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期的文学生活——《今天》(1978—1980)“读者来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信论文,时期论文,读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刊物《今天》，近些年已经发表了多种资料和学术成果。这些著述多以《今天》的前史(比如“白洋淀诗歌群落”和“地下文学”)、《今天》上发表的诗歌作品以及作者为重点，而对《今天》的传播状况和读者接受关注不够。原因自然是资料的缺失：目前可以看到的读者资料以零散的回忆性文字为主；回忆者基本是当时的编辑，兼有一些专业读者，即成名的作家或批评家①。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低估《今天》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无视《今天》是一个公开发行(而非“地下”)的刊物。 笔者有幸从《今天》编辑部的成员鄂复明先生处得到一批《今天》编辑部的原始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订户与读者来信，多达一千余封。除此之外，还有编者复信、读者稿件以及非常详尽的订阅资料、收发记录等等。这批资料不仅对研究《今天》的发行与传播有重要价值，而且对认识和理解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社会与文学转折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也可能起到参照作用。本文是笔者对这批文献内容的大致描述和初步研究，供学界参考。 一、一份公开的文学刊物 据鄂复明先生回忆，在《今天》创刊到停刊的不到两年的时间(1978年12月到1980年10月)里，收到全国各地近千封来信②。如果大致以“两年”和“千封”计，几乎《今天》编辑部每天都可能收到读者投函。考虑到当时远远说不上明朗的政治走向，以及这是一份最初靠张贴扩大影响的刊物，很容易想见当时的读者对于《今天》的热情。 订户以刊物创办地北京为最多，共258个，接近全部在册524个订户的一半③。有很多订户是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纪念堂等公共场所看到张贴的《今天》或购买了零售的《今天》，一读之后，或心有所动或意犹未尽而致信编辑部④。除此以外，还可以从信件中了解到其他读者获知《今天》的途径：京籍插队知青或外派工人回北京看到了张贴的《今天》；在北京的亲友的来信向他们热情地介绍此刊；非京籍人员到北京出差、上访或探亲访友时在西单、王府井、纪念堂、虎坊桥等地读到了此刊；还有的人只是听说北京新创刊了一份有活力的文学杂志，托人打听到了邮政地址。 “同时代的人遥距千里，《今天》将担负起联结我们的使命。”⑤订户谢舒在1979年9月8日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即便放在当下，《今天》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也足以令人惊叹。从地域分布看，除了江西、西藏、台湾和澳门外，包括香港(有9个订户)在内的其余二十八个省级行政区域都有订户，其中不乏“宁夏永宁养和公社王太学校”⑥这样比较边远的地址。此外，《今天》订户中还有多名在华留学生，香港也有刊物转载和评论过《今天》刊发的作品。 从信件内容看，很多订户在当时就意识到了民间刊物和《今天》存在的价值。有订户认为，在《今天》上揭载的作品“远远超过了当今报刊的作品的水平”⑦，“一份刊物相当于十万军团，她带给人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⑧。有订户在索要订阅卡的信件中，引雪莱的《自由颂》“一见到你曙光的前锋，/暴君和奴隶都成了夜影”，表达他对《今天》的感受和期望⑨。还有读者认为《今天》是活动的“民主墙”：“其思想大有启蒙运动、新文艺运动时的解放，其作用，不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斗争。”⑩“《今天》应最大限度地发行和扩散，这是一种极有希望和生命力的事业。”(11) 诗人西川曾提出《今天》的出版形式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间诗歌刊物开创了一个“小传统”(12)。他的说法得到不少人认同和引用。从《今天》始终未获正式注册和自行编印等方面看确实如此，但从刊物发行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有待辨正。后来的民间诗歌刊物(知名的如江苏的《他们》、四川的《非非》等)的读者与《今天》的读者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以人数和范围都非常有限的同好为主，传播方式以赠阅、交换或极少量的邮购为主，只能算是圈子的内部读物；而上述《今天》发行的实绩表明，《今天》在当时是一份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公开刊物。