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宏观政策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_宏观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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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16)06-0108-11

       1 研究背景

       持续的经济波动伴随着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学界在经济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共识，但是经济波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1-8]。大量经验分析也印证了该点，且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负影响都得到了文献的支持[9-14]。国内的经验分析大多支持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15-17]，也有文献指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时期有关[15]。因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经济波动过程中经常出现资源闲置和失业等问题，所以在经济波动过程中政府通常会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以应对经济波动。此外，政府还会就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制定具有一定规则的长期政策。那么，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呢?

       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会引起信用扩张、扭曲企业家的经济核算，进而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不利影响[3-6]。还有学者认为，政府调控经济有着自身的政治目的和自利的短视行为，这使得政府的宏观政策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和经济波动，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难以有积极的影响[18]。国内学者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前期，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影响[19-22]。

       笔者曾将政府的宏观政策分为短期的积极政策和长期的消极政策，分别讨论两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23]。在此基础上，笔者讨论政府的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文的安排如下：进行理论陈述；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总结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2 理论陈述

       2.1 分工网络演进下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短期内的(有效)需求扩张和要素投入增长难以解释长期内经济的持续扩张，因此主流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通常指劳动工具和机器的改进、组织方式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完善等生产方式的进步，但是其本质是分工网络演进表现出的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研究分工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文献认为，劳动分工引起的生产方式改进及分工产生的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使得经济活动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是引发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24-26]。笔者认为：在分工网络演进的过程中，分工使得原本由同一经济主体在时序上按顺序进行的活动拓展到由不同经济主体在空间上同时进行，从而可以开展生产周期较长的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一纵向分工使得大规模生产中间品成为可能，从而使得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出现；劳动分工中有关知识创造、积累和传播的知识分工提高了人类认知和交流活动的效率以及生产中的学习效率和信息利用效率；分工深化后各专业化个体间的合作困难及不同合作方式间的竞争促进了协调各专业化个体行动的组织方式的创新，这一过程引致相应的制度演进，而制度演进又进一步保证了相应环境下的试错和创新，并促进分工进一步发展。随着分工网络扩张、分工深化，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同时生产效率提高和新产品出现，这在宏观上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

       经济体处于不确定中，各微观主体的经济行动范围受到资源和组织稀缺性的限制，且人们的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为突破行动选择范围所受的限制、改善自身的经济状态，各经济主体都在进行着生产活动的试错。试错引起信息更新，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也出现相应的动态调整。由于各个体存在约束条件和个体的差异，且分工网络内不同分工部门的各专业化个体之间存在供求关系，其调整行为在总量上大多互相抵消，所以微观个体分散的动态调整并不一定表现为宏观的经济波动。但是，在分工网络的演进过程中，分工深化，位于同一生产链上的各专业化个体形成互相依赖的“分工锁定”，同时各专业化个体因只集中于自己专业化领域的学习和生产，从而导致信息和知识分布的不对称。分工网络中不同生产链间以及同一生产链不同局部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和互动程度不一致，且经济活动调整需要消耗时间，各专业化个体在动态调整时需要核算相应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分工网络呈现出特定的结构刚性。在市场经济中，需要全局(或分工网络内互相联系的大量个体)同时进行的调整是由各专业化个体分散进行的。当分工网络的某一局部调整后，其他部分只在该局部的调整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做出对应的配套调整，即分工网络的动态调整不是渐进的连续调整，而是非渐进的、跳跃式的结构调整，这一结构调整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波动。

       综上所述，分工网络的演进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分工网络演进过程中各专业化部门的动态结构调整表现为经济波动，即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是分工网络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两种宏观经济现象。

