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见#183;立场#183;旨归——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3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识见论文,批评论文,立场论文,学理论论文,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我国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30年所取得的成绩大大超过了前70年所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同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分不开的，是同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这方面的情况在一些论著中，[1]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这里不再重复。本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30年所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总结这方面工作的参考。
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30年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克服“左”的片面性，在历史上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译介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呈现出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丰富多彩的崭新面貌。
在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对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从现实的社会政治需要出发，偏重于译介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对其他文学理论批评大都加以排斥。新时期以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除了系统出版了别、车、杜论著，还译介了俄国学院派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著，如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苏联的文学理论批评除了系统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高尔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著作，还译介了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利哈乔夫、赫拉普钦科等人的著作，介绍了十月革命前后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各种哲学文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这个时期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30年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它让我们了解到俄苏文学理论批评更为真实和更为多彩的面貌，并从中获取更多的教益。
第二、纠正了重翻译轻研究的倾向，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学术质量的论著，体现了国内俄苏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平。
重翻译轻研究不仅是俄苏文学研究，也是俄苏文学理论批评长期存在的问题。“五四”以来，译介的成绩非常显赫，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新时期以来情况有了大的改观，就理论批评的研究而言，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首先是出现了《苏联文学思潮》(吴元迈)、《20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李辉凡)、《俄苏文学批评史》(刘宁、程正民)、《苏联文艺学流派》(彭克冀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张杰、汪介之)、《俄国文学批评史》(刘宁主编)等一批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同时，还出现了研究别林斯基文艺思想、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列宁文艺思想的专著，以及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洛特曼的专著，其中研究巴赫金的专著就达十几本。
更主要的是这些专著体现了一种开放、宽阔的学术眼光和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使我们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并达到一定的水平。比如在俄国批评史研究中，不仅给别、车、杜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篇幅，同时也给予斯拉夫派的批评、唯美派批评、根基派批评以及学院派批评以科学的评价。在苏联批评研究中，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外，同时也给予象征派理论批评、宗教文化理论批评，形式主义理论批评、结构符号理论批评以科学的评价。
第三、研究进入高校教学体制，既为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提供了制度的保证，也培养了新一代的研究人才。
一种学科的研究要有生命力，要得到发展，需要有制度的保证，这点以往被我们忽略，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在新时期能得到发展，能取得长足的进步，是同体制的保证分不开的。
首先是科研体制。在有关研究机构中设有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机构，其中俄苏文论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俄苏理论批评研究也获得各项社科基金和出版基金的资助，这为研究的顺利进展和研究成果及时出版提供物质条件。
更值得关注的是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进入高校的教学体制。其中包括在高校有关院系开设俄苏文学批评史的课程和编写相关的教材，开设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专题课。特别是在俄语言文学硕士点、博士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硕士点、博士点所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生中，有不少人以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巴赫金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大有人在，此外，被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俄苏文论流派和文论家还有苏联形式主义、洛特曼、普洛普以及俄国格里戈里耶夫、维谢洛夫斯基、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等。研究进入高校教学体制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研究提供了研究人员和研究场所的保证；另一方面它也培养了一批研究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人才，新一代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人才除了精通俄语外，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这为今后的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超越学科的界限，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和研究对国内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和研究从来不是封闭的，它总是同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产生密切的联系。当年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译介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著，都曾对国内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产生重要的影响。新时期的情况也相类似。这个时期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和研究，可以说是国内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拨乱反正，对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被西方称之为“20世纪文论的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对于文艺界破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重视文艺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文学理论的自主意识，就有过很好的影响，而巴赫金的介绍和研究，其影响就难于估计，巴赫金文论的关键词“复调”、“狂欢”、“对话”，不仅是文艺界，包括思想文化界，都是耳熟能详的，“对话”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
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30年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它已经从原有格局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面向着世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大环境、大格局，它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思考，以求得我们研究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首先是识见，要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的大格局中认清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独特的地位、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优势，重视它在同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对话中的独特功能。
解放后随着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倾斜，西方文论被排斥，俄苏文论在国内文艺界、文论界一统天下，大家对俄苏文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它带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西方文论像洪水般向我们涌来，而俄苏文论一时却被冷落了，在有些人那里俄苏文论等同于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30年过去了，现在是到了冷静对待俄苏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时候了。对待这个问题的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固然同政治因素有关，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关，具体来说却是对世界文论的大格局缺乏认识，对俄苏文论在世界文论大格局中的独特价值，独特优势和独特功能缺乏深入的思考。我们不能拿西方文论的标准来对待俄苏文论，也不能拿俄苏文论的标准来对待西方文论。俄苏文论和西方文论有各自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有各自独特的价值、优势和功能，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对话关系，世界文论正是在各种文论的对话和互补中得到新的发展。