以往学界将《今天》看成“地下”刊物或“地下文学”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刊载过很多“文革”时期写作的“地下文学”作品；但经由《今天》发表后，这些作品得以向社会公开，并产生了可以确证的读者回应，此时再用“地下文学”的角度视之，就很难对从“文革”到“改革”的文化文学生态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13)。 此外，诗人柏桦曾在《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贵州和北京》一文中提出“《今天》的成功模式与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极相似”，并将之和前苏联与东欧的“萨米兹达特”并称(14)。实际上，“萨米兹达特”(Samizdat，更常见的译名是“萨米亚特”)几乎完全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主要用各种隐秘的方式在“地下”的文学圈或文学爱好者中间传阅。与之不同的是，《今天》不仅通过公开张贴、零售和订阅的方式发行，还曾向主管机构提出过注册申请，有公开的编辑宗旨和固定的编辑部联系地址，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频频被诸如《诗刊》这样的全国性刊物以及《安徽文学》等地方性刊物转载。很多和《今天》同一时期的民间刊物在当时多次声明，他们不愿意被看作“地下”刊物，因为这会成为一种“欲加之罪”。而在“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获得了某些正面意涵的当下，再将之视为“地下文学”会不会显得有些悖谬?特别是，促使《今天》停刊的意识形态力量，一直借助所谓“非法”、“地下”等措辞来渲染包括《今天》在内的民间刊物的异端色彩，为其审查的合理性说项，在《今天》已经可以被公开讨论的当下，再通过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式，来遮蔽《今天》的公开性，并强化其对体制的对抗性因素，会不会形成另一种新的文化上的审查? 二、作为青年的读者 从订户的社会身份看，《今天》的读者来源非常广泛，有工人、大学生、研究生、军人、待业青年、知青、教师、机关干部、艺术工作者、来京访民等等，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在读的高中生。但从年龄来，绝大多数读者都可以看成是宽泛意义上的“青年”。 讲述青年的故事是当时逐渐制度化的“伤痕文学”的重要部分。作为“文革”后修复中的文学体制的第一个产物，刘心武的《班主任》发现“青(少)年”受到了“伤害”。有学者认为，《班主任》一举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是因为它“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构成了对“‘文革’政治的全面颠覆”(15)。虽然“革命青年”成了“反面人物”，但革命故事还是要讲下去，即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还要延续下去。在《班主任》中，同样经历了“文革”的班主任张俊石就没有谢惠敏和宋宝琦那样的转型之需，他抢在这些“受害者”的前面先行进入了“新时期”，并反过来“救救孩子”。可以说，一个受伤害且需被挽救的“青年”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伤痕文学”建构自身的重要动力和依托。“青年”进入“新时期”的前提，就是要在这样一个模式中先讲述自己施害或受害的经历，然后在引导下觉醒并成长。这个“青年”的故事成为“文革”后弥合意识形态裂缝的国家叙述的重要部分。 在写给《今天》的信件中，也有很多订户坦承自己因“文革”形成的“深深的内伤”(16)。在信中，他们写出了“文革”结束后并未迅速进入“新时期”的青年的思想状态。有读者说：“过去十几年中、小学生活，未曾使我懂得什么是生活，更不知怎样生活；走上社会的几年中，飞旋着扑面而来的生活风浪，使我虽竭尽双手之本能，也难抵挡其凶猛；虽急睁双眼，亦难识其奥妙。我惆怅地感到：生活真是个谜!谜!谜呀!”(17)有订户则写道：“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代怎样的人呵!我也是一个畸形者，24岁了，还没有一个可以献出整个身心的信仰……”(18)尽管如此，这些青年并不认可上述“伤痕文学”话语所派定的位置。这一点，从当时很多读者对《今天》上发表的林中的评论《评〈醒来吧，弟弟〉》的高度评价中明显地感觉出来。 这篇评论对刘心武当时的另一篇小说《醒来吧，弟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小说中，刘心武塑造了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青年形象彭晓雷，他精通业务却在“新时期”不能“认真、乐观”地工作，而是满眼都是“流毒、阻力、困难、挫折、阴暗面……”；作为教师的哥哥则希望通过“开导”来“治愈这部分人受了伤的心灵，恢复他们对真理的信仰”。