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思潮论文,走向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际，我就曾做过这样的预测，即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糅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注：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我曾撰写《“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一文，发表于《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后收入《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30-54页。）事实证明，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以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化理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面对“理论死亡”的噪音越来越大，理论本身还能产生何种功能？本文将继续笔者过去的研究，旨在讨论后殖民主义在西方的第二波浪潮兴起后理论批评的发展走向以及另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经过一段时期的式微之后再度崛起：3位代表人物先后发表新著，使得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酿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先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分化为“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全球环境的恶化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理论话语的异军突起，注重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使得文学作品被隐匿的意义被发掘出来。随着全球性移民潮的愈演愈烈，“流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重新书写的作用。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在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注：“后理论时代”这个命名得益于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关于该书的评论，参阅拙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之功能？》，载《文景》2005年第3期。）的来临和理论的功能的转变。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2003年和2004年间，西方的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发生了3个对其后的理论思潮走向有着直接影响的事件，其一是久病不愈的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与世长辞，给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再度兴盛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以沉重的打击；第二是曾以《文学理论导论》一书蜚声欧美两大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颇具冲击力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为已有的“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再者就是当代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去世。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去世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而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呢？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书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注：Cf.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London：Penguin Books，2004），p.1.）平心而论，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再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使之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趋势。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注：Ibid.，p.7.）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注：Ibid.，p.222.）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理论的衰弱使之陷入一种自我演绎乃至“自恋”的怪圈。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不禁问道，难道理论真的“死亡”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当今理论的走向如何？理论究竟还能产生何种功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伊格尔顿这位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确实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此在理论界引起的争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确实，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之核心观念的解构主义已经不可改变地成为了一个历史现象，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解构也只能通过其散发在各个时代的“踪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梳理和总结出一部解构主义的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之走向作出描述，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它所产生的“消解中心”和“挑战权威”的结果究竟体现在何处？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文学和文化理论将产生何种功能？对于这几点，虽然西方学者已经试图进行种种预测，（注：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举行的2003年编委研讨会，其主要理论性的陈述刊于Critical Inquiry,Vol.30，No.2（Winter 2004）.）但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们理应作出我们自己的反应，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在这种跨文化的争鸣中发出中国理论家的独特声音。我想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这方面考虑的一个初步尝试。
后殖民理论与少数人的话语
毫无疑问，在当代后殖民理论大潮中，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影响力始终是最大的，他的著述被人们讨论和引证的频率也始终居高不下，这与他生前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这位后殖民理论大师于2003年去世，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注：这方面的最近反响尤其可见Critical Inquiry,Vol.31，No.2（Winter 2005），专题论文：Edward Said：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edited by Homi Bhabha and W.J.T.Mitchell.）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纪念这位身居帝国的中心但却不时地发出异样声音的第三世界批评家。确实，赛义德是在西方学术的中心地带以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身份发出自己的独特言论的，因此也自然会同时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重视和非议。尽管人们不免会对赛义德本人的双重身份提出种种质疑，但他仍然在不止一个场合为自己所拥有的独特身份进行辩解。