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结构的变革与前景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前景论文,结构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日本农业虽然在战后经济复兴的带动下经历了大约15年的高速发展，但自7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着国内食品供需及国际情势的变化，一举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局面。此后，经历了生产减速、生产停滞的时期，农业问题的症结从由于农产品供给过剩导致的供需调整迅速发展到确保从事农业经营者、对农业后继者的培养、农业山村的活性化等保全农村社会的诸问题。在保持有巨额贸易顺差的今天，这种情况成了许多外国攻击的目标。因此，今天的农业问题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产业、经济问题，而且成为影响到执政党、政府行为的重要政治问题。目前，日本的农业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尽管日本农业存在深刻的结构问题，仍然拥有可以称之为亚洲最先进设备的农业。它一方面表现出在过度保护政策下产生出的弱点，同时，又具有植根于日本或东亚所特有的风土、农业生产方式、饮食习惯及饮食文化的优点。日本的农业状况并非是正待下沉的航船，而是行进在危险坡道上的汽车。如果现在刹住车不动，只会给他人增添麻烦，进退的决断必然迟早都要作出。如果放开车刹，势必失去控制，不可避免地出现倒退。只有一边踩上加速器，一边适当地放开制动刹，才会有所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原因正是在于没有对策。
日本农业所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彻底解决的时候。为了促进问题的彻底解决，促进结构的变革，有必要进行长期的实验和探索。在本论文中，以立足于日本农业为基本点，试就其所面对的技术性、经济性、社会性诸制约因素或可能因素予以论述，并指出结构变革的方向和基本条件。
二、现阶段制约日本农业的基本要素及存在的可能性空间
日本的农业既然可以比拟为行驶在坡道上的汽车，要知道这部车具备有多大力量，就必须对其内部结构，以及各部件装置所具有的机能进入深入的考察。那么，日本农业在内部和外部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制约条件，究竟还蕴藏着哪些可能性？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必要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是需求方面。对于需求而言，农产品进口与国内食品消费量的饱和是经常讨论的题目。这两点其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起来加以综合分析比较合适。但是为了便于理解，在此分别加以论述。
日本在以技术立国的同时也以贸易立国。日本经济的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自由贸易。当然不能由此就要立即无条件的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在地方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有所抬头的今天，如何制止这种现象的发展，已是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及将来发展的问题。当前正争论的关于关税及一般贸易协定交涉，特别是其中的农业交涉，日本应为达成一致的协议而作出努力。即：应当坚持的要坚持，应当让步的就让步，以利于促进交涉的成功。这也是对自由贸易体制的支持。至少进一步放开现阶段的市场，有利于日本农业的将来发展。
问题不在于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到什么程度为宜，而是在开放的体制下，日本的农业能否得到保持，如何保持。换言之，归根结底是在开放的体制下，日本农业存在的可能性空间究竟有多大。
从以下诸点可知，即使扩大现阶段的市场开放度，日本农业仍有可能维持和发展。
第一，在围绕日本农产品市场的方针策略中，日本农户是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上。市场的占领虽然与各种因素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赢得消费者。如果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并及时进行生产调整，组织适当的销售策略，是没有理由失去现有市场的。要抓住消费者的需求，有必要了解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饮食文化、购买欲望及嗜好等等，这些情况，没有人能够比日本农户更了解消费者。再者，东北人喜欢什么，关西人挑剔什么样的饮食，九洲、冲绳的人有何癖好。这些与食品竞争战略密切相关的地域、季节等详细情况，只有日本的农户清楚，没有任何人象日本农户那样了解得及时准确。
