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莹[1]2014年在《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俄罗斯文坛着名的吉尔吉斯族双语作家，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作为人道主义作家，艾特玛托夫非常注重对“人”的思考，关注人的个性和命运，从全人类的高度审视文学创作。他塑造了一系列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身上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达了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思考。同时，这些女性形象构成了他文学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作家的成长经历和美学观叁方面，来剖析其女性形象生成的原因，并挖掘这些女性形象所具有的永恒价值。
陈爱香[2]2002年在《论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以《白轮船》为界分两个不同时期，前期主要以歌颂社会主义新人为主，后期引进“全球思维”，着重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其后期作品在文艺界引起颇多争议，甚至出现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这种现象在文坛上颇为少见，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试图从人道主义——贯串于其创作的思想主线——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对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进行全面的探究。 论文第一部分，阐述了艾特玛托夫人道主义的关注重心。艾特玛托夫对人道主义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1、美好人性的真诚讴歌；2、对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的批判；3、全球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对美好人性的真诚讴歌主要体现在艾特玛托夫的前期创作中。对残害生命的暴力的鞭挞成为作家张扬人性美的另一话语形式。对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的批判成为艾特玛托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艾特玛托夫还将创作视野拓展到全人类，把人类放在整个宇宙系统中去考察，“全球思维”成为艾特玛托夫后期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 论文第二部分论述了艾特玛托夫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艾特玛托夫人道主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元组合。但总的来说其文艺思想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主导，艾特玛托夫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出发观照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艾特玛托夫“全球思维”观照下的人道主义思想出现了价值偏差。他后期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和空洞性，具有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某些特点。 论文第叁部分探析艾特玛托夫人道主义形成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艾特玛托夫人道主义的嬗变是苏联政治气候和文艺政策演变的结果。同时，艾特玛托夫独特的个人经历也对其人道主义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晓宇[3]2017年在《俄苏文学对路遥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探讨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俄苏文学资源对路遥创作的深刻影响。在“影响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下,探究艾特玛托夫、恰科夫斯基、尤里·纳吉宾这叁位作家,分别在审美机制的确立、作家形象的建构和艺术表达的经验方面,如何给予路遥有效的影响,成为其创作重要的文学资源。本文兼顾路遥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源。以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夫和实证论证,建立起作家作品之间的坚实联系。通过细读性的阐释和具体的实证对比,对路遥作品中的诸多创作细节,诸如“红头巾”与“小白杨”、“鱼女”、白轮船、外星人等,比较落实他对艾特玛托夫文学想象的有意借鉴,并分别展现出路遥在人物塑造、审美经验、精神内核、生命关怀等方面对艾特玛托夫的认同。在创作上,他们都坚持开放的现实主义,同时吸收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和现代主义表现方式,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在作家形象建构方面,路遥受到恰科夫斯基很大的启发。以“青年问题”为中心,考察路遥与恰科夫斯基的写作,在革命爱情观、对于“新人”和“新世界”的探讨、“青年导师形象”及青年女性形象建构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面对历史转折时期的现实世界,他们孤独却执着地充当着青年人的引路人和传统理想主义信念的最后守卫者。《热尼亚·鲁勉采娃》纵贯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核心,是其小说叙事的灵感源泉和原型主干。而“尤里·纳吉宾式的结局”以其温情的视角、遥远的诗性表达和古典主义的审美方式,深刻地影响到路遥的创作。同时他们的作品都呈现了旨在“唤醒人”的写作主题,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探究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普通人个人命运,并从侧面尖锐地反映出时代的复杂问题。
严晓慧[4]2008年在《洗尽铅华见真淳》文中提出艾特玛托夫是前苏联当代着名的吉尔吉斯少数民族作家,其创作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保护意识、复兴民族文化精神意识、人格主义意识、虔敬的宗教感……具有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元素、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于一体的倾向,构成了艾特玛托夫创作思想的独特的复合性特征。这种复合性特征恰与当代俄罗斯“新精神哲学”,因相同的文化根基、问题意识、哲学考量,存在着不可规避的本质契合性。本文采用文化批评、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研究方法,从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思想的形成、个性自由观、民族文化精神意识、生态保护意识、新颖的宗教观等方面,挖掘艾特玛托夫创作思想与俄罗斯“新精神哲学”的内在渊源,确认艾特玛托夫创作思想的“新精神哲学”本质特征,从而还原曾经被意识形态迷雾遮蔽的艾特玛托夫创作思想的本真状貌,重新审视蕴涵其中的“新精神哲学”对于当今世界的积极意义。