       分工网络演进过程中分工网络扩张速度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较高的增长率，分工网络演进过程中较严重的结构扭曲引起较大幅度的调整表现为较大的经济波动，较频繁的结构调整表现为更活跃的经济波动。分工网络演进的速率受交易和信息效率①、市场范围和个体试错效率的影响。交易效率提高可以增加潜在交易利益、促进分工深化；信息效率提高可以降低经济主体搜集信息和进行经济核算的成本，还可提高试错信息的扩散速度，从而利于分工演进；市场范围扩张会增加对专业化生产的市场需求、提高分工利益；试错效率提高有利于微观个体寻找新的分工方向和专业化形式，进而促进分工。因此，交易和信息效率的提高、市场范围的扩大和试错效率的提高可促进分工网络的演进。分工网络的结构调整受分工网络内结构刚性的影响，较小的结构刚性不易引起结构扭曲，从而导致较少的结构调整。当分工网络的交易和信息效率较高时，各个体的交流更充分、调整成本更小，不会出现较大的结构扭曲；当分工网络的横向分工较发达时，各生产链间的联系更紧密，生产链上的“分工锁定”会减弱，结构刚性会减小；当分工网络在调整中受到的来自网络外的干预②较小时，分工网络的自发调整能够顺利进行，结构刚性也较小。

       2.2 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虽然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是分工网络演进过程中的两种宏观表象，但是引起经济波动的分工网络结构调整却能影响导致经济增长的分工网络演进，当存在政府的宏观干预时更是如此。经济波动对应的分工网络结构调整和政府宏观政策会影响分工网络的动态演进，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根据前面的讨论，微观个体对自己经济行为的调整并不一定导致宏观层面的经济波动。即使面临调整成本，微观个体也会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修正自己的行为，从而处于动态调整中。只有当经济体内部的结构刚性使产业内及产业间出现结构扭曲，从而引起分工网络出现结构性调整时，宏观层面的经济波动才会出现。因此，经济波动的具体特征反映了分工网络的结构刚性和结构扭曲情况，而分工网络的结构刚性和扭曲程度变化会影响分工网络的动态演进。同时，分工网络的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种网络演进。

       通常情况下，当分工网络的结构刚性较小时，经济体内不会累积结构扭曲而是及时调整，经济波动幅度较小、频率较高，此时结构调整保证了分工网络内各专业化部门间的协调，有利于分工网络的演进，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当分工网络的结构刚性较大时，经济体的调整成本较高，结构扭曲会不断累积，直到分工网络内出现大量的协调失败，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经济波动幅度较大、频率较低，此时虽然结构调整肃清了经济内的结构扭曲，有利于分工网络的进一步演进，但是较大的结构刚性不利于分工网络的动态演进，所以在宏观上长期内可能存在经济波动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短期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另外，在分工网络的自发演进过程中，各专业化部门间的依赖程度提高，横向分工的发展使得分工网络的稳健性会提高。所以，在经济发展初期，调整更频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调整幅度和频率都会降低。

       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时，需同时考虑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且政府政策制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试错过程，而政策的执行及政策后果的显现又要经历一个复杂的经济过程，所以政府干预会使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复杂化。因为政府对经济波动的原因可能存在非充分认知，或即使政府认识到调整是经济健康发展必需的，但是失业、通胀(或通缩)等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尽量阻止经济过快或过大波动。此时政府的宏观政策加强了经济内的结构刚性，使得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处于调整期，阻碍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长期发展。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或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市场信息扩散较快、扭曲较少，此时政府平抑经济波动的干预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经济落后或市场不完善的地区，政府针对经济波动的调整能稳定微观主体进行经济核算时的预期，便于经济主体进行长期性经济决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试错，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面临较大的外来冲击时更如此。虽然政府的宏观政策可能干预市场自发的试错与创新、抑制分工网络的演进，但是若政府的宏观政策致力于改善交易条件，创造利于试错进行和试错信息扩散的环境，促进经济内的信息交流和资源流动，鼓励创新，则将促进分工网络的持续扩张。赶超的后发经济体的政府因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经验做参考，可以借此进行产业规划上的引导。如果这些引导与该地区的自生能力相符合，那么会有利于经济在赶超期的增长[27]。综上所述，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分工网络动态演进(即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所考察的时间和分工网络发展程度(即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不同的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不同的分工网络具有不同的结构刚性，忽视这些特征而只从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统计关系中寻找内在联系，则难以发现其内在规律。这也是当前研究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学者难以得出一致结论的原因。

       3 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3.1 理论模型及数据说明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考察经济波动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部分模型是基于笔者在文献[23]中的研究发展而来的。所构造的计量模型如下：

      

       式(1)中：

分别表示时期t地区i的经济增长率、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按规则的财政政策和按规则的货币政策等变量；