第二，众所周知，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即使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较也是高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农产品价格的绝对水平与工资收入体系和消费水平，与农产品以外的生活消费品价格、生活保障水平等国内因素，以及汇率比例的变动等国际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把食品价格与其它因素割裂开来考察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不是价格绝对水平的高低，而是国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以及消费者对食品的购买力。关于国民消费食品的潜力，看一下恩格尔系数就能明白。1991年，日本（东京）的恩格尔系数在20.1。这同美国（纽约）的13.1，加拿大（多伦多）的15.9相比较，仍然处于高水平，但是，与英国（伦敦）的20.8，法国（巴黎）的19.2，德国（汉堡）的21.0相比，则差异不大（平成四年度农业白皮书附属统计表）。总之，日本国民的食品购买力与欧洲共同体主要先进国家是并列的。也许日本的消费者对食品价格有许多不满，可是实际上对食品的消费支出并不困难。一般消费者对食品支出的能力反映出国民对食品价格变动的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农业的结构改善和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活动，其展开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
第三，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常常主要指的是大米市场的开放。日本农业的象征是稻作物，目前，仍然还是水田农业基本作物。然而，重要的是日本农业并不仅限于生产稻米。在第一表中，从耕地的利用、食品的供给、农业收入、消费支出四个方面显示出稻米在日本农业中的地位变化状况。1991年在耕地面积中，稻作物面积的比例，食品支出及其在家庭消费支出中大米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9%、6.2%、1.6%。
从以上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日本农业＝水田农业”和“食品保障＝大米保障”的图式。在水田利用方面，虽然还具有现实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已经显得稍稍落后于时代了。
有关这一问题，有必要了解大米生产的结构情况。通过从地域差别、专业兼业差别、阶层差别三个方面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大米在毛生产额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表明大米在农户农业收入中所占的地位，假如大米市场开放后，它可以反映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这在日本国的不同地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在九个农业区域中，大米收入占30%以上的地区有：东北(45%)、北陆(66%)、中国(34%)、近畿(30%)，共四个地区。其余五个农业区域的大米收入都在21%以下。（平成二年度农业生产收入统计）。由此不难看出，最容易受到开放大米市场影响的是北陆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些地区既是日本大米的主要产区，也是稻米大规模经营最有希望的区域。
2.从专业兼业农户的情况看，水稻生产贩卖金额占首位的农户比例，专业农户占32%、第一种兼业农户占40%，第二种兼业农户占75%。虽然兼业程度愈高的农户更偏重于水稻生产，但两种兼业农户都是农户中的收入安定层，水稻生产收入的变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较少的。
3.各阶层中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农户比率，0.5公顷以下的阶层占62%，0.5～1公顷的阶层占54%，5公顷以上的阶层占31%。生产规模愈大受市场开放的影响愈小。（1990年农业普查）。
从以上三点来看，即使开放农产品或大米市场，短期间里，并不会给日本农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换句话说，即使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还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改善日本农业的结构。
