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难问题论文,杜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宋代，“千家注杜”的说法就广为流传了。虽说最早冠以“千家注”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中实收的注家仅有一百五十一人，但是自宋迄今，杜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专著作者确已超过千人（注：据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自宋迄今的杜集（包括注本、选本、谱录等）共八百三十五种，而清末迄今的杜甫研究著作已有近二百种。），而杜诗学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引人注目的煌煌大观。杜诗犹如一个取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永远为后代的诗人和读者提供着丰富的艺术营养。杜诗更是一个永远不可穷尽的学术领域，值得后代的学者前赴后继地深入探索。在杜诗学中尚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例如杜诗的“沉郁顿挫”风格的确切内涵是什么，杜诗为“诗史”之说的合理性究竟如何，宋代出现的杜诗“伪苏注”的作者究竟是谁，杜甫晚年离蜀东下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等等，都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进行探索。不贤识小，本文仅将有关杜诗注释的各类疑难问题举示数例，并缕述历代注家之不同意见，希望引起杜诗学界的关注。
1.《杜诗详注》卷一《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
“天阙”句较难解，自宋人起即议论纷纷。《王直方诗话》载王安石云：“当作‘天阅’，谓其可对‘云卧’也。”黄庭坚以王言为当，但蔡縧不以为然：“黄鲁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阙当作天阅，对云卧为亲切。’尝读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此《游龙门》诗也，用‘阙’字何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西清诗话》）刘邠甚至讥笑黄庭坚是因为害怕王安石才采其说，《道山清话》记载说：“王介甫改‘阙’为‘阅’，黄鲁直对众极言其是，贡父闻之曰：‘直是怕他！’”此外，蔡兴宗《杜诗正异》中“天阙”作“天闚”（按：“闚”同“窥”）。而南宋的陈岩肖则认同蔡縧之见，而对王安石、蔡兴宗二家之说皆表反对，他说：“按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屹，若天阙然，’此诗‘天阙’指龙门也。后人谓其属对不切，改为‘天关’，王介甫改为‘天阅’。蔡兴宗又谓‘世传古本作天闚’，引《庄子》‘用管天’为证。以余观之，皆臆说也。且‘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此乃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阙之高，则势逼象纬；以我云卧之幽，则冷侵衣裳。语自混成，何必屑屑较琐碎、失大体哉！”吴曾则认为杜诗中“象纬”实为“象魏”之误，而“阙”字则不误，他说：“余考《南史》梁何胤传尝云：‘吾在齐朝欲陈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晋世欲立阙，丞相王导指牛头山曰：‘此天阙也。’此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悬法其上，盖杜诗本误以‘魏’为‘纬’，且不记《南史》，是致纷纭耳。”（《能改斋漫录》卷四）清代注家于此大抵采宋人某家之说，惟姜宸英《杜诗笺》欲改“天阙”为“天开”，且引《史记·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以为如此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杜诗详注》卷一引）今考诸家之说，王安石、蔡兴宗、姜宸英欲改动“阙”字，理由则都是“天阙”对“云卧”不工，大概他们认为“卧”字是动词，而“阙”字却是名词，故想把“阙”字改成“阅”、“闚”、“开”等动词。这种凭空臆改杜诗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况且此诗是仄韵五古，本不必对仗工整。蔡縧、陈岩肖等认为“阙”指双峰并峙、状若宫阙的洛阳龙门山，似较合理，但何以称“天阙”，仍较难解。
