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私”济“公”的回忆——论许广平的鲁迅纪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许广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许广平而言，鲁迅身后的“鲁迅”，是一份被有意背叛的遗嘱，一份被精心保存的遗物，更是一份必须不断重访、需要反复阐释的精神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许广平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的鲁迅纪念，假“私”济“公”，塑造了一个“被虚构的鲁迅”①。 一、被背叛的遗嘱 许广平与鲁迅的相濡以沫，有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②。 许广平的鲁迅纪念，能够选择一个相对私密的个人视野，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首先，在塑造“私家鲁迅”形象上，许广平处在无人能及的有利地位。 作为鲁迅的伴侣，许广平曾经深度进入鲁迅的日常生活，长达十年，了解鲁迅“鲜为人知”的一面。描述鲁迅的日常生活，刻画私人生活中的鲁迅形象，许广平的视野不可或缺。正如冯雪峰所言：“我们如果要更全面地理解和熟识鲁迅先生的生活和真实面貌，则许广平先生和他共同的生活以及她所体验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最有价值和最需要的。”③人们期待着在许广平的文字中，触摸到一个私人空间中的鲁迅，与公共场域“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鲁迅迥然不同：更感性，更直观，也更富有人情味。而许广平早年的鲁迅回忆，无论是对鲁迅饮食起居的详尽记载，还是对鲁迅言谈举止的点滴叙述，都提供了鲁迅私人生活的丰富细节，鲜活生动，已构成“多维鲁迅”的一个侧面。 许广平鲁迅回忆的独特意义，正在于她得天独厚，作为鲁迅的学生、朋友和夫人，能同时在人际关系的三个维度——“师生”、“朋友”与“夫妇”中，近距离地观察作为“个人”的鲁迅，其耳闻目睹具有个体性与私密性——这是一个“私人订制”的鲁迅，独具面目，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其次，不愿成为“公物”，鲁迅的态度一以贯之；拒绝“被纪念”，则是鲁迅的遗嘱。作为一个旷代的全智者，对于自己成为“公物”的命运，鲁迅早有敏锐的洞察，并已表示坚定的拒绝。成为一尊无害的“偶像”，抑或一个无主的“公物”，向来非鲁迅所愿。 1926年，当鲁迅听到学生说“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顿悟自己已成“公物”。对此，鲁迅明确表示“我不愿意”，宁可“从速坍台”。在致李小峰的信中，鲁迅写道：“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④ 1927年，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言及此事，鲁迅重申宁可“倒下去”，也不愿成为“偶像”和“公物”的态度。鲁迅写道：“我好像也已经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还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⑤ 鲁迅对“公物”的拒绝，源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体察。在论及雷峰塔的倒掉时，对于“公物”的命运，鲁迅曾得出沉痛的结论。他写道：“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⑥又一次，鲁迅不幸而言中：在隐喻的层面，作为“公物”的鲁迅，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亦可作如是观。 鲁迅毕生反抗“被描写”，态度激烈而决绝。生前，鲁迅拒绝成为偶像和“公物”。对于死后，鲁迅时刻警惕着“被描写”，为此他甚至拒绝“被纪念”。1934年7月，鲁迅撰文纪念亡友韦素园，却在文末表达了对“纪念”的怀疑。他写下沉痛的观察，无情地揭露世俗之辈借“纪念”以“营私肥己”，感慨文人身后的悲哀：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⑦ 上文中对“纪念”的质疑，可视为鲁迅的夫子自道。同年12月，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言及自己的身后事，鲁迅明确拒绝“被纪念”，他写道：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不过是挽联做得好而已。⑧ 洞悉世情的鲁迅，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一向有刘伶“死便埋我”的旷达。杂文《死》常被视为鲁迅的遗嘱。《死》中，无论是嘱咐亲属“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还是恳求他们“忘记我，管自己生活”⑨，鲁迅拒绝“被纪念”的态度一如既往。 然而，鲁迅生前能够反对，死后却无法拒绝作为“公物”被纪念的命运。事实证明，《死》是一份被有意背叛的遗嘱。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未能如鲁迅所嘱。恰恰相反，对许广平而言：“将是有生之日，即长忆之年”⑩。鲁迅身后的许广平，对鲁迅纪念全力以赴，成了鲁迅纪念专家。 纪念鲁迅、保存鲁迅遗物，甚至成就了许广平余生的意义，为此她出生入死。1945年，回顾保存鲁迅遗物的艰难历程，许广平心有余悸：“九周年了，我们固守在这上海一角，任敌人鞭笞，刑辱，困厄，饥饿，最大原因为的是不肯离开一步，生怕我们离开了，会没有适当人保障这遗物的安全”(11)。据说，许广平之死也与鲁迅遗物有关。