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与产业升级※
——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 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及可视化方法，从产品结构视角研究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以及二者交互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借助中国1962-2015年783种产品的出口数据，在可视化基础上分别运用OLS与Probit模型对全产业以及细分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全产业来看，产品密度以及产品机会收益的提高对产业升级和失势均有促进作用，结合二者交互作用来看，产品密度充当牵引力，产品机会收益充当推动力，二者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各影响机制在细分产业中存在差异，除低技术制造业外，各产业升级对产品密度依赖较高；产品机会收益促进了资源类制造业的升级与失势，但对中高技术制造业升级有抑制作用；产品密度与产品机会收益的交互促进了中低技术制造业升级并抑制了低技术制造业的失势，但对高技术制造业升级起到抑制作用。
关 键 词： 产品密度 产品机会收益 产业升级 产品空间
一、 引 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换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现阶段的迫切要求。其中，产业是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任务(易信，2016)。因此，逐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我国经济全方位发展的关键所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升级遵循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的路径，但其不仅无法解释产业发展的优劣势，也难以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指导性建议。近年来，Hausmann等人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Hausmann & Klinger，2006、2007；Hidalgo et al.，2007)，对该问题给出了较好的解答。
与传统比较优势所指的要素禀赋优势涵义不同，产品空间理论从比较优势动态演化视角出发，将每种产品视为生产能力的载体，是一种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邓向荣和曹红，2016)。现有研究较多集中在产业升级路径选择与产业政策评估等方面。其中，从产品空间理论的“ 结构观”来看，产品特征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密度和产品复杂度上。产品密度衡量了产品既有能力要素禀赋的积累，产品复杂度体现了产品自身生产能力水平集合，现有文献证实了产品密度在中国产业升级中具有促进升级以及抑制失势的作用，产品复杂度对我国整体产业的升级与失势起到了抑制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二者交互促进了产业的升级与失势(张亭和刘林青，2016、2017；邓向荣和曹红，2016；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但上述研究仅考虑了产品既有特征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而并未将产品潜在特征考虑在内。因此，本文将产品潜在开发价值纳入考虑范围，探究产品机会收益与产品密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其中产品密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产品现有竞争优势，产品机会收益则衡量了产品未来开发前景。另外，从各产业出发分析产品特征对细分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较少。张亭(2017)按照Leamer的产业分类规则将产业分为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化学制品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产品复杂度对各细分产业的影响，发现其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以及产品的退出和失势。但这种分类方法的类别不够清晰，造成各类别间有较多重叠(Lall，2000)。因此，本文将按技术异质性对产品进行细分(Lall，2000)，进而研究各影响机制在细分产业上的区别。
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为：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是否对我国产业升级起重要影响？如果二者都起重要影响，那么它们之间是相互抑制还是相互促进？产品密度以及产品机会收益的影响机制在产业升级及失势的过程中是否起不同作用？就细分产业来看，二者的影响机制在不同产业中是否相同？本文将分析中国各产业发展现状及升级路径，并提出推动产业升级的相关建议。
二、 文献综述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对产业升级的研究逐渐由宏观视角的产业间结构转换转到中观视角的产业内价值链升级以及微观视角的产品层面，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理论体系(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从经济政策角度看，现有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视角，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同于产业升级，并将产业升级的任务视为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李伟庆和聂献忠，2015)，该视角认为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升级，但并没有解释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之间因果机制的问题(刘林青和张亭，2017)。第二种是宏观视角，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视为某些宏观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结果。