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之交易”：近代日本与世界博览会——以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也纳论文,日本论文,会为论文,近代论文,智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3－0151－09
日本学者对于博览会的研究走在中国之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是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而兴起的。早期有永山定富和山本光雄，描述了日本参与博览会的历史以及自身举办博览会的经过、组织方式和展示功能等。① 吉见俊哉从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对博览会与帝国主义、消费社会、大众娱乐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② 吉田光邦则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万国博览会在促进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研究。③ 1981－1983年，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吉田光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博览会研究，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④ 吉田光邦大致延续了福泽谕吉将博览会视为“智力之交易”的看法，指出博览会为明治时期用以收集经贸商业乃至政治文化的情报网络，这套展示体系对于明治时期推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等主要价值的传递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外，小岛淑男对华侨参加南洋劝业会的情况曾作了初步探讨，野泽丰对清末南洋劝业会也有较深研究，铃木智夫则著有《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等等。⑤
“博览会”一词系由日本传入中国。首次将“Exhibition”翻译为“博览会”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意指欧西国家借由此种崭新器物的陈列，以达到相教相学，取他人之长以利己，有如“智力工夫之交易”⑥。日本近代博览会包括劝业会、物产会、共进会和品评会等。“劝业”是日文“かんぎょう”的汉字形式，表示提倡和奖励实业，系指劝百业之进步，意即实业救国，振兴国家实业，这是当时改革的举措之一。明治政府认识到这种国际展示活动在经济竞争及国际宣传上的重要力量，因而在国内大力推动各种展示会，并积极参与国际博览会，成为19世纪末叶亚洲地区最热衷参与举办博览会的国家。
一
在近代西方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中，如从参加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一个常客。日本第一次将物品陈列于博览会，据说始于1853年都柏林举办的工业博览会。⑦ 但真正有确切记载的参展经验，则是1862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二届万国博览会，日本参加此次博览会的展品，主要是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Butherford Alcock）收集日本漆器、陶器和金属制品等美术工艺品送至会场参展，掀起欧洲在1870年代一股日本美术品狂热的风潮。⑧ 是年日本特别派出38人的竹内使节团赴英交涉开港之事，使节团有机会参与了5月1日万国博览会的开幕式。使节团成员参观博览会之后，立即捕捉到博览会对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成员之一的福泽谕吉在亲历西方文明之后，受到极大震动，感觉到东西方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其后出版的《西洋事情》详尽介绍了西方文明之道。在此刺激下，日本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掀起了一股举办博览会的热潮。
