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间阶层的兴起对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建设论文,阶层论文,党执政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55(2009)02-0082-04
一般意义上，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被视为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焦点。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与重组合。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三次大的社会阶层变动，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社会阶层逐渐浮现。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国家权力的下放，社会中间阶层也正在崛起。这些都意味着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
一、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及其社会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即过去西方社会独有的所谓“中间阶层”，在我国悄然出现，而且数量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韦伯认为，阶层是由具有共同生活命运的人组成的，而生活命运又是由他们处理商品的技艺以获取收入的能力决定的。因此，财产而非生产资料才是一个阶层的特征。而且，财产并非阶级的唯一标准，它和个人声望、影响力(或权力)一起构成阶层(或阶级)共同体的多元标准。虽然当代西方学者并非机械地接受韦伯划分阶层的经济、权力与声望三个界定标准，但他们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之上，继承了其阶层划分的多元标准思想。后来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选择分层维度的新思路，如财富、声望、影响力、职业、教育素质、生活方式等，或若干标准所形成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学术界对“中间阶层”界定的表述。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所谓中间阶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指在社会阶层体系中按职业、收入、教育、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多元标准进行综合考察，其整体地位高于体力劳动者阶层，而低于大资产阶级的阶层。具体的讲，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1]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
中间阶层处于社会利益格局的中等位置，不是社会的弱势阶层，也不是社会强势阶层，他们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把中间阶层放在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相对社会控制关系中来考察，可以将其界定为“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群体集合”。
当前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构成，除私营企业主阶层外，还主要包括如下四类：第一，来源于传统“中产阶级”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和个体户。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有个体户2377.5万户，从业人员达4742.9万人，[2]规模蔚为壮观；第二，普通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阶层；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富阶层”，如80年代的个体户和“万元户”、中小公司的经理和老板、各类承包商和企业承包者等；第四，由引进外资和高新技术人才而催生的“新中间阶层”，主要包括不同层次的“海归派”高薪高文凭的自由职业者，以及会计师、律师、计算机软件设计师、形象设计师和市场营销者等。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中间阶层逐渐壮大，社会结构开始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在底层与顶层之间，中间阶层发挥着“减压阀”和“稳定器”的作用。现阶段就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体现为：
(一)贫富分化及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中间阶层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要素，发挥着“减压阀”和“稳定器”的作用。有学者将中间阶层的这种“稳定器”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缓冲社会顶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阻隔顶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二是在思想上，中间阶层通常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使激进和冲突的思想观念难有存在市场；三是在经济上，中间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其生活方式保证了社会庞大而稳定的消费市场，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3]在我国当代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呈拉大之势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是政治稳定的积极支持者。作为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地带，能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削减缓解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中间阶层有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和“安全阀”之说。
(二)社会地位公正获得的示范功能。中间阶层由于其绝大多数是靠个体后天努力、凭借诸如教育、市场机会等后赋性社会因素，通过公平竞争，赢得其体面、舒适的社会中等生活境遇，且在社会生活中又居于多数，因此，他们地位获得的经历及结果自然引起下层后继者及广大社会成员的关注，并被视为向上流动、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榜样和希望；而就社会结构而言，恰是以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途径及结果，向全社会成员展示了机会公平的社会公正的可能性。[4]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促进功能。与我国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相比，中间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学识水平和个人素质，更富于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更注重理性思考，更倾向于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处理矛盾和冲突。一般而言，中间阶层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国家法制建设的认知和判断较为深刻、客观。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对实现自我价值有着更高的要求，突出表现为自觉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而通常会采取合法的、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因此往往是稳健、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但这种保守性是相对的。因为他们又同时具有较为理性的批判性。他们对于事物的批判不是简单地肯定否定一切，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和改造。“正是由于中间阶级具有保守性和批判性的双重标准，才使得他们既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又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5]因此，中间阶层作为一种重要的体制外力量积极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所面临的新挑战
尽管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比重还太小(据有关专家分析研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足15％，无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上，都显得弱小)，但是作为一支正在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中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中间阶层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坚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如何发挥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并不断扩大执政党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是执政党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执政党能否不断提高社会中间阶层成员对党的认同性
在社会结构异质化、分层化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执政党总是要把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这个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拥护和支持。随着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所带来的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的可选择性增加，这就增大了政治认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间阶层对促进政治认同的积极作用。首先，中间阶层的认同收缩度较小，他们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素质造就了他们的现代公民观，这种公民观，使他们不仅仅关注于自身周围的事务，而比其他阶层更积极关心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的政治认同收缩度较小；其次，中间阶层是社会阶层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国家各种方针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政治系统的拥护是相当高的；再次，中间阶层位处社会各阶层的中位，观念温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各阶层的政治要求，成为社会各阶层观念价值的代表。这种温和的观念也有助于获得政治系统的认可和支持。从而造就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认同态。[6]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能够更好地表达和协调中间阶层的利益，使其从“感恩性”的认同转变为利益性认同，真正将我们党看成是代表和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自己的党”，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不断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这是我们党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一个全新挑战。