它强调了政府需通过市场机制消除“ 僵尸企业”，减小挤出效应，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没有解释为何仅靠市场机制就可自动引发产业升级(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这两种视角虽然论证了技术进步以及市场机制等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但并没有进一步探讨产品特征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目前，Hausmann & Klinger(2006)等从微观层面的“ 结构观”出发，在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运用社会网络法，将产品中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以及产品之间的关系等特性纳入了网络结构，形成了产品空间理论，从而将产品升级所蕴含的比较优势演化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通过可视化产品空间来直观地观察其网络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并从产品竞争力以及产品的网络位置特征等视角出发，研究产品特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而弥补了以上缺陷。
产品空间用于描述不同国家的生产或出口的产品网络结构，其中节点代表各种产品，节点间的连线及距离远近代表各产品间的关系。Hausmann利用“ 猴子和森林”的比喻来形象地解释这一思想，他把整个产品空间中的产品集合比作一片森林，其中每个产品相当于森林中的一棵树，企业则相当于生活在这些不同树上的猴子，国家则是由企业整体组成的猴群，树木之间的距离是根据一个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之间生产要素的相似性来计算的。森林里的树木分布存在差异，产业升级则体现为猴子不断地从一个相对贫瘠(森林稀疏、果实稀少)的地方，跳到一个相对富饶(森林茂密、果实丰富)的地方。对于猴子跳跃时的路径选择(产业升级路径)来说，主要有传统的HK模型(Hausmann & Klinger，2006)、扩展的HK模型(张其仔，2008)和含能力累积的扩展的HK模型(邓向荣和曹红，2016)三种。传统的HK模型认为产业升级遵循线性升级路径，即由A依次到B再到C的升级模式；扩展的HK模型认为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升级分叉，B和C可能与A具有相同的能力差异距离，因此在跳跃范围内可能存在多条升级路径；包含能力累积的扩展的HK模型则加入生产能力累积因素的影响，含有创新节点和突变路径选择，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倾向于偏离现有比较优势，走跨越式发展道路。
英语视听说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查方式。过程性评价占40%，关注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养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逐步建立起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与同伴沟通、合作的能力。过程性评价包含3个评价维度：学习态度与习惯（15%）、课堂表现（15%）、小组合作（10%）。终结性评价共有两次，分别在第8次和第16次课进行，以测试的形式考查学生对所学话题的掌握情况。
(2) 当采用逆作法技术进行施工作业时，混凝土楼板/梁的浇筑工作在每一个挖土工况完成后进行。经凝结硬化后，混凝土楼板/梁对基坑壁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但相较于钢管支撑等水平支撑，混凝土达到相应刚度所耗费的时间更长。在混凝土楼板/梁的刚度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土体由于流变往往会发生较大的位移。为了使混凝土楼板结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相应要求的刚度，尽早对土体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在逆作法作业中，地下室楼板宜采用早强混凝土。
在这里.我们将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即用待定系数法确定基向量间的外积.再利用外积的线性性质求一般向量的外积.
目前，产品空间理论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此过程中，Hausmann及其团队不断提出新概念来衡量产品结构特征。Hausmann & Klinger(2007)首先提出产品密度的概念，衡量了产品与其周边优势产品间能力禀赋的差异，反映了该产品积累的能力禀赋大小。现有研究大多指出产品密度与产业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邓向荣和曹红，2016；张亭和刘林青，2017)。随后，Hidalgo & Hausmann(2009)应用反射法，构建普遍性(ubiquity)和多样性(diversity)指标来计算产品复杂度，并认为产品复杂度代表了产品能力集合水平，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代表着产品的生产率和附加值的上升，张亭(2017)指出产品复杂度的增加抑制了中国产业升级和失势。在此基础上，Hausmann et al.(2014)提出了产品机会价值与产品机会收益的概念，并用其衡量产品的潜在价值。此观点认为，产品机会价值越高，其周围潜在优势产品[注] 潜在优势产品指尚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下同。 的复杂性越高或者在其附近有更多其他产品，产品机会收益则代表开发新产品带来的机会价值改变。当前，学者们大多从产品密度或产品复杂度出发，分别研究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而马海燕(2018)同时研究了产品密度、产品复杂度及其交互关系对产业升级及失势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另外，产业升级不仅会受到其周边优势产品辐射的能力禀赋以及产品自有能力集合的影响，还可能会受到潜在优势产品特征的影响，但较少学者从这个方面出发研究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因此，本文选取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这两个变量来探寻二者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其中产品密度反映了周边优势产品对其升级的影响，衡量了产品现有竞争优势；产品机会收益则是将其周边潜在优势产品纳入考虑范围，衡量了产品未来开发前景。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数据