1867年巴黎世博会，日本首次派出非正式代表团参加，其展品引起了欧洲的关注。作为代表团成员，涩泽荣一参观了巴黎万国博览会。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他为此专门留下来研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两年后，他回国接受明治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不久即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堪称近代日本的“实业之父”。可以说，参观世博会，游历欧洲，为涩泽荣一的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日本政府组团参展。这是由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的日本首次正式参加世博会。1871年3月，奥匈驻日公使邀请日本参加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年底日本政府即决定参加，并任命参议大隈重信、外务大辅寺岛宗则、大藏大臣井上馨处理博览会事务。1872年1月设立博览会事务局，向民众公告指出：一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说明风土气候优厚；人造物品做工精良，说明国民工艺水准和智慧出众；著书立说精辟细致，说明这个国家在探索真理、追求学术方面具有广袤的深度。所以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上扬名昌盛，都表现在其物品的好坏和工艺的优劣上。日本虽然没有机械之类的发明，但不能据此说日本在工艺方面毫无精妙可言。日本的生丝、蚕卵纸、茶和陶器等，在博览会上素有声誉。如果能进一步改造精良，成为东洋第一物产，那么宣扬日本荣誉，国家享受繁荣昌盛自不待言。就此呼吁全体国民要认真体察公告之目的，充分展现物品，把它当作国家利益来考量。⑨
1871年5月3日工部大臣佐野常民被任命为同省三等官处理博览会事务，25日被任命为理事官。6月佐野常民就参加此次世博会的目的向正院提交了《关于奥国博览会展示品书》：第一，通过展示日本天然和人造的物品宣告日本的存在；第二，调查研究欧洲工业界的实际情况并学习其专业知识；第三，将来日本也建设博物馆举办博览会；第四，了解对日本物品的评价以调整增大输出的方法；第五，调查各国有名物品的原价，为振兴贸易收集数据。⑩
幕府末期遣外使节团的使命是探索各国，调查研究外国的实情并引入有益的东西。而参加世博会不过是以上路线的延伸。为了实现第二点目的，日本提出“招募工业各科的学生和职工约70人，领他们同赴博览会学习各专业知识。”(11) 同时，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又要求选拔优秀人员参加，保障充足的预算，并赋予被选拔人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充分权限。
正院根据佐野的建议，决定派遣职工，同时任命大隈参议为博览会事务总裁，理事官佐野为副总裁，关泽明清等人为博览会事务官，大藏省的山高信离等人为博览会书记官。
作为副总裁去过奥地利的佐野常民出身于佐贺藩，学过兰学和化学，1867年他带领佐贺藩士参加过巴黎世博会，世博会结束后去荷兰和英国视察海军和工业界，1868年回国后指导该藩的兵制改革，1870年在明治政府为官，致力于海军建设；事务官关泽明清出身于加贺藩，学过兰学和航海术，在伦敦留学三年，回国后效力明治政府；书记官山高信离出身于兵松潘，曾专门学习法语和制铁技术，1867年参加巴黎世博会，博览会结束后作为留学生继续留在欧洲，后应明治政府的召唤回国，废藩置县后效力于明治政府。从这三人的经历可以看出，其共同之处是在幕府末期学习过洋学，在巴黎、伦敦等地直接接触并学习过西洋文明，其中二人还参与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可以说，这次博览会的参加人员，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佐野选拔优秀人才的愿望。
日本在选拔派遣人员的同时，积极收集展示品，并十分注重派遣人员中所雇佣的外国人的意见。一是当时在正院工作的亚历山大（Alexander）提出，为了借此机会提高欧洲对日本的关注，有必要展出巨大的物品。结果名古屋的金虎鲸和镰仓大佛的实物大小的纸模型等都成了展示品，目的是想借表面涂漆的大佛纸模型放在野外展示也不会变形这点来显示日本纸的质量。二是外国人维纳（Gottfried Wagner）的意见。维纳在德国出生，取得博士学位后赴法国和瑞士教书，后到日本长崎任石硷制造所技师，指导陶器制造。废藩置县后继续任教。作为展览品和物品所的技术指导，维纳参与了维也纳世博会。他指出，展出品与其是未成熟的制品，倒不如传统的工艺品好，因此竭力在京都收集工艺品。(12) 两个雇佣的外国人都认为，应通过展示日本的传统物品，向世界宣告日本的存在。
不久，从日本各地收集的珍奇物品会聚一堂，从这些展品可以看出，其展示目的是促进贸易的发展，获得国家利益。
1873年5月1日维也纳举行博览会开幕式，参展国有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土耳其、波斯等20多个国家。5日，奥国皇帝率领皇后和贵族来到日本馆建的日本庭园，举行了刚建成的新桥的开通典礼。《泰晤士报》在20日刊登了《维也纳的日本艺术》一文，报道了日本馆连日热闹的场面。
