把“人地关系”问题简化为“人与自然”的问题[45]，有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自然条件”等同为“地理环境”，并全面地接受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当时提出的（自然）“地理环境”概念[46]，有学者明确地把“地理环境”定义为“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47]，有学者虽然承认“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也是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不断影响下而形成的环境”[48]，但本质上仍然认定为“（自然）地理环境”[49]，有学者把自然环境包含自然地理环境的概念叙述为自然环境“包括了地理环境”[50]，还有学者总结了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却没有一个人为环境问题[51]，等等，都是把整体的地理环境作为部分的自然地理环境。这一方面与环境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范围不断扩大而地理学的含量相对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科学研究中的旧话重提有必要赋予新的、更为确切的科学定义。现代人类环境的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扩展到航空航天技术所能抵达的宇宙空间和地质探测技术所能触及的地底深处，而且其外延还在不断扩大，这与传统的地理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人为环境的主要处所和人类社会的主要活动空间仍然以地表生物圈、水圈、岩石圈和大气圈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仍然是人类环境的核心。
其三，要从人类与人类环境关系的研究，扩展、深入到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人为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与天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人类环境宣言》明确地指出：“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环境在其外延不断扩大的同时，其核心成分也呈现出逐渐复杂的现象。在今天的地球表面，由于人类经济与技术活动的弥散和影响，已很难再寻找出一块纯粹的天然环境区域。为了区分这细微的差别，常用“自然环境”代替“天然环境”一词，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指的“自然条件”和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时代所称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不尽相同。同样地，人类环境的人为环境方面，也具有一些天然或自然的特性，被称为“人工自然”[52]。人类环境本身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人类环境研究内容和形式的复杂化趋势。如有学者认为“自然”是社会活动的产品，把天然世界的物质的使用价值作为第一自然(first nature)，把直接或间接的便利和调节商品交换的社会制度作为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53]，有学者把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视为互为辩证的“自由乡村—帝国统治”(pastoral-imperial或arcadian-imperial)关系或互为对立的生态中心地区—技术中心地区(ecocentrics-technocentrices)两个方面[54]，认为“智能圈是人类的信念与价值在以往六千多年有记载的文明史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复杂系统”、“是人类的智力及其集合产物，即文明。智能圈是人类智能功能（诸如抽象思维、符号创造以及人类想象能力等）的独特领域。它包括文化与精神传统、艺术与科学、哲学与宗教、技术以及其它动物种类所达不到的人类学习与记载知识的能力。”[55]人类环境所呈现出来的自然（天然）环境人为化、人为环境自然化的趋势，必然要求相应的人类环境研究，向自然、人为一体化的理想人类环境目标迈进。
第四，要根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要求发展中国家像经济发达国家实施超过其技术、经费所能承受限度的环境保护措施，是不切合实际的。地球是人类的家庭，保护人类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经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财力上应该无偿支援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举措，也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污染容量临界的范围之内，适当地放宽环境保护的指标，而不应该以环境保护为由去遏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最后，根据现实人类环境的复杂性，综合地利用现有的、切实有效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理论——如生态理论的方法论(methodology of ecological theory)、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s)、控制和信息理论(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等——研究人类环境，也可借助于人类学家的分析模式进行研究[57]，混沌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环境研究[58]。
在人类环境研究的时间意识中，历史和现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序列的先后，无论是历史意识还是现实意识，都是为现实服务。
三、量化意识
时间是连绵不断的历史空间，可以用数量、等级、正负等指标来度量。在具体的人类环境研究中，时间意识主要体现在量化意识上。
所谓量化意识，首先体现在研究的时间尺度上，既有以各种时间尺度去研究特定区域的人类环境变迁，也有以同一时间尺度去研究不同地区范围的人类环境。从整个人类历史环境来讲，研究的时间尺度因往日环境距今天的时间久远而不同，并可以排列出人类环境研究的时间尺度序列，如地质历史时期的“代”以亿年为单位、“纪”以百万年为单位、第四纪冰期以千年为单位、冰后期和人类历史时期以百年为单位、近代仪器记录中的微小波动周期以10年为单位。[59]在现代的人类环境研究中，已经以年、月或日为单位进行观察和记录。