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位有着深切流亡体会的第三世界裔知识分子，赛义德对自己民族的痛苦记忆是始终记忆犹新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收入他的最后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s and Other Essays，2000）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由此可见，赛义德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这种痛苦的经历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毫无疑问，受到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启发，一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出丰富的写作和批评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在全球化的时代方兴未艾，并且越来越为研究全球化和后殖民问题的学者所重视。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 ）通常被当作其名声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由于她的双重边缘身份所致：既是一位知识女性同时又有着鲜明的第三世界背景。在世纪之交，斯皮瓦克的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90年代末出版的新著《后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1999）。通过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的简略评介，我们大概不难把握斯皮瓦克本人以及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新进展。（注：在中文语境中对这本书的评介，参阅拙作《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4-72页。）
在斯皮瓦克迄今已经出版的整本著述中，《后殖民理性批判》可以说是她的第一部有着一定体系性和完整理论思想的专著。这本书除了序言和一篇题为《解构的开始生效》（The Setting to Work of De construction）的附录外，整体部分分为4章：第一章题为“哲学”，第二章题为“文学”，第三章题为“历史”，第四章题为“文化”，这种分类大概使人不难看出斯皮瓦克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宏伟理论抱负。其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当推第一和第四部分，这正好也反映了她本人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内的深厚造诣。按照她本人的说法，“我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实践——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来追踪本土信息提供者的形象”，但是随着她的论述的展开，“某种后殖民主体反过来却一直在重新揭示殖民的主体，并且在挪用信息提供者的观点”。（注：Cf.Gayatri S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reface"，pix.）显然，斯皮瓦克这部著作的问世使她的批评理论达到了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巅峰，她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将为今后的理论争鸣和批评实践提供丰富的资源。
尽管后殖民理论曾在北美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界名声很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少数人的话语，这一点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 ）尤为清楚。与他的另两位后殖民理论同行相比，巴巴的著述并不算多，但他在理论上的独特建树却是无人可以否认的：首先，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糅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其次，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具体策略；此外，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再者，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进一步推进的作用。据说人们期待已久的巴巴的专著《全球性的尺度》（A Global Measure）和另一本专题讲演集将于近年分别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预见，随着他的这两本书的出版，已经日渐冷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将再度“热”起来，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几年来，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又发生了新的转向：从居于第一世界内部后殖民论辩性逐步转向关注真正的后殖民地人们的反殖反霸斗争，并对他过去的那种具有戏拟特征的后现代风格有所超越。根据他近几年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系列演讲，他目前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少数族裔”或“少数族群体”所面临的困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认同问题，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便越来越显示出新的活力。巴巴提出的“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策略，被认为是一种过程，也即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注：巴巴演讲的中译文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但是这种过程针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将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流散写作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规模的移民致使流散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凸现了出来，并日益成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流散写作伴随着流散现象的出现而来，因此对流散写作的研究也成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课题。流散现象的出现及流散写作的兴盛导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和语言的裂变：一个流散作家具有多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已不足为奇，英语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而最近数十年来的华人大规模移民也致使汉语逐步演变成一门其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仅次于英语的世界性语言。
应该指出的是，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但并不说明作家本人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国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文学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我们今天在阅读那些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读到其中隐匿着的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
华裔中的流散作家及其作品主要指一些生活在海外的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及其作品，例如早先的汤婷婷、黄哲伦、赵健秀和谭恩美等，以及最近的哈金等，他/她们的创作实践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者的瞩目，对文学经典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挑战作用，使得中华文化和文学率先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此我们切不可轻视。若将他们的创作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语境之下，我们则自然而然地想到把他们叫做华裔“流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这些作家不仅仅只是离开祖国并散居海外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状态，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在外或流离失所，他们往往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居住国和自己的出生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并且熟练地使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来写作，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使我们感到欣喜的现象是，这些华裔流散作家的写作已经同时引起海外汉学家和文学史家的重视，并被认为对重新书写文学史和重构文学经典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面对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的“越界”行为，我们对国别文学史的书写是不是也受到了某种挑战？