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的音韵学与历史语言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永论文,音韵学论文,语言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79 （2001）01—0001—05
历史语言学是现代研究语言历史发展的学科，它研究语言发展的理论、方法，探讨语言发展的规律，属现代普通语言学范畴。而历史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方法，又是在研究个别具体语言的历史（如英语史、汉语史、法语史、俄语史等等）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具体语言历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不断充实改进历史语言学；反过来，历史语言学对具体语言历史研究也起着指导和促进作用。
历史语言学，主要是或首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始建于19世纪前期。欧洲语言学家（代表人物如拉斯克P·Rask、格里木J·Grimm 和施莱赫尔A·Schleicher以及后来的梅耶A·Meillet 等）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探讨语音的变化规律和对应关系，确定语言亲属关系，构拟或重建原始印欧共同语。后来，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白保罗、王力、陆志韦，董同龢等中外学者又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运用到古汉语音韵学和汉藏语系的研究上，也取得许多成果（虽然意见仍很分歧），并使汉语音韵学发展为语音史的研究，成为历史语言学关注的内容。
20世纪初，中外学者又根据语言系统学和新的结构主义理论，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去研究语言的历史，即从语言共时的分析中去探求历时的变化，重建远古的或原始的语言结构（如上古汉语音韵系统），这就是内部拟测法。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发展。
到20世纪60年代，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等针对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指将语言的变化看得比较简单，只注意它的分化，忽略了语言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无视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影响），根据正在兴起的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地理学，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与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者关于“词汇发展是突变的、语音变化是渐变的”看法相反，认为“语音变化是突变的，而这种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是渐变的”。因此词汇扩散的音变又称为离散式音变。这个理论越来越得到检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确认。比如说，它对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史和汉语方言的语音演变就颇有作用。
80年代初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徐通锵教授通过对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的分析研究，又提出一种“叠置式音变”的理论，作为历史比较法和词汇扩散理论的补充与发展，也开始为历史语言学者所关注。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历史语言学最初是由欧洲的语言学家建立，是以十八九世纪的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为基础的；而在20世纪，汉语研究在这门学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可以预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语言学与国际语言学的全面接轨，汉语研究在普通语言学中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汉语研究的独特长处，使之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除了当代学者自身努力，还应该从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中寻找源泉。中国的语言学有两千多年历史，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大量著作。虽然一般人认为传统语文学的长处在于实证性的考据，缺少思辩性的理论升华，但若真正进入这座学术宝库，会发现古人的学问决不限于单纯的具体考据，他们有许多规律性或理论性的总结概括，其中有极具科学价值的光辉思想。只不过由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局限，他们提出的规律、理论，都分散在大量的材料实证之间。我们如果把这些理论内容加以梳理、发掘，其学术意义将是十分可观的。
