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文化的复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日本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日本文化具有复合性，它在历史上有五次大的复合，因而在各个层次和要素上都显示出多元复合性。日本文化又具有交叉性，这是由其文化基因兼具多种文化基因之特质决定的。以上特点又决定了日本文化必然具有学习性，这种学习性是日本在近现代获得成功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 日本文化 复合性 交叉性 学习性
今年（1994）是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100年前，大清帝国与日本开兵见仗，战无不败，最后只得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这场战争彻底粉碎了“天朝大国”的面具，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腐朽、保守。此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专制政府和反传统文化的运动就没有停止过。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像日本一样通过学习西方而强大起来，但中国从甲午战争后付出了100年的努力，其结果是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日本行，中国为什么不行？日本明治维新能成功，中国戊戌变法为什么不能成功？日本在经历二战毁灭性打击后反而更加迅速地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是选择了优越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至今还徘徊在穷国的行列？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反思， 反思“为什么日本行而中国不行”。本文拟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日本文化的复合性
所谓日本文化的复合性，就是指日本文化是由多种异质文化多次复合而成的，并且在日本文化的每个文化层次和文化要素中都包含着数种文化的因子。
从纵向历史上看，日本有五次大的文化复合。
第一次在1万年以前。那时西伯利亚、北中国、 南部亚洲的三种不同的原始人先后进入日本，后来陆桥沉降，日本成了列岛孤悬海中。这三种人就在日本列岛上相互融合，形成了最早的日本人并创造了日本的绳文文化〔1〕，这就是说日本人、 日本文化在其源头就是复合而成的。
第二次在公元前300年以后。绳文文化延续了8000～9000年， 但一直处于无金属品、无农耕的石器时代。公元前300年左右， 中国大陆的移民进入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种稻文化，从此，日本人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铁器，过上了比较稳定的水田农耕生活并很快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弥生文化，弥生文化是日本大规模摄取外部文化的开端。
第三次是7世纪至9世纪的遣唐使时期。从公元600年至公元894年，日本先后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共18次。这期间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和大化改新，从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军事制度及至哲学、宗教、法律、教育、文学、史学、书法、乐舞、工艺美术、医药、历法、建筑、娱乐、体育、衣食、风俗等等方面全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日本的“唐风文化”。
第四次是1853年以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伯理率船叩关，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从此日本掀起“欧化”的浪潮。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系统地吸取西方的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从而一跃进入世界五强。
第五次是二战后。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又全面学习美国，着重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而变军事帝国主义为现代西方民主主义，变战败国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除了以上的五次大的文化复合以外，还有其他较小规模的文化复合，比如对宋学、兰学的吸收。总之，经过两千余年的对外文化摄取形成了兼容古今中西的日本文化，在各个文化层次和文化要素上都显示着其多元复合性，最明显的是文字和宗教。
日语起源于古代远东语系，它构成了日语的语法、语言的特点，是日语的基本框架。后来又受到印尼语、柬埔寨语的影响和缅甸系统江南语的影响，形成了日本语祖语。
公元5世纪，随着汉字进入日本， 当时尚无文字的日本人就开始使用和吸收汉字，后来在汉字草体的基础上创造了万叶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等表音文字。6世纪， 随着佛教传入日本，梵语也对日语产生了一定影响。
近代，以英语为主的外来语大规模输入日本。目前，日文报刊杂志和专业书籍中出现的外来语已超过40000条。 日本某不动产公司的一则60余字的广告中竟只有3个日本词。
日语的这种复合性特点直接影响到日本文学。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说，仿汉文体最适合表现崇高典雅或慷慨悲歌的风格，要使文章委婉细腻，充分透彻则可用翻译体，发挥优美的色彩，那就是教语体的专长了。〔2〕