下面再来看看国内食品消费量的饱和问题。从“食品需求表”中国民每人每天的供给热量指标来看，的确其数值自1986年以后在水平状态推移，国民的食品消费在量上已达到或接近饱和状态。但这毕竟只是平均的、一般的倾向，在现存的消费者价格、收入水准条件下形成的结果。利用1991年“家庭消费调查年报”资料计算食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可以得到有意义的正值，将其反过来推算，则可以得到需求的价格弹性有意义的负值。即收入水平如果上升，食品消费仍然可以增长，意味着随着收入的上升食品消费的多样化、高级化倾向会进一步增强。另外，不是从平均倾向，而是从各个阶层食品消费看，年收入在150万日元以下的阶层，随着收入的增长，恩格尔系数相反上升，即出现“恩格尔系数的反转”现象。（山田三郎“改订食品经济”1993）。将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一般来说，食品消费虽然已经趋于量的饱和状态，但伴随着消费面的扩大或收入的上升仍然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
再从供给面看看日本农业的制约要素和可能性。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既然是产业，当然就应按照经济发展和衰退的规律来运动。根据经济发展的理论，产业的发展是由构成其供给要素的稀少资源的充实而实现的。农业的基本资源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四个方面。其中难以通过人的努力调整的只有称之为根本资源的土地。其他的资源是可以通过一国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另外就日本农业的情况来看，资本要素与其说是制约因素，不如说已处于过剩投入状态，可以略而不论。下面试从其他的三个供给要素来看看日本农业的制约要素及其中包含的可能性。
1.劳动力 在考虑将来的农业发展和农村活性化时，劳动力问题是经常被谈论的课题，高龄化、兼业化、后继者不足等所谓农业承担者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如果仅就劳动力的高龄化率、兼业率、预定后继的农家率等统计指标来看，的确不得不接受在此之前的严峻看法，但在考虑到将来农业承担者问题时，有必要注意到第二表中揭示的事实。第二表是表示1990年时都府县中农业劳动资源和耕地资源的相互配合关系。50岁以下从事农业的骨干人数中，每人经营的耕地面积仅2.2公顷，同样40岁以下的阶层则达到4.5公顷。如果象这样从“劳动—耕地”的配合水平来看，现在的技术体系还有充分的潜力。如果再加上辅助劳动力，那骨干层劳动力与其说是不足，不如说是过剩状态。即除开部分地域外，至少在今后10～15年内，对农业承担者问题并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农业承担者问题，与耕地的整备状况、技术进步、价格政策以及地域政策等许多因素相关连。如果能够通过土地基础的整理和耕地的交换分合来改善耕地零细分散的状况，那农业经营者量的确保和吸引新人都是可能的。以后在考虑农业经营者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到量的方面，更要注意到质的方面。这可以理解为为进入新时代，对农业中人的资本的投资。就这一点来说，以强大的国民经济为后盾的日本农业，与亚州各国相比，具有更加有利的条件。
2.土地 除开地价因素，从供给来看土地的制约因素，有土地所有的零细分散结构和丘陵山间地域这两个问题。零细分散的农地构造，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亚州季节风地带无可避免的结果，但通过法的调整，改正关于农地的法律，以及关于农地流动的政策的调整，仍然留有改善的余地。
丘陵山间地域大多处于条件不利的地带，很难期待展开大规模的水田农业。但可以展开高冷地蔬菜、花卉、与林业相关连的生产活动（椎茸，花卉以外的观赏作物）、开发旅游观光产业。条件有利或不利可以通过经营项目而得到改变。如果发现适合于自然条件的战略项目，条件不利地域则可以转化为条件有利地域。多样的地形、土壤、温度条件为农业多样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
3.技术的进步 明治以来技术的进步为日本农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小、中、大型并存的机械化技术的进步、新材料、新设备的开发、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以农协为基础生产、流通共用设施的建设等等，为适应山区、丘陵、平原等多样的自然条件，专业、兼业、妇女、高龄等多样的农户、劳动力结构，大、中、小规模的多样的经营结构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不论在哪个地域，都能看到适应于自然生态体系的多样的高效率的生产系统，高效率的流通系统。这些构成了今后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继续存在的基础。
同时，农业的技术进步也存在着缺陷。机械化技术的进步推进了以水稻生产为中心的进步。但在食品消费支出中，可与大米需求相匹敌的甚或在其之上的蔬菜生产领域，技术进步明显显得迟缓。技术进步的地域的偏向性也能看到。广泛地域大量流通系统的进步，抛弃了中、小产地，带来了使生产的多样化趋于消失的负面结果。
这样，日本农业在所有方面，既具有制约因素，同时又包藏着极大的可能性。
三、日本农业的模式选择
——对偏重扩大规模路线的批判
