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发现、经济非均衡与企业家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发现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5）01-0062-07
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并存的市场经济中，工业企业的生产并非直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而是首先间接地为他人的需要而生产，最后再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此需要经过发现他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该需要的资产、生产该资产、出售该资产、分配所获得的收益等环节；商业企业的经营也并非直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经营，而是首先间接地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经营，最后再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此也需要经过发现他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该需要的资产、购买该资产、重新出售该资产、分配所获得的收益等环节。在抽象意义上，我们将事物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称为事物的价值，则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都涉及价值创造，前者称为生产，后者称为套利，生产和套利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两种方式（Grant，1996）。这点也与马歇尔的企业理论相符：制造商和商人都为他人创造价值。因此，从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所涉及的整个环节来看，我们可以将企业视为一个价值过程，过程的始端是他人为主自己为辅的需要，终端是他人为主自己为辅的消费，中间则涉及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交换、价值分配等环节。国内一些学者在企业性质的认识上已经触及企业的价值过程，如杨瑞龙和杨其静（2001）认为企业的性质在于创造和分配组织租金；黄桂田和李正全（2002）认为企业的存在在于创造“协作力”和分配“合作剩余”；谢德仁（2002）认为企业契约的内容为要素增值以及增值的分配。然而他们没有深入分析对企业性质的这种看法可能引发的其他问题。
我们试图阐述对企业性质的这种理解如何激发了我们对企业家理论的重新解释。下文的第一部分将说明，价值发现成为企业分析的起点，但价值发现要求经济的非均衡。第二部分解释为什么非均衡是经济的常态。第三部分提出我们的企业家理论。
一、价值发现
如果将企业的性质视为一个价值过程，这意味着，我们首先需要对经济中尚未被发现或未被完全发现、未被满足或尚未被完全满足的需要的发现，以及对满足该需要的资产的发现，我们将二者称为价值机会的发现，或价值发现。但这还不够，如果要实际满足该需要，还必须能够发现资产的生产过程即价值创造过程以及价值交换、分配过程，我们称其为价值过程的发现，而价值发现则是起点。只有在发现价值过程之后，对该过程有了足够的知识（可能表现为计划），我们才能根据这些知识和计划实现该价值过程，并从中获得经济剩余即通俗意义上的获利。
然而，按照新古典理论，如果整体经济处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则该均衡必为帕累托最优，这便是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由此不存在任何可以同时增进各方福利的竞争行为的机会；同时，该均衡具有核（Core）的性质，由此不存在任何可以同时增进各方福利的合作行为的机会（马斯-科莱尔等，1995）。矛盾出现了，因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逆否命题为：如果经济为非帕累托最优，那么经济必然不属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而我们的价值机会的存在正是意味着经济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经济必然处于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状态；不但如此，如果要让企业的产生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就必须说明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属于经济的常态以及为什么是常态。
二、经济非均衡
考虑一个交易成本大于零的、具有分工专业化的生产-交换经济。在陈岩（1996）和杨小凯（2003）的基础上，我们用4个变量来描述由斯密首先提出的市场范围（Market Extent）概念：（1）市场空间即市场的地理范围；（2）市场密度即市场空间中的人口密度；（3）人均交易资产数量；（4）单位资产交易频率。由此，市场范围可以表示为：市场范围=市场空间×市场密度×人均交易资产数量×单位资产交易频率。任何一个变量的扩张都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张。在该经济中，所有活动被简单地划分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价值的创造及其实现无非是二者的共同作用（盛洪，1992）。交易成本即为了达成一项交易而耗费的或耗费于交易活动的资产价格（盛洪，1992；贾根良，1999）。引进价值迂回（Value Roundabout）概念：将原材料从初始价值形态到满足消费需要的最终价值形态之间需要经过多重中间价值形态的生产方式，或需要经过多重空间和时间形态的交易方式，称为价值迂回，前者即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迂回生产，后者称为迂回交易。如盛洪所指出的，生产活动与交易活动之间存在替代和竞争关系（盛洪，1992）。但二者的关系不限于此。分工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价值迂回（包括迂回生产和迂回交易）中个人分工专业化的加深将引起个人交易活动的增加，表现为单位资产的交易频率增加；交易效率的提高如交易成本降低则促进生产的分工专业化从而促进迂回生产，生产效率的提高如生产成本的降低、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交易方式的改进、交易成本的降低（马克思，1975），从而促进迂回交易。因此，交易效率、生产效率、迂回生产与迂回交易之间存在交互正反馈关系。