俄苏是世界文论的大国、强国，俄苏文论在世界文论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世界公认的。19世纪以别、车、杜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论，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学院派文艺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普洛普、巴赫金、洛特曼，都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
那么，在世界文论大格局中，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具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优势和功能呢？
一、是充满对人的关注、充满社会激情。别、车、杜的美学和文论同俄国文学一起成为了农奴制高压下人民呼声的“唯一论坛”，成为了所有一切社会激情直冲出来的气门。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是政治高压下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怀。而这种特色并不是某些讲究科学主义的西方文论所固有的。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就指出俄国批评不同于西方批评的独特价值。他指出别林斯基“具有一种令人瞩目的博大格局，献身于本国文学和社会进步事业的激情，这在西方是难以比肩的。”[2](317)
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文学现象，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普列汉诺夫、列宁在继承俄国批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创造性运用于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奠定了基础。之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虽然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但毕竟对20世纪世界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是探索了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相结合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道路。俄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本世纪初却遇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挑战。面对挑战，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并没有放弃历史主义，而是逐渐走向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普洛普、巴赫金、洛特曼、赫拉普钦科斯基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探索和积极成果。这种研究方法的探索体现了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独特价值和独特优势，它克服了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和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走上了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结合、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的道路。它既认同俄罗斯认识论文论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重视和排除其对艺术形式结构的忽视，另一方面又吸取西方文论对形式、结构的重视和纠正其离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偏颇。这就为世界文论的发展找到新的出路，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3]
其次是立场，要在研究中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主体立场，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努力发出中国学者独特声音。
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前面提出的重翻译轻研究，另一个就是在研究中照搬苏联学者的看法，缺乏自己独立的看法，缺乏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几乎成了苏联文学理论批评的派出所，完全照着人家描红格子。在50—60年代，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我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完全照搬苏联文学理论教科书的体系和观点，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界有什么动静我们马上紧跟。听作协的老人说，苏联党报党刊一发表有关文艺问题的社论，我们马上组织人连夜翻译，立即组织学习贯彻。新时期以来，情况有好转，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然，我们要建设中国的文学理论一定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学理论，但不能成为别人的附庸。在以往的文化交流中，文论交流中，我们更多的是强调为了更好理解别人必须融于其中。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巴赫金认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动力”。他所说的外位性就是文化的主体性。他指出“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4](370)事实上也是这样，只有文化对话和文论对话的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这样双方在对话和交锋中才能显现出自己深层的底蕴，也才能使不同的文化和文论在对话和交锋中互相得到丰富和充实。
要在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中坚持主体立场，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要在研究方面下大工夫，研究不等于介绍，研究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已往认为只要中国学者写出“某某作家在中国”、“某某文论家在中国”的文章，并且到苏联学术讨论会上去宣读，就是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当然很好，但我们不能满足这一层面的“中国声音”。真正的“中国声音”应当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独特见解和做出的理论概括。这当然有很大的难度，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二是要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对俄苏文论做出富有民族特色的独特阐释。钟敬文先生在研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时，就指出狂欢文化现象是人类的精神现象，这是共性；同时又指出各民族的狂欢文化现象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认为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现象在表现人的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反抗抨击僵化的制度和规范时，更突出表现出一种抗争精神、一种对扼杀人性的两性束缚的抗争、一种对官方欺压百姓的抗争。此外，中国的民间狂欢还保持宗教法术性质，并带有民间娱乐、民间商业等种种其他因素。这就是巴赫金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声音。一些高校的青年学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用“体悟”，用“诗性启示”来概括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特征，这也是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一切都是在俄苏文论研究中坚持主体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应当加以充分肯定的方面。
第三是旨归。就是要重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理论资源和理论启示，做出自己的贡献。
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做贡献。而长期以来国内的俄苏文学研究、俄苏文论研究往往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同国内文学界、文论界不搭界，缺乏交流对话。由于在很大程度脱离中国的实际，就很难发挥自身的影响和作用，长久下去研究就慢慢失去生机和活力。这方面我们先辈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鲁迅当年翻译和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为了国内革命文艺发展的需要，为了克服革命文艺队伍中“左”的倾向。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校正我——还因为我而及于别人——的偏颇”。[5](6)正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鲁迅为俄苏文论的译介才在当时发挥重要的作用。
面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际，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和研究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笔十分重要的理论财富，它的丰富的理论批评资源，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批评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启示。特别是在国内文论界向西方文论一边倒的时候，在国内文论界存在“偏食”现象的时候，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以其鲜明的社会激情和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等独特的理论价值，会对西方文论起一种纠偏的作用和互补的作用，这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
要做到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就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要加强俄苏文论研究者和中国文论研究者的交流对话。俄苏文论研究学术讨论会要请中国文论研究者参加，中国文论研究学术讨论会也要请俄苏文论研究者参加，只有两种研究的结合，两支队伍的结合，才能促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