《评〈醒来吧，弟弟〉》一文对这种角色安排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与刘心武把“弟弟”处理成负面典型不同，这篇文章认为“弟弟”“一直是这个时代最觉醒的革命力量”，“他们仍在不停地思考、探索和追求”，他才是这个时期的“新人”，“弟弟倒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典型：他并没有因为战胜四人帮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忘掉对社会现象矛盾加以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为打倒四人帮而欢乐，不久却又变为消沉，正是由于他比同时代许多人思想更敏锐、道德品质更为正直的结果，他的斗争是以消极方式进行的”。文章进而提出：“文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教育工具，只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的和残存的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四人帮，这是不够的。”(19)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天》的创刊号上，很快在读者中引起反响。来信除了对该文观点“表示热情支持”(20)外，甚而有读者声称正是这篇文章让他下定决心向《今天》提出长期订阅要求的(21)。 在《今天》的读者中，不乏这类不愿意接受“伤痕文学”或“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询唤的人。他们看了《今天》“很受感动。因为它唱出了我们这代青年人久已郁结在心中，而一直没有机会唱出来的心灵之歌”(22)。一位塑料厂的青工来信说：“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还都糊涂着：被一些冠冕大言和微薄的施舍堵住了嘴，被古老的封建残余和他们自己的市侩思想遮住了视线。你们的‘今天’不仅使人们明白了很多道理，也使那些游在‘红尘’之外的青年有了更多的思想和希望。”(23)读者张鲁说他一天读了两遍《今天》上发表的北岛的小说《波动》，认为“它是迄今为止以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人为题材的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篇小说。我等着看它的连载”(24)。与“伤痕文学”中那个被作为“文革”罪证且急需“引导”的“青年”相比，这些读者从《今天》中发现：“经过这十年和林彪四人帮的复杂斗争，中国的青年一代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坚强，成熟，清醒了，他们挺起肩膀和人民一起负起了历史的重担。”(25)其中，《今天》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今天》引我思考，给我勇气。我敢说：一切看过《今天》的年轻人都会说出这句话。”(26) 三、读者来信中的《今天》 “在今天的时代，诚挚的热情是何等的可贵，但真正的付出行动比什么都可贵。”(27)读者肯定《今天》的“行动”的同时，他们也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今天》的赞赏和支持。很多读者为《今天》投寄了自己写作的诗歌和小说，还有很多人遗憾自己文笔不够好，不能给《今天》写稿，但声明自己能刻蜡版、能找到打字的地方，或干脆说自己有的是力气，可以帮《今天》干活儿。一位读者在天津“民主墙”贪婪地读完了张贴的《今天》：“我的心已被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产生的心理状态所占有，我要为《今天》撰稿，为《今天》筹款，为《今天》大喊大叫。”(28) “筹款”一说来自《今天》的“征订启事”。该启事在说明《今天》的编辑理念之后，希望读者能订阅刊物或对刊物有所捐赠，以帮助《今天》度过经济难关。这则启事很快在读者里引起了反应，有不少人通过邮局向《今天》捐赠，捐赠额度从一元至两元、五元、十元不等。这种解囊义举一直延续，直到《今天》停刊并彻底停止活动之后还有读者在投书和捐赠。除了捐赠，更多读者是以长期订阅刊物的方式来表达支持的。《今天》采用的是预付款订阅的方式，流程是先由读者向编辑部索取订阅卡，读者收到填毕连同预付款寄回编辑部，再由编辑部根据读者要求逐期为其寄送刊物或编辑部印行的《今天》文学丛书；在预付款即将用完时，编辑部会发一份账目清单给读者，并附上续订通知。读者订阅《今天》的预付款包括工本费和邮费，根据读者意愿大致在两元至五元不等。考虑到《今天》的读者多以青年为主，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从读者述说的情况看，有不少人经济比较困难，尤其是一部分待业青年。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读者每月工资大多在二十多到三十多元，大学生的助学金一般不过十几元。并且，很多人的收入除了自用外，还要贴补家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长期订阅刊物，并明确要求编辑部在预付款不足时再发续订通知。 相对于零售，订户的预付款是《今天》最大一笔收入，给《今天》以很大的帮助。