2.《杜诗详注》卷一《巳上人茅斋》：“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
“蔓”，一作“梦”。宋人朱彧认为作“梦”字有误：“如《巳公茅屋》诗一联云：‘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二语是何情理？摇对梦，轻重不称，读者未闻商榷，亦好古之癖也。余窃谓当作‘蔓青丝’。”（《萍洲可谈》卷一）吴聿除了对“梦”字生疑之外，又对“天棘”一物作了解释：“世不晓其用‘梦’字，余考之，盖‘蔓’字讹而为‘梦’字耳。何逊《王孙游》‘日碧草蔓丝’是也。天棘，天门冬也，如茴香而蔓生。或以为柳，误矣。”（《观林诗话》）更多的人对“天棘”究是何物各持异见，如释惠洪说：“王仲至言：老杜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天棘，非烟雨，自是一种物。曾见于一小说，今忘之。高秀实曰：天棘，天门冬也。一名颠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诗曰：‘水芝卧玉腕，天棘舞金丝。’则天棘盖柳也。”（《冷斋夜话》卷四）到底“天棘”是天门冬还是柳，惠洪没有得出结论。伪托苏轼之名的“伪苏注”则声称“天棘”是梵语之柳：“天棘，梵语柳也。伊吾曰：‘天竺国呼柳为天棘，梦疑弄字，正与正文妥帖。王逸少诗曰：湖上春风舞天棘，信柳字无疑也。’”（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八。按：关于杜诗“伪苏注”的情况，参看拙文《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对此，赵次公斥曰：“此求‘梦’字之说不得，遂取梦字同韵之字补之。然‘弄’字于青丝为无交涉矣。”（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分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按：下引此书皆简称“赵注”。）虽然南宋人大多已知“伪苏注”之谬，但是此说依然谬种流传，如徐俯就说：“工部有‘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之句，于江莲而言摇白羽，乃见莲而思扇也。……于天棘言梦青丝，乃见柳而思马也。盖古有以青丝络马者。庾信《柳枝词》云：‘空馀白雪鹅毛下，无复青丝马尾垂。’又子美《骢马行》云：‘青丝络头为君老。’此诗后复用支遁事，则见柳思马，形于梦寐审矣。东坡欲易‘梦’字为‘弄’，恐未然也。”（见吴可《藏海诗话》）他对伪苏注的指斥是对的，但未审其实此说根本不是苏轼之言。罗大经则以为此句乃用佛典：“杜诗云：‘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下句殊不可晓。说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门冬也。‘梦’当作‘弄’。既无考据，意亦短浅。谭浚明尝为余言：此出佛书：终南长老入定，梦天帝赐以青棘之香。盖言江莲之香，如所梦天棘之香耳。此诗为僧齐已赋，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说，然终未知果出何经。近阅叶石林《过庭录》，亦言此句出佛书，则浚明之言宜可信。”（《鹤林玉露》卷十）罗氏之言貌似有理，但是所指佛书未知究为何书，杜诗所说的“巳上人”也不是“僧齐已”，且所释句意过于曲折，不甚可信。明人杨慎则直接从诗意出发断言“天棘”非柳而为天门冬：“郑樵云：‘天棘，柳也。’此无所据，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丝，只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莲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叶浓阴，不可言丝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丝、王瓜，不可言柳。此俗所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隐》云：‘天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南岳名百部，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颠棘。’颠与天，声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升庵诗话》卷五）按杜甫此诗中有句云：“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确是盛夏之景，杨慎说此时之柳不宜称丝甚是。但是“颠棘”是否可称“天棘”，杜诗原文到底是“梦青丝”还是“蔓青丝”，仍需存疑。