周海婴回忆许广平去世的情形时说：“是江青私自窃取鲁迅书信的全部手稿，已出版的和被压制未能出版的，还有一直争论不休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十五页手稿，使母亲忧愤交加，心脏病突发去世。”(12) 许广平的鲁迅纪念，始终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最有可能遵从鲁迅不做“公物”、拒绝“纪念”的遗嘱，书写鲁迅“私密的个人史”的许广平，却反其道而行之，自觉以公共话语稀释其言说的个体性与私密性，甚至不惜改写“我的记忆”，汇入时代精神的大合唱。最终，在许广平笔下，鲁迅形象的个体性和私密性消失殆尽。 二、景云深处已无家 1962年，许广平以《景云深处是吾家》为题，回忆鲁迅与她同住景云里的情形。文章一开头，许广平就抱怨回忆的苦恼，因为印象模糊，得做研究工作。当许广平由“回忆”转入“研究”，“景云深处是吾家”的温馨往事已烟消云散，剩下的是“景云深处已无家”的冰冷现实。此情此景，可视为许广平鲁迅纪念的一个缩影：私人话语衰竭，公共话语登场。 事实上，在鲁迅作为“公物”被纪念的过程中，许广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鲁迅纪念，许广平一直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时俱进。1939年，《鲁迅风》杂志创刊时，许广平即着眼于“现实的改进”，反对“在死人身上兜圈子”的“骸骨迷恋”。许广平说：“这刊物我想更非专为研究鲁迅而作的。因为目前的需要，不是注重个人，而是全世界，以及社会的多方面的描写。不妨或庄或谐，或长或短，而总多少不离现实的改进，否则成天在死人身上兜圈子，怕会令人起‘骸骨迷恋’者之感，这是我想决不至于的。”(13) 许广平的鲁迅纪念，一开始就有充分的自觉：超越“家”的立场。在许广平的鲁迅纪念中，首先被剥离开来的，是鲁迅纪念与鲁迅家属，包括与她自己的关系。 在第一部《鲁迅年谱》撰写过程中，周作人以“赞扬涂饰之辞，系世俗通套，弟意以家族立场，措辞殊苦不称”为由，不愿具名。对此许广平颇不以为然。许广平强调家属参与鲁迅纪念的重要性，她评价周作人：“既然岂明先生肯执笔是最好不过的，许多朋友多不知道的家庭状况，差不多幼年时代一同生活过的，除了是兄弟家属，别人没有更清楚的了。”(14)对于作为鲁迅家属，却固守家族立场，不愿“纪念”的周作人，许广平深表不满。她大声疾呼，责之以大义：“假使客观一点，不要家族观念太重，站在中国文化史实上，我想岂明先生和乔峰先生以及他的朋友们，一定在比较安定的生活上，肯从事这一方面更详细的写作的，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15) 纪念鲁迅不能“家族观念太重”，只因鲁迅身后的“鲁迅”，已成他曾自谑的“公物”。成为“公物”的鲁迅，当然不再是“害马”的“小白象”，许广平不能再将之据为己有。 1945年，许广平明确表示，对于鲁迅，不敢“敝帚自珍”：“提起鲁迅，多少已经象征一种代表进步文化姿态者的典型。我们对于他的一切遗留下来的，都足供作研究这一时代文化动向的资料，我们绝不敢‘敝帚自珍’，甚望得到各方面的督导。”(16) 1949年，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在北京文艺界纪念鲁迅的一个晚会上，鲁迅作品的苏联译者罗果夫说：“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但解放了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连死了的鲁迅也被解放了。”(17)对此许广平深表赞同，她说：“鲁迅的确也被解放了。所以现在充分研究鲁迅、批评鲁迅、介绍鲁迅，都应该由中国人民起来广泛从事。因为这工作是属于大众的，不单是那一部分人的事，更不是我们少数几个人可以做得了的。……却是希望依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这位文化革命巨人，更完整，更真确的介绍给读者。”(18) 1951年，《欣慰的纪念》一书出版时，许广平回顾自己的鲁迅纪念，觉今是而昨非。通过冯雪峰代言，许广平提醒读者“多注意作者写这些文章时的时代环境”。一方面，强调其纪念文字只是“零星的感想和片断的回忆”，并非“仔细和深入地研究过的有系统的记叙”；另一方面，对于自己流露的个人“怀念的感情”，以及对时代和社会的“某些感触”，许广平作了温和的自我否定：“有些话，如果在现在，也许不会那样说了，或者根本不说了。”(19) 对许广平而言，那个曾经有血有肉有温度的鲁迅，已成一个冰冷严峻的公共话题，不再亲切可“感”。许广平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环境”不同了，一己的“感情”和“感触”，已经不合时宜，必须从鲁迅这个公共话题中剔除。通过温和的自我批评，反省往昔鲁迅回忆的个体性与私密性，许广平自觉地从一个与肉身鲁迅有真实联系的个体言说者，成功转型为鲁迅这个公共话题的参与者。 在许广平的鲁迅纪念中，随后被剥离开来的，是鲁迅纪念与鲁迅个人的关系。1956年，许广平直言当时鲁迅纪念的“中心思想”，说纪念鲁迅与鲁迅个人的关系其实是：“纪念鲁迅不仅是为着他个人，更重要的也是告诉和鼓励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鲁迅虽是从旧时代来的，而当他诚恳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接受党的指示之后，他的工作，于人民就更有意义，人民就永远记得他。”(20) 深谙鲁迅纪念实质的许广平，其鲁迅纪念的主题，从此变成了谱写时代政治的主旋律。于是，1961年的许广平，这样阐释“鲁迅的道路”，显得顺理成章：“鲁迅终于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这就是诚诚恳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自己的文学活动全心全意的为中国革命服务。”(21)——作为“公物”的鲁迅，其“前进的道路”只能如此。此时，在许广平眼中，鲁迅看到的“文艺的道路”则是：“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革命事业的发展，又必然会使革命的文艺得到迅速的发展。”