(1) 中国各产业平均RCA 和优势产业数量的趋势比较分析。本文通过计算中国1962-2015年各产业平均RCA 以及优势产品数量，绘制了中国各产业RCA 和优势产品数量的趋势比较图，如图1、图2所示。
2 .主要指标的计算
(1)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RCA 指数代表了某国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表示某国某产品出口值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全球该产品出口值占全球出口总值的份额之比。以E (c ,p )代表c 国i 产品的出口额，公式如下：
充分发挥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的作用，适时组织开展应急防治，提高防治效率、效果和效益，解决小麦赤霉病预防控制窗口期短、时效性强等问题。
（3）临界线（轴）:在相对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图中，某时间段Ps=0之连线我们称之为临界线，若以此连线作为分析图中的坐标轴，我们称之为临界轴。某时间段同一研究对象（地区）的Ps值连线我们称之为Ps线。
(1)
为简化对产品优势与否的判断，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逻辑值x c,p 来衡量。当RCA c,p ≥1时，x c,p 取值为1；反之为0，即：
(2)
邓向荣(2016)运用产品RCA 的逻辑值x c,p ，从动态视角划分了四种产品发展形态(表1)。马海燕(2018)认为产业在升级过程中涉及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既要做好“ 加法”，开发新的优势产品，又要做好“ 减法”，及时化解过剩产能。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形态2(升级成功)和形态3(产品失势)两种情况。
表1 产品发展形态
(2) 密度(density )。在计算产品密度之前，我们以产品邻近性为基础计算产品间距离关系，从而建立产品空间。产品i 和j 的邻近性是指一个国家同时出口这两种产品的最小条件概率(Hidalgo et al.，2007)。如果两种产品之间的邻近性越高，则认为生产这两种产品时所需要的生产能力越接近，则两者间实现产品升级的难度越小。公式如下：
Øi,j ,t =min{P (x i,t |x j,t ),P (x j,t |x i,t )}
(3)
使用一国某种产品i 与该国所有优势产品j 间的邻近性总和与全球产品i 与产品j 邻近性总和的比值来测量产品密度，它能够代表产品i 周围积累的生产能力禀赋的大小。产品密度越高，则表明其周边积累的生产能力禀赋越大。公式如下：
(4)
其中，
设
是M p,p ′第二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用
和
表示的均值和标准差，产品复杂度可表示为：
(5)
其中，产品复杂度(PCI )的计算采用Hidalgo & Hausmann(2009)的反射方法。首先通过对矩阵M cp 横向相加和纵向相加，计算“ 普遍性(ubiquity)”和“ 多样性(diversification)”两个指标，分别代表出口某优势产品的国家数量和一国出口的优势产品数量。
(6)
(7)
为了提高产品复杂度的测量效果，准确衡量一国或某种产品所包含的能力集，需计算国家生产产品的平均多样性K p,n 和某产品的平均普遍性K c,n 。
“我告诉他，什么时候不打了，咱就回家。”为了照顾丈夫，妻子冉莹颖辞去工作，在美国学会了做饭，还是丈夫的翻译和司机。邹市明也表示，家庭生活让他体会到拳击另外的乐趣。他告诉记者，在成为真正拳王的道路上，自己想过也许有一天会被击倒，但他并不恐惧，而会迎着暴风雨般的拳头，继续走下去。
本文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作出拓展：第一，本文同时考虑产业升级和失势两种状态，并将产品既有与潜在特征均纳入考虑范围，探究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及其二者交互对产业升级与失势的影响；第二，本文采用中国1962-2015年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783种产品出口贸易数据，并采用Lall的技术分类法对产品细分类别进行匹配，研究上述影响机制在各细分产业上的区别。
(8)
(9)
经过多次迭代，直到K p,n =K p,n -2=1时，有：
(10)
(3) 产品机会收益(opportunity gain )。产品机会收益将其周边潜在优势产品的机会价值纳入考虑范围，衡量了该产品的开发前景。Hidalgo & Hausmann(2009)认为产品机会价值与产品自身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产品复杂性有关，产品复杂性越高或在其附近有更多其他产品，则其机会价值越高。产品机会收益衡量的是开发现有产品带来的机会价值的改变，产品机会收益越高，则表明开发该产品带来的收益越高。公式如下：
(11)
3 .计量模型
借鉴相关研究(Hausmann & Klinger，2007；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的模型思想，不仅考虑到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会对产业升级造成的影响，还考虑到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而影响产业升级，构建基本模型如下：
x c,i ,t +1=α +βx c,i ,t +ωdensity c,i ,t +γoppgain c,i ,t +θ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πX +ε
(12)
x c,i ,t +1=ρ +φx c,i ,t +ω 1x c,i ,t *density c,i ,t +ω 2(1-x c,i ,t )*density c,i ,t +γ 1x c,i ,t *oppgain c,i ,t +γ 2(1-x c,i ,t )*oppgain c,i ,t +θ 1x c,i ,t *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θ 2(1-x c,i ,t )*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σX +δ
另外，本文主要聚焦于具有动态变化的形态2和形态3(见表1)，进一步对产业升级和失势过程进行分析，构建双重作用模型如下：
(13)