日本的宗教也有很强的多元复合性。神道教、儒教、佛教共存于日本社会，并被人们普遍信仰。调查数据表明，日本信教人口总数是日本人口总数的2.7倍，即平均每一个日本人要信2.7种宗教，可见不同的宗教不仅可共存于日本社会，还可共存于日本人的心灵中。
日本民间普遍信仰七福神，认为他们能带来福寿吉祥。这些神分别是惠比寿（日本——渔神，大黑天（印度）——灶神，毗沙门（印度）——财神，辨才天（印度）——音乐艺术之神，布袋和尚（中国）——弥勒菩萨的化身，福禄寿（中国）——南极老人的化身，寿老人（中国）——长寿之神。以上七种只有一神源出日本，其余六神分属印度和中国，且这些神又分属佛、道不同系统，这是日本宗教复合性的一个显例。
除了文字和宗教，日本政治也是复合式的。石田一良指出，明治维新后公布的《帝国宪法》兼备了君主制和共和制的特点，1898年公布的《明治民法》融合了新和旧、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要素，它的财产篇“以法国式的天赋人权论为基调，个人主义的色彩极为浓厚；而它的身份篇则以封建法的人事篇为基调，将日本人置于父与子、夫与妻的支配与服从的上下秩序之中。〔3〕二战后， 美国为日本制定了新的美国式宪法，但还是照顾到日本的文化，保留了天皇。
在物质生活上，日本人拥有独特的两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每个家庭都有两套物品：西服与和服、西餐具与日式餐具、西式家具与日式家具。二战后，苏联作家爱伦堡访日归来说：“任何一个日本人，每天要过几小时欧美式生活，也要过几小时传统日本式生活。在日本人中，不同的世界同时存在。”〔4〕
以上简要叙述了日本文化的复合性，日本正是由于能够一次次成功地进行文化复合，才蛙跳式地赶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遥遥领先于中国。不过我们只是叙述了日本文化的复合性的现象，而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文化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复合，而中国却不能。
二、日本文化的交叉性
近些年来，“汉文化圈”“儒文化圈”等理论十分流行，这些理论设想无一不把日本当作圈内的一个重点，但是严格地讲，日本只能说部分地属于这些圈，日本文化与这些圈中的中国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她是一种交叉性的文化，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即处于中西之间，兼具中西文化的部分特性。
我认为，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在一个民族作为一些有自己特点的猿人群时就产生了，以后随着有不同特点的猿人群落互相杂交、融汇，不成熟、不稳定的基因逐渐成熟起来，稳定下来，逐渐产生了一些相互间差别明显的人群，这就是民族的胚胎。一般地，地缘上相近的群体相近性大一些，反之则小一些。人类在越不发达的状态下，不同群体之间的一体化越容易，在民族正式形成以后就变得十分困难。因为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在不变的条件下具备了自足性，而当条件巨变时，如一些土著面对欧洲殖民者时，落后的文化失去解释力和适应性，又不具备学习外来异质先进文化的机制，经常是很快地消失了。如果一个民族在其形成民族以前，能兼容几种尽管很原始但差异很大的人群及其文化基因，那这种文化以后将会有一种很强的适应性，面临不同的文化时，它本身的，与相对应的文化有“血亲”关系的基因将会发挥作用，迅速膨胀，摄取先进文化。所以说，一个民族在其形成民族之前越是经过多次杂交的越具生命力，越是兼容了差异悬殊的群体及其文化越具生命力。反之，越单纯的越难久存、壮大。我们可以称民族形成前的文化基因杂交为基因复合，而将民族形成后的基因稳定、自足称为基因定型。
一种文化的基因兼具另外两种或多种文化基因的某些特质，我称这种文化为交叉文化（《新字词典》“交叉”条注曰：有相同，有不同的；有相重的），日本文化正是如此。
日本民族是由西伯利亚、北中国、南部亚洲的三种差异很大的人群组成，而北部来的游牧民族和南部来的热带民族直接或间接地与欧洲文化和印度文化有“血亲”关系，尽管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基因更强一点，但可以说日本文化具有交叉性。现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尚不能够清楚地揭示日本文化的这种交叉性，但我们可以运用“黑箱方法”，通过对已知的日本文化特征，推断日本文化的交叉性。
日本语具有较为明显的交叉性特征。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居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日语不但大量使用汉字，而且语法简单，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不随人称变化而变化，构词能力强等，这些与汉语都是一样的，但日语本质上是一种拼音文字，在语法上也与汉语不同。
除了语言，日本的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的交叉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大化改新时期，日本曾模仿唐朝实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度。但后来班田制瓦解了，日本形成了封建庄园领主制度，这一个制度逐步完善，在德川幕府时期达到顶峰。
在日本的土地制度中有鲜明的西方特色。其中三点最为要紧：①严格的土地等级分封结构；②农民的农奴化；③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但日本的土地制又不完全与欧洲一样，它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东方的特点：①土地可以自由转让；②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在上级领主手中，封臣的不完全所有权是从属性的。以上情况说明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东方因素’与‘西欧因素’的结合体，大体上属于东方和西欧的综合类型”，〔5〕是“半欧洲半亚细亚型”。〔6〕