其次是环境保护的指标体系，包括定量指标、等级指标和价值指标。对于一些环境保护的目标和指标，要明确地提出实现的年代和定量范畴，如我国列入国家科委“攀登计划”的“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研究”的目标定为20—50年。[60]对于一些暂无量化的指标，要明确地提出可比等级，如“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要说明这一目标值是优于、等于还是低于现状值，又如“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要指出是维持现状、改善现状还是生态建设加强。[61]目前，在自然环境污染研究中，已经大量地运用了各种数据，建立了量化研究的基础。在人地关系研究中，也有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借鉴耗散结构理论，提出人地共生的方程式来探讨自然地理系统理论问题。[62]
第三是环境保护的正负效应。“在现代，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就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63]不仅如此，就连研究环境变迁、治理环境污染、防止环境恶化这些本身出于保护环境目的的行为，如果违反自然规律，盲目地进行，也往往会得到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如1995年庐山风景区发生的几次规模较大的泥石流，不是因为毁林，而是因为以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造林活动所致，这的确使造林者陷入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64]但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今后在植树造林活动中，不是种植单一树种，而是培育像自然界的原始森林那样，即有各种植物种类，又有乔木、灌丛、草皮等几个层次的仿自然森林，就有可能避免和防止像庐山泥石流这样的“人为灾害”。
此外，人类的环境污染容量究竟有多大？再生自然资源恢复周期有多长？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开采年限是多少？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研究，都需要明确的量化意识。
四、未来意识
探讨人类将来如何在理想的人类环境中理想地发展，需要研究者具备未来意识，根据人类与人类环境的历史变迁规律及其现实基础，去考察人类与人类环境协调发展的趋势和预测未来环境问题。
一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即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人类代际之间的机会均等、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改变人类对自然界的传统态度等。[65]这些观念，在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66]中都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随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为“处于萌发时期，各有独到之处”的“地球表层学—地理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理论，“也有可能冶为一炉”[67]，为人类环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是超前意识。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提高紧迫感和忧患感，努力地研究、寻找和开辟潜在的人类环境（向海洋和宇宙扩展人类活动空间）和新型的自然资源，以解答“可持续性的输出原则”、“可持续的输入原则和准可持续性输入原则”[68]等新型环境问题。
未来意识还含有探索的意义。人类环境的研究，其征程坎坷，其风光无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类环境研究的时间意识，始终将人类环境及其研究置于被质疑与被探索的状态。从小处讲，盲目地“万丈高楼平地起”，形成人造山峰、悬崖和峡谷，究竟是城市的繁荣还是环境的破坏？60年代出现在西方的“绿色运动”的“蝴蝶效应”，至90年代在中国已经形成一股“绿色××”风波，从“绿色企业”、“绿色商品”、“绝色消费”、“绝色包装”、“绿色农药”到“绿色效应”、“绿色出租”，甚至将动物出租给商场展示也美其名曰“绿色促销”，会不会再添出一个“绿色污染”？从大处讲，天然环境方面的人为自然化趋势和人为环境的天然自然化趋势，使人类环境趋向人为—天然合二为一的整体自然化，这种聚合的趋势有在未来再为分化的可能吗？随着人类环境研究的发展，其研究的范畴、方法和技术几乎涵盖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那么，需要在众多的新兴科学、边缘科学和综合科学之林中再竖起一块人类环境科学的牌子吗？……谁能回答？谁能正确地回答？时间！！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之一）
注释：
[1]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156-160页。
[2]Carl 0.Sauer,"The Fourth Dimension of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a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64,2(1974)PP.189-192.
[3]易先良、龚雁梓：《论环境意识》，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编《中国的环境宣传》，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4]庄国泰：《论环境意识的基本内涵》，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编《中国的环境宣传》，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503-509页。
[5]余谋昌：《环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4(1995)。
[6]姜象鲤：《环境意识必须实现十大转变》，《环境》3(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7卷第532页。
[9]张兰生：《中国环境演变研究的进展》，《地理科学》vol.10,3 (1990).
[10]Chapter 5."The Reconstruction of physicalEnvironments",Robin A.Butlin Historical Geography;Throughthe Gates of Space and Time,London,New York:Edward Arnold.(1993)PP.98-130.
