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结构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结构演变问题。作者认为：现代社会结构一个突出特征是开放性、流动性，社会成员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依据新的社会标准、权力、财富、声望和职业等确立自己的地位及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的关系，由此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框架。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社会结构特征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后者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具体表象上，传统社会以出身门第为确定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在门第系统里的地位，也就是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其地位不是凭自己的业绩而获得，而是由他所出生的那个家庭、阶层或阶级所决定。社会很少给社会成员提供升迁变化的机会，社会结构本身也就缺少发展变化的弹性，显示出其僵化封闭的特征。与此相反，在现代社会中，门第关系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个人能力的大小，占有财富的多寡和社会认可程度的高低，成为决定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通过个人积极进取而接近或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原本居于高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也可能向下滑落。社会成员或社会阶层之间这种双向的流动变化，显示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开放特质。
大革命以后一个多世纪的法国经历了上述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结构演变。
一
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引生出社会结构的全新的组合。一方面是传统的先赋性的社会等级的划分和社会权力的占有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社会权力和社会地位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重新分配。由于不论是传统结构的解体还是现代结构的生长都经历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变革时期，法国既不是完全以出身等级为基础的社会，也不是全部以个人才能为依据的社会，而是出身与才能并列，等级与财富并存的社会。这种新旧交织的社会取向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十九世纪前期显贵集团的出现。
显贵(grands natables)一词本指社会上的显要人物，但在法国历史上有特殊的含义。1614年因特权等级反对与平民一起开会，三级会议停开，此后每遇重大问题国王便召开显贵会议(les Assmblees de natables)商讨决策。参加会议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皇亲国戚和贵族宠臣。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使这种完全属于特权等级的显贵会议成为历史，但是“显贵”并没有从此绝迹。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变革赋于“显贵”以新的历史内涵。革命以后的显贵形成于拿破仑时期，共和十年即1801年宪法规定，各省选举团成员“必须从该省纳税最多的600名公民中”任命，入选者即为显贵名流。而政府又从各省提供的显贵名单中，遴选政府官员。这两项规定表明，这时的显贵不仅在划定准则上发生变化，不再以特权等级为界定，而是以财富多寡为标准，而且显贵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也在扩大和提高，因为不仅参加立法议会这样的决策人物要从显贵中选举，而且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文武官职也出自这些显贵名流，显贵掌握了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大权。
既然以财富为判定显贵的主要标准，财富日长的资产阶级就有可能进入显贵名流之门。共和十一年，伊泽尔省的600名最大的纳税人中贵族约有100人，商业资产阶级也有100人左右，首屈一指的是佩里埃家族，他们既是商人兼银行家，又是大地主和法律家。收入超过5万法郎的有5人，其中2名旧贵族，2名商人，1名是靠国家财产致富的公证人。①在伊尔维兰省的1052名显贵中，26名是将军，17名是行政区官员，203名市长或副市长，177名法官，84名土地食利者，50名耕种者，67名诉讼代理人，56名公证人，48名军人，7名宗教界人士，另有几名掌管公共健康的官员以及商人。1811年，在巴黎的显贵名流中，有240名土地所有者和食利者，72名商人，54名高级官员，22名公证人，15名银行家。②把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显贵大致分类，可以看出，帝国的统治支柱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完全凭财富而显赫的贵富，二是政府官员和军人等名流，三是公证人、法官等自由职业者，即当时的才智之士。如果说旧制度下的“显贵”一般是用来专指显赫的贵族和个别特别富有的大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拿破伦帝国时期的显贵就很难用一二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来概括，因为它确实是门第的、财富的、官职的和才能的等各种旧式的和新派的人物的融合。不过土地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在其中仍占有很大的比例。
随着拿破仑这位天才人物的垮台，其个人意志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消失，显贵在社会中的影响逐渐增大。1830年以后，许多贵族退出政治舞台，显贵中非贵族门第的成分增加。佩里叶这样下定义：“所谓显贵就是那些其职务、财富和才能高于民众的人”。③显而易见，这时官职不仅与财富和才能并列，而且官职居于首要地位。据1840年议会统计，行政官吏约占40%，土地所有者占30%，其余30%为从事工商业、金融业的资产者和自由职业者。贵族院里也挤满了官吏，1848年统计，贵族院311名议员中，有220名是高级行政官吏。整个国家在这些官吏、富有者和才智之士合成的显贵们的掌握之中。当时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布洛伊公爵、莫莱伯爵、苏尔特、莫提埃元帅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家梯也尔和基佐等。这些身兼要职的统治精英即是显贵阶层的杰出代表，虽然这些人物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或者本人就是大资产阶级，但是就显贵集团本身而言，“因为他们反映的观点、意识和地位的多样性，很难揭示其阶级实质。”④也就是说显贵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整体，还不能完全用资产阶级来界定，它还带有时代过渡的特征。