(22)——鲁迅早已洞悉并多次阐释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已被许广平无视。顺着这样的思路，可以直通许广平的“文革”鲁迅论。 三、“在场者”的证词 “文革”时期许广平的鲁迅论，源于一种历史的合力。一方面，如上所述，是建国后许广平鲁迅论合乎逻辑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狂暴的政治风潮对渺小个体的强力挤压，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风波诡谲，身临其境，许广平无法超然物外，她选择了一条自我保全的康庄大道：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 建国后，许广平身兼数职，担任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委、民进副主席、文联副主席等职务，每日迎来送往，为此她曾自嘲是“社会活动家”。1958年，许广平对来访者坦言：“自己也不是作家，也没有写作能力，各方面的知识也有限”(23)，“自己也想过自己现在算甚么呢?苏联一位同志曾谈过社会活动家的问题，自己现在成了社会活动家?”(24)1961年，许广平向来访者表达受宠若惊的心情：“文代会把我选作了副主席，听说是周扬同志特意安排的。实际上，我一非作家，二非艺术家，作文联主席真正有愧。”(25) 正是有感于党的知遇之恩，而且自知受之有愧，许广平表示：“党一直的在领导着自己，领导同志们一直地在关怀着自己，任何事，自己都服从组织分配”(26)。在许广平看来，“党决定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党组织一定要经过一番考虑，所以自己一定服从组织分配，党叫自己作甚么，自己就作甚么，不管以甚么身份出现，过去自己就不懂这些，现在懂了。”(27)纪念鲁迅，其实是党分配给她的一项工作，许广平对此心领神会。 然而，不管人们如何眷念故人，频频回首，无情的忘却一定会来临，并最终掩埋鲜活的记忆，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也是如此。1959年，面对各方让她撰写鲁迅回忆录的请求，许广平表达了“忘记”的苦恼：“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在，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28) 当个体的、私密的记忆资源消耗殆尽，许广平的鲁迅纪念，就只有走一条公共通道了：由自发的“回忆”，转入自觉的“研究”。对此，许广平有充分的自觉：“回忆实是苦恼的事，因为事隔多年，脑海的印象自然就会模糊起来，免不得要做一番研究工作。”(29)于是，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写作，就有了如下准备过程：“主要是阅读《鲁迅日记》和他的著作，旁及一些有关鲁迅的资料，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录”(30)。 对许广平而言，一方面，个人独有的记忆资源已经耗尽；另一方面，“人民的要求”已经提出，必须对个人记忆进行加工整理，使之符合政治规范。对这种“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许广平曾予以说明：“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特别是这本小书，曾得到许多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他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亲切地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就只恨自己限于水平，以致不能更深切地体会这些指示，使它更符合于人民的要求”(31)。许广平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已不是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小学生，总会减少许多错误的”(32)。此时，遵循“负责同志”的“指示”，争取“政治正确”，已经成为许广平鲁迅回忆的写作规范。显然，这种“个人”、“集体”与“负责同志”三结合的写作方法，通过对记忆的剪裁，使之有序化、规范化，进一步稀释、冲淡了许广平鲁迅回忆的个体性与私密性。 1966年9月，“文革”风暴初起，许广平顺势而行，重新调整鲁迅与周扬、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迅速抛出一篇重磅文章：《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33)。在《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一文中，许广平充分利用与鲁迅的私人关系，处处凸显“在场者”的身份，强调自己提供的是一份“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确凿无疑。她不时以“我记得很清楚”的历史见证者的口吻叙述，现身说法，俨然成了已缺席的鲁迅的代言人。对于鲁迅与周扬的“斗争”，许广平的叙述显得毋庸置疑：“我记得很清楚，周扬们在鲁迅生前的卑劣可耻的阴谋活动，鲁迅是亲身领略过的。这个时期，鲁迅抱病写了许多光辉的杂文和书信，向周扬们的投降主义进行斗争，一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34) 关于鲁迅对毛泽东的“倾心悦服”，许广平的讲述同样言之凿凿：“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六年夏季，鲁迅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即倾心悦服，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他感到，中国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的口号，同周扬们的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鲁迅所坚持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路线。