6月3日，在欧美游览的日本岩仓使节团为交涉条约修正也来到维也纳；6日，岩仓大使和副使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人来到会场。关于维也纳博览会的盛况，岩仓使节团的记录官久米邦武在他的著作《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中以《记维也纳万国博览会见闻》作了报告。其中有如下记载：“我们日本国的展示品在此会上赢得了特别高的声誉。原因有：其一，相比欧洲我们方案独特，展示品在外国人眼里都是珍奇之物。其二，邻近诸国的出色之物相当少。其三，近年欧洲对日本的评价比较高，其中工产品的声誉胜过陶器。”(13) 据他记载，对漆器、七宝涂、镶嵌工艺品、麦秆工艺品和染皮等的评价也很高。特别是日本人带去销售的扇子被一抢而空，于是维也纳人开始仿照自制，同样畅销。
在此次博览会中，日本展示品赢得名誉奖状5个，进步奖牌40个，有效奖牌92个，雅致奖1个，表彰奖72个，辅助奖牌8个，共计获奖218个。会期中卖出的物品总额为奥元计83200基尔德（gulden）。
为了实现另一个目的——技术学习，佐野在渡欧人员中选拔一部分人学习技术，并请维纳介绍学习地方。
继维也纳世博会之后，日本政府热心参加在各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建造了一座两层的展览馆，在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送去材料、木匠和石匠模仿宇治的平等院建造了日本馆，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建设了一座和法隆寺金堂相似的日本馆。当时日本的展品，几乎都是传统的日本工艺品和日用品。涩泽荣一在航西日记里写道，当时的法国报纸，似乎觉得日本的风俗十分奇特，报道“日本人最喜爱的是象征长寿的东西，即，鹤、龟及松树。还喜欢凭想象创造出来的虚幻的动物……比如龙的头马的形态却长有鹿脚的怪兽等等。在其国度极负盛名的富士山、挂着风帆的船只、鱼儿在水中活蹦乱跳的情景，是他们最喜欢用来描绘的素材。”(14) 怪兽就是“麒麟”，鱼当然就是指“鲤鱼跳龙门”。
无论如何，日本是一位西欧诸国用好奇的眼光来审视的稀客。与酒壶、方形纸罩座灯和人力车为象征的日本文明相比，在西欧诸国，由于在1870年代后期的世博会上，电话、打字机、汽车、留声机等现代产品已粉墨登场，所以日本铆足了劲汲取西方文明是自不待言的。
1874年底，佐野等人回国，将在奥地利买回的纤维机械、造砖机、铅字纸型等在东京公开展览了50多天。次年1月向正院提交了事务复命大意书和附属书籍，列举了在欧洲调查的从大型博览会到造船共26个项目，不仅整理为《报告书》提交给政府，还印刷出版让广大民众了解。从《报告书》中显示的调查项目和与此相关的当地资料译本可以看出，以佐野为首的日本官员对引进西方有用东西极为热情。《报告书》中附加的书目里，最多的是蚕织部（蚕业织物劝业的报告书），有10种，其次是兵制部（兵制皇张的所见报告书）和山林部（山林官制的趣旨报告书）各9种，还有农业部（农业振兴的条件报告书）5种。与此同时，政府的技术交流人员也逐渐学得新技术回国。以此为开端，明治时期的日本迅速引入并吸收机械文明，开拓了产业发展的道路。
二
《美欧回览实记》首次明确指出，举办博览会具有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的功效，所以博览会闭幕后，一些日本使者继续留在欧洲，学习各地技术。佐野撰写的《奥国博览会报告书》特别提出，博览会和博物馆具有相同的作用，即寓教于观：“夫触动人心，使其生感动识别者，莫过于以眼目所视之物。语言相异之人而能情意相通者，乃基于彼此相互对待有方；而人对于物之妍媸美丑所生之爱憎好恶，亦因物之制式用法不同乃使形质体状相异而生，此皆起于眼目所视之效。是以古人常言：百闻不如一见者。若欲开人智、进工艺，眼目之教乃最为捷易之法也。”(15)
受政府之命，佐野等人还特别起草了留欧人员在各地学习的技术、回国后从事的活动，以及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交给内务省。关于此，在《奥国博览会参同纪要》的中篇《技术学习》中有20个项目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养蚕法、林木工艺法、山林各科、活字制法、活字纸型制法、硝酸制法、铅笔制法、测量仪器制法、针盘法、钟表制造、电信机械、测量器械、细小器械制造、染法、陶器、木器革类涂法和装板手工艺等。这些研究为促进日本近代化，培育人才，开办学校，创建学社，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山林各科奠定了日本西洋式山林学和林政的基础；活字制法和铅笔制法，为日本铅笔的制造作出了很大贡献；染法技术指导，为日本培育了很多专业人才；陶器制造所专门从事制陶技术指导；漆器泥金画师也为各式涂法在日本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从这些主要报告者的世界博览会经历和之后的行为可以看出：第一，许多人是在幕府末期学习了洋学或已经有了出洋经验，这些经历，促进了日本引入近代科学，同时，他们也以此为基础积极开展新的研究，为日本近代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第二，日本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调查西洋工业界的实际状况并引进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一些专业人士到西洋不仅学习了新技术，而且回国后在传授技术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第三，一些引进新技术的人，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开辟了新的事业，这也是从政府到民间的实业化过程，可以说与明治初期日本殖产兴业中政府工厂向民间转让的活动同等重要。