3.《杜诗详注》卷九《绝句漫兴九首》之七：“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笋根”，一作“竹根”；“雉子”，一作“稚子”。北宋释惠洪说：“世或不解‘稚子无人见’何等语。唐人《食笋》诗曰：‘稚子脱锦绷，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赞宁《杂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问韩子苍，子苍曰：‘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诗亦可耳。”（《冷斋夜话》卷二）细察惠洪之言，他实际上是赞成此句作“稚子”，且将“稚子”解释成竹笋的。但是其语意含混不清，引得人们议论纷纷。赵次公就反对把“稚子”释为竹笋：“笋根雉子，则雉鸡之子，出古乐府。有《雉子班》，故用对‘凫雏’。《西京杂记》：‘太液池，其间凫雏鹤子，布满充积。’雉性好伏，况其子之身小，在笋之傍难见亦可知。缘世间本有作‘稚子’，故起纷纭之说。‘予问韩子苍，子苍曰：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诗亦可。’觉范之说如此。夫既谓之‘笋根稚子’，则稚子别是一物，岂仍旧却是笋邪？诸说皆非，而赞宁穿凿尤甚。‘蜀中竹间有鼠大如猫’，成都人岂不皆知之且识之邪？”（赵注丙帙卷三）吴垌赞同释“稚子”为竹笋，却指责惠洪引用赞宁之说：“唐人《食笋》诗云：‘稚子脱锦绷，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惠洪初不知此，乃于《冷斋夜话》引赞宁《杂记》谓：‘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曰竹豚，亦名稚子。’殊索合也。便以为证，陋哉！闽中多此物，予在永福，屡得食之。土人所贵重，但名曰竹豚，谓性嗜竹，初不与竹色相类，故当以唐为证。”（《五总志》）吴可认为“稚子”当作“雉子”，并进而指出惠洪所记韩驹（子苍）之言为不实：“‘竹根稚子无人见’，不当用‘稚子’字。盖古乐府诗题有《雉子班》，雉子、凫雏，自是佳对。杜诗有‘凤子’，亦对‘凫雏’，此可以稽证也。金陵新刊杜诗，注云：‘稚子，笋也。’此大谬，古今未有此说。韩子苍云：‘冷斋所说皆非，初未尝有此说。’”（《藏海诗话》）无名氏《桐江诗话》亦持此说，且指出：“盖笋初生乃雉哺子之时，言雉子之小，在竹间，人不能见故也。”（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程大昌亦持此说，但对句意的解释又有不同：“雉子，雉雏也。见者，现也。言笋根草密，雉雏可以藏伏，候无人时，乃始出现。盖以有人无人为出没之候也。说者乃以‘雉’为‘稚’，则是以人属言之，而为稚幼也。稚儿须人扶将，何为自藏竹根，无人乃见也？此全无意味也。若用下句俪而求之，则凫雏恃母而安睡，与雉雏畏人而不轻出，其理一也。”（《演繁露续集》卷四）综上所述，持“雉雏”之说者人数较多，其说也较妥，故清人仇兆鳌径引赵次公说，并斥其它歧解为“谬说”。但是赵注驳斥惠洪之说的理由之一是句中既已写到“笋根”，则“稚子”当别是一物。如果此句的“笋根”作“竹根”，赵说的逻辑前提就不存在了。况且唐诗中另有称竹笋为“稚子”的例子，则韩驹释“稚子”为竹笋的说法尚不能彻底否定。
4.《杜诗详注》卷十《不见》：“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匡山”究指何山，向有歧说，且有异文曰“方山”。宋人姚宽说：“李太白，青山人，多游匡庐，故谓之匡山。《绵州图经》云：‘戴天山在县北五十里，有大明寺。开元中，李白读书于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谓康山读书处也。’恐图经之妄。”王观国则云：“杜子美《怀李白》诗曰：‘方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注诗者曰：‘方山，未详。’观国按：《后汉·郡国志》：‘庐江郡寻阳县。’刘昭注引释惠远《庐山记》曰：‘有方俗先生出商周之际，居其下，受道于仙人。时谓所止为仙人之庐。’又引《豫章旧志》曰：‘方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实录》曰：‘隆安六年，桓玄遗书于方山惠远法师。’然则方山者，庐山也。李太白尝游庐山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复以谮出，故子美诗曰：‘头白好归来。’盖欲招隐为庐山之游也。”（《学林》卷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全引此文，当即认可之。