本文试以清代著名学者江永的音韵学说为对象，揭示评析其中有关历史语音学的内容。读者可以看到，江永的许多学说与现代历史语言学的理论非常吻合，甚至可以说尽占先机。
江永（1681—1762）是继顾炎武之后清代一位杰出的大学问家。他精通天文、数学、乐律和经学，尤长“三礼”。在音韵学方面著有《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和《音学辨微》，对传统音韵学中的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创见，获得许多成绩。例如他分古韵舒声（平、上、去）十三部和入声八部，把古韵研究推进一大步；他列了第一份“切字母位用字”（即《广韵》反切上字表），在陈澧（1810—1882）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指出“照穿床审四位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别”（《四声切韵表·凡例》末条及书末所附之表）；在钱大昕（1728—1804）半个世纪之前就指出“重唇三、四等不可混”（同上），“福服，今音轻唇，古音重唇，如职韵之愎逼也”（同上，“凡例”34条）。
又如江永关于“等呼”的解释，既简明，又科学。他说：“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也。”（《音学辨微》“七辨开口合口”）此从发音时唇吻聚合与否，即圆唇不圆唇来辨明开、合，抓住了关键，审音精到。
关于“四等”，江永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以“洪细”（即发音时开口度的大小）来区别四等，这是我国音韵学史上首次对等韵学中的“等”这一核心概念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还常为讲传统等韵学的论著或音韵学教材所征引。丁邦新先生亦据此认为江永是清代音韵学中审音派的始祖（丁1994）。
不仅如此，江永在其音韵学研究中还经常提出一些理论原则问题，以揭示古汉语音韵的结构系统和古今音韵的演变规律。
比如他提出“侈弇 （敛）”的理论以辨析古韵部的异同。在《古韵标准》卷一平声第四部“总论”中说：“自十七真至下平二仙凡十四韵，说者皆云相通。愚独以为不然。真谆臻文殷与魂痕为一类，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与仙为一类，口侈而声大。而先韵者界乎两类之间，一半从真谆，一半从元寒者也。诗中用韵本截然不紊。”（27页）何谓“侈弇 （敛）”？江永讲得很清楚，即发音时口腔侈大，声音则洪大；口腔收敛，声音就细小。这与韵母分等的原则是一致的。此论第四部（真文）与第五部（元）的区别。《切韵》先韵在上古一分为二，从《诗经》用韵与谐声系统可以看出，也是由于两类字归属于发音有侈敛洪细不同的两个韵部。
又第六部（宵）与第十一部（幽侯）区分的原则亦如此，江永在平声第六部“总论”中指出：“按此部为萧肴豪之正音，古今皆同。又有别出一支与十八尤、二十幽韵者，乃古音之异于今音，宜入第十一部，本不与此部通，后世音变始合为一。顾氏总为一部，愚谓不然。此部之音口开声大，十一部之音口弇 而声细。诗所用画然。”（31页）
还有，第十二部（侵）与第十三部（谈）的区别。江永在平声第十二部“总论”中说：“二十一侵至二十九凡九韵，词家谓之闭口音，顾氏合为一部。愚谓此九韵与真至仙十四韵相似，当以音之侈弇 分为两部。神珙等韵分深摄为内转，咸摄为外转是也。南男参三等字古音口弇 呼之；若岩詹谈餤甘监等字，诗中固不与心林钦等字为韵也。”（46—47页）
这里不仅论及收闭口韵（即收-m尾）的谈、侵二部的区分在音之侈弇 ，而且指出等韵图将《切韵》音系十六摄区分为内、外转也是由于侈弇 的不同，即内转如深摄元音发音时口弇 而声细；外转如咸摄元音发音时口侈而声大。十六摄内转八摄（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和外转八摄（江、蟹、臻、山、效、假、咸、梗）的基本区别亦如此。只是内转中的果、宕二摄和外转中的臻摄不完全符合这一区别原则，这可能是古今语音演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古音洪大今音可能变为弇 细，或者古音弇 小，今音可能变为侈大。江永在《古韵标准》里已看到这一点，他称之为“音转”。比如第四部中的“分一先韵”（即先韵中一部分字）在上古，“先为苏邻切，千为仓新切，天为铁因切，坚为居因切，贤为下珍切，田阗为徒邻切，年为泥因切，颠巅为典因切，渊为一均切，玄为胡云切，证诸秦汉以前之书皆同，至汉时此音犹不改，后来音转始通仙耳”（27页）（按，仙韵本属第五部）。又第十一部中的“分三萧、分四宵、分五肴、分六豪”四韵部分字，如“条、聊、陶、
、胶、茅、包、滔、道、好、祷”等字（43页、58页），今韵转入效摄，也是由音弇 转为音侈。第十二部中的“分二十二覃”之“南男湛耽”等字“古音口弇 呼之”（46页），今韵亦演变为音侈声大。用现代古音学构拟来说，分先韵之先千天等字是由
江永在《四声切韵表》中还提出“数韵共一入”的观点，这对揭示古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及其发展规律也是很重要的理论。他说：《切韵》（实为《广韵》）得入声三十四部，“除缉合以下九部为侵覃九韵所专，……其余二十五部诸韵或合二三韵而共一入，无入者间有之，有入者为多”（《凡例》30条，20页）。但是他又强调指出，“数韵同一入，非强不类者而混合之也。必审其音呼，别其等第，察其字之音转，偏旁之声，古音之通而后定其为此韵之入，即同用一入，而表中（按，指《四声切韵表》）所列之字，亦有不同，盖各有脉络不容紊淆”（同上，31条）。所谓“脉络”就是指系统性和对应关系。例如（仅择其数例较典型的）：