既然显贵代表了一个过渡时代的统治精英，随着这个过渡时代的完结，显贵也将失去其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依据。第二帝国时期，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有产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加速，资产阶级的羽翼渐丰。正是从这时起，显贵的影响开始下降。帝国初期，七月王朝时期的显贵名流还在国务会议、参议院和各省省长的职务上占有很大的比例，1852年80名参议员全部由显贵名流组成，立法团中的三分之二为七月王朝时的显贵。40名国务会议参事中，24人是显贵，另外各省省长也有三分之二为显贵名流，此后，中产阶级兴起，政府反对派增多，原有的显贵名流逐渐被新的更有能力的社会精英所取代。这些新的精英不仅带有资产阶级的标签，而且是纯粹资产阶级的代表。以第二帝国后期势力日增最终动摇了帝国政府反对派为例，除少数日薄西山的正统派以外，其余全部是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没归附帝国的奥尔良派，属资产阶级自由派，其成员基本是知识分子，他们要求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其代表梯也尔提出个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人自由、当选人自由和议会自由，概括了他们全部的政治要求。左翼反对派是以卡尔诺、西蒙和甘必大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他们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其奋斗目标。在帝国末期的1869年选举中，巴黎及所有大城市全部被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派所控制。普法战争后共和派虽一度受挫，70年代后期起，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参众院的选举中一路领先，这表明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形成。
应该说直至第二帝国后期，国家机器还基本为少数名流显贵所把持，这种情况反映了变化的局限。70年代以后，包括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深刻的程度上参与现代民族政治，普选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实际作用，更推动了社会精英集团的变化。新的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在议会中议员的社会出身明显变化。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正在取代传统的显贵和土地所有者在议会中居于主导地位。1893年，88%的议员是大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出身，1902年，一些中低级社会阶层人士也得以进入议会，该年议会中有30名议员来自工人和农民。下面这个统计更清晰也反映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统治精英阶层的变化：
320名大臣的父亲的职业身份(1871-1914)%⑤
职业身份 在成年男子中的比例 在大臣出身中的比例
工人农民职员786.5
初级教员、政府 10.4 9.7
官员和熟练工匠
小资产阶级 5.2 10
自由职业资产阶级1.8 37.8
高级政府官吏0.1 8.4
土地所有者 5.1 25.9
如统计所示，大臣中土地所有者家庭出身的还占有较高比例。但是出身自由职业资产阶级，即那些律师、公证人、教师和医生家庭的大臣所占比例高达37.8%，而这一阶层在总人口中仅占1.8%。此外，图表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属于工人农民下层阶层家庭的人居然也能够问鼎大臣职务。
该统计不仅说明了法国社会结构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即使出身寒门也可能达到权力的顶峰，而且说明中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新一代社会精英人物已经取代显贵名流把持了政权。资产阶级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牵引着法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在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必须有一个统治的精英集团来维系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的演变节律直接反映出时代变化的脉搏。在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独立地支撑起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贵族与资产阶级因不能完全衔接而出现的断裂的时空中，显贵作为新旧阶级交融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应运而生。显贵就其本质来说，不像贵族之于土地，资产阶级之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那样是一个完全根植于某种经济利益的社会阶层，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显贵们既来自旧时代保守的阶层，也来自较为现代的社会群体，它是兼有新旧时代痕迹的各种利益混合的统治精英集团。与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贵族相比，显贵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两种取向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集中体现是它既保留了旧的政客权贵，体现一种传统的延续，又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开放，向人人都可能获得的财富和才能开放，反映一种现代的变革。这种社会身分取向上的扩大和拓宽，以及精英集团组成结构上的二元性，显示了精英集团本身发展的弹性，也反映和揭示了新的社会结构未来发展的走向，即向更开放更现代的社会结构演进。表现在社会统治精英的变化上，是在十九世纪后二十年中资产阶级新一代的统治精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法国已经完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二