对此，吴曾反驳云：“予按杜田《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匡山。白读书于大匡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号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绵州刺史高忱及崔令钦记。所谓匡山，乃彰明县之大匡山，非匡庐也。’乃知《学林新编》、胡仔皆为妄辩。”（《能改斋漫录》卷五）洪迈引述吴曾的这段话，然后指出：“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庐山也。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馀字，但云：‘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自碎叶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初无《补遗》所纪七十馀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老之诗邪？欧阳忞《舆地广记》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于此县。’盖亦传说之误，当以范碑为正。”（《容斋续笔》卷八）杜田之说实出于北宋杨天惠之《彰明逸事》，此文见载于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一八，文中云李白曾“隐居戴天大匡山”，又云：“故甫诗又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然学者多疑太白为山东人，又以匡山为匡庐，皆非也。”对此，清人钱谦益驳之云：“吴曾《能改斋漫录》、欧阳忞《舆地广记》皆本天惠之说。按太白居庐山，见于诗文，不一而足。曾巩《诗序》云：‘永王磷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公怜其因此得罪，故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彰明遗事》所载，乃委巷传闻之语。近时杨慎辈力引为蜀中故事，殊不足信。”然后又引洪迈之言，斥杜田《杜诗补遗》所云为“好事者伪为之，以附会杜诗也。”（《钱注杜诗》卷十二）杨天惠、杜田皆为宋人，由他们首纪李白隐于大匡山之事，确实很可疑。但钱氏所云也非定论，如后来的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卷十中即注云：“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故云归来。……若以为匡庐，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归来乎？”杨伦亦在其《杜诗镜铨》卷八中采杜田之说，且按曰：“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自不当指浔阳之匡庐。”因为杜甫此诗乃上元二年作于成都，他以为李白尚在流放途中（按此时李白实已遇赦东归，但是杜甫尚不知其事，所以诗中仍说“世人皆欲杀”），遂盼望李白得以归蜀以度晚年，故曰“归来”。如指归于浔阳之庐山，则不应说“归来”。仇、杨二氏单刀直入，较合杜诗旨意。故“匡山”究指何处，尚需存疑。
5.《杜诗详注》卷十《寒食》：“田父邀皆去，邻家问不违。”
“问不违”，一作“闹不违”，一作“闲不违”。
《杜诗详注》卷十六《诸将五首》之一：“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殷”，一作“闲”。
《杜诗详注》卷二二《宴王使君宅题二首》之二：“泛爱容霜鬓，留欢卜夜闲。”“卜夜闲”，一作“上夜关”，一作“卜夜阑”。
《杜诗详注》卷二三《小寒食舟中作》：“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闲幔”，一作“开幔”。