在整体经济的任何时刻，对于任何分工水平，按照斯密的说法，劳动分工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杨格（1928）的观点进行扩展，劳动分工的这种经济主要表现为价值迂回的经济，价值迂回中的分工专业化直接导致单位资产的交易频率增加；杨小凯则表明迂回生产经济具有三种效果（杨小凯，2003）。于是，迂回生产和迂回交易将因分工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而上文表明，交易效率、生产效率、迂回生产与迂回交易之间存在交互正反馈关系。同时，鉴于人口密度的相对性，交易效率的提高如运输成本的降低将提高人口密度，同时也提高市场空间和单位资产的交易频率；生产效率的提高则增加经济中的资产总量，当这些资产用于交易时，人均交易资产数量将提高。根据前文对市场范围的描述，人口密度、市场空间、人均交易资产数量和单位资产交易频率的提高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张。
按照斯密定理，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尽管企业内部分工以一定的产业间分工为基础，并反作用于产业间分工，但按照杨格（1928）和斯蒂格勒（1951），市场范围的扩张首先导致企业内部劳动分工水平的扩张，当市场达到一定范围时，企业内部的一些生产活动分离出来，由其他专业化生产该活动的企业承担，形成企业间分工。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张，从事该生产活动的企业增加，这些企业构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形成产业间分工。随着这一新的产业的市场范围扩大和竞争的加剧，新产业内部的企业又分裂出新的企业和产业，由此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贾根良，1999）。因此，我们得到产业间分工、企业间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一种三角循环关系。企业间分工和产业间分工的扩张将导致市场空间的扩张。这种分工的三角循环的扩张，又产生价值迂回的扩张。尤其是，分工导致交易活动的成本增加，从而阻碍市场范围的扩张；但市场范围发展到某个程度时，分工同样可以导致降低交易成本的生产活动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活动属于生产活动，但其目的则在降低交易成本，这正是上面所提到的交易效率、生产效率、迂回生产与迂回交易之间的交互正反馈关系。可以看到，交易成本内生于分工经济中，同样，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同样内生于分工经济的演进之中。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分工经济的正反馈机制，该机制被杨格（1928）称为自我繁殖，而杨小凯（2003）则称为内生自发演进。
上文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似乎没有涉及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知识增长和资本积累，这只是因为我们认为知识的增长及其溢出效应、资本的积累等内生于分工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迂回过程中。然而，如果上述正反馈过程存在的话，为什么有些时候经济会停滞不前呢？事实上，上述过程蕴涵了一个假设，即作为交易活动的基础并规制着交易活动的契约安排与规则系统，能自动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从而交易成本或契约成本不至于阻碍分工的演进。显然，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规则系统（包括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已经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得到了论证，贾根良（1999）、杨小凯（2003）论证了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组织变迁）对分工正反馈的作用机理。不过这些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给出上述分工经济的自发演进之后，我们现在来回答经济均衡问题。均衡概念的使用因多重意义而极为模糊（米尔盖特Milgate，1992）。但我们不打算对均衡概念进行辨析。我们采用哈耶克（1937）的观点，将均衡定义为不同个人的行为或活动的预期一致性。这一定义比纳什（1950，1951）提出的博弈均衡概念还早，但二者的思想是一致的。考虑我们的经济，个人的行为领域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生产领域和交易领域，由此经济的一般均衡可以定义为生产领域和交易领域的不同个人的活动的预期一致性。