为控制变量向量；θ为对应的系数向量。这里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人口增长率的均值(popgm)；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均值(investpgm)；对外开放程度的均值(openbar)，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度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速度(developbar)，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度量工业化速度③；初始人均GDP的对数(gdpp)，即某一时段初始年份的人均GDP的对数。对上述所有变量都按照1978年的价格水平对其名义值进行了调整。在后面经验研究的模型设定过程中，本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复杂到简单的模型设定原则，首先尽量对包含较多控制变量的一般模型进行回归，然后依据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及内在的经济传导机制等剔除“无关”变量。

       本文使用1978-2013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④整体及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缺失数据用中国知网提供的年鉴数据补充。若仍有缺失数据，则用中宏数据库的数据或利用几何平均法填补。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一，将31个省域样本分为东、中、西3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等；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

       3.2 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基于截面数据

       首先，用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差度量经济波动，即

      

       其中，

为时期t地区i的人均GDP增长率，

。用人均GDP增长率的均值(

)度量经济的长期增长。在测度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时，因为政府按规则行事的宏观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不变，而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却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所以用宏观政策变量增长率的标准差表示相机抉择(或积极)的宏观政策，用其均值表示按规则的宏观政策。具体而言，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增长率的标准差(

)度量政府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用其均值(

)度量按规则的财政政策；用各地区人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率的标准差(

)度量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用其均值(

)度量按规则的货币政策。具体的计算过程与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计算过程相同。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首先，分别计算主要变量在1978-2010年、1979-2011年、1980-2012年和1981-2013年的标准差和均值，将所得数据混同(pool)在一起作为相应的截面数据⑤。然后，对方程(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因为样本的跨度时间较长，所以可将这段时间看作长期(超过3个周期)。在回归过程中，为充分检验经济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8组控制变量对整个样本进行回归。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区域有各自的特点。为得到更细致的分析结果，仍将31个样本省域分为东、中、西3个地区，分别进行相应的回归。此处，本文采用怀特异方差回归。限于篇幅，这里只列示部分回归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样本整体的GDP增长率均值对GDP增长率波动的偏回归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表明在长期模型中样本整体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影响。与不分地区时相比，分地区后的情况较为复杂。首先，GDP增长率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地区的表现不一样，东部地区表现出正影响，但显著性水平随着模型变化而变化；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符号不稳健⑥，会随着控制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西部地区表现出正影响，结果稳健且高度显著。这表明，从长期来看，在多数情况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笔者对此的解释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是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外在表现，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市场范围在扩大、一体化程度在提高，因此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两者都是分工网络扩张和内部结构调整的外在表现。

       从样本整体来看，政府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表现非常一致)，该结果高度显著且高度稳健。政府按规则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高度显著但不稳健，会随模型的变化而变化，表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会与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但是，政府按规则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且高度显著和稳健。从地区来看，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第一，财政政策的系数不如之前显著，且符号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总的来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有负影响，而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有正影响；按规则的财政政策对各地区的经济都是正影响；第二，积极的货币政策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都具有负影响，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有正影响，且这些影响均高度显著；而按规则的货币政策的系数符号却刚好相反，但大多不显著⑦。因此，从长期来看，积极的宏观政策扰乱了经济个体对未来的预期，误导了其经济核算，引起了经济系统的扭曲，从而降低了经济的发展效率——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这一负影响更显著。按规则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与经济的具体发展情况有关：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较为发达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负影响，表明政府的财政干预会扰乱市场运行；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正影响，表明政府的财政干预有利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且市场较不完善地区的经济发展；按规则的宏观政策通常有利于改善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有利于稳定市场，所以大多表现出正的影响。

       3.3 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中期影响——基于面板数据

       前文分析考虑的时期较长，无法反映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等因素。为深入分析经济波动和政府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处理。文献[23]曾指出中国的经济周期为9～11年，本文以9年为间隔对数据做滚动处理，取相应时段内的均值和标准差，并将该时段第一年的值作为初值，如此得到相应的面板数据。利用式(2)所示的计量模型重复上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⑧。因为刚好跨越一个经济周期长度，因此将之作为中期数据。

