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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5-0113-05
人口问题是一个全球普遍关心的问题，考察历史上复杂的人口资料，阐明历史上的人口升降、分布和迁移概况，揭示人口发展规律，是历史学和人口学的重要课题。本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在人口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本文试图就现代西方人口史的产生、研究的方法和新进展作一评介。
一 历史人口学的产生
人口史诞生于17世纪的英国。但早期的人口史研究只满足于用集合方法对数百年来所保存的出生、结婚和死亡档案进行分析计算，粗略地计算出生和死亡的数字以及全国的人口规模。这样一些数字不仅缺乏准确性，而且说明不了人口增长的原因。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发展的研究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模式。在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人口已不再是已知的条件或参数，而是批判分析的对象（注：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1958年，法国著名人口史家埃田纳·高蒂厄和路易·亨利合著的《诺曼底教区克卢莱的人口》的出版，标志着现代人口史的诞生。
现代人口史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在30年代人口大幅度下降，人们需要了解人口下降的原因及历程；另一方面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极大关注，使西方人口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人口史的缔造者既有历史学家，也有专业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欧内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古贝尔等历史学家希望把经济问题与人口问题联系起来，借助于人口环境解释经济增长。阿尔弗雷·索维、路易·亨利等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则看到有必要扩大统计资料使用的时间范围，从横向分析转向纵向分析（注：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前引书，第121页。）。
现代人口史的出现，反映了人口史趋势的新变化，即从历史上纯人口学现象的孤立研究转向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行为的研究。前者被学者称为“历史人口学”，后者则被称之为“人口历史学”。人口历史学通过“对各个时代的社会人口状况进行的计量研究”，重现有关人口数量、出生情况、婚姻状况和死亡人数等方面的变化趋势，揭示诸如家庭、村庄、城镇、地区和各个阶级的人口数量分布等变动情况，构建一幅社会结构的解剖图式。正如拉斯勒特所指出的，通过这些事实的综合，可以显示前工业社会中人口状况的特征，从而说明前工业社会停滞的社会原因和工业开始发展的社会原因（注：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前引书，第123页。）。
法国是现代人口史及其新方法的发源地。法国的人口史家在国家人口研究所的组织和策划下，以《人口》杂志为阵地，对人口史进行了有系统、有组织的研究。1965年法国历史人口学会出版了《历史人口学年鉴》，随后又出版了《17世纪与18世纪共公档案中有关法国历史人口学的资料》等工具书。重要学术著作有路易·亨利著的《古代日内瓦家庭》、亨利和高蒂厄合著的《诺曼底教区克卢莱的人口》以及赖因哈德·阿芒戈和迪帕基埃合著的《人口通史》等。
英国也不甘示弱。1964年，剑桥大学成立了专门研究历史人口的机构——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所(the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很快涌现出了一大批历史人口学家和众多的学术成果。
以拉斯勒特(Laslett,p.)为首的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所，对英国近代早期的婚姻和家庭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冲击了长期形成、几乎被奉为经典的关于家庭的传统观点。主要著作有：《我们失去的世界》、《早期世代的家庭生活和婚外恋》和《历史上的家室与家庭》等。以里格利(Wrigley,E.A.)为首的小组，主要从事人口史方面的专门研究。主要著作有：格拉斯(Glass,D.V.)和埃维斯利(Evervsley,D.C)主编的《历史学中的人口》、豪斯顿(Houston,R.A.)的《不列颠和爱尔兰人口史》、里格利主编的《历史与人口》和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R.S.)主编的《英格兰人口史》。研究人口与经济方面的著作有：钱伯斯(Chambers,J.D.)的《前工业英格兰的人口、经济与社会》、格拉斯的《人口与社会变迁》、格里格(Grigg,D)的《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里格利的《人民、城市和财富》等。
美国在1964年建立了“计量社会科学委员会”（简称MSSB）。它定期举办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蒂利(Tilly,C.)主编的《出生率变迁的历史研究》和李(Lee,R.)主编的《历史上的人口模式》等论文集。
在德国和荷兰等国，人口史研究也倍受人口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1978年法国出版的《历史人口年鉴》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与历史人口学学会的共同刊物。人口史研究日趋国际化。
二 现代西方人口史研究的新方法
现代西方人口史研究新方法的创立者是路易·亨利(Louis Heny)，1956年他在《历史人口学中的教区登记》一书中正式提出“家庭重建法”(Family Reconstruction)。1958年亨利和高蒂厄合作，首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进行具体研究，出版了专著《诺曼底教区克卢莱的人口》(La Population de Crulai,Paroisse Normande)。
“家庭重建法”是一种微观的分析方法，同传统人口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依赖于对单个个人的识别，是“具名式”的，而不是“总体式”的。也就是说，人口史家利用计算机对教区登记册中的洗礼、结婚和丧葬记录数据进行处理，排除以上三项登记中残缺不全的记录，提取登记完整、连贯的单个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建立起一个个具体人的生命史档案，进而复原一个家庭的档案资料，建立一个家庭的人口变动史。在对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家庭进行重建的基础上，计算出人口的结婚年龄、再婚情况、生育间隔、女性生育年龄、孩子数目和预期寿命等，最后确定该教区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人口状况，进而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相当精确的人口模式（注：Oeppen,"Back Projection and Generalized I.vere Projection",in Population Studies,47(1993).）。