“竦从束声，冢从豕声，從从取蘖，
从竹聚，皆与屋韵近，故东董送转而为屋，而侯尤亦共之。读读、復復、覆覆、宿宿、祝祝、肉肉，一字两音：畜畜、族族，音亦相转；轴蹴之类，偏旁多通；故侯厚候得其一等字，尤有宥得其二三四等字…”（同上，33条，21页）。
“觉韵二等江肴所共者也。角从江，岳握等字类于屋烛者从之；觉从爻，乐学等字类于肴效者从之。今音合为一，古音分为二……”（同上，36条，23页）。
“谆术同为合口呼，四等兼三等，故转为入；而脂旨至分出合口呼之字，亦以之为入也。帅率皆去入两音，醉翠等字皆从卒，是其脉络之通”（同上，38条，24页）。
可见“数韵共一入”，实际上是以入声韵为枢纽，分析了古汉语阴、入、阳三种韵类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是等呼一致（介音与主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相应，即“脉络相通。”正因为如此，在语音历史发展中可以互相转化。江永举例说：“曷一等开口呼为寒旱翰之入，末一等合呼为桓缓换之入，而曷又为歌哿个之入，末又为戈果过之入，曷末又同为泰韵之入，皆音呼等列同，得以相转也。寒桓与歌戈音每相转，如难字得通傩，笴字得音秆，若干即若个， 鼍、單、嚲皆从单，惮、瘅有丁（原书作“下”，误）佐切之音。字从番转重唇者，桓韵为潘、蟠，而番有波音，皤、鄱有婆音。至入声则怛与笪从旦，頞从安，斡从乾省声。何、曷亦一声之转，故寒桓歌戈同用曷末为入声，泰韵亦一等兼有开口、合口者也。曷从匄声，匄声在泰韵，而愒从曷，赖从刺。幸从大，捺从奈，脱从兑，害亦通曷，桧亦作栝，蔡亦有桑葛切之音，故泰之入亦为曷末。”（同上，45条，27页、29页）
《四声切韵表》本来基本上是研究今韵学的，而其利用文字谐声考求通转现象，又在窥探古今音的演变规律。其“数韵共一入”的学说就建立在阴、阳、入三种韵类脉络相通并可转化的基础之上。
江永在《古韵标准》中也多次论及这种转化。例如第四部（真部）[别收八微]“旂”字下云：“本证《（诗经）庭燎》‘言观其旂’韵‘晨辉’。……案旂从斤声，故音芹；又案辉旂之偏旁较然也。 而今音转入第二部（支脂之微），犹翬亦从军，而褘衣取义于翬，遂与褘同音也。然祈、颀、圻、蕲、 沂亦从斤，而古今音皆入第二部，‘近’字古亦入第二部，则谐声有旁纽、有转音故也。”（26页）又如第五部（元部）“补考”[七歌]“鼍”字条下云：“此部之字往往转入第七部（歌部）。如难、傩音那，鄱番音婆，若干之干通于个，深涴音乌卧切，宛亦乌卧切。而入声则怛妲皆从旦，頞从安、斡从
，鬝从间，揠从匽，
从献，皆谐声之旁纽。而箭笴从可，乃音古旱切，则亦互相转，是以鼍、番等字古今方言有流变也。”（30页）
江永利用《诗经》用韵、谐声和古读反复论证语音可以“互相转”。这种所谓“互相转”就是阴声韵和阳声韵可以互相转化，入声韵也可以和阳声韵互相转化，这是汉语语音发展变化的一条基本规律，古今方音莫不如此。后来江永的学生戴震（1727—1777）和戴震的学生孔广森（1752—1786）进一步发展这种韵部互相转化的学说，概括为“阴阳对转”。
以上所述是江永对汉语历史语言学所做的具体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西方语言学家之前，江永还从汉语音韵及其历史的研究中总结出一般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江永在《古韵标准》平声第八部（阳部）“总论”中分析了十二庚当分为二，即一半属第八部，一半属第九部（耕部）之后指出：“凡一韵之音变，则同类之音皆随之变。”（38页）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原则：语音发展变化有其很强的规律性，都是成系统的。即在相同时间、空间的条件下都遵循同一方向，有规律、有次序的变化。一般来说，音变无例外。江氏书中举了许多这种有规律的音变例证。比如在平声第二部“总论”中引述顾炎武《唐韵正》五支“衰”“ 
”二字的注中以谐声“离析唐韵”后，加按语说：“顾氏此说甚善，以字偏旁别声音尤得要领。九麻、十二庚、十八尤皆用此例析一韵为二，以辨古音之通否。愚谓十虞、一先、三萧、五肴、六豪皆当用此例。虞韵一支通鱼模，一支通尤侯；先韵一支通真文魂，一支通元寒仙；萧肴豪一支通宵，一支通尤侯；不犹支韵一支通脂之，一支通歌戈乎？……特录此注，以为辨韵法。”（同上，20页）正因为语音的分化是成系统，有规律的，所以辨析起来比较科学简捷；掌握了规律就可以类推。江永说：“大抵古音今音之异由唇吻有侈弇 ，声音有转纽，而其所以异者水土风气为之，习俗渐染为之。人能通古今之音，则亦可以辨方音。入其地，听其一两字之不同，则其它字可类推也。”（同上，平声第八部“总论”，38页）
古今音变发生转化，或方音有歧异，也都是有条件的，比如江永指出：“此部（指第一部）东冬锤三韵本分明，而方音唇吻稍转则音随而变。试以今证古、以近证远，如吾徽郡六邑有呼东韵似阳唐者，有呼东锺似真蒸侵者，皆水土风气使然。《诗》韵固已有之。……蒸侵之音相似。《诗》中亦有从方音借韵者。东冬锺既借侵，亦可借蒸，皆转东冬锺以就侵蒸，非转侵蒸以就东冬锺也。……因此部方音似侵，侵又似凡，故风枫芃诸字后世音转而入东。方音又似蒸，蒸通登，故弓雄熊瞢冯诸字后世音转亦入东。转之中又有辨焉。弓，牙音转也；雄熊，喉音转也；瞢冯风芃，唇音转也。唯舌齿不转。亦似出于天然，非人之所能为。”（平声第一部“总论”，15页）这就是说，古代同韵部的字到后代有不同变化，都是有条件的转化。江永这里以东韵字为例，其牙喉唇音字发生变化，而舌齿音不转化。这说明了韵的分化或转化是以声母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为其条件的。