       从表2可以发现：中期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不显著，但是该影响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这正好印证：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某地区的经济波动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在经历产业结构变迁，此时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是分工网络演进的外在表现，所以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与长期的分析结果相似，积极的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负影响，按规则的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影响。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样本整体还是分地区，研究结果都是一致的。

      

       用标准差衡量经济波动和用均值度量经济增长趋势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标准差不能反映经济波动是处于扩张状态还是收缩状态，也不能反映宏观政策是刺激性的还是紧缩性的，且均值将趋势的变化进行了过度平滑。为解决该问题，本文用HP滤波对数据进行过滤处理，用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值(gdppgTrend)度量经济增长，并将波动值以9年为单位滚动。在每个滚动区间内，以相应样本t分布的10％的概率区间作为稳定区：若波动值超过这一稳定区上限，则视为扩张(记为+1)；若低于这一区间下限，则视为收缩(记为-1)；若波动值位于稳定区内，则认为无波动(记为0)。据此，得到按扩张和收缩度量的经济波动变量(gdppgBC)的数据。对宏观政策变量进行类似处理，得到按规则行事的财政政策(govcpgTrend)和货币政策(moneypgTrend)以及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govcpgBC)和货币政策(moneypgBC)的数据⑨。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利用得到的新数据，对式(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所示的结果显示：当用扩张和收缩来度量经济波动后，经济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得到了极大改善；当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影响；当不控制其他控制变量时，则该影响为正。这是大多数文献未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都是分工网络演进(也即经济发展)的宏观表现，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经济波动过程中分工网络的范围和内部结构的具体变化(这还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是否有利于分工深化，即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如果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则会得到不同的回归结果。从表3还可发现，积极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按规则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结果大多显著且高度稳健。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经济波动的频率和政府相机抉择政策变动的频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前一部分的数据进行整理，将经济的每次扩张或收缩(扩张性或紧缩性的政策)都计为一次波动(或变动)，从而得到对应的波动频数数据。分别将经济波动频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动频数记为gdppgBCT、govcpgBCT和moneypgBCT。同时，对各变量在滚动期间内增长率的趋势值进行平均，从而得到该区间内的经济增长率趋势(gdppgTrendm)、按规则的财政政策(govcpgTrendm)和按规则的货币政策(moneypgTrendm)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如下回归：

      

       对式(4)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4。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从中期来看，经济波动频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积极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大多不显著，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积极的货币政策对样本整体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按规则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度显著且稳健，无论是样本整体还是各地区都为显著的正影响，按规则的货币政策也为正影响，但显著性相对较差。这表明，经济波动频率与积极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干扰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所以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负影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改善信贷约束，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正影响。按规则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影响再一次肯定了前文结论：政府有长期规划的宏观政策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体的交易和信息效率，进而促进分工演进，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正影响。

       因为同样的波动值对于不同的趋势值意味着不同的波动幅度，所以本文用前文得到的波动值除以对应的趋势值得到标准化后的波动幅度(dgppgBCA)。对宏观政策变量做类似处理，得到按规则行事的财政政策(govcpgTrend)和货币政策(moneypgTrend)以及度量积极宏观政策力度(财政政策力度和货币政策力度分别记为govcpgBCA和moneypgBCA)的数据。此时的计量模型如下：

      

       利用得到的新数据对式(5)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波动幅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是不显著的，但在东部地区的部分模型中显著为负。这表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波动可能更多来自于经济结构扭曲后产生的调整，因此会带来资源浪费，不利于经济增长。此时，积极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表明政策力度越大通常越不利于经济增长(但积极的货币政策在东部地区的部分模型中表现出正影响)，而按规则的宏观政策都表现出正影响。

      

       3.4 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只能看到一个最终的静态结果，无法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结构性变化?为此，本文考虑短期内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变化。具体地，用HP滤波对人均GDP和宏观政策变量的增长率进行处理，再以5年为单位滚动对式(6)进行面板回归，将得到的回归系数进行滤波处理，用得到的回归系数的趋势值度量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并将结果绘制成图1。增长的动态变化，并将结果绘制成图1。

      

      