如以上所看到的那样，日本农业虽然受到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冲击，但决不是走上毁灭道路的开始。国内食品消费虽然已趋于量的饱和时代，但那是在既定的收入水平、目前的生产成本、并且是在平均意义上形成的，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改善，那食品消费的领域还会扩大。虽然有人在担心日本农业面临着高龄化、经营者不足等内部产生的毁灭危机，但那是因为吸引新人加入农业的条件还未完备，仍然可以期待法律的、政策的调整效果。日本农业是拥有大量先进设备、具备充分潜力的行进在山坡道路上的车辆。并不是斜阳西暮的产业，仍有许多开发不足或尚未开发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农业仍在发展之中，其可能性取决于其努力的程度。
日本农业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大量的困难，不如说是尚未找到应该努力的方向。这本来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其他产业也抱有同样的问题。汽车产业进入了成熟期，被迫转换经营战略，家电产业需求不振，正为最坏的销售业绩而苦恼。汽车、电气通信、半导体、电视等，所有的尖端技术领域都面临着新的国际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农业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同其他产业回归于相同的起点。在这个时期，努力解决面临的一个个难题自然是重要的，但就农业、农政的现状和解决问题的顺序来看，更重要的是探讨今后的出路、规划结构变革的蓝图。
那么，在以上所谈到的制约空间和可能性空间中，农业以什么形象出现呢？在此之前的农业政策，以助长“自主经营”为重点，但如众所周知，这种政策的实效是极有限的。结果，在去年6月农水省公布的“新的食品、农业、农村政策的方向”（以下，称之为新政策）中，放弃了“扶植自立经营”的招牌，以“所希望的经营体”形式提示出新的结构变革的方向。其特征在于以水稻生产为中心提示农业构造的模式。即约在由此十年后，单一水稻生产经营体的规模扶植至10～20公顷，混合型经营体的规模则提高至5～10公顷。由他们构成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对稻米以外的旱地作物和畜牧生产，“新政策”提出的计划是，酪农达到约相当现在2倍的经营规模（经营产牛40～80头），肉用牛达到超过现在3倍的经营规模（乳用种牛200头，肉专用种牛100头），苹果与桔子达到约相当现在6～7倍的经营规模（苹果经营4公顷，桔子经营3.6公顷）。这样，“新政策”把基本法农业政策下的偏重于规模扩大路线贯彻得更加彻底了。
但这样的模式，从以下诸点可以看出，还留有许多问题点，首先从需要面来看，至少可以指出以下诸点。
第一，“新政策”的基本想法如下，即用适当的价格为国民稳定地提供食品。阻止食品自给率的低下。为实现这基本的食品政策，就必须尽量提高生产效率，缩小农产品的内外价格差。为此就必须扩大经营规模。这样的想法，一见，是非常自然的合理的推论，但要注意到，在日本，这样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即使实现了如“新政策”所提出的大规模经营状况，由此所带来降低成本的效果对缩小内外价格格差的作用也是很微小的，几乎完全不能期待通过它来阻止食品自给率的低下。
这可以从第三表水稻作物生产费比较资料中清楚地看出来。表里所反映的日本全体农家的第二次生产费是泰国的18.4倍，加利弗尼亚的12.6倍，得克萨斯的9.5倍，即使经营规模达到30公顷的象国定农场那样的优秀的经营体，第二次生产费是泰国的9.1倍，加利弗尼亚的6.2倍，得克萨斯的4.7倍。正好达到如新政策作为目标的10～20公顷规模平均点的藤井农场，其第二次生产费用则分别是以上的13.1倍、8.9倍、6.8倍。“新政策”所指望达到的成本水平（费用合计）是降低到现在大规模经营层的8成左右（全体农家平均水平的5～6成），即使实现了上述目标，缩小国内外价格差距的幅度也是极其有限的。如果再加上汇率变动的因素，那要实现上述食品政策的基本目标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以合适的价格向国民稳定地供给食品的目标。这一目标中所谓“合适的价格”是十分含糊的。如前所述，判断食品价格是否合适时，价格并不是绝对标准，而应由消费者的富裕程度，或是由反映消费者购买食品时经济状况程度的恩格尔系数。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0%，而且这个系数为食品已达到量的饱合这一有力后盾支撑着。虽然与美国的食品价格相比，日本的食品价格比较贵，但从以上两个事实来看，称其为合适的价格水准也未尝不可。另外，从第一表中家计费里大米所占的比例来看，消费者米价即使下降2～3成，对国民的生活不应有太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国民对今后农业、农村与其说是要求更便宜的食品，不如说是要求价格不变或虽稍高，而安全、新鲜、味美、多样、高级优质的食品。偏重于扩大规模的路线，不仅不能适应这样的消费需求，而且由于单一的大规模的经营，甚至潜伏着造成生产过剩的危险性。
第三，在被称作饱食时代的今天，国民对农业、农村的需求，已不仅单纯是供给食品，而是要求有丰富的绿色、水、洋溢着传统与文化气息的舒适空间。即追求轻松地度过休息时间的空间，提供这样的空间，是以保全自然资源、地域产业、地方文化、地域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为前提的，偏重扩大规模的路线，是无法适应这样多样需求的。