真正违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是周扬、夏衍等人为代表的阶级投降路线。”(35) 1966年10月，恰逢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其时，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汹涌澎湃，迅猛异常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3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名义，要求人们承认其合法性，服从并且服务于它的“大义”。 然而，国际上却出现了否定中国“文革”的舆论，尤其在苏联，对中国“文革”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其中特别令许广平不安的是，鲁迅成为苏联文艺界否定“文革”的有力例证。苏联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文革”是“毁灭文化”，“毁灭作家”；鲁迅是“人道主义者”，有“反战倾向”，鲁迅思想具有“人道主义性质”。总之，苏联文艺界试图通过纪念鲁迅，揭示鲁迅与“文革”的异质性，将“鲁迅”从“文革”中剥离出来。 1966年10月18日，以纪念鲁迅的名义，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直接否定中国的“文革”。西蒙诺夫说：“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和名为‘文化革命’的一切，是一种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和暂时的现象”(37)。 几乎与此同时，为了“纪念鲁迅诞辰八十五周年”，《苏联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篇十年前曾访问许广平的一个人的文章。文章以“许广平回忆”的名义，赫然作出如下判断： 随着许广平的回忆，简直不能不把鲁迅的许多生活特点和俄国伟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的活动和他们在俄国革命青年中的无比的声望和影响相对比。(38)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革”的语境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不再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更何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的美学观点，向为周扬所信奉。中国人常会恨屋及乌，恨和尚及于袈裟，在周扬已被“揪住不放”的“文革”时期，《苏联妇女》杂志将鲁迅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勃夫相提并论，无意间已闯入一个不容涉足的话语禁区。 果然，许广平的反应相当强烈。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许广平发表名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39)的演讲，措辞严厉地指出：“为了适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需要，这个家伙丝毫不敢提到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之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而和我们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遥相呼应，把周扬之流竭力吹捧的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来比拟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他自己这样说不算，还要强加于我。这是极端无耻的造谣。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堕落到了何等地步!”(40) 当时，中苏关系早已破裂。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苏共的总路线被中共斥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苏联”已被贬称为“苏修”；在国内，自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周扬已被打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因此，许广平既必须与国外的“苏修”撇清关系，也必须与国内的周扬划清界限。 在上述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催逼之下，许广平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注定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演讲：以听取“将令”的鲁迅为例，论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许广平论证“文革”的合理性，主要又是为了表决心，后者才是她“文革”鲁迅纪念的“中心思想”。