以上四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杜诗的正文或异文中出现了“闲”字。因杜甫父亲名杜闲，照理杜甫写诗时应该回避“闲”字，故引得后人议论纷纷。王直方云：“老杜家讳闲，而诗中有云：‘翩翩戏蝶过闲幔。’或云：恐传者谬。又有《宴王使君宅》诗云：‘泛爱容霜鬓，留欢卜夜闲。’一作‘阑’。余以为当以‘闲’为正，临文恐不以为避也。”（《王直方诗话》）赵令畴引上文后补充说：“迂叟李国老云：‘余读《新唐书》，方知杜甫父名闲。检杜诗果无闲字，唯蜀本杜诗二十卷，内《寒食》诗云：邻家闲不违。后见王琪本作问不违。又云：曾闪朱旗北斗闲。后见赵仁约说，薛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用闲字明矣。’”（《侯鲭录》卷七）蔡居厚也注意到杜诗中的一个“闲”字：“杜子美诗一部未尝使‘闲’字，独一联云：‘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闲。’一处而已。顷见王侍郎钦臣云：‘旧尝疑此，以谓既不避，则不应只犯一字。后于薛枢密向家得五代时人故本，较之乃是殷字。恐好事者因本朝庙讳易之，而不暇省其父名也。’”（《蔡宽夫诗话》）张耒则认为杜甫诗中不可能出现“‘闲’字，他说：“杜甫之父名闲，而甫诗不讳闲。某在馆中时，同舍屡论及此。余渭甫天姿笃于忠孝，于父名非不获已，宜不忍言。试问王仲至，讨论之，果得其由，大都本误也。《寒食》诗云：‘田父邀皆去，邻家闲不违。’仲至家有古写本杜诗，作‘问不违’。作‘问’实胜‘闲’。又《诸将》诗云：‘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闲。’写本作‘殷’字，亦有理，语更雄健。又有‘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惊鸥下急湍。’本作‘开幔’。‘开幔’语更工，因开幔见蝶过也。”（《明道杂志》）南宋学人也都从避讳的角度否认杜诗中的“闲”字，如邵博云：“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周必大更细致地为杜甫辩护：“世言杜子美诗两押‘闲’字，不避家讳，故《留夜宴》诗：‘临欢卜夜闲。’七言诗：‘曾闪朱旗北斗闲。’虽俗传孙觌《杜诗押韵》，亦用二字，其实非也。卞圜杜诗本云‘留欢卜夜关’，盖有投辖之意。‘卜’字似‘上’字，‘关’字似‘闲’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闲’，又不在韵，卞氏本妙不可言。‘北斗闲’者，盖《汉书》有‘朱旗降天’，今杜诗既云‘曾闪朱旗’，则是因朱旗降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于斤切，盛也。于颜切，红也。故音虽不同，而字则一体。是时宣祖正讳‘殷’字，故改作‘闲’，全无义理。今既祧庙不讳，所谓‘曾闪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二老堂诗话》）周氏认为杜诗“曾闪朱旗北斗殷”，因避宋太祖之讳而改“殷”为“闲”，甚为合理。（注：按：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八《避讳》与周必大所言甚为相似，未知孰先孰后。）对此宋人的这些意见，清注大抵取之。例如第三例，仇注引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之说，认为“卜夜闲”应作“上夜关”。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九则干脆将“上夜关”作为正文，而将“卜夜闲”作为异文。又如第一例，仇注卷十，杨注卷八都作“邻家问不违”，连“闲不违”的异文都被取消了。但是，杜诗中并非果真没有一个“闲”字，上述第四例中的“闲”字就很难否定，仇注卷二三注云：“以闲对急，本不可易。”又引朱瀚之说：“公父名闲，故注家改闲为开，毕竟未妥。”所以杜诗中究竟是否严讳“闲”字，尚难得出定论。
6.《杜诗详注》卷十八《李潮八分小篆歌》：“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潘淳云：“北岳碑，后汉光和二年立。苦县老子庙，亦汉碑，其字刻极劲，杜诗所谓：‘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光和，谓二碑也。”（注：《潘子真诗话》，《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十二引。）王得臣却对杜诗所言提出怀疑：“据《神仙传》：‘老子，苦县濑乡人。’又读《汉书》，称威帝梦见老子，命中常侍左倌于濑乡致祭，诏陈相边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书也。今考威帝纪年乃建和，光和乃灵帝时年号，岂杜诗乃后人传写之误耶？或者以为今亳有太清残缺碑，犹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于何代？兼谯去苦县尚两舍，即非边韶所刻石也。”（《麈史》卷中）马永卿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苦县确有光和年所立蔡邕所书碑：“峄山之碑至于苦县光和，人多未详，王内翰亦不解。按老子，苦县人也，今为亳州卫真县，县有明道宫，宫中有汉光和年中所立碑，蔡邕所书。仆大观中为永城主簿日，缘檄到县，得见之。字画劲拔，真奇笔也。且杜工部时，已非峄山真笔，况于今乎！然今所传摹本，亦自奇绝，想见真刻奇伟哉！”