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而载入史册。这一伟大转折，开创了20年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并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面貌。2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审视这一伟大转折的意义，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十五大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首先在于它果断地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革开放新方针（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页。），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道路。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不仅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为消灭阶级和剥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要求，无产阶级在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要“尽可能地增强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2页。）。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遭受重大挫折的根源，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根本的、重大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把提高劳动生产率视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晚年又提出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列宁过早地逝世了，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在30年代中期建立起了一种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高度集中和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经济的计划性强制管理，使苏联的重工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在短时期里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但是，这种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运转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落后，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实际上成为一种“贫穷的社会主义”、“兵营共产主义”（注：《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求是出版社，中译本，第41页。），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的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化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的。1953年12月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说：要做到像苏联那样“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常讲的，我们要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中国绝种，也使个体所有制在中国绝种（注：转引自廖盖隆《全球走势、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正是由于照搬斯大林模式以及其他的错误，使我们党在长时期里重犯了苏联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大而纯”，把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不断激化阶级斗争，忽视发展生产力的许多严重错误。这种情况，正如邓小平所概括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的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了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抉择。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抉择的意义，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大量发展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这一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是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道路。
必须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这一伟大转折，绝不是1956年八大精神的回归和重复，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时代使命，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1956年的八大，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方针。然而，它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长期性还缺乏本质的理性认识，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还没有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最主要之点在于实现从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向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错误地认为，我国三大改造完成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问题解决了，剩下来的只是要解决投资比例、生产力布局等的具体问题了。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这种建立在苏联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建设方针，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严重不足和偏差，当在实践中发生矛盾后就容易发生动摇，无法认真贯彻和坚持下去。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即改变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看法，改变了八大方针以及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认识。他在修改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内容。在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他进而认为，“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注：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这样，一场刚刚开始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就被夭折了。从此，毛泽东的这些错误理论及其恶性发展，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歧途，党和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其意义与八大相比，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一，这一次重点转移，是在我们党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作出的，并且后来又把它建立在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基础上，因而具有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二，对这一次重点转移，我们党规定了明确的目标。根据这一决定，十二大提出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了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这一目标的制定，使全党全国人民能够万众一心地为这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其三，为了保证这一重点转移的实现，我们党还及时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即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所有这一切，不仅在根本上保证了这一重点转移的实现，使这20年成为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20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20年，而且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也在于它同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保证了我们党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顺利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地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
建国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种种失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推行错误的思想路线造成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多次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奋斗，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后的成就，以及缺乏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使我们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和毛泽东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指导思想上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形成了一条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左”的思想路线。这一条“左”的思想路线，轻视历史发展的规律，颠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断的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很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正是这一条“左”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一条“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根深蒂固，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还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甚至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此，这时的中国处于徘徊的局面，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思想先导，以及为这一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党的指导思想，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必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决定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既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伟大转折的重要内容，使我们得以从“左”的错误思想中摆脱出来；同时，又为实现这一伟大转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这一伟大转折的重要内容和实现这一伟大转折的思想保证，20年来至少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这一思想路线，使我们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结了历史经验，彻底清算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理论的错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并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从而避免了苏联在改革起步阶段因为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而出现的严重混乱局面，保证了转折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党的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
第二，这一思想路线，打碎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空前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他们用各种创造性的开拓来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升华。
第三，这一思想路线，使我们党不断加深了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道路的认识，并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制定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等，无一不是贯彻了这一思想路线的结果。