亚细亚城市大都是政治统治的大小中心，而西欧中世纪中期以后的城市大都是自由的自治的工商业城市，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15～16世纪日本的战国时代，日本产生了以堺市为首的一大批拥有民事裁判权，免除“德政”权的自治性的欧洲型城市，但后来被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镇压。这一事件表明，日本的文化基因中确有东西方的交叉性。
日本的政治也别具特色。中国是等级开放社会，由科举产生的精英进行统治；西方是等级隔离社会，贵族垄断政治。这一点上，日本是欧洲型的，日本和欧洲都是等级分封制。但日本的最高封建主——天皇或将军却是有强大的统驭全国的专政性权力，这一点又是亚细亚型的。天皇名为国家之主，但长期只执掌神道教的最高祭祀权，不问政事，政权由将军独揽，这一点又与太平洋上的热带民族惊人地相似。〔7〕
总之，日本文化复合性的背后是其文化原始基因的多元性、交叉性，文化的交叉性是使日本在东西方之间能够左右逢源的一个原因。上个世纪后半期，日本的口号是“脱亚入欧”，本世纪末，日本又喊出“脱欧入亚”，但日本终不是一个纯西方也不是一个纯东方民族。
三、日本文化的学习性
日本文化从来就有复合性、交叉性，并在历史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复合性与交叉性。日本文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为什么学习中国、欧洲、美国皆能成功？这是因为日本文化具有学习性。日本文化的学习性是指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学习机制，这种机制使日本在面对优势文化时能主动去学习，并能学为己有，使日本文化跃上一个新台阶。日本文化学习性的成立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日本文化的原初复合性与交叉性
前面已经论述了，日本文化从源头上就是多元复合的，就有交叉的特性，这是日本文化具有学习性的根本原因。因为，日本文化的基因中包括有寒带民族（西伯利亚）、温带民族（北中国）和热带民族（南部亚洲）的文化因子，与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血亲”关系，受到来自这些文化圈的文化的冲击时，日本文化中的某一类因子就会被激活、扩张，形成一个吸盘，顺利地、自然地吸收外部文化。当遇到另外的异质文化时，其它的因子就会产生同样自发性吸收功能，似乎日本文化是个“垃圾堆”，什么都收。16世纪时，日本的宗教已有神道教、佛教、儒教，但1549年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迅速风行，半个世纪信徒就达到75万之多，可见日本文化来者不拒的文化品性。
2、日本文化的孤独性与劣势心理
日本文化长期孤立而存在，很少与其他文化有频繁的日常交流。但在日本2千多年的历史上，总遇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优势文化， 先是种稻民族登上日本列岛，以后汉文化长驱直入，使日本倍感惊奇，面对这比自己高得多的文化只有全盘学习，全面吸收的份儿。这些早期的文化吸收在日本民族心理上形成一种劣势心理，形成了学习的惯性。当南蛮文化（葡萄牙）、红毛文化（荷兰）进入日本时，他们很自然地就开始接收。特别是这种劣势心理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比不过别人就该学别人，这种思维定式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创造了奇迹，伯理黑船叩关，迫使日本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日本人却在横须贺伯理登陆处立了一块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萨英战争等一系列对外失败，促进了明治维新，明治政府在《五条誓约》中宣布要“求知识于世界”。1871年就派出了包括多数明治维新精英的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历时一年零十月。这些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它不见容于中国人的“天朝大国”“礼仪之邦”的优势心理。
3、日本的“无文化”和外来文化工具化心态
日本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外来的，纯粹土生土长的几乎只有神道教，但神道教没有什么教义，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不同的时代，神道及神道之神的面貌是不同的。石田一良将其比喻为“更换衣裳的偶人”。每当时代改变时，就很快将以前的旧思想的“衣裳”脱下来扔掉，改穿上新思想的“衣裳”。“奈良时代，身上穿着形成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衣服；到了平安时代，换穿上从中国传来的佛教的衣裳，成为神、佛融合神道；在镰仓时代形成了佛教天台系的本地重迹神道和真言系的两部神道；室町时代，受中国南方禅宗的影响，形成吉田神道；到了江户时代，受宋明儒学，尤其是宋子学的影响，形成神儒融合的儒教神道；后来又出现神与耶稣融合的神道；明治时代却换上国家主义思想的衣裳，成为国家神道。”〔8〕严格地讲，神道教不是宗教， 而是借对祖先神的崇拜来表达、强调和维系大和民族同宗同祖的一体性，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一种只要有利于日本，其它一概不论的潜在民族心理。这种意识是日本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一大特色，也是日本民族能够一呼百应，及时转向，使学习机制不因内部矛盾而失灵，使外来信息不因内部多层多元而失真的根本保证。日本早期是三种文化基因异质性极大的人种共同作用形成的，这是日本的优势。但日本也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异质性大的文化基因极难融合，而使日本为了三种基因的融合而在文化的发展上落后于大陆数千年。在中国文化再次进入日本时，日本除了神道教可以说基本处于无文化状态（从狭义文化意义上讲）。日本的“无文化”状态与高度明晰的民族意识使日本人形成了其“外来文化工具化”心态。“外来文化工具化”心态是指日本人并不把学习来的文化作为自己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而是视为一种解释神道、治国、乐生的工具。在中国，中国人把高层次的文化视为一种本体的、形而上的东西，掌握、体现文化的精神乃是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因此，文化是价值性的，高于生命乃至国家的。对于日本来讲，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主要是能满足其一时之需要，如不需要时，则可抛弃。明治初年，对中国文化的指责，二战中对西方文化的批判都是急转弯的，带有强烈功利性的。这种外来文化工具化心态一方面使日本文化庸俗化、表面化，另一方面，也促成日本人放开胆量地学习外来文化，毫无顾忌地学习外来文化。
