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上海、西安、成都三地的寺院活动为例
杜立婕，翟 松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基于上海、西安、成都三地寺院活动的人类学调查资料的分析，对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实践内容、特征、面临的机遇及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实践内容可分为对弱势人群如贫困的病人、老人、特殊儿童进行救助和关怀，对正常人群的日常养生与心理健康的关注，重视文化教育和捐资助学等若干方面；其特征则包含范围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依托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组织、体现服务内容的宗教性与公益性的双重属性；并对中国都市佛教与社会工作在实现有效对接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及前景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关键词： 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公益慈善；中国文化；本土化
一、引言
社会工作兴起于西方，是伴随着具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活动发展起来的，深受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慈善观的影响。一方面基督教伦理塑造了社会工作的道德和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早期的宗教济贫活动也在实践中塑造了社会工作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等实务方法的雏形。基督教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中几经流变与重构，至今“基督教社会工作”依然存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西方的普通百姓在遇到困难寻求帮助时仍然更加信任带有基督教背景的社会服务组织。自社会工作传入中国后，一直在进行本土化的探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适应与变化，其二是中国社会已有的服务经验对外来社会工作的领悟、借鉴和融汇。[1]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主要宗教为佛教，其慈悲济世的宗教理念对中国民众的公益价值观有着深远影响，佛教服务曾经是中国慈善史上一支重要的力量。本文参照“基督教社会工作”的用法，把佛教的社会服务事业称为“佛教社会工作”，这里的“佛教社会工作”概念意义为宏观层面上的，主要指佛教信徒在佛教教义的理念影响下以佛教组织为载体所从事的各类有益于社会的服务活动，既有物质的救助，也有精神的抚慰、道德的教化等；既有针对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人群补救式的活动，也有针对社会一般人群心灵和信仰的服务。关于“佛教社会工作”概念的界定，在笔者以往的文章中也有讨论，[2]在此无需赘述。在“佛教社会工作”的基础上，又发展出“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其主要指都市佛教领域内的社会工作实践，即都市佛教提供的上述各类有益于社会的服务活动。
严格意义上的“都市佛教”概念是由上海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在2000年提出的，他认为都市佛教是一种“人间佛教”，是以都市寺院为主要的活动场所，根据现代都市的特点和要求，以寺院为媒介向市民弘扬佛法、开展宗教活动。“都市佛教”和“山林佛教”一起构成了大陆“人间佛教”的全部内容。[3]在此之前曾经有学者探讨佛教与城市的关系，如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格雷格·贝利(Greg Bailey)和阿兰·默巴特(Ian Mabbett)在《早期佛教社会学》中曾经对于早期佛教和城市化之间某种亲密关系做了论述。[4]佛教之于城市化的意义不仅在由2 500年前印度诞生之时的早期城市社会中有所昭示，其对于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仍然有待于我们去挖掘。[5]历史上，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有了较大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开始壮大，也推动了佛教的改革，“人间佛教”革新运动是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一批佛教信徒在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发起的，而在后来的中国台湾地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中就业和生活，带来对宗教的迫切需求，进而带来佛教的变革。这种变革也表现为，弘传的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农村各阶层转向城市工商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从而带来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台湾地区都市佛教的繁荣。[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城市面积的急速扩张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社会发展带动各方面的深刻改变，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宗教需求，中国2 000年以来的佛教传统和迫切的社会需求使得当代佛教不得不承担起这一重任，佛教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也需要进行革新。近些年来，上海市玉佛寺等寺院提出了“都市佛教”的口号和发展模式，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服务城市社会的需要，这对中国大陆佛教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点关注“都市佛教”，更有甚者将其作为课题展开深入研究。[7]本研究选取的佛教寺庙主要位于上海、成都、西安三座大城市，在“都市佛教”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概念。