其中，x c,i ,t 表示c 国产品i 在t 时期是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逻辑值，是x c,i ,t +1的滞后项；oppgain 为机会收益opportunity gain 的缩写。基础模型主要从整体上分析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及二者交互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双重作用模型则进一步探究主要解释变量在产业升级和失势中的作用。如果x c,i ,t =0，x c,i ,t +1=1，则表明升级成功，ω 2、γ 2、θ 2分别表示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及二者交互在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如果x c,i ,t =1，x c,i ,t +1=0，则表明失势，ω 1、γ 1、θ 1分别表示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及二者交互在失势过程中的作用。
四、 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中国1962-2015年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本文以Lall产业分类(表2)为基础，探究中国各产业主要指标以及产品空间的动态演化趋势。
表2 产业代码说明
各国生产数据统计口径不同，影响可比性，且出口商品更能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因而在实践中采用国家产品出口贸易额数据代替生产数据(Hausmann &Klinger，2007)。本文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和Feenstra数据库。由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2000年之前的数据存在缺失，而Feenstra数据库与其基础数据来源与统计口径相同，因此本文1962-2000年数据来自Feenstra全球贸易流量表，2001-2015年数据来自Uncomtrade，整理后形成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排列的商品贸易数据。经整理，得到中国1962-2015年41463个观察值。此外，本文将产品SITC码与Lall的产业分类代码相匹配，进一步研究细分产业的相关内容。本文使用Stata14进行数据整理，并借助Ucinet可视化产品空间。
图1 1962-2015中国各产业RCA 变化
图2 1962-2015年中国各产业优势产品数量变化
通过分析一国出口篮子中产品的RCA 和优势产品数量，可以了解其在全球产品空间中的竞争力大小。其中，RCA 越大，表示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当RCA ≥1时，表明该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被定义为优势产品。
由图1可知，中国三类技术制造业(LT、MT、HT)的RCA 比前期有所提高，初级产品PP和资源类制造业RB则有所降低。具体来看，早期初级产品PP、低技术制造业LT以及资源类制造业RB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随后，这三类产业的RCA 均呈现降低趋势，中高技术制造业(MT、HT)的比较优势不断上升，且LT产业的RCA 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在图2中，中国总体优势产品数量呈上升趋势，表明整体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中，技术制造业(LT、MT、HT)优势产品数量均呈现波动上涨趋势，其中LT产业的优势产品数量始终处于领先地位。PP产业的优势产品数量则呈现降低趋势，并逐渐降为最低。
(2) 中国各产业density 和oppgain 指标的趋势对比分析。本文通过计算中国1962-2015年各产业平均密度以及机会收益，绘制了中国各产业密度和机会收益的趋势比较图，如图3、图4所示。
其次，美国是该地区唯一一个WTO-X法定承诺率超过20%的国家。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WTO-X条款覆盖率和承诺率上的突出表现，充分体现了对于新一代贸易政策规则的重视及力争成为21世纪贸易规则制定者的强烈愿望。相比之下中国的RTA条款质量明显偏低，不仅低于该地区全部国家的平均质量水平，甚至在WTO+条款覆盖率、WTO-X条款覆盖率及法定承诺率上均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对于WTO+条款的覆盖率为68.6%，仅高于部分东盟国家；对于WTO-X条款的覆盖率仅为20.5%，远低于发达国家34.1%的平均水平，只及日本和美国的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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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62-2015中国各产业density 变化
图4 1962-2015中国各产业oppgain 变化
密度(density )反映了产品周边积累的生产能力禀赋大小。由图3可见，中国各产业密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各产业能力禀赋在不断积累，升级的可能性不断扩大。具体来看，初期产业密度最大的为初级产品PP，中高技术制造业(MT、HT)密度较小且与其他产业差距较大；随后，各产业密度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产业间差距逐步缩小；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PP和RB产业密度的增长速度减缓，同时三类制造业产业密度的增长速度加快，最终实现赶超。我们发现，各产业密度的变化趋势与其RCA 以及优势产品数量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能力禀赋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
机会收益(oppgain )衡量了产品尚未开发部分的机会价值，机会收益越大，表明产品发展潜力越大，开发该产品带来的收益越高。由图4可知，中国各产业机会收益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中高技术制造业(MT、HT)机会收益最高，初级产品PP机会收益最低。对比前面各产业RCA 与优势产品数量变化，发现机会收益较高的HT和MT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优势产品数量较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
鹰翔崖是整个云浮山地势最为险要的地方。这面崖壁高近千丈，如经刀斧劈削，直上直下，连鸟儿都无法飞上，只有强壮的岩鹰能在这里的崖壁上建立巢穴。