除主要报告者以外，其他参加维也纳博览会的人员虽不是报告者，但也在幕府末期学习了洋学，有出洋经历，为农业和水产业等领域引进了新的知识和技术，他们去维也纳博览会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日本产业。
通过世博会，日本不仅学习了生产技术，促进了产业发展，而且从广泛地意义来讲，也引入了西欧文化。副总裁佐野常民在维也纳博览会结束后，游历欧洲进行实地考察，其中一项是红十字会。明治十年西南战争爆发，佐野创立了像红十字会一样的救护组织博爱社，即后来日本的红十字社。亚历山大也以他所在的德国骑士团为模本参与了博爱社的创立。(16) 一级事务官近藤真琴负责展览品目录书的编辑工作，回国后出版了一本介绍幼稚园和幼儿教育的著作。
为了出口日本的工艺品，以维也纳世博会为契机而成立贸易公司这一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制茶商松尾义助和道具商若井兼三郎作为维也纳博览会的营业人员，负责出售一些制品，在佐野的指示下于维也纳设立了起立工商会社。回国后，他们于1874年创办企业，和英国的公司及维也纳商人签约，出口日本工艺品。博览会事务局对这个公司给予大力支持，从三井集团借入运营资金三万日元，该公司自筹资金一万两千日元，以共四万两千日元的资本金开始创业。公司运营18年，先后参加国外世界博览会11次；1877年在纽约开设分店，次年又在巴黎开设分店，为日本贸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7)
另外，参加费用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明治政府对维也纳世博会的重视程度。岩壁义光就参加费用将维也纳世博会和其他世界博览会作了比较，并总结了一份比较表。很明显，维也纳世博会的参加费是费城世博会的两倍左右，是巴黎世博会的约三倍多。虽然这和展览品全部都由政府出资有很大关系，但依然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对于日本初次参加世博会是相当重视的。
三
明治政府指出参加世博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对外显示日本已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希望万象更新的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刚刚结束闭关锁国的日本，对西欧社会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神秘国度；二是为了响应当时政府殖产兴业的口号，把握欧洲先进的工业界及工业制品的现状，并学习引入这些技术促进日本的近代化。见过世博会而备受触动的领导者们，认为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引入西欧的文明和文化，因此积极地进行引导。作为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井上馨日后成为连生活习惯也要清一色进行“文明开化”的“鹿鸣馆时代”的主导者。从一定程度上讲，日本积极参与、学习和模仿世博会，与当时盛行的这一西化背景极其相关。
1873年日本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殖产兴业的发展。参加博览会并学习了技术的那些人在各种领域引进了西洋近代知识和技术，包括农业、山林业、水产业、电信、机械等，范围十分广泛，而且由他们带回的技术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另外，也有人回国后辞官下海，开办民间企业，如藤山种庆、藤岛常兴、田中精助、纳富介次郎和齐藤正三郎，他们这种从官到民的行为，也间接地体现了日本殖产兴业的大动向。
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多是幕府末期学习过洋学或有过出洋经验的人，如佐佐木长淳、山高信离、津田仙、田中芳男、绪方道平和关泽明清等，他们的洋学经验和海外见闻在江户时代没有得到机会发挥，由于在明治时代参与维也纳世博会才有了充分展示的机会，因此他们回国后致力于各领域的发展。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的日本近代化的担当者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身上体现了继承性。副总裁佐野常民学习了洋学，作为佐贺藩士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可以说是这些人的代表。