[11]自1981年起至1996年底，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历史地理》共13辑、史念海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共41辑、侯仁之先生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共6辑等多种历史地理杂志上所发表的大量历史地理研究文献都研究或涉及历史环境问题。
[12]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13]吕瑞兰：《译者的话》，（美）R·卡逊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第(1979)。
[14][美]R·卡逊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第102页。
[15][美]小费兰克·格雷厄姆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的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1988)。
[16]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156-160页。
[17]1992年联合国环发会议《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29-32页。
[18]国家环境保护局译：《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19]《21世纪议程》第1章“序言”。
[20]《史记·货殖列传》。
[21]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因行旅受阻而迁怒于自然，竟然依仗权势，“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又如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役“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大造阿房宫，“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史记·秦始皇本纪》）
[22]《中国环境报》于1996年4月4日始连续发表有关太湖水污染问题的题为《太湖美，美在太湖水》系列报导。
[23]秦统一后，秦始皇发戍卒“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卷2）。
[24]隋大业六年（610年）十二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太平寰宇记》卷93。
[25]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156-160页。
[26]《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第127页。
[27]刘县书：《彗星的新警示》，《中国环境报》，1996年4月2日第1版。
[28][法]保罗·佩迪什著，蔡宇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3)第53页。
[29]《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84)，第1，3，4，5册。
[30]Robert E.Dickinson The Makers of Modern Geography ,New York,Washington:Frederick A.Praeger,(1969)PP.22-48.
[31]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论述，主要反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篇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
[32]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说的重大贡献》，《哲学研究》10 (1990)。
[33][苏]B·A·阿努钦著，李德美、包森铭译《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商务印书馆(1994)第34页。
[34]侯鸿勋：《孟德斯鸠及其启蒙思想》，人民出版社(1992)第93页。
[35][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第227-303页。
[36]张雁深：《孟德斯鸠和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第22-23页。
[37]胡世禄：《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研究热点》，《社会科学研究》2 (1993)。
[38]黄楠森、赵光武：《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 (1988)。
[39]杨波：《建构人与自然和谐观的基本原则》，《学术交流》5 (1993)。
[40]葛涤生：《论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经济关系》，《经济科学》4 (1994)。
[41]郇庆治：《人与自然关系新论》，《齐鲁学刊》1 (1990)。
[42]Andrew Goudie The Human Im pact on theNaturalEnvironment,MIT Press,(1994).
[43]198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纪念会《内罗毕宣言》，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编《中国的环境宣传》附录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519-520页。
[44]《21世纪议程》第33-78页。
[45]刘助仁：《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研究新进展》，《哲学动态》9 (1993)。
[46]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哲社版）3 (1985)。
[47]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6 (1986)。
[48]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 (1992)。
[49]王守春：《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地理研究》，vol.14,1 (1995)。
[50]严高鸿：《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哲学研究》4 (1989)。
[51]曹磊：《全球十大环境问题》，《环境科学》vol.16,4(1995)。
[52]段建章、巨乃岐、陈晓虹：《论人工自然发展的历史形态——兼论人工自然的历史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1994)。
[53]N.Smith and P.O'Keefe,Geography.Marx,and theConoceptof Nature Antipoed vol.10,2(1979)1-11;M,Fitzimnos,The matter of Nature Antipode vol.21,(1989)p.115.
[54]Keeneth R.Olwig,Review Article:EnvironmentalScienceand Its Exegesi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3,2(1987)PP.200-205.
[55]V.I.Vernadsky"The Biosphere and theNOOsphere"American Science,33(1945)PP.1-12.
[56]"The nOOsphere is the intricate system ofhumanbeliefs and values painstakingly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6,000 years of recorded cultureal history","The noosphereisthe domain of distictivel human mental functions suchasaBStract thining,the creation of symbols,and the powersofthe human imagination.Iticludes cultural andspiritualtraditions,artandscience,philophyand religion,technoloty,and the human capacity to learn and to recordknowledge asno other species is able to do."Joseph W.Meekeer,The Spheresof Life:AN Introduction to Workd Ecology New York:Charlesscribener's Sons,(1973)P.12.
[57]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ofEnvironmental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HistoricalGeography,20,1(1994)PP.3-21.
[58]张锡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本质初探》，《中国环境报》1995年9月16日第3版。
[59]Table 1.1"Time-scale unit",Andrew GoudieEnvironmentalChage: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Geography,OxfordOxfordUniveristy Press,(1977)p.4.
[60]《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研究》，《光明日报》1995年12月6日。
[61]鲍强：《2000年环境保护战略目标定量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6。
[62]潘玉君：《人地关系与世界未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4 (1992)。
[63]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第156-160页。
[64]华实：《绿化的误区》，《北京青年报》1995年10月18日。
[65]曲格平：《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中国环境年鉴》(1995)中国环境年鉴社(1995)第384-387年。
[66]《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67]黄秉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建立地球系统科学的基本设想》，《中国环境报》1996年4月13日第3版。
[68]栾胜基、叶文虎：《环境影响评价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环境报》199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