本文的形成基于上海、西安、成都三地寺院活动的人类学调查资料，研究方法采用多点民族志的做法，选取了三个田野点，分别是上海A寺庙、成都B寺庙和西安C寺庙以及三个寺庙下属的非营利性慈善团体。三所寺庙在佛教社会服务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口碑，特别重视服务的专业化程度提升，都有着系统明确的组织规划、服务范围和积极稳定的参与人群。寺院积极投身公益事业，都组建了以居士和义工为主体的服务队伍，以服务社区和社会为基本理念，用服务项目换得社会资源支持，类似于学界提出的“社区佛教”。[8]这三所寺院的宗派，A寺庙和B寺庙是汉传禅宗，C寺庙是藏传佛教，虽然宗派不同，但在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实践方面均有成效，其中上海的A寺更是“都市佛教”概念的提出者。参与调查的时间从2015年的2月持续到2017年的9月，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这三所寺院及下属的非营利性慈善团体组织的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活动资料采用直接收集的方式，即笔者亲自参与寺院组织的活动，另有部分资料通过寺庙官网、公众微信号间接获取。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主要来源于笔者接触到的僧人、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资料的场所大部分是在佛教寺院下属的基金会及慈善组织的各类活动，而并非完全在寺院。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了5万字的田野资料，研究资料收集的结构框架包括如下内容：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实践主体如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宣传途径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利用；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如生命关怀、生态关怀、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四大类，这些在杨雅薇硕士毕业论文《都市佛教社会功能及其实现》展现出大部分，[9]本文的撰写只是撷取了其中的少量田野资料，并重新做出思考和理论诠释。
二、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实践内容和特征
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实践是佛教在现代社会宣传自己、展示自身形象的重要方式。从当前对佛教自身的社会形象建设方面来说，对内更多是从事慈善事业，对外则体现出了海外联谊功能和在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交流功能。对内的公益慈善则基于其“慈悲喜舍”的核心理念与“勿忘世上苦人多”的社会关怀。[10]笔者在参与并融入三所寺庙的社会活动、接触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对现代寺庙的社会服务实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虽然每座寺庙的活动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其身处不同的城市各具自身地域特色，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
(一) 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实践内容
根据调查的情况，笔者将佛教社会工作实践内容概括为三项内容。
1. 对弱势人群进行救助和关怀
中国社会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迅速发展，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其中重要的标志是新型城镇的发展、城市面积的急速扩张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三化”问题即与新型城镇化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众多学者在一些研究中将“三化”并列使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使用。[17]伴随“三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需求，需要具有两千年传统的中国佛教为此做出现代回应，“都市佛教”概念的提出是应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觉醒法师所提出的都市佛教，可谓是大陆地区在太虚、印顺等前辈高僧所提出的人间佛教基础上构建的人间佛教新形式。“都市佛教”是指以都市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根据现代都市特点及要求对市民进行佛法弘扬和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活动的人间佛教。“都市佛教”依“都市中的佛教”而得名，却不简单等同于“都市中的佛教”，它以现代都市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空间，具有开放的意识和广阔的视野，有强烈的整体观念和组织观念，发展目标更加明确，服务手段更加现代化，其活动范围超越其所在地域，而不仅仅限于其所在的狭隘的都市。[18]目前都市佛教中的很多寺院纷纷成立各类专业的慈善组织和基金会，佛教慈善事业正处于大力发展建设阶段，其服务水平的提高需要借鉴社会工作专业技能。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为配合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开展人间佛教运动，各类佛教慈善组织崛起并与社会工作进行有效结合，既展示了佛教团体兴办慈善事业的能力和实力，也为目前中国大陆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某种借鉴。
（4）稳健性检验。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发现根据实证检验验证得到上文的三个假设都是合理的，为了提高本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又利用应计—现金流关系模型对BASU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利用应计—现金流模型，需要选取上文所研究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在此基础上加上上文所研究的三个变量（内部控制评价主体、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不改变7个自变量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而得到三个变量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结论，对比发现这两个模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
与“基督教社会工作”相比，“佛教社会工作”的历史稍显短暂。“都市佛教”和“社会工作”本来是两个无关的概念，能够结合在一起缘于以下两个领域的现实需要：首先是来自佛教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其次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需要。
总之，影响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因素较多,而只有全面把握小学生的特点以及小学数学知识内容的特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课堂设计,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数学知识的探索中来,并在学习中获得快乐。