当许广平以宣誓的口吻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愿意努力学习鲁迅的榜样，同红卫兵小将一起，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41)，这篇名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演讲，俨然许广平投身“文革”的“决心书”。 四、被虚构的鲁迅 许广平“文革”中的鲁迅纪念，塑造的是一个受欢迎的鲁迅形象。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小兵”，一个服从毛泽东的榜样。同时，这是一个被虚构的鲁迅。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强力推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源源不断的精神原动力。鼓励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毛泽东塑造成一尊人格化的神，才能为“文革”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美国作家斯诺曾一语道破此中玄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斯诺坦言：“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42) 1966年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红卫兵小将们当众发誓：“我们要让天是毛泽东的天，地是毛泽东的地，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43)真可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曾自嘲“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44)的鲁迅，其为人为文的叛逆性与异质性，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将桀骜不逊、不可驯服的鲁迅，一个永远的“持不同意见者”，塑造成“一个服从的榜样”，对于中国文学界，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全体，其示范与训诫意味，自是不言而喻；对于巩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意义更是不证自明。 许广平深谙此道。在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中，许广平小心翼翼地将鲁迅刻画成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的“一个服从的榜样”。在许广平笔下，悄悄出现了作为“小兵”的鲁迅形象。1959年，自称“小学生”的许广平，已开始用“小兵”勾勒鲁迅的形象。1959年4月，纪念“五四”四十周年，在判断“五四”时期鲁迅的地位时，许广平说：“他至少是这一时代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兵’。”(45)同年11月，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鲁迅回忆录》中，许广平进一步断言，上海时期的鲁迅一直以“小兵”自处：“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46)。 “文革”爆发，许广平代表鲁迅，辞去“主将”，自命“小兵”： 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把自己的革命活动，叫作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作“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他把自己全副精力放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作上。……所有这一切，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永生难忘。(47) 许广平的这番话内涵丰富，面面俱到：首先，由“主将”到“小兵”，这种定位的变化，在自贬身价中，隐含着对规训的服从，颇有自知之明。因为，时过境迁，作为“主将”的鲁迅，已不合时宜。其次，虽然依旧强调鲁迅是“党”的小兵，但已言必称“毛主席”。在“文革”的非常状态下，党和毛泽东，常常合而为一。鲁迅是党的“小兵”，自然也就同时是毛泽东的“小兵”。最后，代表“小兵”鲁迅，许广平表达了强烈的“遵命”诉求。 事实上，鲁迅的“遵命文学”一说，乃是针对写作于1918年至1922年，后收入小说集《呐喊》的十四篇小说而言。对于“遵命文学”，鲁迅曾有明确的界说：“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48)。鲁迅所谓“那时革命的前驱者”，指的是《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鲁迅所谓“革命”，指的是“文学革命”。 然而，许广平对鲁迅的说明视而不见，将“遵命文学”中“革命”的含义扩大化和空泛化，处处紧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题旨，将“遵命”一语阐释为“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而她所谓鲁迅“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云云，则是以鲁迅的名义，向毛泽东宣誓效忠，自觉并入一种强势力量，以此自保，避祸全身于“文革”。 其实，作为鲁迅的学生、爱人和伴侣，曾与鲁迅“相依为命，离则两伤”的许广平，绝非对鲁迅的为人为文毫无理解力的世俗功利之徒。早在1941年，许广平就曾设想“如果鲁迅还在”，当时她的结论是：“想来想去，倘使他活着，就是住处也不容易。”(49)——许广平虚拟的此番情境，颇类似于鲁迅自谓的“彷徨于无地”。