如前所述，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雇佣外国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亚历山大注重将日本文化介绍到西欧，并提议要将日本的形象强烈地展示给西欧。以维也纳世博会为契机，通过亚历山大的关系，日本的展览品均赠给了维也纳东洋博物馆、奥地利美术及产业博物馆（现名国立工艺美术馆）和德国的民族学博物馆，这些成为日本民族学收藏的重要部分。(18) 雇佣外国人维纳则致力于把近代西欧的学术和技术引进日本。他不仅为博览会的参加者在西欧各地寻找学习技术的学校，还对之后的费城世博会和日本国内劝业博览会等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为日本引进近代西洋文明并促进殖产兴业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此外，起立工商会社通过出口传统工艺品，促进了日本贸易的发展，并培育造就了各种人才。可以说，以维也纳世博会为嚆矢，日本自身对其传统工艺品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维也纳世博会不仅对日本的近代殖产兴业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日本传统工艺产业的发展也有很大促进。但是，当时参加巴黎、维也纳、费城世博会，在工艺方面给日本以显著影响的同时，日本也并不是一味地被影响。不断涌现出的充满日本风情的展览馆，因其别具异国风格的手法和设计而备受瞩目，对西欧的建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一些至今还留存有这种日本风貌。
围绕着日本首次参加世博会，批判封建制度倡导自由平等思想的福泽谕吉，创办以第一银行为代表的多家企业的资本主义的指挥者涩泽荣一，以及日后担任第一任大阪工商会议所头目的明治时期大阪财政界代表五代友厚，这三人以各自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这个事实在考察当时的世博会给日本所带来的影响方面，意味深长。
参加维也纳世博会，佐野等人意识到日本工业技术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在机械制造技术方面相当落后，因此提出希望日本能在1880年自行举办万国博览会的计划，希图以此促进日本的产业发展。大久保利通则认为，日本当时仍存在与西欧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以日英贸易为例，1875年到1877年的三年间，日本对英国的平均贸易逆差达到85,359,493日元，举办万国博览会不仅不能增加国内产业进步，反而有可能使外国货品充斥国内市场。为了阻断外国货品“滥入”之途，并保护奖励国内工业起见，大久保利通最后提出可举办日本的“内国”博览会。(19)
博览会具有重要而显著的经济效果，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将博览会作为殖产兴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予以推广。1873年维新政府投入50万日元巨资，并组织了多达70余人的派遣团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以此为起点，工部大臣佐野常民建议1877年应在东京举办大规模的博览会，而且应该立即开始准备。这就意味着第一次国内劝业博览会是以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为模板的。事实也正如此，日本博览会的各种规则以及机械馆的设置等都照搬了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模式。其展示仿照维也纳世博会，包含了矿业及冶金、制造物、美术、机械、农业、园艺等六大部类。此次博览会不在强调国家国力的进步与强盛，而是借助博览会达到教化的效果，其所注重者为“物品的比较”，意在达到“殖产兴业”的目标。之后每隔四年至七八年不等的时间，日本便举行一次内国劝业博览会，从1877年到1911年明治时代结束为止，共举办了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
由于经历过万国博览会的佐野常民、田中芳夫和大久保利通等很多政府首脑都十分清楚博览会的经济意义，所以日本政府很快就将博览会作为殖产兴业政策的基本支柱之一。也就是，博览会是以劝业为目的的博览会，是经济博览会。在对参观者的注意事项中也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注意事项很明确地指出博览会不是为了玩耍和游览，而是为了让参观者仔细比较观察各种展览品的制造工艺的巧拙、性能的优劣和价格的高低等。博览会“对展出者而言可谓是一番优劣角逐，通过实物广告的影响来扩大销售途径，并且能够通过赢得审查的嘉奖来提高其产品的知名度。而对参观者而言，不仅可以欣赏到各种完美而精致的物品，同时也可以激发兴业的念头。”(20) 正因为它具有促进技术进步、扩大物产贸易的作用，所以政府才大力举办博览会。