都市佛教虽然身在城市，服务内容以面向市民为主，但是因为其所占据的经济条件和地理优势，其活动范围已经逐渐超出了其所在城市。“都市佛教”的形式古已有之，但是作为正式意义上的概念应用，最早是在21世纪初上海召开的“都市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至今也有多年的历史。[12]“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是相对应的概念，关于二者功能与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在佛教界、学界一直未停止过争议和讨论。二者的区分通常以地域作为主要的区分标志，“山林佛教”在历史上曾经构成中国佛教的主要部分，中国禅宗从唐宋以来形成农禅并作的传统，其道场通常位于远离尘嚣的深山远林之中，发展到现代社会，山林道场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传统的修行方式和规范，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守护者，依然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和社会服务功能。“都市佛教”的概念则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提出的，城市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农村宗法社会结构，培育起了现代化的市民结构，“都市佛教”的寺院活动以都市作为主要的活动场所，以都市市民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与山林道场相比，可以充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优势将社会服务事业做得更为恢弘和气派。[13]都市佛教虽然身在都市，但寺院的社会服务活动范围却不仅限于所处的城市，其社会功能和服务范围开始向更广阔的地理区域扩散，甚至走向国际化，从而惠及更多的众生和更广的领域。笔者本次调查的三所寺院的活动都涵盖了除所处城市外的其他地域，比如A寺在云贵地区的小学图书室的援建、B寺对都江堰地区的贫困少女的助学活动、C寺对西藏地区的小学的援助等。自然灾害发生时，许多寺庙都积极参与救灾和援建活动，这三所寺院也举行过多次的城外救灾济贫活动，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2016年的台湾地震，甚至参与国际援助。A寺也曾经组织过对尼泊尔地区的肾病众筹活动，在2015年11月30日在其公众平台上发布名为“爱无国界，与我们一起——为尼泊尔肾病救助众筹”的活动，由于当地设备短缺，尼泊尔肾病患者中的90%的人由于得不到及时医治，在病发几个月内死亡，地震的发生，使得当地医疗资源更加匮乏，于是A寺通过众筹的方式发起了该项目，为他们提供3台肾脏透析仪器。由此可以看出，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已经辐射到了其所处的地域之外。
3. 重视文化教育和捐资助学
近些年来国学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追捧，现代人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识到了自己在传承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开始关注自己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形象，组织了一系列的人文教育活动。文教活动在A寺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向公众宣传佛教理念进行文化教育已经成为寺院社会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寺院从2015年10月起开办了少儿国学堂。③现在C寺的新春祈福灯会(法会)已经成为当地市民的一项重要的新春民俗文娱活动，展示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娱活动形式独有的民族风格，B寺的紫霞书院和禅修夏令营则为更多的非信徒将佛教理念融入到世俗生活中、更好地理解佛教深奥的经典提供了契机。A寺和B寺还有国际交流项目，定期与国外的寺院和佛教协会进行文化交流。重视文教的传统也表现在捐资助学，帮助那些暂时遇到困难的学生弱势群体。这三所寺院均有资助家境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以及大学毕业后进行创业等活动。
(二) 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实践特征
以上寺院开展的社会工作内容可以概括出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实践呈现出的三个主要特征：都市佛教社会工作活动范围的地域性和跨越地域性、依托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组织以及体现服务内容宗教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
地质勘查资料表明，桩号K29+790—K38+540洞段围岩主要为华力西中期侵入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此外还发育SF29、F30、F510、SF5及SF3等断层，该洞段采用TBM法施工。根据物探、钻孔及平硐等探测结果推测：该段为蚀变岩相对发育段，蚀变岩在浅部及深部均有发育，分布规律较差，厚度变化大，从0.1 m～71.6 m不等，蚀变岩约占总长的12%，且蚀变岩具有强度低、富水的特性。工程地质剖面见图1。
通过示范区建设，在示范区集成马铃薯机械深耕深松、机械起垄播种、地膜覆盖、机械化植保、机械中耕培土、机械挖掘收获、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示范，重点提升机械化技术应用水平。与项目实施前相比，主要提升机械播种与挖掘收获作业技术水平，机械播种比手扶拖拉机开沟、人工手溜点播提高工效5倍以上，节省人工20个；机械挖掘收获比手扶拖拉机犁挖提高工效6倍以上，节省人工15个以上，而且挖净率高。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身心健康受到生活方式、饮食作息、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许多人对日常养生知识非常关注。笔者所调查的三所寺院均经常在自己的公众平台上发布相关信息与推送，如换季时的饮食、日常保健知识、如何调节不良情绪等。都市里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与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使得心理压力、心理障碍、情感困惑成为困扰现代都市上班人群的常见问题，他们非常需要进行心理调适。佛教擅长的打坐、参禅等修行方式，正好能为这些有心理压力的人群提供服务，帮助他们释放压力。如A寺连续多年举办二日禅修免费体验的公益活动，名为“玉佛问禅”，非常受都市白领的欢迎，参加的人并不需要信仰佛教，也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只要网络报名就可以了，两天与世隔绝的禅修活动，使自己暂别喧嚣的都市生活，烦躁的内心获得阔别已久的安宁，心理调适效果非常好。
2. 依托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组织：佛教慈善团体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现代佛教寺院内部设有专门的机构和部门来负责组织和策划社会服务活动，即各寺院成立了本寺院下属的非营利性组织，即佛教慈善团体，有的寺院称为佛教基金会。佛教慈善团体具有宗教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接受宗教局和民政部门双重的业务监督和管理，以上海A寺发起成立的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为例，它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是其主旨之一，作为一家具有佛教背景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其注册登记管理机关是上海市民政局管理下的社团管理局(副局级)，业务主管单位是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尽管这些非营利组织在实际运营中，其主要资金来源于寺院的香火和随喜钱，团体内部的领导或者核心成员也是来自寺院的僧侣，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传达的是佛教寺院的理念、意图和价值观念，比如上面提到的觉群文教基金会的愿景是觉悟群生、奉献社会、和谐世界、大愿同行等，但事实上，所有的社会服务活动的组织和实施都是由其下属的非营利性组织中的成员来完成的，并非是寺院僧人，这在以往的传统中不曾出现。