再我们从供给面来看，还存在有许多问题点。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缺乏地域的观点。第4表是1990年达到“新政策”结构变革目标面积的农家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3公顷以上的农户超过2%的地区只有东北、北陆、关东、东山、九州四个地区。5公顷以上阶层除东北、北陆两地域都不超过1%，10公顷以上阶层所有的地区都只占到干分之几。由此可知，“新政策”所设想的模式离现实是何等地遥远。
再从大规模农家的地域分布比例来看，12万6000户3公顷以上农户当中，74%集中在关东以北的三个地域。仅东北地区就占到44.7%，东海以西的5个地域中，九州地区虽占有15%，但东海、近畿、中国、四国四个地区合起来才只占到9%。5公顷、10公顷以上阶层的地域分布，几乎呈现同样的顷向，而且目标规模愈大，东北地区所占的比例也愈大。即“新政策”所描绘的结构变革的模式，不仅难以成功，在一半的农业地区甚至连实现的可能性都没有，对其实践的意义当然也就不能不抱有疑问了。
第二，为了实现“新政策”改善结构的目标，必须实行大规模的农地流动化。“结构政策关连法案”设想今后10年之间有175万公顷的农地流动。其针对的目标是无后继者的60岁以上的高龄农户所有的42万公顷农地和第二种兼业农户户主有固定的工作或稳定的自营业农户所保有的103万顷农地。其中，后继乏人的高龄农户的农地流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稳定的兼业农户的情况则并非那么简单，其理由有三：①在现在的技术水平基础下，即使是公司职员，由于一周休息二天，经营一公顷的水田是并不费力的。家庭田园的收入，在景气的时候，能成为家庭开支的补助，在不景气的时候，成为家庭开支上不可缺少的收入源泉。因为是稳定的兼业农户，也并非一定要把农地借给别人。②在现在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即使是家庭主妇，经营一公顷左右的农作物，也应能简单地完成。这样的主妇农业，适应“夫主外、妻主内”的农村家庭结构，具有十分稳定的性质。事实上，也出现很多优秀的主妇农业。③伴随着回归自然志向的增大，在稳定兼业的同时，继续留在农业的农户不是在减少，而是朝着增加的方面发展。从1975年专业兼业农户分别占有耕地的情况来看，第2种兼业农户的耕地占有率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增大，特别是水田的占有率从44%增加到57%。
第三，成为流动化对象的，不用说，是难以达到“新政策”预定耕地规模农户，即小规模的农户。但在需求不稳定的今天，不论是大规模农户，还是小规模的农户，都是流动的，没有确定不变的。如第5表所表示的，既有小规模农户上升到大规模农户，也有大规模农户下降到小规模农户。在三公顷以下小规模农户中，如果劳动积极性高、努力经营，也可能上升到大规模农户，反之3～5公顷以上大规模农户中，不善于经营，也可能降低到小规模农户或脱离农业。这样的结构变动，曾相当激烈的展开过，今后也将存在，仅按现阶段的规模去评价农户，既不适当，也无必要。需要的是为积极经营的人提供随时能够上升的政策性环境。
第四，偏重大规模经营路线，与技术进步的方向是逆道而行的，其隐藏着失败的危机。此前农户技术进步，是适应日本的土地资源条件、农户结构等特性而展开的。与多种经营发展相适应的小、中、大型机械体系并存的技术结构已经固定下来。它是支撑在此之前日本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也可以说是迫使基本法农业政策结构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从“新政策”结构改革的蓝图来看，也不能保证此类事今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从有农业就有农村，有农村就有农业这样的观点看，为了今后农业、农村的发展，不能不重视农业生产中女性、高龄者的作用。为此，要改进光只注意生产效率的生产系统，而转换成适应女性、高龄者的生产系统。农水省正在采取这样技术进步对策，相关研究机构的技术开发也在沿着这个方面发展。这样的技术进步，减弱了规模的经济性作用，其结果，与其说是促使农地往少数大规模经营农户集中，不如说是保留具有务农积极性的多样的农户形态，促使农地的流动化向多极的方向发展。
第五，为了使上述模式变成现实，农业政策必须涉及到从自治体的土地利用计划到村落的人际关系。但要推行强有力的政策，不能仅靠地域住民的一部分，而需要广泛地合作。优先个别的偏重扩大规模的路线，与亚洲特有的安土重迁社会的“近邻协调”原理相矛盾，其执行起来是极困难的。这从市町村农业政策负责人、水稻生产农户的想法同“新政策”结构展望之间的距离可以看出来（第6、7表）。“新政策”想把今后土地利用型农业委托给少数大规模农户，而市町村农业政策负责人则多是主张由农户自身或全村落的努力来把农业维持下去。“新政策”设想培植与其他产业相同的年间劳动时间、生涯所得为目标的经营作为地方农业的承担者，但水稻生产农户绝大多数设想10年后村落农业的承担者是兼业农户。依据“新政策”实施的“农家认定”制度，最终不得不把中小农户也放入视野，大概就反映了这种现实吧。