与此同时，日本劝农局长松方正义在1879年视察巴黎万国博览会时，对法国的农产竞争会制度印象极为深刻，回国后立即在日本设立了同样的共进会制度。于是有了该年在横滨举办的制茶共进会和生丝共进会。1880年又在大阪举办了棉糖共进会，对当时日本的两大输出品生丝和茶以及两大输入品棉花和砂糖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审查品评。虽然制茶共进会和生丝共进会的准备期都很短，但也有来自全国近40个县约1千人的参展者，每个共进会各举办了一个月；而棉糖共进会则有来自全国各府县的7千多名参展者，此共进会举办了50天。这些共进会的创立宗旨是：“聚集国内有名的物产……从各地选择一些技术熟练而且有一定的知名度的物品，推荐给审查委员……根据各种物品的性能效用，审查委员设定很细的条目进行审查，并调查这些行业一般有什么发明和改进改良，甚至从业人员是如何扩大业务发展的等等，对出类拔萃的有功者予以表彰……从业人员争先恐后的改进发展各行业，从而促进了全体国民的技术知识普及”(21)，可以说其本质机能和博览会完全相同。
日本是博览会世纪的胜出者，虽然日本迟至1970年才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但明治政府很早即认识到这种展示活动在经济竞争及国际宣传上的重要力量，因而在国内大力推动各种展示会，并积极参与国际博览会，成为19世纪末叶亚洲地区最热衷参与和举办博览会的国家。1970年第一次世博会之前，日本国内各种名目的博览会多达上千次。
在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工业化问题中，当认识到来自民间的力量，尤其是民间对政府劝业政策的大力支持所带来的影响之后，不得不承认研究博览会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尽管对如何评价其作用还有待讨论，但从博览会的本质意义在于促进技术知识的普及这一角度来看，至少可以明确，博览会促进了日本技术产业的发展。
日本于1860年代开始接触西方的博览会事业，认识到博览会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因此在国内大力举办博览会。与日本相比，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虽然与日本同步，却没有日本学得彻底，也没有日本组织得法。明治初期的日本视举办国内博览会为“富国强兵、传播新事物和凝聚国家意识”之道，博览会成为一种带有视觉力量的文明装置，具有启蒙开化的现代意义。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与其仿效西方创办博览会，促进生产改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无关联。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日本正式组团参展。“岩仓使节团”在游历博览会时发现，展览场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即使是大而强的国家，对于来自小国极富竞争力的科技发明，也必须给予尊敬，因此意识到“大国不足畏，小国不可欺”。并认识到既要以煤铁为基础大办工业，又必须以贸易取利，由此制定了“贸易立国”和“产业立国”紧密结合的政策。这一政策贯穿始终，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就是在这次游历世博会等西方文明当中，明治初期的日本确立了“小而强的国家”的定位，开始了从城市空间改造到科学技术创新等各个层面的变革。
以此次参与世博会为经验，日本在国内相继举办一系列劝业博览会。此后博览会的举行，成为“脱亚入欧”的日本的效法对象。日本频繁举行国内博览会的大背景，是日本产业革命的开展。其举办内国劝业博览会的企图，如同当时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所指出的，这一形式有助于农工技艺的提升、智识的开化以及贸易网络的促进。博览会的举行促进了日本新兴技术的交换和商业的发展，也是其国家力量的展现和象征。大久保利通被誉为日本现代化基础的创立者，他曾说，十万个留学生不如一次博览会的效果巨大，因为世博会能促进举办城市以及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日本跻身于西方列强之林，主要是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实现的，明治维新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经验，建立并强化日本的工业基础。而参与和举办世界博览会是学习引进西方技术的最佳场所。在日本现代化运动从“迟到”到“超越”的前进道路上，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必须介入国际性的活动，同时也必须不停地把国际的世界观引进国内。最能够反映这个事实的莫过于日本主动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并把博览会的活动积极介绍到日本国内及其所统治的殖民地。