家庭重建法在人口史研究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它第一次使欧洲很多地区分析历史上人口变动模式成为可能。但家庭重建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对档案资料的要求极为苛刻，没有较完整、系统的教区登记册，研究就无从谈起，而且它一般只能提供50年为一时间段的平均比率；第二，工作复杂，费时又费钱，如对英格兰考利村1538-1837年的研究，就包括3万件抽样（每件抽样涉及教区300年的记载），这些资料要转换为5000多个家庭重现表，然后才能进行人口和社会分析。因此，该方法只适用于对个别区域、特定时间范围的人口研究，不能用于大范围、长时段的研究；第三，由于重建技术方面的原因，迁移的个人和家庭、终生未婚的独身者往往不能被观察。因此重建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代表性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若想得到完备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全国性的数字资料需要一项更为完善的技术。这样，在70年代剑桥大学人口史家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创立了“逆向推导法(back projection)”。这种方法溯源于美国经济学、人口学家罗纳德·李(Ronald Lee)的“反向推算法”(Inverse Projection)。
通常的人口预测是从已知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出发，对生育和死亡的变化情况作一基本估计，得出未来某一时点出生、死亡数目，以及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结论。假定目前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已知，对出生预期寿命和总和生育率变化作出假设，就能估算出将来某年的出生、死亡人口数和总人口数。
李的反向推算法则相反，预测所用的基本材料是教区登记册提供的以往一段时间连续的洗礼和丧葬记录，根据这些数据，推断出生育和死亡人数，以及基本的生育和死亡率，进而推算出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等人口变动情况（注：Population Studies,Vol.28(1974),pp.495-512.）。反向推算法在操作程序上与一般预测法相反，一般预测法中的最终结果，反向推算法却成了原始材料；一般预测法的原始材料，在反向推算法中成了最终结果。
反向推算法是使用教区登记册记载的洗礼、结婚和葬礼等生命事件推算人口总数的一种有效方法。其缺陷，一是推算仅适用于一个封闭的，或至少纯移民微不足道的人口体系，它不能对纯移民人数作出估计（注：Wrigley,W.A.,"Population history in the 1980s",in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1981).）。二是该方法的推算在时间上是从过去某一时点往现今推，这意味着必须对推算起点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作出正确估计。这起点的人口规模作为一个已知数，是从一个晚近的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可靠资料中，增加中间年份的所有死亡人数和减去所有出生人数（这些出生和死亡人数是通过教区登记册中生命事件推算）得出的。最初的年龄结构则依靠于对那时死亡和生育普遍水平的估计。
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的逆向推导法，也称“集合逆向推导法”，正如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它在时间上是从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已知的某个时点往回追溯，估算出5年一间隔的年龄结构、总人口数和纯移民人数。开始点选在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已知年份，然后5年一间隔往回推算，使现今人口普查的每个年龄组年轻5岁，也就是减去现今人口普查中5岁以下儿童（5年前尚未出生），加上死亡人口数，并考虑5年时间内作为移民进入或离开的人口，这样，便可以得出该年的人口规模。
每个年龄组的死亡数可以通过把死亡统计表中5年间死亡总数分成相应的死亡年龄组，然后推算出来。移民数的估计要复杂和间接一些。首先估算出每个年龄组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纯移民数。方法是通过估计该年龄组的死亡总人数，再比较该年龄组出生时的人口规模与现行人口普查时尚存的人口数与死亡数之和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两个数字间的差额一定代表了该年龄组生命周期中的纯移民数。然后制定一个分年龄段的计划表，计算出各年龄组5年一间隔的移民数。
5年一间隔的人口普查数（被分成年龄组的人口总数）和纯移民人数推算出来以后，与相应时间段的教区登记册中的生命事件相对照，就可以计算出5年内的总生育率、出生预期寿命和其他生命比率，如生育率和抚养比等（注：Wrigley,E.A.& Schofield,R.S.,OP.Cit.,P.194.）。
这种推算方法要求：一、把推算起点时的总人口分成以5年为一间隔的年龄组；二、知道推算起点时的纯移民水平；三、已知人口普查前5年的出生和死亡人口总数。1981年，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利用汇集起来的英格兰404个教区的登记册，重建英格兰人口史，出版了《英格兰人口史，1541-1871》，使逆向推导法得到了成功的运用。用这种方法推算出来的结果，与其他方法（如人口普查的资料）相比较，发现竟相差无几。可见，逆向推导法在人口史研究中是十分有效的。
三 现代西方人口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现代西方人口史的发展不仅在具体研究技术方面有创新，使一些过去无人问津的资料，如教区登记册，被挖掘出来，显示其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拓宽了历史学的视野和领域，许多学者开始从人口角度认识和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正如英国人口史家里格利所说：现在人们“也越来越难以设想任何社会的完整历史不包括人口史。”（注：Wrigley,W.A.,"Population history in the 1980s",in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1981).）