为了让我们的分析更具经验意义，我们将行为建立在个人的感知过程和学习过程基础上。当具体外部情境反映到个人的理性结构时，个人形成某种感性知识；个人对所获得的感性知识进行重复循环的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活动，形成个人的知识结构。在本文的假设条件下，外部情境是永恒变化的，个人所处的具体情境是各异的，个人的理性结构和思维活动也是各异的，个人随时处于与外部变动的具体情境的调适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断定：各人的知识结构将是变化的、各异的、分散且不完整的，尤其在特定空间和时间的知识方面，各人拥有各自的优势（哈耶克，1945a，1945b）。在分工经济中，劳动分工必然导致知识分工，此时，知识的分散和差异尤为明显和突出。
当个人置身于上述的自发演变的分工经济中时，个人根据各异的不完整的知识结构进行有限理性的预期，然后根据预期进行不同的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处在一种规则层级中。而且，任何契约都是一种不完全契约。那么，我们能否保证所有这些活动的预期一致性即行为的一般均衡呢？
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个人的知识结构是完全的，如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一样。然而，这种完全知识必然导致所有活动瘫痪并排除一切人际关系（哈耶克，1946）。当放弃完全知识假设后，我们只能说均衡要求个人拥有相关的知识，然而，个人要拥有多少知识以及何种知识才能谈及均衡呢？结论只能是：“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其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哈耶克，1937）。遗憾的是，我们同样不能保证个人获得这种相关知识。正由于知识是不完全的，预期的不一致是普遍的，所以人类需要在交易过程中共同遵循各种契约，但即便如此，由于契约总是不完全的，交易领域中的预期不一致必然存在。而上文所表明的分工的自发演进也导致了生产活动的不可预期性，从而生产领域的预期不一致也是必然存在的。
因此，“均衡要么不存在，要么被扰乱”（哈耶克，1937）。当行为意义上的均衡不存在时，以行为均衡为基础的、供需意义上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也将不存在，新古典主义者试图将纳什均衡应用于整体经济中，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奠定行为基础，并不能克服上文所提到的难题。事实上，新古典学者们之所以强调均衡理论，是由于市场竞争具有某种导致供给和需求趋向均衡的力量。然而，在我们的分工经济的正反馈中，我们同样看到市场竞争具有导致供给和需求趋向非均衡的力量，并且“不断战胜导致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除非是在静态环境中，如马歇尔一样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市场竞争才导致均衡趋势。但这一趋势并不适用于上文自发演变的动态分工经济，在该经济中，市场竞争只能是一个发现“与实现具体且暂时的目的相关的特定事实”的过程，而均衡则意味着所有事实均已被发现从而意味着竞争停止（哈耶克，1969）。由此的推论应该是：竞争只在非均衡状态中才有意义，而如果竞争过程永无止境，那么均衡永远无法达到。
三、基于价值发现与经济非均衡的企业家理论
上文的论述，无非是为我们的企业分析的前提条件即价值机会或获利机会的存在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显然，人类根据需要进行预期，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等价于预期的最大化实现。由于经济的非均衡意味着存在预期的不一致，从而预期的最大化实现尚未达到，这等价于需要的最大满足尚未实现，于是经济中必然存在未被发现或未被完全发现、未被满足或未被完全满足的需要。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而这正是企业家的首要任务。
（一）价值发现与企业家的定义
我们将企业家定义如下：企业家是指在非均衡经济中发现价值过程并通过企业实现价值过程的个人。下文将对诸多文献的企业家定义进行比较，以表明为什么我们放弃既有的企业家定义和作出如此定义。我们的定义包括了价值机会的发现、价值过程的发现、价值过程的实现及其实现途径（通过企业）的完整活动，而诸多文献则片面的强调了企业家的某个活动。我们可以将这些文献大概的划分为四类。
1.强调企业家对价值机会的发现活动。例如，（1）按照科斯（1937）的逻辑，企业家的首要职能应该是“发现相关价格”。（2）哈耶克（1969）将市场竞争视为一个发现过程，在该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尚未被人们所知和所用的机会，而企业家是那些发现并愿意尝试各种新的机会的人。（3）柯武德和史曼飞（2000）认为“企业家是对机会高度敏感并准备利用机会的人”。这类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个人发现了价值机会并愿意和准备利用，但最终没有利用，那么这个人是否称为企业家呢？我们的定义否定了这种可能。
2.强调企业家对价值过程的实现活动。例如，（1）萨伊的作为关系中枢、指挥生产、承担风险的冒险家；（2）马克思实现资本总公式的资本家；（3）瓦尔拉斯的从事采购、生产、销售活动的企业家；（4）马歇尔的集中间人、协调者、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等多个角色于一身的企业家；（5）熊彼特的“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企业家；（6）希克斯的集采购、生产和销售于一身的企业家等。这类文献的问题在于：他们默认价值过程已经被发现，或至少忽视了发现活动的重要性。如果某种价值过程是i发现的，i雇佣j来帮助实现该过程，那么j算是企业家吗？按照这类文献，答案应是肯定的，但这与现实相悖，我们的定义表明i才是企业家。