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并非直接通过都市寺院来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其真正的组织者是其下属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成员，非营利组织中除了成员中的核心人物和某些部门领导是寺院僧人外，组织内部的大部分成员是非佛教信徒，这些人不属于寺院，只是被佛教基金会雇佣，他们就像在公司上班的白领一样，按照工作时间的要求上班和下班，享有工资待遇和各种福利。虽然佛教慈善团体的核心成员依旧是寺院的僧侣，但是其通晓基本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通常还要接受专业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培训，具有管理组织和运作服务项目的成熟经验，因为目前其行使的角色是一个非营利性慈善团体的法人代表，而不是在寺院里只管自己修行的僧人。尽管很多社会服务活动的审批也通常是由这些核心成员来批准的，使得整个组织的价值理念依然带有佛教色彩，但是现代化的技能训练提升了整个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方法的专业化程度。目前寺院下属的佛教慈善团体与佛教僧侣团体产生了重要的区别，其特征更加的趋向于非宗教属性的现代社会服务事业团体。
3. 体现佛教社会工作内容的双重属性：宗教性和公益性
当代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生活的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赈灾、扶贫、公益事业、教育等各领域。佛教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性质因为其特有的宗教背景决定了其既有公益性又有宗教性的两面性。一般来说，具有佛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机构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不是传播佛教教义，而是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满足服务对象需求。服务内容中佛教因素的强弱与否，与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机构的重点与目标仍然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服务对象的要求。倘若机构不能有针对性地为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则机构的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14]但是佛教非营利组织在提供服务时，并没有舍弃佛教的基本教义或者价值观。在佛教社会服务中，佛教是提升服务品质、保证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与方式。佛教慈善团体在“慈悲济世”的理念下，对贫困、残障、孤寡、灾民等群体的关怀和救助，为政府分忧，为民众解难，把佛教“慈悲济世、利乐众生”的理念植入人心，融入生活，积极倡导“好事大家做、善行众人修”。[15]它一方面提升了寺院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也向国家和社会展示了佛教在当代社会建设中起到的作用，其提供的社会福利与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福利服务的性质相似；更重要的是，这类宗教赞助的社会性行为已经能被国家和社会“读懂”，这就使得佛教越来被国家认可其参与公共善举的资格。[16]大体来说，佛教社会工作内容的实现取决于佛教非营利组织既有宗教背景又是非营利社团组织的双重身份，即二者在实践中是否能实现有效的统一。
在接种疫苗的过程中，护士应密切关注儿童的具体情况，观察其是否出现汗出、心慌、头晕、发热、面色苍白等不良反应，如出现上述情况，应立即通知医生，给予妥善处理。
三、都市佛教社会工作面临的机遇与前景
2. 关注正常人群的日常养生和心理健康
(一) 佛教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弱势人群包括贫困的病人、特殊儿童、老人等，在笔者调查的三家寺院的慈善组织公众平台上都会发布为被救助者募捐的信息。除了关怀都市中的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特殊儿童等，寺院实践内容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怀群体“老年人”，这三所寺院都设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关怀项目。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都市中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在稳步增长，以上海为例，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市户籍人口达1 456.35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83.60万人，占总人口的33.2%。[11]老龄人口数量如此庞大，针对老年人的服务的需求量也因此巨增，而对老年人的关怀恰恰一直是佛教的传统。在2015年重阳节时，A寺联合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和中山医院为福利院的老年人提供符合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科室的诊疗服务，其中包括中医科、老年病科等。除了在传统节日组织慰问弱势群体外，A寺文教基金会还组织过“爱心义卖”①和“情暖空巢老人”②项目。
(二)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需要
中国佛教伦理和实践是社会工作在中国落地生长的重要本土资源。社会工作原产于西方，自引入中国后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既要解决将西方概念应用于中国现实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惑，又要引导中国现有的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社会服务经验去领悟和借鉴西方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在吸收外国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自生理论，自生理论的来源之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社会工作的学者提出将社会工作与本土思想资源进行系统联结的某些尝试，要“重新审视本土思想资源与社会工作的关联”的迫切性。[19]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家国同构”，作为家与国之间的“公共社会”层面，佛教一直在其中作为“公共利益”的承担者存在，佛教的理念诸如“仁慈好施、慈悲为怀”也一直为中国人实践和履行，这与西方社会工作思想起源之一的基督教思想中蕴含的博爱、利他主义的道德规范是极为相似和相通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需要融合本土文化的思想资源，因而与佛教结合便有了优势互补的可能性。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是在政府推动和引导下，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合作为百姓谋福利的事业，现代都市佛教慈善组织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加入，将使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性进程行走得更加协调和健康。[20]