阳漂[5]2009年在《试论艾特玛托夫的生态悲剧意识与拯救意识》文中提出本论文选择当代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全球意识、浓厚的悲剧意识与拯救意识。艾特玛托夫总是以终极的视角来审视整个人类的命运,探索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道德问题。作家通过展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冲突来引发读者对于人类未来命运进行严峻的思考。作者以强烈的悲剧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唤起整个人类的良知。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有着浓郁的生态意识,而他的生态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吉尔吉斯自然景物的热爱;对这个古老民族纯朴生活的眷恋以及对母性柔情、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缅怀。本文主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进行研究,一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挖掘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的双重文化根源(吉尔吉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在这个章节中,笔者从自然风景、女性崇拜、民族风俗、时代精神氛围等角度分析了艾特玛托夫创作的“生态位”及生态思想的来源。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白轮船》与《断头台》的具体分析,来探索其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的生态悲剧意识。在这一章节里,笔者主要通过展示作品中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的冲突来分析作者的生态危机意识。它包括自然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两个层面。第叁部分则是以《断头台》为例,从文本中分析作家针对人类各种生态危机,所作出的拯救措施。面对人的道德沦丧与精神失落,艾特玛托夫极力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他分析了当今世界各种生态危机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并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层的文化批判。他塑造了阿夫季与波士顿两个人物形象,以期担起拯救人类末世命运的重负。尽管他们最终也未能成功,但是我们从他们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看到了希望:只要有善,一切皆有可能。作者对未来出路的探寻表现了作者的生态理想,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
唐芮[6]2005年在《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文中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潮的发展离不开外国作家的影响,“异域作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课题,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个广泛影响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外国作家,自然也应该受到重视。本文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分五个部分对艾氏在中国的潮起潮落现象及其原因做出梳理和阐释。第一部分作为全文的引言,简要指出了艾氏在本土与中国的境遇以及“艾特玛托夫在中国”这一课题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中国的艾氏译介及研究现状做一番梳理,并通过艾氏与中国多个作家的比较分析,用事实证明艾氏在中国20 世纪80年代的广泛被接受,以及在90 年代的逐渐被冷淡。第叁、四部分集中笔力分别探讨了艾氏在中国受宠和失落之现象的产生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文学本身等多个方面。在论文的第五部分,即结语中继续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艾氏研究状况,并展望了艾氏今后在中国的命运。
徐胜男[7]2014年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下的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权运动和生态环境运动结合的产物，它强调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并比较对女性和对自然的贬低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特殊关系，其目的是建立平等的男女关系以及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以艾特玛托夫具体作品为材料，抽取、概括、归纳和分析散见在文本中的生态元素和女性元素，对作品中的自然和女性意象进行分析，在树立“自然—女性”关联概念的基础上，揭示出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应有的伦理关系。本文分为叁部分：绪论、正文四章以及结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艾特玛托夫的生平及其创作、国内外对艾氏作品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理论基础，详细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念及思想内涵。第二章解析并归纳了作品中的生态元素，以人类自然观的发展为线索，在宇宙自然观—人类中心自然观—非人类中心自然观的框架结构内，对应地分析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自然崇拜—生态危机问题—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创作主题。第叁章解析并归纳了作品中的女性元素，论述了艾特玛托夫的女性崇拜情结及其形成的原因。同时又提出了当前存在的女性受压迫的问题。第四章在前叁章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从女性和自然的天然联系以及自然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关联性上解读作品。结语总结全文，指出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艾氏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梁婧姝[8]2013年在《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生态意识》文中指出随着人类科学的不断进步，人类运用科技一步步地改造、征服自然，使得自然与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的产生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所处的地位，因此拥有了“生态意识”，然后生态文学开始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俄罗斯作家赞美大自然，以敏锐的视角细致入微的描写事物，呼唤人们爱护大自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谴责人类破坏大自然，掠夺大自然的丑恶行径。艾特玛托夫从人类生存困境的独特视角出发，建造自己的文学殿堂，对人类进行一种有力的自我叩问，唤起人们对生存状况的思考，他的作品体现出深刻的生态忧患意识。本文主要分为叁部分，对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生态意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从神话传说里的自然崇拜和故乡原野中的缱绻情怀两个方面对艾特玛托夫生态意识产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探究；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作品中动物和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生态意识，归纳出叁种类型：人格化的动物形象、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和“曼库特”式的人物形象；第叁部分是对艾特玛托夫生态意识的独特性进行分析，通过“行星思维”的理念、“怀有一颗自己时代的良心”、“没有出路的结局”叁个方面表现其生态意识的独特意蕴。