如前所述，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流散现象的出现已经导致了语言疆界的模糊，这种语言疆界之拓展已经给文学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带来了新的可能。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以及比较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尝试依然没有减少，我在此仅想提出，语言疆界的拓展对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它将为文学史的重写带来新的契机：从简单的对过去的文学史的批判性否定进入到了一种自觉的建构，也即以语言的疆界而非国家或民族的疆界来建构文学的历史。（注：关于流散写作对国家疆界和语言疆界的突破以及对文学史写作的冲击，参阅拙作《全球化语境下汉语疆界的模糊与文学史的重写》，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在这方面，保尔·杰（Paul Jay）在讨论英语文学疆界的拓展及其后果时有一段话颇有启发意义：
有了这种意识，在不将其置于特定情境的情况下研究英美文学便越来越难了，在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历史中研究这种文学所产生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了。同时，英美两国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的明显扩张也表明，这一文学变得越来越依赖语言来界定，而非国家或民族来界定，因为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作家都用这种语言来写作。从这一观点来看，英语的全球化并非是人文学科内的激进分子旨在取代经典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主张或政治议程。英语文学确实是跨国家和跨民族的……（注：Cf.Paul Jay，"Beyond Discipline？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PMLA,Vol.115，No.1（January 2001），p.33.）毫无疑问，流散现象实际上早已对英语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产生了影响，这一新的以语言来划分文学疆界的趋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撰史领域内就已出现，而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再度崛起则对此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同样，汉语作为一种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语言，我们是否也可以以（汉语）语言来重新书写中华文学的历史呢？对此我将另文专述。
全球化与文化的理论建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在西方学术界（注：Cf.Roland Robertson & Kathleen White eds.Globalization：The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Vols.1-6（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应该指出的是，在这部2，559页、收入125篇重要英文论文的6卷本专题研究文集中，仅有两篇出自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学者之手。）而且在中国学术界也方兴未艾，（注：关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讨论，尤其可参阅葛涛的综述性文章《旅行中的理论：“文化全球化”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接受与变形》，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几乎当今所有最有理论敏感性的人文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虽然全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内，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不少人看来，实际上预示着某种程度上的美国化。这点尤其体现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推广和美国英语及代表美国文化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在全世界的普及。但我始终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以及其对文化生产和文学批评的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因而从事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细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据此我们才有可能结合当代的具体实践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运动到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并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讨论全球化问题也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因此当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重读《共产党宣言》时，便不难发现，早在1848年，当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并处于发展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窥见了其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并且在描述了资本的扩张之后给文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时颇有远见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30页。）
虽然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这段文字，但我们此时再加以细读便不难看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确实曾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可能性。当然，对于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之实，例如英语的普及、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的落户和变形、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所不及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之，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只表明一种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此我将在后面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予以阐述。
讨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与文化的生存价值和命运前途，我们就应该以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作为出发点。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学”概念，这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和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将作何解释呢？我认为，从文化差异和多元发展走向这一辩证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在一种大的宏观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渗透到宗主国并对之进行解构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有过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是日益明显。所以，在我看来，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趋向。