1. 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活动范围：地域性和跨地域性
在主持人的邀请下，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长孙叔宝等3位来自渠道和媒体的行业代表以及安道麦（北京）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成城走上讲台，结合国家政策、环境发展等背景畅谈了对于行业趋势的判断以及企业的发展和应对之策。
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基于两个领域的现实需要，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都市佛教社会工作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而机遇和困境同时存在。佛教慈善自身在现阶段也面临发展的瓶颈，需要借鉴现代社会工作技能和项目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社会工作在佛教慈善内部的认同和推广程度还需要提高；社会工作领域虽然也一直在讨论本土化，但是西方社会工作的概念和范式依旧占据着主流地位，很多学者对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并不完全了解，越没有了解就越不想沟通，因而也一直存在着诸多误会、排斥，对于佛教社会工作表现出较大的不认同，导致二者结合的程度和范围在目前这个阶段极为有限。另外，外在的制度层面仍然需要健全，如尽快建立《宗教慈善法》以及《宗教非营利组织法》，政府需要依照法律法规对宗教非营利组织进行外在的一系列监管等。[21]佛教学界和社会工作学界之间的会通、沟通，是解决瓶颈问题应首先采取的策略，包括社会工作和佛教领域的学者联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加强在实务领域上的资源整合等。[22]当前已有很多学者，包括年轻的硕士、博士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中国佛教与社会工作在实现有效对接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前景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23]
毋庸置疑，佛教文化对推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和历史功用。[24]随着中国社会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和都市社会的深入发展，我们乐观地相信，尽管都市佛教社会工作目前仍处于初创期，但是将来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前景的研究方向和实践领域。
注释
①A寺微信公众平台 2015年11月3日的文章“我是小飞侠爱心义卖邀您莅临”。
它分级明确，从故事内容，到语言、到绘图、到版式，不管哪一方面都是精心设计，符合该年龄段的儿童心理和审美；我个人尤其赞赏它的非故事类图书，从小学二年级开始逐渐加入，内容编排屡屡让人惊喜，让我这个成年人都学到了很多知识。所以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分级”这个目的，而怀疑甚至贬低分级阅读图书。
②A寺微信公众平台2010年10月16日的文章“玉佛善行： 情暖空巢老人志愿者招募”，2015年10月21日的文章“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觉群文教基金会关爱社区老人”。
③ A寺微信公众平台 2015年10月15日的文章“觉群文教： 觉群少儿国学堂开班招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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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rban Buddhist Social Work Practice: Take the Temple Activities in Shanghai, Xi ’an and Chengdu as an Example.
DU Lijie, ZHAI S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tries to discuss the content, feature and opportunities and predicaments faced by urban Buddhism social work practice through the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emple activities in the cities of Shanghai, Xi’an, and Chengdu. It concludes that urban Buddhist social work practi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scue and concern for underprivileged groups such as poverty-stricken patients, the aged and exceptional children； concern for everyday health-keeping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normal people；emphasis on cultural education and making donations to education. Its features include the 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scope of practice, its dependence on modern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and service content reflecting the dual feature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welfare. At the end,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in the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docking between Chinese urban Buddhism and social work.
Key words: urban Buddhism； social work；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Chinese culture； loc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3X(2019)01-0013-06
收稿日期： 2018-05-16
基金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佛教社会工作研究“(13CZJ027)；中国博士后基金第60批一等资助“城市移民的宗教信仰与社会适应：基于上海的田野研究”(2016M600293)。
作者简介： 杜立婕(1974— )，女，汉族，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工作和儿童社会工作。
引文格式： 杜立婕，翟松. 都市佛教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上海、西安、成都三地的寺院活动为例［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19(1)：13-18.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王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