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开放性流动性。这种社会结构的形成在社会分层方向有诸多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使原来以血缘关系和地域联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二是使“在许多前现代社会所见到的那种财富、权势和身份关系，在一种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中结合或分隔的倾向，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趋于消失。”⑥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每个社会阶层各自封闭又与其它社会阶层相互隔离的等级制度也将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打破。这两种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象，一是造成血缘关系松驰地域界限模糊，社会成员进行水平流动，人口城市化就是这种水平流动的集中体现。二是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垂直流动，即先赋性的——无论是等级的还是地缘的传统身份标准丧失，各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隔阂被打破，社会成员借助职业的、教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渠道而上下流动，从而出现一种新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界线模糊的身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依据新的社会标准，权力、财富、声望和职业等确立自己的地位及与其它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由此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的框架。
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结构呈现一种横向堆积的金字塔形。塔的最底层是为数众多的农民、工匠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人民大众，其上端坐着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和僧侣特权等级。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横亘着一道因出身不同而造成的天然屏障。由于出身屏障的存在，贵族因出身高贵不必担心地位的跌落，下层人民也无以向上攀援的阶梯。人们对以血统来判断的社会地位的认同高于对经济地位的认同，社会层次分明，社会结构也因此而静止僵化。大革命摧毁了社会阶层之间这道屏障，对社会地位的认同让位于对经济地位的认同，社会才出现了流动的可能。但是出现了流动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流动。大革命在打击特权等级的同时，又创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加强了他们对土地的附着力，从这一角度上看，农村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阻力增大。此外，因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阶层内部的稳定性不可能一朝丧失，社会成员的分野也不可能被革命一下冲破。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没有本质性变化的历史氛围中，社会不可能给人们，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至十九世纪中期，社会权力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没有根本性变化，农村社会是这样，城市里也是如此。整个社会结构还保持着传统的特质。
再以全体选民的财产分布为例，1842年前，选民的大多数（约55%）是交纳200至300法郎直接税的小纳税选举人，1/5是300至500法郎的纳税选举人，交纳1000法郎以上的大的纳税选举人仅占8-9%，而纳税最多的超过8000法郎的不足百分之一。⑦可见这还是一底宽上尖的金字塔形的纳税选举人结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在“大城市中与此相反，大的纳税选举人的比例有很大上升，特别是中小纳税人之间的比差在减少，在巴黎和鲁昂都是如此。”⑧这说明财产分配结构上的变化已经在少数大城市中开始了。
虽然受教育机会，职业经历和政治生涯等都可以成为社会成员地位升迁变化的缆绳，但在十九世纪前期，在人们的参政权还受到财产资格限制的社会里，社会成员上下流动，由此岸到彼岸，由这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主要阶梯还是财富。财富已经在民族中激起一种普遍的冲动，成为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通过劳动与节俭致富”的箴言已成为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在城市中通过致富而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地位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奋斗目标。1847年“辩论日报”这样写道：“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种社会地位，一些人得到它，同时有人失去它。……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阶级，其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以便于人们的出入。”⑨显然资本主义社会向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变化的机遇。人们对财富的追逐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后果，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大造成新的社会鸿沟，复辟时期巴黎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在10法郎与1000万法郎之间，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崛起，中产阶级壮大。这种上下距离加大，底层比例减少，中间阶层增多的变化，造成社会财富占有的总体结构的变形，即由原来的金字塔形变为倒置的陀螺形。这两种结构有本质的不同，前者表现的是城市中传统社会占有结构的特征，后者绘出的是工商业发展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异，“在巴黎变化始于1820年，完成于1847年，在波尔多是始于1824年，完成于1869年，在鲁昂是七月王朝末期完成，而里昂、里尔、亚眠和图卢兹是1869-1875年完成。”“第二帝国末期在大城市金字塔形已被碾碎，倒陀螺形基本形成。”⑩