(3) 中国产品空间的动态演化。本文进一步绘制出产品空间图来分析中国产品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图5和图6分别为中国1962年和2015年的产品空间图。首先根据空间连线数约等于点数的2倍来确定产品邻近性阈值(Hidalgo et al.，2007)，利用Ucinet软件算得中国1962年和2015年阈值同为0.56。再利用所得产品邻近性矩阵绘制出产品空间图，图中各个节点代表不同的产品；节点的不同颜色表明所属产业；节点间的连线表明产品间的距离，即邻近性；节点面积大小代表该产品RCA 的数值，面积越大则表明优势越大。
整体来看，中国产品空间具有异质性和非连续性。位于核心区域的产品种类相对较多且连接紧密，利于产业升级的实现；位于边缘的产品较为稀疏，升级难度较大。其中，产品技术含量越高则越向核心区域靠拢，初级产品和资源类制造业则主要位于边缘地带。1962年中国产品空间网络形态相对稀疏，优势产品数量较少，且主要位于边缘地带，以初级产品、资源类制造业以及低技术制造业为主。中高技术产业虽位于核心位置，但产品种类较少且优势不明显。相较于1962年，中国产品空间在2015年发生较大变化，优势产品数量明显增加，且逐渐向核心区域转移和扩散，使得产品同时在“ 量”和“ 质”上得到突破。网络核心成员由内向外扩张，边缘成员则由外向内收敛，从而使产品空间的网络结构从中间集聚逐步发展成密集的环形带状。其中，中国技术制造业比较优势显著上升，优势产品数量明显增加，处于核心区域的主要是化学制品、机械制造等中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优势产品有向边缘转移的趋势。同时，初级产品的优势产品数量明显减少，比较优势也有所降低。可见中国整体产业都取得较大程度发展，其中技术制造业竞争优势显著增加，传统产业则有所削弱。
图5 1962年中国产品空间图
注： ●初级产品,●资源类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下图同。
图6 2015年中国产品空间图
2 .回归分析
(1) 全产业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探讨中国产品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对上文所建模型进行OLS回归检验。为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稳健性标准误进行估计。虽然OLS并非检验离散型被解释变量的常用方法，但本文数据具有大样本特征，检验结果具有无偏一致性(邓向荣和曹红，2016)。另外，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采取中心化后的变量构建交互项并进行回归。表3中的(1)和(2)分别是中国全产业基础模型和双重作用模型的OLS回归分析结果。
在两个模型中，x c,i ,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显性比较优势存在显著自相关。产品状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在基础模型中，density c,i ,t 与oppgain c,i ,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双重作用模型中(1-x c,i ,t )*density c,i ,t 项与(1-x c,i ,t )*oppgain c,i ,t 项系数也显著为正，与基础模型中的逻辑关系保持一致；就产品密度而言，其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产品密度越大，周边积累的生产能力禀赋越大，越有利于产业升级。另外，(1-x c,i ,t )*density c,i ,t 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产业升级对产业既有要素禀赋的依赖较强，遵循“ 渐进性发展”路径。就产品机会收益而言，其对产业升级起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产品机会收益越高表明其周边潜在优势产品较多且机会价值较高，这些产品所积累的机会价值推动了其比较优势的获得。
表3 全产业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同时，双重作用模型对失势状态进行了分析。产品失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优势产品的失势表明其竞争力的减弱或消失，另一方面产能过剩或被迭代品取代的产品失势有利于整体产业升级(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其中x c,i ,t *density c,i ,t 项和x c,i ,t *oppgain c,i ,t 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的提高可推动产品失势，有利于产品退出市场。可能是因为，产品密度高表明产品转型时跳跃范围较广，且周边具有相似生产能力的可供选择的转换产品较多，产品转换的风险较小。较小的转换风险有助于促使企业家主动淘汰落伍的产品，从而转向生产更有吸引力的产品(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同样，产品机会收益高一方面意味着与周边产品机会价值差距大，产品自身能力积累不足，可能因竞争力不足而造成产品失势，起到淘汰落后产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周边潜在优势产品较多，潜在机会价值较高，开发潜能较大，从而提高了产品转型的可能性，促使企业转向开发新产品。
工业园区是推动生产要素集聚、促进生产集约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产业布局上，通过园区建设等方式培育产业集群，改善产业集群的成长环境，发挥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形成创新型的产业集群；突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修复对绿色技术的需求，鼓励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开采、共同开采、循环经济、生态环境修复。按照纵向延伸、关键补链、横向耦合、配套接续、循序推进循环化改造，从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清洁生产、产业链延伸耦合、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污染集中治理、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技术研发孵化等几个方面，发挥循环经济园区的聚集功能。
