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4-0015-04
一、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
处在世纪的转换点上，中国美学新的理论建构与深化前景究竟何在？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各种疑问总是同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学在中国的存在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自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步入自己的现代思想建构行程以来，各种美学问题的提出与探究，几乎总是先在地同中国人在社会剧变、国家困厄面前所产生的民族性生存焦虑相纠缠。现代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统一体系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幸福生活的规划设计……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明确地流露在20世纪中国美学种种具体而微的理论思考中；现代中国美学家们竭力想要借助美学的精神能量，严格而理性地框范、引导甚至建构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新的生命改造活动与生活希望。所以，尽管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却能看到，不管是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主张，还是保持了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理想，它们实质上都持守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即以“审美”作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化／艺术化”作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因而美学上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分化最终不仅没有集结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立场长期并存，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如果说，功利主义美学观着重把“美”和“艺术”具体落实在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方面，那么，超功利主义的美学理想则重点突出了“美”和“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这样，无论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美学表现了怎样的理论分化，但从根本上说，主宰20世纪中国美学方向的，始终是一种“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现代中国美学力图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要求与实践改造，当作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美学本体论，以此来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美学家往往十分乐于充当这样的“社会精神医生”。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把20世纪视为中国美学开始自身现代建构尝试的起步期，那么，这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当理论内部的“救世情结”和学术追求上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从外部方面强烈制约了美学的内部建构努力时，美学在20世纪中国便呈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症候”——面对强大而急迫的外部社会压力，理论建构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了它的现实合法性；对于“审美”、“艺术”的强调，成为特定历史、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作为个体自由意识的选择与行动，则因此消失在美学对于“社会”这一集体利益的原则性肯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实际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向了“社会本体”的确立方向，成为一种坚定地站在社会群体意志之上的美学追求：它把社会改造的目的、人群关系的改善以及对人生幸福的不懈追求等社会性的价值满足作为美学唯一合法的现代性根据。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最大缺失：在社会实践意志、集体理性的高度扩张过程中，美学一方面表达了社会现代性的外部实践需要，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理论建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现代性实践所要求的，是群体的社会自觉、统一而不是个体的生命自立、自由，是社会规范性而不是个体选择性，因而，追求社会现代性之实践满足的美学所集中体现的，便只能是那种超个人的社会意志、超感性的集体理性实践。而与此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却在于寻找社会本体、集体理性的超越前景，寻找并确立个体存在、感性活动的本体地位。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之现代建构所缺失的，根本上也就是对于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理论关注。
有鉴于这种历史的理论情状，中国美学倘若想在新的世纪里继续自己的现代理论建构追求，就必须在注意自身历史特点的同时，清醒地看到社会现代性追求在美学目标体系上的局限性，避免在对“社会本体”的确认中淹没掉“个人本体”的存在意义。从健全现代美学建构的整体要求出发，新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应当在自身内部充分肯定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重要性，重新认识超越一般社会规定性和集体意志之上的个体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审美现代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探讨对象，既是一种学术史反省的结果，更是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围绕审美现代性问题，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及其理论展开结构。这一方面，我们主要应着眼于个体存在的本体确定性及其结构规定，并在这一结构规定上展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在这里，我们首先将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从美学层面上理解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现代冲突，如何把握“个人本体”与“社会本体”的理论关系？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始终把”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现实而绝对化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常常被设定为某种无法调和的存在，张扬个体及其感性满足被当作为对社会改造实践、集体理性规范的“反动”而遭到绝对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个体及其存在价值作为现代美学建构的思考中心，便需要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关系作出新的理解与确认，才能使美学之于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考辨真正获得自己的理论合法性。