姜长帅[9]2014年在《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探究》文中认为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苏联吉尔吉斯民族的着名作家，不仅是前苏联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推崇的文学巨匠。艾特玛托夫从吉尔吉斯民间文学中吸取的养分是其生态思想的重要来源。而且他还熟读俄罗斯经典着作，借鉴俄罗斯文学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以人道主义观点关注生态问题的独特风格。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浪漫主义激情，向世人提出了尖锐的道德与社会问题。他并不多产，但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给读者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严谨的艺术态度和创新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艺术创作之中。艾特玛托夫于1957年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面对面》可以说是他真正创作的开端，而《査密利雅》（1958）的问世使他获得了全苏声誉，并在欧洲引起反响。艾特玛托夫从《母亲——大地》（1961）开始探讨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关系。1963年艾特玛托夫因中篇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包括《査密利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和《第一位老师》）获得列宁奖金。196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别了，古利萨雷》获得广泛赞誉，并于1968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中篇小说《白轮船》（1970）触及到人与自然界、善与恶等问题。小说及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于1979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中篇小说《早来的鹤》（1975）里充满着民间叙事诗的风格。197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花狗崖》肯定了维系种族生存的自我牺牲精神。艾特玛托夫第一部长篇小说始于《一日长于百年》（1980，又名《风雪小站》），这部作品在思想艺术上集以往创作之大成，显示出独特的风格面目。1983年艾特玛托夫因《一日长于百年》第叁次获得苏联国家奖金。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断头台》展示了当今社会自然生态、人文生态遭受严重破坏所带给人类的灾难，引起强烈的反响。艾特玛托夫表现出对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极大关注，并以其深度的文学蕴含，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对当今社会出现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国内外，许多文人学者致力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并编写了大量的研究性文章、论文以及专着。国外对艾特玛托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作家以及作品的分析、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神话作用。国内对艾特玛托夫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宗教观的研究；小说的结构；小说的民族性；小说悲剧性的分析以及对普里什文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等。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艾特玛托夫的生态思想从开始形成到对存在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加以总结，阐述作者深刻的忧虑，最后对解决这一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救赎尝试，让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关怀大师。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前言部分主要论述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国内外对艾特玛托夫的研究概况，揭示本论文的学术意义。第一章：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的民族渊源。1）吉尔吉斯文化中的自然传统渊源。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女性的自然崇拜对生态思想的诏示、吉尔吉斯民族中的泛灵信仰展现艾特玛托夫的吉尔吉斯文化根源，挖掘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形成的最初动因。2）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自然情愫。包括俄罗斯文学中的自然主题、生态思想盛行的时代背景以及生态末世论。论述俄罗斯文学对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第二章：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中的悲情色彩。本章共分两个小节。1）自然生态危机意识。从客观存在与后建文化的对峙与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两方面论述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中的自然危机感所体现的悲剧意识。2）精神生态危机意识。从精神生态危机的本质展开论述，通过对人性与兽性之间的对比研究，深入阐述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在精神层面的体现。第叁章：艾特玛托夫作品中反映的救赎之路。1）解决生态危机的途经探究。将艾特玛托夫在作品中关于解决生态危机所提出的方法，包括宗教崇德向善思想的布道以及以善抗恶的实际行动，来体现艾特玛托夫尝试解决危机的救赎之路。2)呼唤理性的回归。从恶对善的反扑入手，批判人性中的劣根性，进而呼吁理性人道主义回归的必要性。结语部分简述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悲剧意识和救赎之路，以及艾特玛托夫生态意识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论文后附有参考文献以便查证。
史锦秀[10]2007年在《艾特玛托夫研究述评》文中指出中国的艾特玛托夫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历了一个由描述性介绍到理论性探究的发展过程,至今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其中对于艾特玛托夫的生平思想研究和艺术创作研究,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论述也越来越具理论深度。对于艾特马托夫与中国当代作家的比较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刘玉莹. 黑龙江大学. 2014
[2]. 论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人道主义[D]. 陈爱香.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3]. 俄苏文学对路遥的影响研究[D]. 刘晓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4]. 洗尽铅华见真淳[D]. 严晓慧.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5]. 试论艾特玛托夫的生态悲剧意识与拯救意识[D]. 阳漂. 四川师范大学. 2009
[6].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D]. 唐芮. 湘潭大学. 2005
[7].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下的艾特玛托夫的创作[D]. 徐胜男.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8]. 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生态意识[D]. 梁婧姝.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
[9]. 艾特玛托夫生态思想探究[D]. 姜长帅. 辽宁师范大学. 2014
[10]. 艾特玛托夫研究述评[J]. 史锦秀. 燕赵学术.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