第四，这一思想路线，使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世界意识，以广阔的眼界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积极主动地把握世界的主题和发展趋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这20年来，我们正是认清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认清了当今世界各种经济体制的长短利弊，认清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认清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才坚定不移地实行了对外开放，制定了许多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方针和政策，使我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机和活力。
第五，这一思想路线，使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理论问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新阶段，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个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为我们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最根本的思想政治保证。
邓小平在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思想路线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问题，是能不能贯彻正确政治路线的关键问题，也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全局性问题。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魄力，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了解，真正确立从现实生活出发、面向世界未来、以实践发展作为行为准则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虽然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但仍然面临着改革攻坚和发展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认为思想解放已经到头了，而是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更加坚定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提高到十五大所要求的水平和境界，提高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和境界，不断创造性地解决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问题，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还在于它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不仅促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以先前任何历史时代所没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推动着自己从建筑在传统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基础上的古代文明向建筑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文明转变，开始了中国自古以来最有意义的社会变革。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数千年积淀而成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基础异常稳固。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虽然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并没有动摇中国的社会基础，它只是促使东部沿海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连续而又激烈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因为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却极其有限，到1949年时，中国90%的人口还生活在和古代差不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也取得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可是，由于我们违背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从而把中国社会的发展纳入到了一个由国家包揽一切的经济政治体制之中。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下，中国社会对外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隔离了与世界文明潮流的接触与联系；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并实行农村与城市的严格分离，各行各业自成一体，全体社会成员都在国家计划的支配下从事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特别是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村，所实行的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建制，基本上仍是一种小生产者的共同体，其占支配地位的仍是一种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全国人民过着一种普遍贫穷化的生活。中国社会的这种封闭、落后、愚昧的状况，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令人触目惊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自己的重大决策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推入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巨变之中。20年以来，通过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经济平均9%的年增长率，使中国社会实实在在地“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一场新的革命，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随着原先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开始在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80-90%的中国人，开始由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到面向市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是人类从古代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基础和重要标志。这种转变，使人们的生产活动走出狭小的天地，扩大了与社会的交往与联系，从而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大大增强了经营者、生产者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这种面向市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西方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而中国自狩猎和采集经济转向农业手工业经济以来，经过了至少3000年，直到这时才得以第一次开始建立起来。
第二，20年来的农村改革，特别是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使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空前的规模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明显地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并形成了一大批新兴城市。1993年，中国从业人口总量为6亿多人，乡村劳动力约为4.5亿人。大批乡镇工业的兴起，已经吸纳了1.2亿乡村劳动力，而另有约0.7亿人口流入城市，从事建筑、商贩及各类合同工作。这为广大农村从贫困走向富裕，逐步实现现代化，为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与此同时，我国城市数量上升加快，从1978年的193个发展到1997年的668个；城市原先单一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综合实力增强，真正开始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中国人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1997年按当年汇率计算，全国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虽然还有700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就整体而言，已不再是一个普遍贫困化的社会。
第三，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变化更是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不仅扩大了与国际社会在政治领域的交往和合作，并且加速了同世界经济联系的进程。这20年中，我国城乡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贷款、对外证券金融等形式的外资，已超过3600亿美元。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达620亿美元。1978-199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3251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从32位上升到第10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此外，不断扩大的对外科技文化合作交流，近30万的青年留学国外，大大加强了中国人同世界建立广泛而直接的联系。
第四，中国的社会结构体制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成为一切社会资源的全面占有者，成为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各行各业的组织机构普遍按行政管理模式加以构造，分别承担由国家分派的任务。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突破了中国社会的这种原有的结构体制，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的新结构体制。与此相适应，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也在被专业化、独立化的管理模式所代替，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这一重要的转变，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并且为社会的进一步发育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我国社会转变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的话，那末，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上述变化，则集中体现了这种转变的巨大历史进步性。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我国社会发生的这种根本性转变还是初步的。这一种转变的完成将是一个长期、艰难、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的决定性成功及其巨大影响预期要到21世纪中叶。邓小平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前景的冷静预测。我国社会根本性转变的长期性、艰难性、复杂性，是由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种长期性、艰难性、复杂性，不仅因为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底子薄，更因为今天我们必须同时进行四大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从原始积累时代的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三是从已经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经济通则又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新经济体制转变；四是从原来闭关自守的体制向世界开放的体制转变。同时进行这四大方面的转变，实际上使我们处于一个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共生并存的环境中，它决定了我们将面临各种纵横交叉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来自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严重无序、失衡、失范现象，正是这种复杂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在短时期里尚不可能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因此，如果从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要求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还仅仅是我国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个历史进程将继续进行下去。对此我们是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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