偏重于扩大规模的路线，忽视了日本农业的地域构造、多样的农户形态、土地条件的制约性，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的方向及其强有力的作用和对政策实施过程的影响。因此，基于这条路线的结构变革模式不仅缺乏实现的可能性，反而很有可能由于它的实行而加速农村社会的崩溃过程。这种欠考虑的结构变革模式，来自于关于食品的消极防卫思想及由其政治化的粮食安保论调。的确，为了维持食品的自给率和缩小圈内外价格的差距，需要降低成本。为了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如前所述，其逆推理并不能成立。如果以市场开放为前提，仅靠规模扩大并不能达到目的。基于消费防止思想的粮食安保论将农业作为特异的产业，试图将农业置于产业发展的原理之外。即以往的农业与其说是基于产业发展的原理而运动，不如说更多的场合是由政治而左右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户20年来配合政府的减少耕作面积政策，通过提高食品质量、降低成本，尽到了以适当的价格向一般消费者提供食品的义务。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断成为政策调整的对象。再也没有象农户那样既肩负着国家的义务而又不具备自主性的经营者了。既然有义务，自然就应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利。这即诸如农业保护、指定产地等不见于其他产业的妨碍竞争政策的实施。农户既为消极防卫的思想所束缚，同时，又依存于它。只要不从粮食安保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不出现“只有自己保护自己”的状况，就无法培育出真正有希望的经营体。
历来农业政策的形式是设定一个模式，然后为了它的实现调集人、财、物，调整政策。“新政策”的结构变革模式也基本如此。因此，其他产业致力于推动新的需求，开拓新的市场，只有农业在拼命维护自己原来的领域。其他产业正从原来的小品种大批量生产转向多品种少批量生产，只有农业仍在维持少品种大批量的生产类型。其他产业基于技术本位的战略，从技术革新中寻求出路，只有农业采取资源本位的政策，只得依赖于扩大规模。局限于一个模式来推行政策，从贯彻政策方面来看确实单纯，容易理解，但却远离丰富的农业实践，多样的结构现实及多样的消费需求，无法灵活的适应现实，这正是它致命的弱点。
在零细分散的农业耕作制度下，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力图去这样作，但日本农业的现状，并非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因而仅靠扩大规模是无法解决的。它需要有适应于日本特有的资源、风土、饮食生活、技术条件、农业构造以及国民生活构造的崭新的思考和发展战略。
四、个性经营的时代
日本农业不是一只正在下沉的船，而是行进在山坡道上的车。在面临着许多困难的同时，也享有许多有利条件。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那今后面临的不是衰退，而是发展的机会。摆脱掉消极的防卫，未来就展现在面前。现在，首先是要有思想准备。
日本农业是由植根于本国风土，饮食生活、饮食文化的多样作物、多样经营组织所形成的。通过明治以来的技术进步，创造了适应平原、丘陵、山区多种自然条件的多样的技术体系，多样的高效率生产系统。长达四十年间的根本的结构变化产生了多样的农户形态。在衣食已经无虞的今天这个时代，一般的消费者对农业、农村、农户要求的是安全、新鲜、多样、高级的食品和绿色空间。日本农业不得不与这多样的条件相适应，多样需求相适应。
在这样的现实中，今后日本农业不是归于一个模式，而是进入适应多样需求的个性经营的时代。农户通过个性经营的确立而得以生存，农业在个性经营中发展。农村、地域社会也在个性经营形成中，以及多样性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发展。
所谓个性经营，即意味着在农业经营中确立个性，即包括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经营目标、对未来的经营志愿等方面确立个性。具体来说，可以认为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1)克服关于土地的制约条件，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的经营属于个性经营。如前述经营水稻生产的国定农场、藤井农场，通过大规模的经营，已取得重大成果。获得今年日本农业先驱赏的枥木县矢板市的农户田中已代治的经营，（日本农业新闻，1993年7月19日，以下相同出处的地方，省略报纸名）也属于此类。
2)适应国民多样需求的市场开发型、需要创造型经营属于个性经营。引进中东原产“健美野菜”的佐贺县JA唐津市“物业会”的经营（1993年8月6日），试图将土耳其桔梗产地化的爱媛县美川村“土耳其桔梗”“产地化研究会”的尝试（1993年7月6日），培育出“博多万能葱”的福罔朝仓町的农户，许多花卉经营、有机农业经营都属此类。经营日本种牛或合算的具有传统特色、地域特色的原材料生产也属于此类。
3)率先采用新品种、新的栽培管理技术、新生产系统获取高收益的经营属于个性经营。用电脑管理磨菇栽培，通过创造“秃地翻耕法”达到增收节支的茨城县总和町的高桥、恭嗣民的经营（1993年7月5日），引进日本全农新系统的“周刊养猪”，实现安全、有效率养猪经营的茨城县三和町的青木英明氏和山形县酒田市的安部茂昭氏的经营（1993年8月28日）等都属此类。