在设想鲁迅住处时，许广平还说出了彼时彼地她所理解的鲁迅与党的关系，许广平写道： 往西北去吗?也不见得。首先是病体不能够吃得消苦。其次是团体生活与不断的集会，都是他所怕的。自然那里比较了解他，多少可以合得来些，但是作为他自己，是绝对不肯受人格外礼遇或特别优待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一切的表现于文字的，纯乎凭着自己负责，并不是受有什么团体性的机构所约束的。所以去了反而容易使一些不了解的人作借口。(50) 经由对鲁迅“西北行”的否定，许广平刻画的其实是一个不但不会积极向党靠拢，反而与党渐行渐远的、独立不倚的鲁迅形象：害怕“团体生活”与“集会”，与党的组织生活原则格格不入；不肯受党的礼遇或优待，显得倔强自负，不识抬举，闹独立性；文责自负，不愿受党的机构约束，更是自由散漫的文人作风。显然，1941年的许广平，还不愿人们给鲁迅戴上一顶“红帽子”，视之为“赤色著作家”；也不认为一直坐在“华盖”下的鲁迅，会愿意跑到党这把“大红伞”下来。 然而，许广平是与时俱进的。建国后，许广平深知：一个孤高自负的鲁迅，已经不合时宜。1950年，许广平提出：“从鲁迅之外我们更得到比鲁迅的思想更切合于社会的具体的思想指导”(51)——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其言下之意是：鲁迅思想已过时，“切合于社会”的“具体的思想指导”，必须“从鲁迅之外”去寻求。 一个不合时宜的鲁迅，无法让许广平安身立命。为了消除鲁迅其人其文的叛逆性与异质性，许广平煞费苦心。首先，在“知识分子”成为贬义词的时代语境中，“智识阶级分子”的身份，是鲁迅的原罪。当政治氛围较为宽松时，许广平小心翼翼地划清鲁迅与知识阶级的界限：“幸而鲁迅出身于知识分子，但却本质地是他们的‘逆子贰臣’，始终是脱出于本阶级的羁绊之外，而与青年们、劳苦大众同在一起，共同休戚喜怒。”(52)当政治氛围严酷肃杀时，许广平则以自贬达到保存鲁迅，从而自保的目的，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妥协。1959年，许广平这样解读鲁迅小说《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则写出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知识分子的渺小可鄙，号召他们必须时刻反省自己，向劳动人民学习。”(53)作为“渺小可鄙”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局限性得到更多关注，他的“孤单”，他的“不够”，都被许广平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许广平写道： 呐喊再呐喊，彷徨复彷徨，鲁迅这时强烈的要求革命，然而又感到自己力量的孤单，这正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否则将会一事无成。在五四时期，鲁迅写工农，写群众，写是写了，结合还不够，所以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鲁迅为例，还不过只是起了一个开端，以之彻底战胜敌人是不够的。(54)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认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乃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55)。许广平对于“五四”时期鲁迅的“孤单”和“不够”的揭示，不过是对毛泽东相关论述的具体诠释。 其次，如何处理鲁迅作品的“黑暗”，也是许广平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鲁迅曾对许广平说：“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56)新中国成立，“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在贯彻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社会背景下，面对“鲁迅是否就没有想到过歌颂光明，没有想到过塑造英雄人物”的质疑，许广平却只能谈到鲁迅生前的“希望”与“打算”： 大家知道，鲁迅生前曾经非常希望能够写出一些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他听到许多有关红军的英勇事迹以后，曾经打算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约请红军中的著名将领谈话，从事资料的搜集工作，但是就因为感到自己遭到敌人的包围，没有机会和红军直接生活在一起，没有直接处于这个“斗争的旋涡”之中，唯恐自己的创作不能更好的表现红军的英雄形象，因此只好忍痛放手。(57) 显然，许广平的回答软弱无力。“非常希望”、“曾经打算”云云之于鲁迅，不但空虚飘渺、无迹可求，而且死无对证。鲁迅“歌颂光明”，必须见诸行动。毛泽东时代大幕早已开启，走向这轮“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真正的“大光明”，正是许广平为鲁迅选择的道路。 一方面，许广平深感鲁迅已不合时宜，为了消除鲁迅的异质性和叛逆性，她不遗余力。另一方面，许广平深知：“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58)然而，作为鲁迅的代言人，在分享鲁迅身后巨大哀荣，亲炙毛泽东对“鲁迅”知遇之恩的同时，许广平也亲睹毛泽东鲁迅论起伏不定，对鲁迅的评价一路走低。 1937年，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演讲中，毛泽东称赞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然而，仅仅两年之后，1942年，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否定“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斥之为“作风不正的东西”；1957年，毛泽东明确了鲁迅的职务，甚至为鲁迅分配了具体工作：“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59) 俱往矣!