如前所述，即使从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就主张从5个方面，或者说5种形式的影响，来讨论全球化现象：（1）纯技术方面；（2）全球化的政治后果；（3）全球化的文化形式；（4）全球化的经济；（5）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注：参阅詹姆逊《论全球化文化》，收入拙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5-121页。）这自然对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有所启发。鉴于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这一现象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0多年，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因而我在此提出的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当然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我认为，既然全球化所涉及的方面早已超过了经济和金融领域，那么我们也应该更加开阔视野，从下面7个方面来全方位地观照全球化这一现象：（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这就是我本人在前人和当代国际同行的研究基础上，并结合中国语境下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试图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全球化进行的进一步理论建构。（注：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我认为，只有从上述7个方面来整体把握全球化现象，我们才能完整地准确地从各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并且从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发展现状出发，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和讨论，发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有力的声音。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温世界文学这个理论概念，我认为，我们应当同时考虑到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差异性的并存：应用于文学批评，既然文学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我们就应当将各民族的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评价其固有的文学形式和审美风尚，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带有普遍性，对不同的民族文学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又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它们分别是由不同的语言作为其载体的，因此我们又必须考虑其民族文学的固有特征和特定的时代精神。即使同样是用英文创作的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更不用说那些用带有明显的地方土语和语法规则创作的后殖民地“英语”文学了。随着华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和汉语的日渐普及，国际华文文学研究也将成为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
生态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回避的问题甚至危机。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就是地球上的资源被过分利用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对之尤为敏感。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界的生态批评便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后果的一个反拨。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环境的污染、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物欲横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进行反思：我们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紧张起来？作为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对此，生态批评家均试图面对并予以回答。
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即正如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所定义的，“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自然是如何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得到再现的？物质场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出戏中表现的价值与生态学的智慧相一致吗？我们何以展现作为一种文类的自然写作之特征？……”（注：Cf.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 meds.，The Ecocriticism Reader.（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Introduction"，pxix.）诚然，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就是颇为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如在华兹华斯和陶渊明的自然诗中，自然被人顶礼膜拜，生活在其中的人甚至试图与之相认同，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而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的改造自然、重整环境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时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如在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面对自然的无情和巨大力量，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即使奋力拼搏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就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老的主题。崛起于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垮掉的一代”诗人盖瑞·史耐德（Gary Snyder，1930- ）始终自觉地从中国古代自然诗人和生态思想那里汲取丰富的资源，将其应用于想象性文学创作中，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诗坛独树一帜。（注：关于史耐德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详尽论述，参阅钟玲的专著《美国现代诗人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而在其后崛起的生态批评家则试图面对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现实率先在文学批评界作出回应。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的现实生活总是离不开自然环境，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究竟是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美化自然还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来改造自然，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应该说，生态批评家并不反对改造自然，但他们更倾向于前者。从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视角来看，文学应当讴歌前者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对大自然的美化，鞭笞任意改造大自然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批评家也更应当如此。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并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就以暂时牺牲自然作为代价。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自然毕竟是人类的附庸，因此它理所应当地服务于人类，并为人类所用。殊不知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最终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文学家既然要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那就更应该关注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反思当下生存的危机。