（《嬾真子录》卷四）赵次公则先引杜时可旧注，然后发表己见：“苦县光和事，杜时可引《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注据《续汉书》云：‘诏立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书也。又《灵帝纪》：‘光和五年，始置鸿都门生。’注：‘于鸿都门内置学，其中诸生皆勑州郡三分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而《书苑》云：‘鸿都门至数百人。时南阳人师宜官称八分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以是考之，疑苦县‘蔡邕书’，光和师宜官书也。及详观此歌‘峄山之碑野火焚’，谓李斯书也。‘苦县光和尚骨立’，谓蔡邕书也。故初言‘秦有李斯汉蔡邕’，次言”隋哉李蔡不复得’，卒言‘丞相中郎丈人行’，未尝一言师宜官。然苦县之祠立于桓帝之延熹，而碑刻于光和，盖延熹至光和才十年之近尔。杜之说如此。然次公推公‘尚骨立’之语，则以苦县于前时已有蔡邕碑刻，至光和再刻之，幸未失真而尚犹骨立为可贵。盖公之所贵，以瘦硬为神，故于峄山之碑，则伤枣木之失真；于苦县之碑，则喜光和之尚骨立也。以意逆志，如斯而已。下句‘李蔡不复得’，重结上文，岂容光和碑更是师宜官书邪？”（赵注戊帙卷二）按杜时可即杜田，曾著《注杜诗补遗正谬》十二卷，原书已佚，仅存片断于九家注等宋注中。赵注所引杜田之言文意不甚明晰，似谓蔡邕于延熹年所书之碑文，至光和时方刻于石，而非于光和年间由师宜官所书而立碑。而赵注则以为杜诗意谓延熹年间蔡邕所书之碑，至光和时重刻之而未失真。从杜诗的上下文来看，无一字及于师宜官，则苦县之碑肯定出于蔡邕之手。但由于文献不足，“苦县光和尚骨立“一句究竟指此碑刻于光和年间，还是指此碑至光和间尚未失真，已难以确定。上引诸家之说皆有推测的成分，难成定谳。仇注卷十八引杜田等人之说而未有论断，即有存疑之意。
7.《杜诗详注》卷十八《折槛行》：“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
洪迈质疑云：“此篇专为谏争而设，谓娄师德、宋璟也。人多疑娄公既无一语，何得为直臣？钱伸仲云：‘朝有阙政，或娄公不语，则宋公语。’但娄师德乃是武后朝人，璟为相时，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国文》，言‘群公间出，魏杜娄宋。’亦并二公称之。诗言先皇，意为明皇帝也。娄氏别无显人有声开元间，为不可晓。”（《容斋续笔》卷三）对此，钱注卷六注曰：“娄师德器量宽厚，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逊，竟能以功名终。杜《祭房相文》云：‘群公间出，魏赵娄宋。’亦并二公称之。”（注：按：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云：“唐始受命，群公间出。……魏杜行之，夫何画一。娄宋继之，不坠故实。”（《杜诗详注》卷二五）洪、钱所引皆为其节文，“魏杜”指魏徵、杜如晦，钱注“杜”作“赵”，误。）又笺云：“永泰元年，命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独孤及上疏，以为虽容其直而不录其言，故曰‘秦王学士时难羡’。叹集贤待制之臣，不及秦王学士之时也。次年，国子监释奠，鱼朝恩率六军诸将往听讲，子弟皆服朱紫为诸生，遂以朝恩判国子监事。故曰‘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也。当时大臣钳口饱食，效师德之畏逊，而不能继宋璟之忠谠，故以折槛为讽，言集贤诸臣自无宋魏辈尔，未可谓朝廷不能容直臣如先皇也。”仇注卷十八全引钱笺，当是以其说为然。钱笺对杜诗中的“今典”的解释确实可取，细揆杜诗之写作背景，此诗当是刺时之作。其实此意在赵注丁帙卷三中早已指出：“按《通鉴》，于永泰元年春载：三月壬辰朔，命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左拾遗洛阳独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备询问，此五帝盛德也。顷者陛下虽容其直，而不录其言，有容下之名，无听谏之实，遂使谏者稍稍钤口，饱食相招为禄仕。此忠鲠之人所以窃叹，而臣亦耻之。’观此则公诗作于永泰元年为审。非以讥其有容下之名，无听谏之实，不若先皇之真能容直臣乎？”钱笺亦只是沿袭赵注而已。然而赵注对杜诗称及娄师德之理解则似有误：“本传不载其谏诤事，别无所考，今因公诗指为直臣而知之。”而且杜甫为何在诗中特地点出“娄公不语”，这只是指当时之群臣吗？如是，则何以与“宋公语”并称？还有杜甫既知“娄公不语”，何以还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称及其名，杜甫对娄师德的看法究竟如何？仍需存疑。