3.强调企业家在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某些职能。例如，（1）奈特认为不确定性导致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任务比执行任务具有优先地位，从而将企业家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进行这种决策并承担风险的个人；（2）科斯（1937）认为企业家的特征是权威、命令，企业家的职能在于通过权威来配置资源从而降低交易成本；（3）卡森（1992）将企业家定义为“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作出判断性决策的人”；（4）利本斯坦（Leibenstein）（引自黄群慧，1999）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克服企业内部的X-低效率。这类文献的缺陷在于：在不确定性经济中，企业管理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决策活动，并同样拥有权威并施加命令，也努力降低交易成本或克服X效率，但管理者显然未必是企业家。我们的定义表明，只当管理者作为价值过程的发现者并被授权实现该过程，管理者才是企业家；除此之外，管理者不过是执行企业家命令的人员。
4.同时强调企业家的发现和实现活动。例如，（1）柯兹纳（Kirzna）（引自段文斌，1998）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发现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机会，并作为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中间人（Middle-man）参与其间。（2）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引自郑江淮和袁国良，1998）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发现潜在获利机会，在自己的经济活动空间中重新配置时间和其他资源。柯兹纳和舒尔茨的定义与我们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没有指出企业家实现价值过程的途径。我们的定义明确地将企业家与企业联系在一起，企业家实现价值过程的途径只能通过企业，不管他是作为企业的首创者，还是作为现存企业中的创新者和实现创新者。
我们看到，诸多学者的企业家定义都存在某些缺陷，而我们的定义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二）经济非均衡与企业家
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企业家与经济非均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上文所提到的文献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将经济非均衡和企业家联系在一起。但下面的比较论述将表明我们的企业家理论仍然与其他学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古典理论甚少提及均衡，因此他们的企业家理论也甚少与均衡相联系。新古典的鼻祖马歇尔（1981）承认经济中存在非均衡，并将企业家及其竞争视为促进均衡的力量；然而马歇尔意识到企业家活动必将产生企业的异质性而难以处理竞争均衡，因此他提出了没有任何个性的代表性企业。新古典理论更是将代表性企业以一个更缺乏个性的生产函数来表示，从而完全排除了企业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熊彼特一方面承认市场竞争可以达致均衡，但他认为均衡的动态移动不能导致他所谓的突变性的经济发展，由此引进企业家，其职能在于通过实现新组合来达到对均衡的“创造性破坏”。当哈耶克（1969）将竞争视为一个发现过程时，他明确的放弃了均衡概念，因为均衡意味着所有事实均已被发现从而意味着竞争停止。柯兹纳（引自段文斌，1998）的市场过程也并非一个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过程，而仅仅是趋向均衡，企业家的作用在于通过套利活动促使该过程趋向均衡。舒尔茨（引自郑江淮和袁国良，1998）也承认经济的非均衡，并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恢复均衡。
然而，我们这里得到两种企业家的作用：熊彼特的企业家破坏均衡；而其他学者的企业家则促进均衡。马歇尔是个例外，他意识到企业家活动将导致效率各异的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经济的非均衡，但为了获得竞争均衡理论，他不得不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和代表性企业，只在该假设下，他才认为企业家竞争促进均衡。那么，谁对谁错呢？
既然我们将企业家定义为在非均衡经济中发现价值过程并通过企业实现价值过程的个人，其唯一的动机在于剩余价值，而均衡意味着剩余价值的消失，那么，企业家任何时候都不想也不会促进经济均衡，相反，他会穷其毕生精力、殚精竭虑地促进经济非均衡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机会。因此，单个企业家对某个价值机会的追求必将加剧市场的非均衡，如单个垄断产业；多个企业家分别对不同价值机会的追求更加剧市场的非均衡，如多个垄断产业；只有当多个企业家对同一个价值机会的竞争，并要求其他条件不变，这时多个企业家竞争才会导致某个价值机会的逐渐消失，即某个市场趋向均衡；但除非假设完全竞争，否则均衡永远无法达到；而且，单个价值机会的消失并非否定整体获利机会消失，经济非均衡的自发演进导致在一个获利机会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将出现其他的价值机会。因此，经济本身属于非均衡状态，企业家活动则加剧了经济非均衡，多个企业家对同一价值机会的不完全竞争永远无法消除非均衡，而完全竞争仅仅是一个神话！
可以看到，我们的上述分析否定了熊彼特的经济均衡观，但肯定了他的企业家破坏均衡的观点；同时，我们肯定了马歇尔、哈耶克、柯兹纳、舒尔茨等人的经济非均衡观，但否定了他们（马歇尔除外）的笼统地认为企业家促进均衡的观点。尽管企业家的竞争活动会无形中导致单一市场具有均衡趋势，但这本非其意，也非由于企业家的“有形的手”，而是由于竞争，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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