4)通过地域资源的活用或新空间的创造而展开的独特的经营是个性经营。以爱媛县久万町为首的丘陵、山区地域许多从事于高冷地带蔬菜基地建设的努力（笔者：南九州大学园艺学部研报23号），通过山字形房屋的保护和利用成功地开发观光旅游业的岐阜县白川村的实践（1991年“山村今貌”系列），在大都市横浜成功地实现无臭、大规模、良质畜产经营的小野宏氏的经营（1993年10月11日）都属此类。
5)通过采用适应于经营的流通方式实现收入安定化，流通费用大幅节约的经营属于个性经营。通过契约上市、实现蔬菜稳定生产的群马县长野原町山崎拓美氏的经营，通过相对贩卖及当地流通，把流通经费控制在销售额15%的田无市西友生产运输合作社社员们的经营（1993年9月12日）属于此类。
总之，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的经营都属于个性经营。个性经营的时代，是由多样的个性经营体所支撑的。多样的个性经营体的存在是个性经营时代的象征。但这种经营体不是由政府扶持起来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崭新的经营观念和行动的结果。在生产函数理论中，农户的生产行动这样来表述：
1)三公顷以上是农水省提示的理想经营体（旱地耕作）的最小规模。在经营组织多样化中，通过耕地规模能够把握经营体性质的只限于谷物等习惯性的土地利用型农业。如第4表资料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关东以北的平原农村地带，一部分较广阔的丘陵地带，完全可以期望能够形成3公顷以上、5公顷以上、或10公顷以上的经营体。在其他地域，只能是点状存在。在这样的地域，应着力培育在复合化、多元化、集约化基础上的1～3公顷的中规模层。据1990年的普查资料，贩卖金额1000万以上的农户49%分布在这个阶层，如果有这样的规模，进行农业生产的价值是存在的。群马县利根村赤城根生菜合作社社员们每户平均3～4公顷，达到了年产近3000万日元的稳定收入（1993年9月11日）。1公顷以下阶层也不是平均划一的，贩卖金额1000万日元以上农户的13%，分布在0.5～1公顷阶层中。
2)根据经营方式的不同，今后农户将会分成资本集约型、有机栽培型、粗放、半粗放经营型三种。资本集约型又可以再分成先进技术型和一般设备型，基本分布在0.5～3公顷规模层中。所谓先进技术型，即通过新品种或新技术的引进，生产高质量农产品而获取高收益的经营体。如前述群马县长野原町农户山崎拓美氏、和歌山市“新苗”的伙伴们就属此种。这样的经营体广泛地分布在0.5公顷以下的小规模层到10几公顷的大规模层之间，没有一定特定的规模。设备型经营体、有机栽培经营体基本上是中、小规模层。据农水省的调查，消费者从“安全性”考虑，重视有机农产物，既使价钱高1～2成，仍准备购买（1993年10月8日）。另外，经营有机农业的农户中有75%认为“经营是能够维持的”（1993年9月4日）。如果条件具备，设备型经营体也会同有机栽培经营体一样迅速发展起来。虽然粗放、半粗放型经营体大规模层会有不少，但除开都府县放牧畜产农户和一部分露天载培果树农户外，粗放型经营体是难以大量形成的。
3)从经营目标来说，农户可分成定向收入型和兴趣经营型，适合以上理论模式的只有定向收入型。经营主专业型多数是属于“新政策”所提倡的效率型经营体。但能否稳定的发展，取决于今后的农业情况、价格、收入政策。而且其中既有年轻农户，也有高龄者，也并非每人都愿意向大规模发展。经营主兼业型和主妇经营型难以展开大规模的经营。不过它适合于日本农村的家族结构，具有安定性。另外，在这种经营体中，可以开展有机农业、花卉等多种经营。在有机生菜生产中取得成功的香川县丰浜町生菜协会的会员大半是兼业农户（1993年10月5日）。包括兴趣型经营农户在内的这种经营体，既然它生产物的大半不是自给，而是商品（贩卖物），那就应与专业农户一样给以发展机会。
4)从未来志向来看，农户分化在面向内需型和面向出口型的可能性很大。面向内需型又可以再分化成面向大众型和面向高收入层两种类型。有志于大规模的农户，与这以前一样，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基础上生产大宗面向大众食品，是扩大食品供求领域的类型。面向高收入层的经营体适应前述的新鲜、安全、多样、美味、高级的消费需求，其所采取的经营手法与其是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效率，不如说是通过提供多样高质量的农产品取得高收益、高附加值。
另外，今后面向出口型的经营体也会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如日本国民更想了解世界一样，世界的人们也早就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这种了解不仅限于技术、经济、政治等领域，也包括饮食生活、饮食文化。伴随着对日本饮食生活、饮食文化的了解，如中国菜、法国菜、意大利菜一样，希望品尝以生食品为特征的真正日本的人们会逐渐增加。如同真品的地方风味必须是那个地方的材料道理一样，真正的日本只有用日本生产的材料制作。面向出口型的经营体生产真正的日本食品，是有广阔前景的。在东南亚已经掀起了日本食品热。鸟取县生产的二十世纪梨得到美国高收入层的好评，日本的生食蔬菜在香港受到青睐（1993年8月31日—9月4日）。植根于地域风土、文化、饮食生活的东西，具有个性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如果在成本方面怎样都难以取胜的话，那在谋求降低成本的同时，更要从质的方面寻求活路。