从交互项来看，两大模型中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和(1-x c,i ,t )*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作用，且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可能是产品密度高表明产品分布相对集聚，积累的能力禀赋较大，更容易推动新产品种类和复杂度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开发潜能。同时，产品机会收益高表明一国潜在产品机会价值较高，积累的潜在能力与资源能够为产品现有能力禀赋的积累提供支持，推动了产品种类的增长，使产品密度上升。因此，产品密度对产品机会收益这一产品结构特征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产品机会收益反过来也促进了产品密度的良性增长。
(2) 产业细分后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探究主要解释变量对各产业的具体影响，我们根据Lall(2000)的分类方法对产业进行细分，并按照双重作用模型依次对细分产业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首先，双重作用模型中density 在各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与全产业数据大体一致，虽然在低技术制造业(LT)的回归结果中为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中国大多数产业的升级过程对既有的要素禀赋依赖较高，而低技术制造业对既有要素禀赋的依赖较低，再结合之前描述性分析中该产业RCA 和优势产业数量具有明显优势，可见我国低技术制造业具有实现“ 跨越式发展”路径的动力。同时，density 在各产业失势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差异，其中仅有中技术制造业(MT)的x c,i ,t *density c,i ,t 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既有要素禀赋的增加降低了中技术制造业产品转换的风险，促进了其落后产品的退出。
在古希腊，人们一方面认为世界上有一个终极目标，而事物的运动就是朝着这个终极目标进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认为生物体逐渐走向生物成熟是进化的过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物质世界的运动解释为接近“最高善”的渐进过程。亚里士多德理解宇宙的发展是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漫长进化过程。古希腊哲学家对发展的理解集中表现为目的论的哲学意蕴和决定论的生态意蕴，二者对后世影响重大。
表4 产业细分后的回归分析结果
其次，双重作用模型中oppgain 在各产业升级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其中，在资源类制造业(RB)中(1-x c,i ,t )*oppgain c,i ,t 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中高技术制造业(MT、HT)在该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机会收益的增加对资源类制造业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潜在开发价值越高，越能推动其产业发展。而对于中高技术制造业，其产品生产过程对能力的要求较高，产品升级难度较大；产品机会收益越高表明产品自身与其周边潜在产品机会价值差距越大，现有生产开发能力越不足以吸收和运用周边的潜在资源，从而难以弥补产品升级时所需的能力差。在失势状态，仅有资源类制造业(RB)与低技术制造业(LT)在x c,i ,t *oppgain c,i ,t 项系数显著。这表明在资源类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中，机会收益的增加一方面提高了产品转型的可能性，促使企业转向开发新产品，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落后产品的失势。
在交互项中，中低技术制造业(LT、MT)的(1-x c,i ,t )*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项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高技术制造业(HT)中该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产品密度与产品机会收益的共同作用增加了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升级的可能性，但抑制了高技术制造业升级。可能是因为高技术制造业本身门槛较高，升级难度较大，结合上文描述性分析来看，中国在该产业上的竞争实力相对欠缺。虽潜在价值较高，但现有生产力无法满足其开发要求，使得仅靠产品密度增加带来的牵引力无法支撑产业成功升级。在失势状态，仅低技术制造业(LT)的x c,i ,t *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的交互作用对低技术制造业失势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说明二者的交互项对该产业的升级起到支撑作用，有利于其比较优势的保持。
3 .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Probit回归替代OLS回归对以上各模型进行检验；二是用连续的RCA 值替代判断产业是否升级的逻辑值x c,p ，同时放松对产业升级双重作用的设定，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3）急速加热下的CaCO3分解反应速率比TGA快，活化能小于同条件下TGA测得的活化能，且动力学机理符合随机成核及长大模型，与TGA等慢速加热实验中测得的收缩核模型存在较大差异。
RCA c,i ,t +1=Ø+μRCA c,i ,t +ω 3density c,i ,t +γ 3oppgain c,i ,t +θ 3density c,i ,t *oppgain c,i ,t +ϑX +τ
(14)
两种方法得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之前的回归结果均保持一致，表明所得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注] 鉴于篇幅约束，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不再具体列出，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
五、 结论与建议
1 .主要结论