现代西方人口史学研究“不仅直接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而且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注：[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使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得到了较为科学的解释。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迄今为止，新经济史学和新人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是非常巨大的成就——已经迫使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修正，甚至往往抛弃那些过去占支配地位的一整套结论和观点”（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去“重新撰写社会史和经济史”（注：Tilly,C.,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Princeton,1978,p.6.）。
具体地说，现代西方人口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逆向推导法对西欧近代早期人口数量及增长率作了较详尽的估算，确立起了这一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第二，确立了近代早期人口结构的基本模式，其中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平均预期寿命、地域分布、迁移变动和婚姻家庭状况。这些具体资料的发掘，为准确认识社会的性质和特征提供了可能；第三，通过对制约人口运动的各种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历史考察和量化分析，辨析了各种因素的内涵、大小、成因和作用，探索了人口运动的内在机制和运行规律。
当然，研究中也存在着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分强调西欧人口的特殊性，认为西欧人口发展中存在一个“低压人口平衡结构”，有一个“欧洲婚姻类型”，并强调这是影响西欧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主要影响；第二，在对制约人口运动的各种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历史考察和量化分析时，缺少阶级分析，没有考虑到经济的变动对处于不同地位阶级的不同影响，也没有考虑精神、社会因素的影响；第三，只重视研究“结构”、“模式”，忽视了“考虑人类在创造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注：[美]伊格斯尔：前引书，第85页。）。
无论家庭重建法还是逆向推导法，都需要有基本的人口统计资料。这限制了历史人口学新方法在研究中的应用。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非常关心工业增长和‘起飞’问题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感兴趣的那些时期（17世纪和18世纪）和国家（法国和英国）的资料都比较充足，这大概是种幸运的巧合。”（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前引书，第127页。）但是，其他地区和更早时期（16世纪以前）的必要统计数据通常并不具备，所以，很难使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另外，家庭重建法偏向从“基层”进行小规模的统计研究或地区性专题研究，注重于微观分析，这往往会排斥历史学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不利于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在西方，现代人口史一出现便被力图探索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批经济史家所利用。早在1950年的巴黎第9次历史科学大会上，英国学者波斯坦就发表了《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文，强调应将人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考虑。但当时苦于没有准确的人口数据和缺乏对人口发展特征的认识，历史人口学的产生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此后，J.N.蒂托、J.哈彻、E.米勒、J.D.钱伯斯等一批史学家同声呼应，在历史人口学提供的坚实的人口史资料基础上，发展了新人口论史学——人口历史学。
历史人口学和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人口历史学的两大支柱。在人口历史学看来，人口发展是通过市场经济中地租、物价和工资三个要素对社会经济运行发生决定性作用的。第一个假说是“社会的生活资料需求与土地资源的供给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就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均衡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表现为地租的提高和减少（注：Postan,M.M.,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96,Vol.1,pp.560-561.）。第二个假说是“物价根据供求规律发生波动，而这种波动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状况”（注：Postan,M.M.,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1972,pp.253.）。尽管货币贬值、收成好坏、消费方式等其他因素会引起物价的波动，但人口发展因素在供求规律中占首要地位。第三个假说是“工资依据可就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波动”（注：Postan,M.M.,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1972,pp.257.）。人口数量的变化影响社会劳动力的增减，而劳动力供求的不平衡影响着劳动价格的波动。
人口历史学在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它把马尔萨斯人口论奉为至理，撇开社会生产关系，将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置于视野之外，试图从人口发展的变化中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这是片面和错误的。
【收稿日期】1999—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