第二，“个人本体”的美学内涵及其现代意义。必须指出的是，所谓“个人本体”应在一种价值概念范围里被理解，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学或伦理学概念；“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理性的生存，而是一种基于个体心理活动之上的感性存在。这样，强调“个人本体”，意味着中国美学将在突破一般理性主义藩篱的前提下，更加充分地关心个人、个人生存目的以及个人的心理建设，而不是以社会利益消解人的需要、以集体意志消解个人想象、以理性消解感性。事实上，美学原本就是一种形成并确立在个人主体活动基础上的思想体系，离开对“个人本体”的确证，美学的实际思想前提也就被取消了。所以，强调“个人本体”，根本上是要重新确认美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体系的学科建构本位，让美学真正站在“人”的立场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个人本体”的现代内涵？在这一点上，需要解决的理论困难主要是：首先，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个人本体”的现实规定是什么？这种现实规定又是如何在美学层面上具体体现出来的？其次，如果说，对于“个人本体”的确定，意味着对于个人的选择自由、行动自由、感受自由的肯定，那么，这种“自由”的价值目标较之历史的存在形态又有什么具体差异？换句话说，在体现和维护个人生存的基本目标上，“现代个人”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这样的特殊性在美学系统中将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再次，由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转换所决定，传统美学对于统一、完整和完善的理性功能要求逐渐被充分感性的个人动机所消解，其影响到美学的现代建构，必然提出如何理解感性活动、感性需要的现代特性及其意义，以及在现代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如何有效把握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对此，美学在自身的现代理论建构中必须予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第三，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现实关联。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现代性建构作为一个持续性过程，不仅关系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及其文化现实，而且关系着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主表达意愿和自由表达过程，关系着个人在一定历史维度上对于自我生命形象的确认方式。所以，社会现代性的建构不仅涉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和价值形式，同时也必然涉及审美、艺术活动对个人存在及其价值形式的形象实现问题。美学在探讨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本体确定过程时，理应对此做出有效的回答。这里应该注意的，一是社会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二是审美现代性追求在社会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三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现实合法性维度。
第四，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理论建构的关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各种中国美学的“民族性”努力总是相当自觉地把审美和艺术活动与社会进步、审美“人生”的实现及集体意志的完满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解放的关系等，当作一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加以高度推崇，并且强调美学理论的“民族性”特征与中国社会固有的实践伦理、集体理性要求之间的一致性。这样，肯定个人及其存在价值、张扬个体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便不可避免地会同这种美学“民族性”建构思维发生一定的冲突。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来说，能不能真正确立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合法地位，能不能真正满足美学现代建构的逻辑要求，便需要在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建构关系问题上进行一定的理论“反正”，厘清其中的关系层次，解除理论顾虑，同时真正从民族思想中发现、发掘和利用“个体本体”的理论资源——在这方面，中国思想系统中其实有许多值得今天重视的东西。
二、关于本土资源与美学的现代建构
从20世纪初开始，“睁开眼睛”了的中国美学家们——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一直到朱光潜、宗白华、吕徵、陈望道等一大批杰出学者，便几近一致地把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努力的希望，锁定在以近代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和近代心理主义美学）为理论模范的向度上。从美学学科的思维指向、美学的理论话语形态，以至于美学的提问方式，“西方”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学科形态的主要依据，成为现代中国美学在追求严格的学理逻辑、规范化的学理思考方式过程中实现自身结构性转换的最基本的学术资源。置身于种种西方话语的权威笼罩之下，现代中国美学反而对于那些以传统思想形式存在的本土学术资源缺少一种深刻发现、有效发掘和主动研究。除了像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以及邓以蛰有关中国艺术的一些精妙论述等少数著论以外，我们几乎很难从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努力中找到有力地接续或有意识地利用本土美学传统的优秀成果。及至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面积涌入，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美学的各种新鲜成果，更使中国美学研究大规模地进入了对于西方学术体系热烈追寻、移用的过程，而较少清明自觉地考虑建构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理论体系与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的关系问题。今天，不仅我们与西方的学术对话变得相当困难，同时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体系之中；不仅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任务尚未能够完成，而且这一建构行程面对着支离破碎的西方后现代学术语境，也益发显得无所适从、犹豫惘然。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继续着自身现代学科建构努力的中国美学将如何通达理想的彼岸，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勾画自己的学术宏图、确立自己的学术信心，便成了需要中国美学家们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其中，怎样认真面对绵长丰富、深厚博大的本土学术资源？如何积极主动而又充分地探讨并实现传统思想体系与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意图之间的有效对接，从而在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方面获得真正深刻的实绩？应该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显然，这个课题所涉及的，不仅是要求我们有意识的、系统而集中的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色性成就，以便通过对于本土传统的有效发掘而清晰地呈现中国美学的历史存在形态。