       图1 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从图1a可以看出，从样本整体来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一直都有正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前后(2001年前后)，该正影响迅速增强，但2003年后开始下降，且2009年后呈变成负影响的趋势。这表明，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经济波动暗示着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工网络内部的结构调整(如产业结构升级)，这一调整对应于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所以经济波动与经增长正相关。2009年后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却没有这一层含义，此时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开始减弱，并有成为负影响的趋势。图1a还显示，按规则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且进入90年代后财政政策的正影响超过货币政策，2006年后财政政策的正影响快速上升。这表明，“十一五”期间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货币政策的影响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008年后该正影响快速增强，表明应对危机的长期宏观政策有明显效果。但是，积极的宏观政策却大多都有负影响——这与前面的分析较为相似。

       图1b显示出2009年后的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波动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负影响，在其他时间该影响都为正。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越不利。图1b还显示，按规则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且90年代后财政政策的影响大于货币政策)，积极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其中财政政策的负影响大于货币政策，表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扭曲更严重。图1c显示：中部地区的结果与样本整体和东部地区的结果较为相似(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和样本整体而言要小)；不同的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1996-2009年按规则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表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不同地区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需要区别对待。图1d显示：在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这与其他地区的情况类似，该影响在2009年的危机后越来越小且有为负的趋势；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1996年后按规则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小于货币政策，直到“十一五”后才超过货币政策，且货币政策的正影响在危机期间明显开始增强。另外，在西部地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微弱的，且大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我国西部战略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4 结论

       本文讨论了经济波动和政府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中将政府宏观政策分为按规则调控的长期政策和依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讨论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本文认为，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网络动态演进的两个宏观表现，因此两者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分工网络内部结构的具体变化，且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该政策是否有利于改善经济体的交易和信息效率、是否有利于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演进。以此为基础，本文利用1978-2013年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应的经验分析，考察了我国的经济波动和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

       第一，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固定的，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当经济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时，分工快速演进，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经济波动。此时，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表现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此时的经济波动通常由外来冲击和内部结构扭曲引起，此时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

       第二，政府按规则调控的长期宏观政策通常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完善，有利于提高交易和信息效率，从而促进分工演进和产业结构优化，因此对增长有正的影响。

       第三，政府依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的积极调控却通常因为干扰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核算而扭曲了经济内部的自我结构调整，从而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此外，我们还发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积极的宏观政策更易产生负影响；但在西部地区等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积极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却有利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权衡政策实施后果的利弊，审慎地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政府应更多地按规则制定自己的调控政策——这有利于微观主体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并根据政府行为判断当前市场所处的整体状态，减少市场内部的信息扭曲。当经济面临较大的外部冲击或经历结构性变化时，政府应采用积极的宏观政策，帮助市场对抗外来冲击和经济转型。此外，政府要依据各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在宏观政策上进行区别对待。在市场制度不够完善或处于经济起步阶段的地区或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地区，政府可以表现得更为活跃；在市场相对较为完善的地区，政府要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控制。

       注释：

       ①交易效率本质上是制度效率，信息效率受制度、基础设施和技术等的限制。

       ②主要是政府干预、国外市场波动和其他外来冲击等。

       ③从我国情况来看，该变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并非简单地随工业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还与生产结构调整有关。

       ④未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

       ⑤之所以未直接采用全样本期内的均值和方差，是因为分地区数据的样本太小而难以统计上显著(不分地区时，情形相似)。为充分利用数据，在不分地区时，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样本进行分析。

       ⑥本文将回归系数符号对模型变化不敏感视为稳健。

       ⑦表1显示，初始人均GDP的系数大多显著为负，显示出地区间存在收敛趋势，且西部地区的追赶速度比中部快，在收敛过程中中部地区可能存在绝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人口增长对全国和东部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这主要因为教育发展使得人口增长的同时提高了人力资本；但在中部地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这与中部地区高素质人才的流失有关，此时人口增长与人均人力资本减少同时出现。

       ⑧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表明，我们的一般模型更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P值为0.0000)，所以我们只给出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在回归时我们用按省份分组的“三明治”异方差法(cluster sandwich estimator)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后面的面板模型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使用随机效应模型(P值都为0.0000)，并采用同样的异方差处理法。

       ⑨因为趋势值对应于长期变化，是经济主体决策时可以预期的，所以可被认为具有一定规则，波动项无这一规律，可被看作相机抉择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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