但读者给予的《今天》远不只这些，无名读者的热烈呼应给了《今天》同仁最多的精神支持：“在最初的三个月，赵一凡先生即将来信精选、抄录，甚至做了校对，编辑了三本《读者来信》，由《今天》成员李鸿桂女士和几位不知名的志愿者复写五份，送交《今天》作者和工作人员传阅，激励他们的创作和工作热情。”(29)可以说，读者的支持应该是《今天》在经济困难和政治压力之下勉力坚持两年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各种文学史叙述中，《今天》及当时其他一些刊物越来越被描述成对抗性的存在。而在这些当时“在场”的读者眼里，至少《今天》并未因没有刊号而被看作是对抗性的，尽管读者有时会使用“非法刊物”这样的字眼，但大都是对一些官方文件或流俗看法的引用。他们常常在嘲弄性使用(一般以“加引号”的方式)后，再写出自己对《今天》的真实看法。比如有读者认为尽管《今天》是“非官方的、非‘法’的”，但“在历史不停的递进的过程中，遗留下来足以反映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东西”倒应该是《今天》。有读者想收藏完整的《今天》，是觉得“本来就不十分容易，所以在将来再欣赏、再回顾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尽可能完美的文献”，并因此提醒《今天》的编者能“珍重自己的劳动”，“应一丝不苟的把出版工作看作是对历史、对有良知的人们的强烈的责任感”(30)。 读者对《今天》较常见的定位是“反映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生活”的“非官方的民间刊物”、“庶民之花”(31)。也有读者通过强调《今天》与官办刊物的区别，来表达对它的赞赏，但不是出自政治对立，这从读者不断正面引用“现代化”、“百花文学”、“华主席”甚至“革命”之类当时的政治惯用语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像“现代化”这样的说法同样出现在《今天》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只不过和当时官办刊物中的宣传意涵相比，《今天》里提到的“现代”、“现代化”更少意识形态色彩，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也更加丰富(32)。还需注意的是，除了张贴、散发、邮购外，胡耀邦、陈荒煤等国家党政、文化领导人都是《今天》的赠阅对象(33)。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革”后各种社会力量在“改革”、“现代化”等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 这种共识反映到读者对文学的理解里，是他们对“真实”、“现实”、“生活”、“感动”、“希望”的强调。一位自称是“总政文化部创作人员”的读者写道：“你们的作品无论趣味和情操都是崭新的，罕见而又真实……感谢你们的作品给我带来的深深的感动和清新而深沉的思索。握你们的手!”(34)安徽的一名中学教师信中说：“文学是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部分，文学不是‘符号学’、‘信息学’、‘造型学’，文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学’、‘心灵学’。”(35)有读者提醒他们注意“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但特别指出“切不要忽视艺术的社会功能——作者不仅诉诸艺术形象真实反映生活，给读者以美感享受，而且应对读者有所启发，使读者受到教益……以推动时代前进”(36)。从当下的文学观念看，读者们的这些看法或许粗浅，但他们在来信中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与后来的文学研究者大异其趣，后者经常关注的重点是《今天》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而文学的社会功能差不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研究界日渐离弃的东西。 这种离弃极端化的结果，则是文学从社会生活中退守直至被边缘化的开始。或许，在这个时候再来读一下“文革”到“改革”的转折期——也是当下很多文学观念的“起源”处——读者们对作家的工作意义的理解，会有别样的感受：“粉饰不是文学，是娼妓，而呲骂也当是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的文学探索者所不为的，出出气，毕竟浅薄。你们是在干着真正的文学事业。……写人的命运，挖掘灵魂的深处，耕耘那理性世界之外的荒凉，这不正是你们的努力所在吗?这在今天这个中华民族正经历着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的时代，你们工作的意义不是显而易见的吗?”(37) 四、有蒙共启的公共平台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通过信件呈现出的仅仅是1978—1980年读到《今天》以后，有意愿有能力给《今天》写信的读者。