8.《杜诗详注》卷二十《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之一：“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此诗于大历二年作于夔州。诗人于上年曾作《黄鱼》一诗云：“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可证此鱼甚为易得，与“顿顿食黄鱼”句相合，故此黄鱼即彼黄鱼，杜诗注家皆无异词。但是何为“乌鬼”？却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北宋沈括云：“士人刘克博异书。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主。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梦溪笔谈》卷十六）惠洪则云：“川峡路人家多供祀乌蛮鬼，以临江故，顿顿食黄鱼耳。俗人不解，便作养畜字读，遂使沈存中自差乌鬼为鸬鹚也。”（《冷斋夜话》卷四）蔡居厚亦驳斥沈括之说：“予少时至巴中，虽见有以鸬鹚捕鱼者，不闻以为乌鬼也。不知《夔州图经》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诗云：‘病赛乌称鬼，巫占瓦代龟。’注云：‘南人染病，则赛乌鬼。’则乌鬼之名，自见于此。巴楚间尝有捕得杀人祭鬼者，问其神明，曰‘乌野七头神’。则乌鬼乃所事神名尔。或云：‘养’字乃‘赛’字之讹，理亦当然。盖为其杀人而祭之，故诗首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若养鸬鹚捕鱼而食，有何怪不可并居之理？则鸬鹚决非乌鬼，宜当从元注也。”（《蔡宽夫诗话》）又黄庭坚云：“峡中养雅雏，带以铜锡环，献之神祠中，人谓之乌鬼。”（《杜诗笺》，《豫章黄先生别集》卷四）南宋的马永卿则另立新说：“《笔谈》以为鸬鹚能捕黄鱼，非也。……仆亲见一峡中士人夏侯节立夫言：乌鬼，猪也。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为‘乌鬼’以别之。此言良是。”（《嬾真子录》卷四）综上所述，宋人对于“乌鬼”共有五种解释：一是夷人鬼户，二是鸬鹚，三是乌鸦，四是乌蛮鬼（或巴楚间人所祠之神“乌鬼”），五是猪。其后黄朝英赞同“鸬鹚”说（见《靖康缃素杂记》卷五）。程大昌赞同“乌鸦”说，且进而指实为唐人所祠之神乌：“元微之尝投简阳明洞有诗云：‘乡味犹珍蛤，家神爱事乌。’乃知唐俗真有一鬼，正名‘乌鬼’。……又《国史补》：‘裴中令节度江陵，尝遣军将谭洪受同王稹往岭南干集。至桂林馆，有乌在竹林中，稹偶掷石，击中其脑以死。……始知是乌鬼报仇也。’此说甚怪，然有以知唐俗谓乌能神直至于是，则其祠而事之有自来矣。”（《演繁露》卷十三）王楙认同“乌蛮鬼”说，并进而论证之：“观《唐书·南蛮传》：‘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一姓白蛮，五姓乌蛮。所谓乌蛮，则妇人衣黑缯。白蛮，则妇人衣白缯。’又以验冷斋之说。刘禹锡《南中》诗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头。’又有所谓青鬼之说。盖广南川峡诸蛮之流风，故当时有青鬼、乌鬼等名。杜诗以‘黄鱼’对‘乌鬼’，知其为乌蛮鬼也审矣。”（《野客丛书》卷二六）邵博则以亲身经历说明“乌蛮鬼”乃战死之厉鬼：“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大噪，谓之‘养乌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家家养乌鬼’，其自也。疏诗者乃以鸬鹚别名为乌鬼。予往来夔峡间，问其人如存中之言，鸬鹚亦无别名。”（《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无名氏《漫叟诗话》则同意“猪”说，且以自身经历证实之：“予崇宁间往兴国军，太守杨鼎臣字汉杰，一日约饭乡味，作蒸猪头肉。因谓余曰：川人嗜此肉，家家养猪。杜诗所谓‘家家养乌鬼’是也。每呼猪则作‘乌鬼’声，故号猪为‘乌鬼’。”（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除了所谓“夷人鬼户”之说之外，其馀四说皆有人认同，互相驳难，未能相服。清代注家则广引宋人歧说，如钱注卷十六引邵博、（注：钱注称引自“邵伯温《闻见录》”云云，实误。此条实见于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实为二书，邵博为邵伯温之子。仇注卷二十引此亦误称“邵伯温”，不知何故。）《漫叟诗话》、沈括、惠洪、蔡居厚、程大昌诸家之说，存而不断。仇注卷二十亦广引诸家之说，并断曰：“今以蔡、邵二说为正。”但并未说明理由。“乌鬼”到底是什么，尚需存疑。