从1937年到1957年，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毛泽东眼中的鲁迅，由高不可攀的“圣人”，变成一介俗吏“文联主席”；从仙境跌入尘境，不再遥不可及。毛泽东鲁迅论的起伏跌宕，仿佛与郭沫若在鲁迅追悼会上的演讲遥相呼应：“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以前，无一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60)在郭沫若眼中，鲁迅生前，堪称前无古人；鲁迅身后，却非后无来者，而是出现“无数鲁迅”。成了复数的鲁迅，重归芸芸众生，不再独一无二，被毛泽东委以“文联主席”一职，主要工作是“开会的时候讲一讲”，乃在意料之中。 当“鲁迅”遇上“文革”，其境遇的急转直下，自然更为惊心动魄。只要参照鲁迅之后的另一面文化旗帜——被许广平称为“文学先进者”的郭沫若的命运，“鲁迅”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郭沫若检讨自己“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看，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显然，郭沫若的策略是：在被打倒之前先自己躺倒，在被批判之前先自我批判。但是，尽管郭沫若如此自责，在北京大学一所专门开辟出来的房子里，还是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毛泽东必须亲自下令对郭沫若加以保护(61)。常觉今是而昨非，多变、善变，惯于“紧跟”，勇于自我革命，而且位高权重的郭沫若，尚且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自贬求自保。“文革”中的“鲁迅”，又当如何? 如果真如毛泽东所言，鲁迅当了“文联主席”，其在“文革”中的命运，还可以参照另一位“文联主席”——周扬的命运。1966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已经“落水”，成了“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作为“文联主席”的“鲁迅”，又将何以安身立命? 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鲁迅的代言人，心悦诚服地表示自己的屈服与顺从，全力以赴地加入毛泽东思想的全民大合唱，已是许广平唯一的选择。对此，许广平有清醒的认识： 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们更加懂得了：谁拥护毛主席，谁站在毛主席一边，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他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他就能为人民作出贡献。谁要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抵制毛主席的路线，谁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他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拥护毛主席路线的鲁迅，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反对毛主席路线的周扬之流，成了渺小的修正主义者。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62) 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全民大合唱中，敢于“唱反调”，或者“唱对台戏”者，必定“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活着的许广平，代替死去了的鲁迅，审时度势，作出了“政治正确”的选择：走向“红太阳”，这是“鲁迅”唯一的道路。 1966年的中国，虽然还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却已是一片红海洋。毛泽东这轮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普照“红色中国”。且看许广平笔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动人情景： 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鲁迅曾经专门拍电报前去致敬和祝贺。鲁迅满怀热情地在电报中欢呼：“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就清醒地看到，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不但将赢得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也将给全人类带来无穷的希望。我们从鲁迅逝世前不久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更可以看到鲁迅是怎样倾心热爱毛主席。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公开宣告自己能作为毛主席的一个同志，是很大的光荣。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63) 注释： ①朱正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是对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正误。