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问题的解决_农业论文

邓小平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问题的解决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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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步骤、原则和方法曾进行过深邃的理论思考和睿智的科学论述,系统地提出了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本文仅就邓小平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思考进行初步论析,并以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一、农业现代化“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结果。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样也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邓小平在构思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蓝图时,曾极其明确地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2、163、361、316页。)这个重要的论断,规定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也指明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方向。

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用现代经济管理来管理农业,把传统农业转化为具有当代世界水平的现代农业。尽管世界各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作法有所不同,但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大体上都是相同的。由于各个国家在社会经济状况、自然环境、文化源流和民族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必然也不相同。纵观当今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形式,大体上有两种状况:一是以美国为代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并依靠生产的社会化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二是以前苏联为代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并依靠大规模生产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毫无疑问,我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吸取别国的经验,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绝不能照搬国外的一套。这是因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第一是底子簿。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统治和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底子太簿,现代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多地少特别是农民多,这种状况是很不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由此可见,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是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战略思想形成的客观基础和依据,它决定了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战略思考的基本特征。在摸准、摸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指明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必须走自己的路。这个重要思想不仅把人们从“西化”、“欧化”的“苏化”模式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规定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根本的政治方向。

二、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现象。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千百年来,农业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稳定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在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规划时,首先是从农业抓起的。邓小平在构思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蓝图时,也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农业是根本,”(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发展国民经济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这一战略思考,既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定位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所在。

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农业的基础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业是人们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保证,农业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页。)

第二、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显然,“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第三、农业的发展还关系到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邓小平指出:“翻两番,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

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仅仅在理论上承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经济工作的具体指导方针和经济政策上,却没有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基础的地位,从而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认真总结了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加快农业发展作为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是建立在农业总产值的绝对量和农副产品数量迅速增加的基础上的。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长。首先,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必然随之增加。第二,随着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对衣食住行尤其是对食品将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也必然大幅度增长。由此可见,农业不仅只是解决吃饭问题,而且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邓小平强调的“以农业为根本”的思想,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长期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战略方针。

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地方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忽视农业和放松农业的现象。认为只要袋中有钱,不愁买不到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地方减少了农业投入,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挤占了大量耕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解放几十年来农业还没有从根本上过关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状况都告诉我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和粮食过关问题,振兴农村经济,无论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业依然是我国改革、开放、稳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撑点。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是要加强农业这个基础,这必须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共识。邓小平把农业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思考,纠正了一度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武器”的错误认识,纠正了严重脱离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过分夸大主观意志作用,不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错误做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在指导思想上确定了战略重点所在,反映了邓小平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成熟。

三、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建设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基本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亿万农民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1957年以后实行的“左”的政策不仅使农业生产率大为降低,而且导致了相当多的农民连温饱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既符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基本政策,从而推动了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二个典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得到证明。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徽、四川部分地区的农民又一次悄然选择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责任制的争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向人民公社制度提出的挑战,肯定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批评了部分同志认为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并要求全党在制定农业经济政策时,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2、163、361、316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农民的贫困和农业发展的问题。事实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业发展规律,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6页。)一定要长期坚持不变。

再以乡镇企业(开始称之为社队企业)的迅猛崛起为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农业的文件,强调了在农村中除了要经营农业之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从而打破了过去视乡镇企业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禁锢,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又陆续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经营范围以及国家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为我国农民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工商业转移,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

符合国情和农民意愿的农村政策虽然可以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但在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要从根本上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最终将取决于科学的进步。正如邓小平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资源相对稀少的国家。长期以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在农业中居主要地位,农村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以粮食问题为例,由于农业技术的落后和农业生产率的低下,我国长期以来是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发达国家每个农民平均可以养活50到60人,在我国,每个农民只能养活3到4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农业发展中得益于科技进步的比例还太低。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从1953年到1958年,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3%,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31.7%和发达国家50.4%的水平。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的增长仍然是30%靠人力,40%靠资金,只有30%靠科技进步。而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70~80%。即使科技总体实力比较雄厚的上海,其科技在农业总产值增长中的作用,也仅为45.7%。目前,我国的人口平均以1600万的速度在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以平均900万亩的速度在递减。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途径不可能通过广种薄收或增加要素投入来取得,而只能依靠科技进步,通过集约化经营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靠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这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和真谛。

邓小平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战略的科学思考,已为我国农村2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它不仅是对我国农业发展道路和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问题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强调了“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大力推进科技兴农”,“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指明的方向,按照江泽民的伟大号召去做,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会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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