从严格的统计学的意义上说，将他们视为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折时期的文学读者，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承认这一点，并不影响这些信件的珍贵价值。首先，这些信件的作者实际上也只是《今天》读者中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读者“蜂拥”在西单“民主墙”前“四五层的人墙”(38)里。再者，《今天》张贴在别处时还有大量的阅读者和抄写者，而且《今天》被邮寄到了某处之后还有更多的传阅者、抄写者以及讨论者，虽然这些个体的数量以及《今天》对他们的影响已经很难评估(39)。 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今天》在内的当时的民间刊物的存在价值远远大于刊物本身。它们所提供的，实际上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开放的文学讨论和思想交流的平台。遗憾的是，这一公共平台存在的盛况并未完全进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潮流的学者的视野。以近些年学界论述较多的“新启蒙”为例，其中对启蒙的理解似乎只是这样一个过程：极少数的知识精英负责文化与思想的生产，然后传播出去，更大范围的启蒙者在接收到相关信息后消化、吸收或实践。而在《今天》的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尽管围绕《今天》有一群如今看来似乎比较精英的作者群体，但事实上在当时的读者眼里，这些人只不过占了天时地利(在北京得风气之先)之便，是值得赞扬的行动者，但并不是真理在握的启蒙导师；读者之所以积极投书和订阅，是因为把自己看成了这一民间交流平台的建设者和赞助人。这和之后由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来促动的启蒙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时期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是二位一体的，可能他们所处的社会领域不同，对文学与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但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用或许稚嫩但真实的看法和行动真诚地参与到一份刊物的运作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文革”后社会重建的过程中。在这里，“意义并非私有财产；相反，意义是‘参与的共性’，是‘行动的方法’，是‘使用事物的方式，并以此实现共享的手段’，是‘可能的互动’”(40)。 借用政治哲学家的观点，围绕这些民间刊物和它们的读者所展开的交流更接近于另一意义上的启蒙——即“有蒙共启”，而非惯常意义上理解的“你启我蒙”。所谓“你启我蒙”是“从外部强加给的启蒙”，“是一种仅仅把启蒙当做启蒙者自身的封闭性事业”，而“有蒙共启”则是“启蒙者不能置身启蒙范围之外，单纯以启别人之蒙为职志，他本身既是启蒙的行动者、也是启蒙的对象”(41)。之前学界围绕《今天》的作家作品研究，大多数仍是精英启蒙的视角，而这里的读者来信，包括他们的订阅、捐赠、投稿、奥援(参与印刷或发行等)以及呼应、点评、鼓励、建议和倾诉，则佐证了当时公众意义上的启蒙的存在(42)。在这种高度自愿的互动中，不是个人被动地被社会塑造，而是个人通过互动塑造他们自己，而社会也因此得以形成和存在。 至于在“转折时期”这种“有蒙共启”的热烈场面，何以变成了后来的“你启我蒙”，以致于人们对80年代的“新启蒙”的认识也停留在后者上面，是非常值得提出并研究的问题，但不是本文的任务所在。在这里，希望通过对《今天》的读者及其来信的一番钩沉，提请学界在那些已经被固化的概念(“新启蒙”、“地下文学”、“伤痕文学”和“纯文学”等等)之外，注意类似这样的历史细节：1979年初春，在北京西单的一堵长一百多米的灰色墙壁上，贴满了各种或粗糙或讲究的标语、宣言、申诉材料和自印报刊，《今天》是其中比较显眼的一种，这是文学在当时的真实处境；在墙壁前人头攒动的读者里，有这样一个青年，在北风中，从《今天》的蓝色封面看起，“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冻僵”，“因为我像是感到这十几年里我在寻求的东西，在你们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最后他用冻得哆哆嗦嗦的手抄下《今天》的地址——寒冷不只来自于当时春意料峭的天气，还有随时可能降临的政策的“倒春寒”；第二天，这位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即致信《今天》，在谈了自己的阅读体会以后，捐赠一元并要求长期订阅，用他信中的话说，就是从那天开始他成了《今天》“积极的赞助人和热心的读者”(43)。对于那些抽象的历史概念来说，这早已被遗忘的“文学生活”或许可以提供更鲜活的认知和必要的矫正。 特此对《今天》的资料保存人鄂复明先生表示真挚的谢意与敬意!