9.《杜诗详注》卷二一《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矍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
“五云”一句，向称难注。赵注己帙卷一注云：“两句难解，学者疑之。然以意逆志，承‘伊吕终难降，韩彭不易呼’之下，则言文人不来，武人得势，此贤者之所以隐也。京房《易飞候》曰：‘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其下贤人隐。’‘高太甲’，则言云高于太甲之上。但‘太甲’字不见明出，以俟博闻。”又引《庄子》以注下句，此无疑义，不赘引。张邦基云：“‘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之句，鲍钦止、邓睿思、范元实及行世所谓王原叔注者诸家，皆不详‘五云太甲’之义。予读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陇县孔子庙堂铭序》云：‘帝车造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载五云于太甲。虽使星辰荡越，三元之轨躅可寻；云雨沸腾，六气之经纶有序。然则抚铜浑而观变化，则万象之运不足多矣；握瑶镜而临事业，则万机之凑不足大矣’云云。然则‘五云太甲’之义，盖为玄象而言矣。第未见正所出之书，当俟博洽君子请问之。惟《酉阳杂俎》云：‘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人谓之腹稿。燕公尝读《夫子学堂碑》，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为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然则五云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馀人乎！”（《墨庄漫录》卷四）张氏虽为杜诗找到了字面上的出处，可是王勃文中的“五云、太甲”究属何义，仍未得到解答，而且连一行这样的天文历算专家都未能确解。南宋以博洽著称的王应麟也认为应该存疑：“愚谓老杜读书破万卷，必自有所据。或人蜀见此碑，而用其语也。《晋书·天文志》：‘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阴阳而配节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证。以一行之邃于星历，张燕公、段柯古之殚见洽闻，而犹未知焉，姑阙疑以俟博识。”（《困学纪闻》卷十八）严羽甚至认为杜诗原文有误：“杜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太甲’之义殆不可晓，得非‘高太乙’耶？‘乙’与‘甲’盖亦相近，以星对风，亦从其类也。”（《沧浪诗话·考证》）严羽没有版本上的任何根据而凭空窜改原文，自不可从。明人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二中全引上述王应麟语而无任何按语，又不标王氏之名，除有剽窃之嫌外，也能说明他和王应麟一样认为对此应该存疑。到了清代，钱注卷十七引王应麟言而无按语，仇注卷二一亦引王应麟、严羽之言，又引明人董斯张《笺杜陵诗》以驳严羽：“此与庙碑‘华盖西临’语不甚合。考《隋书》：‘天子有所游往，其地先发天子气，或如华盖在雾中，或有五色。苍帝起，青云扶日。白帝起，白云扶日。黑帝起，黑云扶日。’孔子，周素王，故子安以天子气比之。华盖、五云之说，当本于此。鲁分野在戌之奎娄。奎为沟渎，娄为聚众，皆在西宫，故曰‘华盖西临’。戌，后天乾方也。京氏《易·纳甲》以甲属乾宫，甲为岁阳首，故曰太甲。乃借《尔雅》‘太岁在甲’字面也。华盖之气，一临乾甲，五帝五云，皆逡巡不敢方驾，所云贤于尧舜也，是之谓藏。若杜公引用五云、太甲，正用苍帝起青云扶日意。苍帝盛德在木，太昊历起甲寅。代宗于壬寅岁即位，而改元之春，实唯甲寅，是时国虽多难，而五云犹扶翼苍帝也。”仇氏又按曰：“诸说异同，董说可谓苦心思索矣，然辗转凑合，终觉晦僻，不如从朱长孺之说，以京房《易候》为证，而姑阙‘太甲’之疑。”诚如仇氏所言，董说确有穿凿凑合之处，比如称“太甲”乃借用“太岁在甲”之字面，语意破碎，终觉欠妥。上述诸家之说虽皆有所本，但歧义纷纭，是非难定。究竟应作何解，尚有待后人深入探究。
以上九例，分别涉及字词、典故、异文、名物、风土、地理、天文、避讳、史实等内容，但它们都是前人歧说纷纭而莫衷一是者。笔者孤陋寡闻，尚未见到当代学者关于这些疑难问题的合理解释，故不避烦琐缕述如上，希望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如有学者已得胜解者，尚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