日本农业由这些富有个性的多样的经营体所支撑，日本农村在多样性社会中发展。农业政策应该改变拘泥于一个模式的推进资源本位的政策，即应推进适应多样地形、土地、气象条件、多样的品种、技术体系、经营组织、多样规模层、农户形态、经营者结构、多样的消费需求的政策，推进既有利于政府，又适合农户的政策。
与原来拘泥于一个模式的政策形式相比，扶植多样的个性的经营体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其中政治变革、农政革新等自不待言，关于以下诸点的具体对策，也是当前重要的课题：
第1，对人的资本的投资。经营体的培育不外是经营者的培养。经营者的根本问题不是人手量的不足，而是质的提高问题。应通过“认定农户”制度迅速彻底的实行来谋求与个性经营时代相应的人的资本的培养。对这个制度虽然有种种议论，但从日本农业的现状来看，推行这个制度也是不得已的事。处在开始变革的今天，既然所有的阶层都是不稳定的，那就应不仅是特定规模以上的农户，而只要有经营农业的意愿，都应承认其是扶植的对象。具体来说，只要把生产物的大半提供给了社会，那就应肯定它的营农愿望，给以发展的机会。生产效率归根结底是由个人意愿决定的领域，没有必要通过农业政策来干预。为了提高对人的资本的投资，在“认定农户”制度以及农地继承法的改正、税制、金融、生产（减少耕种面积）政策的根本改革以外，对研究开发的投资和农业教育等也是重要的课题。
第2，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在这之前的技术进步，虽然其结果是朝着有利于个性经营的方向，但并不充分。个性经营时代特别需要的是重视日本特色的育种、栽培技术，能够适应多样化的品种、经营形态、劳动力结构的机械化、园艺技术的革新。实施奖励技术先进性农户的政策、新材料、新设备的开发和普及、提高控制环境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推进公共土地基础的整理和对个人土地基础整理活动的奖励，充实农协公共设备。进一步强化承担农业技术进步的公共试验研究和开发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
第3，发挥组织的作用。昭和一代的经营者正在逐渐引退，在新的接班人尚未成熟的现阶段，出现了经营者青黄不接的现象。通过发挥各种生产组织、农协、自治体的作用来弥补它是必不可少的。在个性经营的时代，农户结构、劳动力结构、经营规模是多样的。各经营体所处的条件也有平原、丘陵、山区的不同，分散、多样的经营体的力量，通过生产组织、农协和市町村自治体而集中起来，成为地域的生产力量。一个个经营体的能量是有限的，但集中起来的地域和组织的力量就强大了。“博多万能葱”、爱媛县久万町的“久高原西红柿”的产生，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产活动的革新和生产组织的力量。
第4，流通环节必须实行变革。农产品价格高的问题，不仅是生产的问题，也是流通系统有很大关系。在拍卖已愈来愈徒具形式的情况下，构筑相对贩卖等多样的流通系统已成为迫切的问题。通过构筑多样的流通系统而使农产品的流通增加竞争、节省流通费用。在引进蔬菜相对贩卖的产地，在稳定价格、保持鲜度、实现高收益、节省流通费用等方面已收到了许多的成果，为个性经营的多样发展带来了希望（1993年9月8～14日）。
另外，生产出来的优良物品只有在市场上得到正确评价以后，其价值才能体现为生产者的收益。并由此来刺激生产优良物品者的积极性，出现扩大生产的效果。对有机农产品的关心逐渐高涨，但在市场流通中却未必充分反映出来了。认定基准的模糊和广告宣传不足是其重要原因，但也不可否认在现在的流通系统中，其价值难以得到公正的承认。
第5，是情报革命。进入个性经营的时代，更迅速、更正确的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起来，从长野县川上村的经验来看，土地基盘的整理、农业的机械化技术进步不能解决的“整备之后干什么”的问题，通过构筑地域农业情报网而得到了解决。（1993年6月13、23日）。今后的农业是从机械化农业向情报化农业的变化。为此，就必须为建立地域情报网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五、结语
我们看到了日本农业的长处，并为学习此而来到了日本，但负责日本农业政策的人则对本国的农业似乎陷入了悲观与失望之中。如同我们光看到日本农业的优点一样，当前负责日本农业政策的人则似乎光注意到本国农业的阴暗面。但如以上所看到的，日本农业不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而是一辆行进在坡道上的车。日本农业具有充分的潜力，如果能摆脱原来的消极防卫战略，未来就会出现在眼前。如果能真正以日本型或亚洲型农业为目标，那农业成为出口产业也并非不可能。
今后的农业，并不是收缩为大规模经营一种模式，而是适应多样的消费需求、结构现实，进入真正的个性经营时代。为此，农业政策必须改变原来的偏重扩大规模路线，采取与个性经营时代相应的灵活对策。
农业危机也就是政治危机。在政治危机之后，农业的危机也随之而来。为了打开日本农业的危机局面。政治改革和农业政策的变革是不可缺少的。即通过政治改革和农业政策改革提高农业地位。农业不是由政治来推动，而是使其能够基于产生经济的原理自主发展。今天日本农业所需要的，不是破坏的哲学，而是创造的哲学。
日本农业是亚洲农业的一部分，在具有亚洲最先进设备的同时，又包含有亚洲农业所常见的结构上的弱点。现在亚洲各国都在致力于农业的改革，日本农业结构的变革应该为摸索亚洲型农业发展模式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