《今天》停刊后，相关资料由赵一凡先生整理并保藏；1988年赵先生去世后，由鄂复明先生保藏至今，其间的不易和坚韧令人感怀。值得祝贺的是，2013年这些资料被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特藏。 注释： ①参见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刘禾编《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北岛近年来接受的诸多有关《今天》的采访。 ②(29)鄂复明：“读者来信选辑之一”，http：//www.jintian.net/today/html/89/n-16289.html：2012-09-04。 ③这里的地域统计是以订户的邮寄地址作为地域归属的依据，未考虑个别地址变动为另一区域以及代其他地域读者订阅的情况；另外，《今天》共有订户编号682个，但部分订户信息缺失。 ④读者马娅莎来信(1979年2月26日)写道：在“聚讼纷纭”的“民主墙”上，唯有《今天》看后“虽有疑惑受益不浅”，只是由于“平日工作加学习紧张不堪，只能抽空前往‘民主墙’，浮光掠影，匆匆而过，实在不足解人之渴”。 ⑤读者谢舒来信，1979年9月8日。 ⑥读者王进宁来信，1979年3月24日。 ⑦读者杨晋毅来信，1979年3月29日。 ⑧读者徐乃建来信，1979年3月30日。 ⑨读者陈绍明来信，1979年2月23日。 ⑩读者白雪来信，1979年2月26日。 (11)读者陈剑、汪东元来信，1979年9月9日。 (12)西川：《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469—472页。 (13)《今天》虽然发表了大量写作于“文革地下文学”时期的作品，但如果从整个刊物看，特别是从其刊载的小说看，《今天》上发表“新写”的作品要远远大于“文革地下文学”时期。 (14)柏桦：《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载《立场》2006年第1期。 (15)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16)读者常金兰来信，1979年3月20日。 (17)读者孙玲玲来信，1979年2月28日。以下所引用读者来信的日期除特别注出外均为信件中的落款日期。 (18)读者郭玲来信，1979年2月28日。 (19)林中：《评〈醒来吧，弟弟〉》，载《今天》第1期。 (20)读者李殊晖来信，日期不详。 (21)读者齐解来信，1979年2月24日。信中原话是：“看了你们两期刊物，并在第一期批评刘心武的评论旁加上注表示支持。愿成为长期订户，请寄两份订阅卡来……” (22)读者石钟来信，1979年9月15日。 (23)读者张四军来信，1979年9月19日。 (24)读者张鲁来信，1979年9月12日。 (25)读者张鲁来信，1979年11月5日。 (26)读者陈颖军来信，1981年2月6日。 (27)读者张赤杰来信，1981年4月13日。 (28)读者周新生来信，1979年3月7—8日。 (30)读者张心先来信，1979年3月4日。 (31)读者温亦兵来信，1979年12月17日。 (32)拙作《为何没有“西方现代派焦虑”：从译介的角度重读〈今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对此做过分析。 (33)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第386页中收录了一张《今天》的赠阅名单，从中可以辨认出这些名字。 (34)读者杜学来信，1979年2月27日。 (35)读者鲁辛甫来信，1981年3月4日。 (36)读者崔青慨(署名兰天海)来信，1979年8月19日。 (37)读者张华来信，1980年6月11日。 (38)西单“民主墙”在“高潮时，每天从黎明到深夜，平均有四万人轮流阅读”(参见刘胜骥《大陆民办刊物的形式和内容分析：1978—1980》，[台北]留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39)小说家和诗人韩东在回忆里说：“1980年寒假归来，我与《今天》隔空接触，其心神俱震至今记忆犹新。……让我不能自拔，且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写诗这条不归路。之后，我又将《今天》带往了所在的山东大学。”(参见韩东《〈他们〉或“他们”》，载《天南》2013年第15期) (40)J.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41)任剑涛：《启蒙的自我澄清》，载《读书》2010年第11期。 (42)参见陶东风《“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评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对《七十年代》一书中“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精彩分析。 (43)读者赵耀来信，1979年2月28日。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班主任论文; 地下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