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全面发展论文,代表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04)02-0011-0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他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新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丰富内涵和历史地位，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命题
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的论述。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这个问题，通过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出科学的认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实践。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始于苏联。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带有根本性，就是没有注重全面发展的要求。苏联后来的剧变和解体，有各种直接原因，但社会发展体制基本没变，应是主要原因之一，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发展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著作中就有体现。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要求，也有政治、文化方面的要求。然而，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毕竟理论上不很清晰，实践中也不够自觉，加上其他因素，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效还不如人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针对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看到了过去忽视全面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主张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考虑全面性的要求。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按照这个要求，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沿着这样的思路，党的十三大全面表述党的基本路线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这个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要求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已表明了全面发展的要求。
江泽民自当选党的总书记起，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1989年9月底，他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1992年10月，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1996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的崭新论断。1998年12月，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2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归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从而使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思想更加科学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思想，在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思想的具体化。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也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结尾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明确提出了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发展思路。
第一，按照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2]他在阐述“三个代表”时，不仅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而且明确提出要注重发展那些在生产力系统中居前沿和领先地位、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先进生产力。就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江泽民突出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内部诸要素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要抓住劳动者和科学技术这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推动先进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先进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3]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我国已加入WTO的历史条件下，在为我国先进生产力提供制度保证的各个方面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处于突出的地位。
第二，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直高度重视，但“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4]因此一直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其中，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江泽民指出：在各种利益之中，“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5]为此，他在思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特别重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他认为，“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6]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继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后，江泽民多次强调这一点，并认为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和根本原则。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除一以贯之地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制度之外，江泽民尤其重视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党内民主制度建设问题。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都体现和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以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基本上是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讲文化建设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先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先进文化的概念，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7]“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8]他还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9]“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10]对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三是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四是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五是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六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三、兼顾社会各个方面，努力促进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除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之外，还表现为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如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主体人的全面发展等。
第一，努力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协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改革攻坚的艰巨任务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江泽民特别重视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正确处理三者关系，使之处于一种协调状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意义重大。他形象地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11]就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了精辟阐明：“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当然，三者当中，发展是第一位的任务和根本目的，为此，他在2002年“5·31”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就如何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江泽民在1999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应该把握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12]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第二，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理论上讲，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前者决定后者，前者又为后者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程度；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人文和生态环境及其他社会条件，其发展程度也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只有相互协调、彼此促进，才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比较重视社会发展问题，一个典型例证就是我国把长期以来一直称作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突出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明显快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滞后的后果在90年代逐步暴露出来，也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江泽民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加以强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等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都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就如何做到这一点，江泽民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思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多次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3]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努力实现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中国地域的广阔及发展的不平衡，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思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个地区总体上都有很大发展，但是，至90年代前期，各地区彼此之间的差距不仅明显存在，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按照邓小平的思路，自90年代初，江泽民就开始强调地区协调发展问题。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1995年9月，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对这个问题，他历来坚持两点论：一是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动摇，历史地看待地区之间的差距，既要看到消除这种差距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又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这种差距是要逐步缩小的，而不能越来越扩大下去。二是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为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为此，继世纪之交郑重提出并积极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要求。这些都将有效地促进全国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
第四，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党逐步重视这个问题。中央在制定我国1996年至2010年的社会发展纲要时，明确提出了“社会的发展要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14]的命题。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有各方面的条件。从政治方面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主要措施。
第一，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搞好党的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是关键。江泽民明确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15]在这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搞好党的建设，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
“建设什么样的党”，实际上是党的建设的总目标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就是要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样建设党”，实际上是党的建设的总思路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党的建设如何为当前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服务的问题。
我国现在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要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总的指导原则下，党在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着眼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第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有最广大人民的全面参与才能实现。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毫无疑问，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做到这一点，除需要做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扬人民民主等宏观工作外，还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并肯定其从业人员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方面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但是，由于理论上缺乏相应的突破，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长期处于模糊状态，使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郑重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对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如何看待?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了初步回答：“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对于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立为分配制度并对其内涵作出新的阐发。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又将其写入了党章。在对其内涵的阐释上，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主要突破在于，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明确载入宪法。所有这些，对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都具有重大意义。
——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确立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这是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来的。他不仅比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增加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八个字，更重要的在于他突破了以往仅局限于知识分子政策范畴之内的认识，而是把他看作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从内涵上看，这个方针也有着全新的内容，尤其体现在他对“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以及一切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创造精神、创业活动的充分肯定。毋庸置疑，实行这样的方针，将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实现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
第三，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江泽民突出强调了这样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世界仍很不安宁。二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三是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和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并结合国内发展的需要，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为中国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提高国际地位，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从宏观上讲，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和多边外交。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江泽民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阐释了“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对“外交”的对象、主体、方式作出了拓展，突出强调全方位外交和多边外交。在外交对象上，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愿意同世界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在外交的主体上，强调除了政府间的交往，广泛开展政党、人大、政协、军队及民间外交；在外交方式上，强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多边外交。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并重。在邓小平一再强调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江泽民从世界格局多极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出发，突出强调了“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的，南北差距不断扩大，这样一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统一起来，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江泽民指出：“我们要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的方针，决不当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紧接着说要有所作为。……但是我这里说的有所作为，是指必须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尽力去做，而不是无所不为。”[16]同时，江泽民强调，在对外工作和国际斗争中，要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必要时作点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坚持我们的原则，是原则所允许的。
综上所述，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论述，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做到全面发展，包括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以及如何保证这种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由此不难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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