(二)执政党能否将社会中间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到自己的组织内部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它有没有广泛地吸纳、并以自己的社会观、价值观同化社会各部分精英的能力。从社会中间阶层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社会中间阶层成员，除早期发家致富的个体户、部分私营企业主外，一般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尤其在外企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中的律师等，都属于高学历、高科技、高层次等“三高”人员，是社会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经济上有实力，社会活动比较丰富，交往的群体比较复杂，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中的有些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参政议政能力比较强，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大的威信和号召力，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精英分子。如何在这些阶层中加强党的吸引力、渗透力、影响力，提高中间阶层中优秀分子的入党意愿，把他们吸纳整合进党的队伍中来，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三)执政党能否设计出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中间阶层参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图式
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管理者等白领职业者构成其核心，人员大多分布在社会管理、知识和服务类职业领域。他们大都从事脑力劳动，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人员素质和生活质量都较高。随着他们占有社会资源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巩固和发展，必然要提出分享政治权力资源的要求，并试图推进与他们利益相一致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制定符合他们利益发展的政策。社会中间阶层所要求的权力，代表的是自身阶层或特定集团的利益，而国家权力所代表的则是整个社会公民的利益，两者在广度和层次上是不能等同的。这样，在权力的关系上，社会中间阶层与国家政府在对权力的分配、分享方面就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状态。为此，需要执政党设计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中间阶层参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图式，这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疑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三、中间阶层兴起背景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路径选择
亨廷顿认为政党适应性是指政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适应性的强弱表现为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函数关系：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越久，则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就政治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概言之，执政党适应性是指在一国经历其产业结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迅速转型，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思维范式、政治文化日益革新且多元分化的同时，执政党使其体制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在不改变自身既有政权体制的前提下继续生存的一种改革途径，它能促使其政党组织的结构变迁与演进更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能对环境的变化作出最具挑战性的反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与政党适应性是相互连通的，政党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过程就是党加强执政能力的过程。我们认为，在社会中间阶层兴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站在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增强党在社会中间阶层中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整合力，赢得整个社会中间阶层的认同、信任、拥护和支持，拓展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好地完成党执政的历史使命。
(一)发挥社会整合功能，赢得社会中间阶层成员对党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人们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首先应当看到，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是经济基础的变化给上层建筑带来的影响，对于调动各方面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其次要认识到，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好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是如何克服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脱节、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面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利益格局调整给执政党的建设所带来的新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执政党必须对整合社会能力进行开拓创新。“所谓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7]所谓社会整合，就是政治统治体系通过组织、制度、意识形态、道德等力量将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整合的本质是利益的整合，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的重中之重是不断提高整合社会能力，这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
社会中间阶层的兴起要求我们党强化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在认真体察和努力实现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代表者，注重尊重和兼顾他们这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整合到社会整体利益当中，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中间阶层对党的认同性，发挥他们的社会功能，为全面实现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二)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自身的建设。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允许发展社会中间阶层人士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还可以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此，执政党应该通过教育引导，积极稳妥地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中间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优秀人才密集的执政党，增强执政党在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以实现对其的有效管理。中间阶层人士广泛分布在外资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中介组织中，由于这些企业和组织在行政上没有主管部门，党员人数少且流动性大，造成党组织的组建率不高。因此，必须通过健全党组织，完善管理体系，增强党在这一领域的政治领导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党组织管理体系上，要按照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的原则，改变传统的以条为主、纵向垂直管理的模式，完善管理架构，形成统一有序的分级管理体系和组织网络，从而把中间阶层中的党员纳入有效的管理渠道。
(三)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政治参与的效果是对政治参与热情最有力的激励。我们目前政治参与通道不畅，沟通具有单向性，这缺乏政治家与普通群众的联系机制，严重影响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而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促使各阶层政治参与发生改变。如我国的中间阶层能够积极参与政治，是促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但中间阶层毕竟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阶层，为了自身利益的巩固和发展，必然要提出分享政治权力资源的要求，并试图推进与他们利益相一致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制定符合他们利益发展的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党设计出一套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中间阶层参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图式，充分发挥他们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功能，提高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建立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反映他们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允许他们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意志通过合法的渠道进行表达，维护他们合法的利益。为此，首先要将社会中间阶层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上的“二等公民”，更不是一种“异己”力量。其次要鼓励和支持社会中间阶层人士参与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协会、行会组织，鼓励和支持他们通过这些组织反映意见和要求，并且高度重视和支持这些组织依法展开工作。再次要拓宽社会中间阶层人士参政议政、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管理的渠道和机制。如增加社会中间阶层中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在各级政府机关中设立包括律师、会计师等在内的决策咨询机制，保证这些专业人士的意见能反映到决策过程之中。
可以说，社会分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过程的特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也不会例外。在前所未有的事业中遇到矛盾和问题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审时度势，将社会分化、社会差距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对我国正在兴起的社会中间阶层进行深刻、全面地认识。面对挑战执政党应该站在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增强党在社会中间阶层中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整合力，发挥中间阶层发展中的正面功能，尽力避免负面影响，有效引导中间阶层走向，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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