又如江永讨论到此第一部（东部）中的江韵时说：“江韵古皆通东冬锺甚明也。然使合而为一，并江于分，并腔于空，并厖于蒙，并降于红则又不可。盖此韵之字偏旁虽多从东冬锺得声，而音微转。以等韵言之，通韵皆二等音；又合开口合口呼为一韵，牙音重唇喉音为开口，舌上正齿半舌为合口。与东冬锺三韵皆为合口者不同；又与他韵开口合口可划开者不同。是以东冬锺之后别出此韵，其音呼特异，粗读之古音公江、空腔、蒙厖、红降似一也；细审之，彼为合口，此为开口，彼为一等，此为二等。此非等韵不能辨也。呜呼微矣！古人口敛呼近东冬锺，后人口张呼之似阳唐，然必不可通阳唐。故编韵书者不置此部于下平从阳唐，而必从东冬锺。其审音精矣，位置当矣！”（同上，16页）江永在这里不仅分析了古韵书中江韵字的特点和演变条件，而且论述了《广韵》系韵书中江韵置于上平东冬锺之后而不置于下平阳唐间的历史依据。
不过，语音“虽变而古音未尝不存，各处方音往往有古音存焉”（平声第八部“总论”，38页）。因此，从语言的空间差异去探索语言的时间变化，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又一条重要原则方法。历史语言学的建立与许多成就也主要是运用这一理论方法而获得的。
江永在其音韵学著述中特别注意利用方言以研究古音，他把《诗经》等先秦韵文中的特殊韵例看作是“方音偶借”，甚至认为“韵即其时之方音”（《古韵标准·例言》）第1条，3页），而且他还深刻认识到古音研究与辨析方音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审定正音（按，指古音）乃能辨别方音，别出方音更能审定正音。诸部皆当如此。”（平声第一部“总论”，15页）又如七音三十六字母的古读，各地方音皆不能具，“饶于此者乏于彼”，“必合五方之正音呼之，始为正音”，“亦可借婴童之音以辨字母”（《音学辨微》“十一、辩婴童之音”，57页）。可见江永已觉悟到从各地方言所保存的古音中去综合出古代三十六字母和古韵部的读音，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江永还不是根据语音的演变规律和方音的对应规律重建古音系统，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江永已具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思想，而且比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早了一个多世纪。
不仅如此，我们发现江永还有了关于词汇扩散的概念。他说：“声音之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古韵标准》平声第三部“总论”，23页）语音演变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是词汇扩散理论的基础。江永已明确认识到“音之变每有其端”（同上，第四部“总论”，27页），他在讨论古韵平声第一部东韵中“弓风”诸字的演变（即由蒸、侵部转入东部，上文有引述）时指出：“其始也，一二处之方音，后则呼之者多；其始也一二人之偶用，后则用之者众。于是周颙、沈约、陆法言诸人欲定四声韵书为当世词人之用，不得不收诸字入一东。”（同上，15—16页）江永用实例说明了语音开始时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而这种变化到最后形成则是渐变的、连续的。这正是王士元先生等的词汇扩散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在二百多年前，王士元先生就有了江永这样一位杰出的同道者，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记得20年前，王士元教授应邀到北大讲学。他在做关于“语言的演变”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人们对语言演变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属于学术史的范围的问题。1968年U.Weinreich,W.labov和M.Herzog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语言演变原理的经验基础》。这篇文章对语言演变做出了基本的贡献，研究历史语言的人不可不读。当然，他们的意见也并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例如，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开始于拉丁语的历史范围内，这就把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开端推到16世纪初的意大利。这种说法显然太片面了，因为早在中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就已经有很多地方提到语言演变的问题了。中国语言学在思想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不幸往往被人忽略。希望国内有人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把前人的贡献介绍出来。”（1983）其实，早在60年代初，王力先生就提出“今后还要注意怎样把传统的中国语言学的精华很好地继承下来，并且经常从外国的先进的语言学中吸取营养，使新旧熔为一炉。”（1962）又8 年前伍铁平教授曾撰文号召开展中外语言学史的比较研究，以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伍1990）。本文算是响应号召，把清代音韵学家江永的历史语言学贡献初步介绍出来，但可能还有不够深入、全面或不够准确的地方，望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