生态批评的应运而生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有力回应。尽管我们还不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德里达与生态批评的关系，但我们完全可以从生态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窥见解构的碎片。确实，生态批评家从解构主义理论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他们在建构一种环境伦理学方面与晚期德里达的著述不谋而合。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目前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批评家理应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向一向被传统的批评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自然的文学再放回到大自然的整体世界中，以便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带有一种文学批评的环境伦理学的建构，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长期以来，人类在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惜以牺牲自然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做出了不少破坏自然环境的错事。我们应当从自身的环境伦理学角度来作一些反思。无庸讳言，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使得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发展同样也催化并膨胀了人类试图战天斗地的野心，促使人们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逐步形成和膨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最近几年内频频发生的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洪水和干旱，这些无不在暗示，地球所能承受的被改造性已经达到了极限，它正在向人类进行报复，毫不留情地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近年来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非典的冲击便为人类生命的延续罩上了可怕的阴影，而最近出现在亚太地区的印度洋海啸更是向人类敲起了警钟：必须善待自然，否则将后患无穷！作为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生态批评家率先作出自己的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批评在当代理论界的异军突起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和挑战。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并非仅在于解构，而是在解构的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环境伦理学。我认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当然，生态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崛起于北美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潮流，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它既从解构理论那里借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同时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种反拨，虽然目前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仅仅在北美、北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处于方兴未艾的境地，但可以预见，它在今后的年月里肯定会有着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
生态批评理论也和所有的西方理论一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其“旅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生态批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几乎同时在几个层面从事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和生态研究实践：一方面，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鲁枢元、曾繁仁等根据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旦介绍到国外或通过英语这一国际性的学术语言的媒介表达出来，定能对突破生态批评界目前实际上存在的西方中心之局限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北美生态批评理论的启迪下，青年学者王诺、赵白生、宋丽丽等不断地向国内理论界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得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具有理论的规范性和学术性，并逐步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还有一些青年学者，如韦清琦等，则有意识地在一个跨越中西方文化的广阔语境下，试图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书写。对此，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如果说，确实如有些人所断言的，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患了“失语症”的话，那么至少在生态批评这一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充分发掘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学批评资源，通过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而对西方的生态批评学者头脑中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美国生态批评的代表性人物劳伦斯·布依尔也有同感，而且更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艺术和文化中肯定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它保证了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介入这场运动时是具有十足潜力的……我另外还想说的是中国对现代化的独特经验也将使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这一领域里作出卓越的贡献。”（注：参见劳伦斯·布依尔和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依尔》，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一期第69页。关于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新进展则可参照《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一期上刊登的曾繁仁等人关于生态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文章。）
语像时代的来临和文学批评的图像转折
随着全球化时代精英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的视觉审美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由专注文字文本的阅读逐渐转向专注视觉文本的观赏和阅读，在这方面，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必然产物的后现代美学在文学艺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语像时代的来临。（注：关于语像批评的理论性阐述，参阅拙作《文学形式的转向：语象批评的来临》，载《山花》2004年第4期。）何谓“语像时代”？它和文字时代有何本质的不同？这方面，美国的图像研究专家米切尔有着精辟的解释：
对于任何怀疑图像理论之需要的人，我只想提请他们思考一下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文化的时代，一个景象的社会，一个外观和影像的世界。我们被图画所包围，我们有诸多关于图像的理论，但这似乎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注：Cf.W.J.T.Mitchell，Picture Theor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Introduction"，pp.5-6.）