2013年，为营销计，该书更换书名为《被虚构的鲁迅》，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认为，“被虚构的鲁迅”一语，准确概括了许广平的鲁迅回忆。 ②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22页。 ③冯雪峰：《欣慰的纪念·序》，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④鲁迅：《厦门通信(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412页。 ⑤鲁迅：《两地书·一○五》，《鲁迅全集》第11卷，第267页。 ⑥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页。 ⑦鲁迅：《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0页。 ⑧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7-178页。 ⑨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35页。 ⑩许广平：《纪念还不是时候》，《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1)(16)许广平：《我们怎样纪念》，《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480、479-480页。 (12)周海婴、马新云：《写在后面》，《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71页。 (13)许广平：《〈鲁迅风〉与鲁迅》，《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59页。 (14)(15)许广平：《〈鲁迅年谱〉的经过》，《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375、385页。 (17)(18)转引自许广平：《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02、503页。 (19)冯雪峰：《欣慰的纪念·序》，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20)许广平：《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45页。 (21)(22)(57)许广平：《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63、562、565页。 (23)(24)(25)(26)(27)贾俊学辑：《文联旧档案：冰心、许 广平、白薇访问纪要》，《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第24、24、25、25、24页。 (28)(30)(31)(32)(46)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前言》，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3、1083、1084、1085-1086、1085页。 (29)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427页。 (33)此文刊载于1966年第12期《红旗》杂志，并被196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34)(35)(36)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红旗》1966年第12期，第29、31-32、28页。 (37)(43)转引自刘路：《斥西蒙诺夫》，《红旗》1966年第14期，第13、14页。 (38)(40)(41)(47)(58)(62)(63) 转引自许广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红旗》1966年第14期，第17、17、17、15、15、16、15-16页。 (39)此文同时刊载于1966年第14期《红旗》杂志和196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42)《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76页。 (44)鲁迅：《题〈呐喊〉》，《鲁迅全集》第7卷，第466页。 (45)许广平：《“五四”与鲁迅》，《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48页。 (48)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49)(50)许广平《如果鲁迅还在》，《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74、473页。 (51)(52)许广平：《鲁迅和青年》，《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05、506页。 (53)(54)许广平：《“五四”与鲁迅》，《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48、548-549页。 (5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56)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1页。 (59)《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60)转引自王锦厚：《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6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