在日本看来，博览会的举办一方面可刺激帝国的现代产业，另一方面也可争取与西方现代文明同等的地位。因此，日本在海内外对博览会事业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至今，日本已成功举办五次世界博览会，各有主题诉求，皆着眼于发展经济，振兴产业，形塑整体社会对于国家发展目标的认同，以及普世价值理想的宣扬，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成功，使日本经济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先进国家，并获得世界的认同。1985年筑波世博会及其衍生的产值则促进了茨城县和全日本GDP的增长。
注释：
① 永山定富：《内外博览会总说：立に我国に于ける万国博览会の问题》，东京水明书院，1937年；山本光雄：《日本博览会史》，东京：东京理想社，1970年。
② 吉见俊哉：《博览会の政治学》，东京：日本中央公论社，1992年。
③ 吉田光邦：《技术文明史上的万国博览会》，东京：日本放送协会，1970年。
④ 吉田光邦：《万国博览会の研究》，京都思文阁，1996年。
⑤ 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以爪哇巴城侨商梁炳农为中心》，爱知大学《人间文化》第11号，1996年9月；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的实业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154号；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产业振兴政策》，广岛：《广岛东洋史学报》第3号，1998年12月。
⑥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永井道雄集编：《日本名著·33：福泽谕吉》，东京：东京中央公社，1975年，第312页。
⑦ 日本所展示者，实为荷兰人将其古董送至会场展出，见Findling,John E.,Pelle,Kimberly D.,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1851-1988,Greenwood Press,1990,p.10.
⑧ 日野永一：《万国博览会と日本の‘美术工艺’》，收入吉田光邦编：《万国博览会の研究》，第21页。参见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
⑨ 田中芳男、平山成信编辑：《奥国博览会参同记要》，东京，1897年，第9～10页。以下简称为《参同记要》。
⑩ 《大隈文书》官厅关系文书（五）博览会·共进会。
(11) 《参同记要》上篇，第13页。参见沓泽宣贤：《明治六年ゥィ｜ン万国博览会と日本の参同——明治初期我が国の殖产兴业政策老中心に》，东海大学外国语教育センタ一异文化交流研究会：《日本の近代化と知识人若き日本と世界Ⅱ》，东海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68页。
(12) 吉田光邦：《雇佣外国人产业》，鹿岛出版会，1968年，第77页。
(13) 《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五），岩波书店，1982年，第43页。见沓泽宣贤：《明治六年ゥィ｜ン万国博览会と日本の参同——明治初期我が国の殖产兴业政策老中心に》，第76页。
(14) 《万国博のすべて》，日本经济新闻社，1966年，第122页。
(15) 佐野常民：《博物馆创立报告书》，《奥国博览会报告书》，东京：博物馆部：1875年。见吉见俊哉：《博览会の政治学》，第119页。
(16) ヨ一ゼフ·クライナ一编写： 《黄昏的德川·日本》，日本放送出版社协会，1998年，第36页。
(17) 《参同记要》下篇，第188～195页。见沓泽宣贤：《明治六年ゥィ｜ン万国博览会と日本の参同——明治初期我に国の殖产兴业政策を中心に》，第86页。
(18) ヨ一ゼフ·クライナ一：《Heinrich von Siebold——从日本考古学，民族文化起源论的学史出发》，第238～240页。H.V.Siebold,《小Siebold虾夷见闻记》，原田信男他译注，平凡社，1986年。
(19) 国雄行：《内国劝业博览会の基础的研究——殖产兴业、不平等条约、‘内国’の意味》，《日本史研究》375，1993年11月，第54～68页。参见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第79～80页。
(20) 农商务省编：《第5回内国劝业博览会事务报告》，明治37年，第4页。参见はじめに：《技术情报の普及传播と市场の形成：博览会·共进会の意义》，日本，1995年，第243页。
(21) 劝业局、商务局编：《明治12年共进会报告共进会创设主旨》，有遴堂，明治13年。参见はじめに：《技术情报の普及传播と市场の形成：博览会·共进会の意义》，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