当然，米切尔提出这一问题时正是1994年，文字文本的力量还很强，人们似乎并未注意到一个全新的语像时代即将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到来，但此时此刻，当这一时代已逼近我们时，我们首先便会想到近几年在西方和中国兴起的摄影文学文体（photographical genre）：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越多种艺术界限、多种学科甚至跨越时空界限的综合艺术。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勃兴实际上预示着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摄影文学文体。由于这种文体同时兼有图像和文字表达的特征，我在本文中将其称为“语像写作”（iconographical writing），以区别于传统的摄影文学写作，因为在后者的以文字表达为中心的文本中，图像仅作为附加的插图形式，而在语像写作中，图像则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文本的主导地位和意义的中心。毫无疑问，语像写作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具有其无可置疑的先锋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常常表现为怀旧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具有一种返回原始的倾向。将这种二重性用于解释语像写作的特征倒是比较恰当的。不少人认为，以图像为主要媒介的语像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学艺术，也即综合了高科技的照相技术——尤其是后现代时代的数码相机的日趋数字化潮流——和人类固有本真的审美理想，以真实、审美地记录自然的照相术和有着多重意义张力的文字之魅力的结合创造了一个“第二自然”。这也就类似所谓的“照相现实主义”（photographical realism）对自然本真状态的崇拜和对原始图像的复归。因此作为一种越界的文体的语像写作就有着不同于其他写作文体的三大特点：依赖图像、崇尚技术和诉诸解释。
首先，依赖图像无疑是有史以来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早在文字尚未形成之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对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描绘和对艺术品的审美式的欣赏常常就依赖于用图像来表达和对图像的理解。如果说西方以罗马字母组合的语言基本上是形意分割的话，那么建立在象形文字之基础上的汉语至今仍有着某种以形猜意的特点。只是越到后来，随着人们文字表达能力的增强，对图像的依赖就逐渐退到了其次的地位。但是以图像来展示自然和人物描写的艺术仍在不断地发展，并逐步独立于文字媒介而演化为各种绘画流派的诞生，结果，它终于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和语言的艺术相辅相成。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书法可以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展现书写者的做人准则以及在彼时彼地的心境。而照相术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光学技术的发展：它一方面自然真实地展现人物和自然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它又不可能不用一种审美的并带有取舍的眼光来实现这种艺术的再现。
语像写作的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它崇尚现代科学技术，因为这一新的文体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恰在于，它的文字部分只能起到画龙点睛的辅助作用，或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性说明，并不能取代文学作品对自然的细腻描绘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它的图像部分则理所当然地要由摄像机和摄像者来完成，也就是说取决于摄像机的质量、照相者的技术水平和他取景时所带有的审美理想。当然，照相复制技术是现代主义时代的产物。但后现代时代的数字化趋向和光学的飞速发展则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对景物的直接的真切的观赏，因为反映在图像中的景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并非纯粹客观的自然主义记录，而是人们以审美的眼光来审视自然进而最终创造出的一个“第二自然”：它源于自然但又高于自然，它既蕴涵着人类对自然美景的向往，同时又体现了人类试图美化自然追求尽善尽美的本能的欲望。
语像写作的第三个特点在于诉诸解释，这具体体现在这种文本的图像往往是高度浓缩的，一幅静态的画面实际上蕴涵着几十幅甚至上百幅动态画面的意韵，而充当注脚的文字性说明也不可能一览无余地对之作详细的描述，它的画龙点睛效果只能起到一种导读的作用，对深层意义的理解完全取决于读者—观赏者的能动性解读。因此读者—观赏者必须具备较高的读图能力和审美感受力：读者—观赏者期待视野中的积淀越深厚，他/她就越能够对图像作出到位的解释。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语像写作决不意味着文字写作的倒退，更不意味着人类的欣赏习惯又倒退到了原始的状态，而恰恰意味着人类审美感受力的提升：他/她不仅处于一种被动的观赏者的位置，而更是处于一种能动的解释者和第二创造者的位置。这样看来，语像写作的越界特征同时也要求它的欣赏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和多门艺术的鉴赏力。可以说，没有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的摄影师是很难建构一个千姿百态的语像世界的，这些图片在他的手里只能是一堆原始的粗俗的材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语像写作的崛起并非意味着文字写作的终结，而是对后者的审美意义的高度凝练和提升，但应该指出的是，即使语像写作到了其发达的阶段，它仍不能取代后者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语像写作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崛起也和网络写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工业社会的信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在一个硕大无垠的网络世界，人们完全可以在虚拟的赛伯空间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丰富的文字表现力，编织出一个又一个能够打动人的故事。当然，网络文学中精芜并存，其中大部分作品作为一次性消费的“快餐文化”很快将被历史淘汰而成为文化垃圾，但我们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少数精品也完全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被人们发现其价值，最终也将跻身经典的行列。此外，网络文学也可以借助于网络的无限空间和飞速普及之优势使得一大批备受冷落的精英文学艺术作品走向大众，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看来，网络写作实际上也有着“越过边界一填平鸿沟”的作用。那么以图像为主要表现媒介的语像写作又是如何“越过边界—填平鸿沟”的呢?我认为我们在从事语像批评时，应首先找出语像写作的另3个主要特征。
首先，语像写作的主要表达媒介是影像而非文字，这样便赋予这些有着众多色彩的画面以生动的故事性或叙事性，同时也给读者—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实际上也填平了读者和批评家之间的天然鸿沟，使得每一位有着艺术修养的读者也参与到文学欣赏和批评活动中来，而意义的最后完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这种能动性参与。
其次，语像写作的精美画面显然依赖于后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和数字化程度，它使得艺术对自然的模仿仿佛又回到了人类的原初阶段：这些画面既更加贴近自然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艺术家带有审美意识进行精心加工的结果，这样便越过了自然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使得描写自然、模仿自然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又成了艺术家的神圣职责。艺术又返回了它的模仿本质。
再者，诚如上述接受美学的诸种特征，语像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缩小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使得读者同时与作者一摄影师以及语像文本在同一个平台进行交流和对话，读者的期待视野越是广阔，他/她所能发掘出的文本意义就越是丰富。由此可见，语像写作丝毫没有贬低读者的作用，相反地正是弘扬了读者的能动和阐释作用，文本意义的最终完成主要依赖于读者以及读者与作者和文本的交流和对话。正是这种多元的交流和对话造成了文本意义的多元解释。语像写作的崛起客观上也为语像批评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也即如米切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化理论中的一种“媒介理论”转向，（注：关于媒介理论及其功能，参阅W.J.T.Mitchell，"Medium Theory：Preface to the 2003 Critical Inquiry Symposium，"Critical Inquiry,Vol.30，No.2（Winter 2004），p.324-335.）它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无疑将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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