总之，日本在近现代的成功，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学习性。
四、中日文化比较及中国文化的前途
日本文化由于有内在的学习机制，因此在历史上能三次从低谷中崛起，特别是近代在东方最晚接触西方文化和西方殖民者，但最先全面向西方学习并获得成功。中国文化有没有这种“学习性”呢？
中国文化基本上没有这种学习性。中国文化在早期也是由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组合而成，但在组合中，北方的中原文化显然占据了大部分“地盘”，南方文化很少被摄入，并且中国北南两部分地缘相连，文化异质度不大。不过南方文化间接地与印度文化有些关系，这为以后印度文明能够传入打下基础。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完全与之格格不入，在中国不可能中西深层打通，也不可能中西文化自然地友善并存。这么说中国是不是就不能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不能实现现代化了？也不是。
文化不是社会中唯一系统，只是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三大系统中的一个。对于表层的工具性文化（科技等），人脑可以使不同文化系统的东西共存。在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在中国人大量吸收西方表层文化后，中国可以实现器物层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还要靠中国文化的自我创新，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自我创新。
日本文化是典型的交叉文化、“杂种文化”，具有学习性，具有一定特长，但日本文化是弱基因文化（没有自生的文化为主导），只能追随世界大潮，而不能在世界文化进步的潮流中带头创新。日本外来文化工具化心态导致的文化庸俗化、表面化倾向也影响了它的文化的前途，日本文化在学习过程中，冷淡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仁”和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思辩理性”，没有学到中西文化最精华、最根本的东西。日本在与美国的第五代计算机竞赛中，自动认输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是较纯种的、非交叉性的文化，学习能力差，但都是强基因文化，都是基础极广、内涵极丰、根须极壮，具有极强的自生性、遗传性。在当代，中西文化都面临困境，西方文化要摆脱“文化物化”的困境，中国文化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兼容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价值。中西文化不可能像日本文化那样通过合并来实现各自的超越，而是要着力于“文化生长”，即粗壮自己的根须、茂盛自己的枝叶，尽可能地吸收新的养分，但不能移植。在可见的未来，中西文化仍将是有本质差别的文化，但这两种文化又将在未来世界轮流上升，领导世界文化潮流，这是日本文化做不到的。〔9〕
注释：
〔1〕关于这三种人确切源于何地、何时进入日本、谁先进入日本、谁是日本文化的主体，争议很多，尚无定论。诸如西村真次在《文化移动论》中断言：“日本文化不是独立的，而是带有复合性质，其构成的要素可以看出是以西伯利亚文化为根基而加上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井上清认为，“首先进住日本的是中国东北及滨海的中国人，其后才有北方的蒙古人种和南方的印尼人种。”等等。但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日本人的祖先及其文化是多元复合形成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2〕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第25页。
〔3〕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历史的发展与特征》。
〔4〕转引自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第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刘毅《日本早期封建制的几个特点》，《历史研究》， 1983年3期第159页。
〔6〕王家骅《半欧洲半亚细亚型的日本晚期封建社会》， 《世界历史》，1982年6期，第24页。
〔7〕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8～49页。
〔8〕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历史的发展与特征》。
〔9〕关于文化生长的理论， 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困境——二元文化及其出路——立足二元、调适二元，以中国文化为根走向内在和谐，基本自足的新文化等问题，限于篇幅与文章的题旨，在此不作多论。但应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日本，中国文化不可能像日本一样长期多元共存，中国文化是生长型的，不是进口复合型的，是基因一元性的，不是基因多元性的。因此，中国文化的建设，一方面要着眼于不拘一格向全世界学习，一方面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以使其在未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