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冲动源于城市，城市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因而农村中的社会流动更突出地表现为向城市的移民，1841-1851年，法国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数字为84.9万，1851-1861年法国工业高涨时期，乡村移民人口达126.5万，直到二十世纪初，农村移民规模再没少于80多万，即1841-1851年的水平。(11)1900年一个村庄里100名农民的儿子中有42个留在农村，而100名农民的女儿中仅15个留在农村。十九世纪末阿维农地区东北部半数以上已婚妇女去了巴黎。1911年该地五分之四的新婚夫妇去了圣·塞利。(12)（笔者另有文章详细阐述了这一影响城乡人口生态平衡的社会变动）与此同时，乡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上下流动即纵向流动的机会和可能。特别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产品价格上涨，遗留在农村的人们因此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加莱海峡省为例1851-1911年间，35%的农业工人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其中56%变成了占有土地的农民或农场主，其余的找到了更有保障收入更高的工作，如园艺工人，道路工人等等。(13)1887年，厄内斯特·拉维兹发表的一本寓言小说，借一位鞋匠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我父亲曾一无所有，我现在有了些钱财，我的孩子如果象我一样努力，他们的财产将两倍三倍于我，我的孙子将成为绅士，人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升迁的”。(14)这句话表明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当然对农村的社会流动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因为十九世纪法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有限发展，给人们提供的社会流动的机会毕竟有限。“1851-1911年加莱海峡省的耕种者中，79%的人生在原来的社会等级内，10%的人改变了其地位，11%的人的生活状况反倒有所下降。”(15)但是这种流动变化的社会环境，使农民看到了改变现实的可能，一些有远见的农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他们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以便适应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地域流动和社会变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化，加速了整个社会的流动。
开放的社会结构造成一种流动的社会机制，这种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刻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中，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的服从，又给下层提供某种意义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诸如封建领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商人、店主与帮工间都存在这种相依的关系。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上和观念上的依赖服从，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以后，社会成员的身份发生变化，人们不必永久地居于一地，也不会永远地依附于某一个主人，新的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解除，家长式的社会关系消失，人人都成为自由的人，这种情况有利于培养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具有独立意志能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人民面前，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和水平流动，使原来等级的金字塔倒塌，社会结构进行新的组合。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出现一个中间阶级，这一中间阶级不是像贵族那样僵化封闭，而是可以变化流动，这就使得它能够不断地把民族精华和时代精英吸引到这一维系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来，统治精英阶层的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也避免了个别人物和个别集团对整个社会进行专制统治的可能。
注释：
①阿·索布尔：《法国革命，1789-1880年法国经济社会史》一卷三册，巴黎1976年法文版，第131页。
②居伊·肖希纳·努加雷：《1700-1848年精英史》巴黎1975年法文版，第223页。
③F·布罗代尔、E·拉布鲁斯：《法国经济社会史》第3卷下册，巴黎1976年法文版，第942页。
④《法国经济社会史》第3卷下册，第945页。
⑤罗格·普赖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史》，伦敦1987年英文版，第363页。
⑥S·N·文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⑦《法国经济社会史》第3卷，第863页。
⑧《法国经济社会史》第3卷，第865页。
⑨《法国经济社会史》第3卷，第841页。
⑩《法国经济社会史》第3卷，第866页。
(11)弗郎索瓦·卡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法国经济史》，巴黎1981年法文版，第110页。
(12)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伦敦1979年英文版，第285页。
(13)罗格·普赖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史》，伦敦1979年英文版，第165页。
(14)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伦敦1979年英文版，第332页。
(15)罗格·普赖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史》，伦敦1979年英文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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