本文从产品空间理论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1962-2015年中国产品出口数据，首先对各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在分析的54年间，中国总体优势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整体产业竞争力有所提高。另外，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发生了动态变迁，其中初期比较优势较大的高资源消耗、低机会收益的传统产业(如初级产业和资源类制造业)的优势逐渐降低，机会收益较高的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优势不断上升，且中国在低技术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较明显，而高科技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稍有不足。
其次，利用全产业数据对基础模型和双重作用模型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探讨双重作用模型在细分产业中的差异，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产品密度的提高对产业升级和失势均有促进作用，能够引领产业升级，并降低产品转换风险，从而促进落后产品的退出；产品机会收益的提高增加了产业升级和失势的可能，能够推动产品比较优势的获得，并增加产品转换的机会，从而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产品密度和产品机会收益的交互对产业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上产品密度充当牵引力，产品机会收益充当推动力，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产业升级。从细分产业来看，除低技术制造业外，各产业升级对产品密度依赖较高，表明低技术制造业有实现“ 跨越式发展”升级路径的可能，其他产业则需依赖比较优势实现“ 渐进式发展”。此外，产品密度对中技术制造业的升级与失势均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机会收益促进了资源类制造业的升级与失势，并推动了低技术制造业的转型失势，但对中高技术制造业升级有抑制作用；二者交互促进了中低技术制造业升级并抑制了低技术制造业的失势，起到了引领和支撑作用，但对高技术制造业升级起到抑制作用。
2 .政策性建议
根据上文分析，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大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挖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能。虽然既有能力禀赋积累对产业升级起到良好的引领作用，但随着各产业不断优化发展，模仿现有优势生产力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作为新知识的技术创新成果属于潜在生产力，它能促进产品机会价值的提高，同时推动其比较优势的获得，并带动产业升级(李胜文等，2016)。中国各产业机会收益总体呈下降趋势，急需技术创新来挖掘新动能，并提高潜在开发价值。同时，由于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有待提高，且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高，在追求创新技术的同时更应注重自身知识与技术能力的积累。
第二，科学引导落后和过剩产业退出市场，不能实施“ 一刀切”政策。落后和过剩产业占用较多有限资源，会对新兴技术产业造成挤出效应。在中国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占比较大而机会收益较低，而机会收益高的中高技术制造业优势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应适当引导过剩产能和僵化产业的退出，逐步促进中国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另外，虽然传统产业创新力薄弱、增长后劲不足，但目前来看，其仍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比重，且在产业结构中充当重要角色。因此，我们不能采取“ 一刀切”的政策，而应该引导企业在不断试错中把握产业转型升级的节奏，使资源逐步往高效率产业上转移；并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来提髙传统产业的生产率，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和谐发展(李俊华，2015)。
第三，不断促进优势产品“ 质”和“ 量”的增加，加强能力禀赋在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优势产品的增加提高了产品既有能力禀赋，同时促进了对潜在生产力的开发，并带动产业升级。但对中国低技术制造业来说，产品分布稠密且比较优势明显，现有能力禀赋对其升级促进作用不大，应努力追赶科技前沿，提升升级幅度。其他产业对既有能力禀赋依赖相对较高，对于处于产品空间稀疏位置的初级产品和资源类制造业，在实行渐进式升级的同时需重视其多样性的增加。对于处于核心位置但竞争力稍弱的中高技术制造业，其近中期的升级目的不应转向开发新产品，而应把现有产品做强，不断攀登产品“ 质量阶梯”。
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2166，也就意味着以总税负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应当接受原假设，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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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9)02-007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全球生产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编号:15ZDB1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优势产业组合、竞争力空间与结构转型研究”(编号:7137212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新创企业的成长战略研究——基于网络进化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视角”(编号:71428005)。
作者简介： 刘林青，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艺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侯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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