在更大程度上，我认为，把这一课题当作新世纪中国美学继续进行自身现代学科建构的重点工作之一，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意图及其实际前景方面，重新真正理解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可能性，深刻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之于新世纪中国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性”价值——这一价值既必须体现为美学建构的原创性根据，以切实保证“资源利用”的学科合法性，同时必须充分体现出“资源转换”的“现代性”前景，即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实现自身现代学科建构策略的内在满足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种对于本土学术资源的重视及其现代转换研究，并非出自于某种狭隘的甚或是“对抗性”的学术企图，不是要以“本土”来搁置、抗拒对于外来理论及其学术方法的必要接纳与综合，也不是要把美学的“民族性”内涵加以夸大化、绝对化，而是力求使新世纪中国美学通过开发、利用和转换本土学术资源，真正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根据。另一方面，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价值，绝不是为了践行某种美学上的“资源保护策略”，也非替固守美学的“民族本位主义”寻找堂皇的理由，而是意在通过清理、研究中国美学的思想历史，积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资源向成果的形态转换，使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能够最充分地体现理论的现代形态与思想的历史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形成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
把对本土学术资源的有效清理及其现代转换的实现问题纳入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视野，要求我们能够真正沉潜下来，既从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方向上深入考察“本土”的现代转换可能性及其机制，又从“本土”的现代转换中深入探索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的具体前景。这其中，需要中国美学家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如何在学术史层面上深刻把握中国美学资源的历史构成及其“本土”特征，进而确认这一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精神潜质？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中国美学资源之历史构成的发现、“本土”特征的把握，要求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始终保持一种“现实的历史态度”，即能够以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规定来理解“历史的现实合法性”，在美学的历史承续结构上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前景”；其二是对于本土学术资源的清理、研究，始终是同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如何从学术史层面上诞生出对于中国美学本土资源的“现代性”价值的认识，必然成为一个理论关键。由于新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并不在于简单接续或使用已有的中国美学学说、范畴、概念或表述形式，而要致力于将传统有机地连接到美学的现代体系之中，所以，在这方面需要深入探讨的，主要是“本土”与美学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亦即必须通过对于中国美学本土学术资源的发掘，寻找到真正符合现代美学学科建构规定的内在精神本质。只有这样，对于本土学术资源的利用才不至于沦为某种理论的赘物。
第二，如何从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的目标上，找到有效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现代转换的机制、学理方式，以及这种“转换”的结构特点？对于新世纪中国的美学研究来说，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绝非一件轻易的事情，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美学历史的发掘、清理程度，而且取决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整体历史把握方式；不仅涉及我们对本土学术资源本身的认识深度和利用能力，同时也同我们在当代条件下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以及中国美学发展的总体规律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更为深入地探寻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开发、利用价值，以便为“转换”的实现奠定必要前提；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资源的“转换”既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方式、自我肯定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美学在当代情势下的学科发展必然性，它在结构层面上往往具有多层性、多样性和多因素性，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学科建构的有效性要求出发来具体考察这一“转换”的机制、方式和结构特点，以便使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真正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如何把握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形态及其理论前景，并从中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转换价值？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目的在于从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关联方面完善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而“本土”的现代转换价值，也正积极地体现在这种内在关联之中。所以，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而言，本土学术资源的存在意义并不表现在其历史存在形态本身，而在于它是否可能并且实际地带来了中国美学在新世纪里的建构满足。而这一切，又都需要我们对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本身的形态特点及其基本理论追求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把握。离开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目标的有效确认，“本土”的现代转换价值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发现，甚至，“转换”本身也将成为一种毫无目的的学术空话或理论装饰。
第四，如何把开发、利用本土学术资源与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学术对话机制内在地统一起来？当我们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来探讨新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与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意图就是为了能够真正确立起一种中国美学的“世界性策略”，即实现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格局中的学术推进，摆脱长期以来的模仿与受制局面。因此，对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来说，讨论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问题必须具备一种必要的全球性视野，而不是闭门造车，必须通过返身向内的资源开发、利用而走出西方话语的“单极世界”。正因此，我们在强调美学研究的本土学术资源问题时，应当始终把实现美学的“世界性”和“对话性”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问题，应该成为中国美学在世纪转换的文化背景下，确立自身学术信心，寻求理论发展的基本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