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长期粮食供求状况分析及对策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粮食论文,思路论文,状况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长期粮食供求预测与判断
（一）需求趋势分析
一般地说，粮食消费需求变动的影响因素很多，如人口、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价格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等。这里我们从人口、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程度三个主要因素入手进行分析。
1.人口增长及粮食需求。今后35年我国的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但人口增长率将会下降。据有关部门预测，2000年、2010年、2030年我国人口数分别达到13亿、14亿和16亿。依每增加1亿人口增加口粮消费量1300万吨计算，则全社会口粮直接消费量至2000年为27284万吨，2010年为28581万吨，2030年为31181万吨。或者说，未来的人口增长会使粮食的直接消费量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不会很快，很可能低于改革以来的水平。尽管城市居民人均口粮消费渐趋稳定，但占人口比重较大的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粮食消费的增长速度。
2.城市化及粮食需求变动。如果未来35年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按照改革以来的速度发展，即今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年上升0.6个百分点，则未来我国的城市化率将分别是2000年的32%，2010年的38%，2030年的50%。按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增加间接粮食消费量1054万吨计算，同期全社会对粮食的间接需求量将分别为22500万吨、28800万吨和41400万吨。
3.收入增长及粮食需求变动。由于资料条件及分析手段的制约，上述有关城市化发展及粮食需求的预测中，并未排除收入的影响。这里，再次从收入增长的角度来看社会对粮食的间接需求量。按照“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九五”期间平均为8%，21世纪头十年为7%。这里进一步假定其在第二和第三个十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5%。这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照1995年价格计算）在2000年将达到6538元，2010年达到12142元，2030年达到32176元；三个时期平均增长速度各为5.6%、6.4%和5%。按人均GNP每增加10个百分点将增加粮食间接消费4300万吨计算，未来粮食的间接消费需求量将为2000年21000万吨，2010年25000万吨，2030年32100万吨。
这样，我们便得到未来社会粮食间接消费需求的两组不同数据，分别从城市化和收入增长的角度预测而来。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城市化角度的预测结果有些过高，因为它未考虑一些重要的政策性影响因素。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在住房、交通、医疗以及食品等方面仍享受着相当程度的政府补贴，因此，居民的食品结构转换过快，动物类食品消费超前。今后，随着城市社会福利制度等的改革，非食品性的支出比重将逐步增大，动物类食品消费超前的局面将会纠正过来，因而由城市化引起的粮食间接消费的增长速度也会降下来，其实际消费总量肯定会低于上述初步预测数。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看到未来35年里，我国全社会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需求都将有较大增长。从数量上看，预计到2000年，全社会粮食需求总量为48280～49780万吨，2010年为53580～57380万吨，2030年为63280～72580万吨。从结构上看，粮食间接需求的增长将明显快于直接需求的增长，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等的比重到2000年将达到43.5～45.2%，2010年将达到46.7～50.2%，2030年将达到50.7～57%。
（二）供给趋势分析
已经知道，进入90年代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有所下降，供给总量的增速趋缓。这是否也是今后几十年的长期趋势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1）政府在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政策上，会以较大的强度保护和支持国内粮食生产，这可以从近期中央政府公布的《中国粮食问题》报告中得到证明。
（2）国内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市场体系将通过改革而不断完善，价格弹性对粮食产量的增长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增强。
（3）我国粮食生产还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果资本、技术、劳动投入、政策、制度等条件具备，这些潜力将变为现实。综合考察，增长潜力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复种指数。第二，有计划地开垦宜农荒地和治沙造田。第三，加快中低产田的改造步伐，不断扩大高产田的种植面积。第四，扩大灌溉面积。第五，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总之，今后中国的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不仅不会持续下降，而且还会出现上升，粮食总量供给会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增长。若假定我国今后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5亿亩，亩产量年均增长速度稍快于90年代的水平，按年均增长率1%估算，未来粮食总产量在2000年可达到49020万吨，2010年将为54120万吨，2030年达到66250万吨。
（三）供求平衡分析
现在，将前述的粮食供给与消费需求预测结果用表1表示。
表1 1995～2030年中国粮食供求平均表
注：本表以及前述分析都是假设目前的粮食库存基本不变。
从表1可知，按不同时期粮食消费需求的下限计算，未来我国粮食供求从总量上可以实现平衡。如果按上限计算，则未来我国粮食供求会出现缺口，而且这个缺口还呈扩大的趋势。但是，从绝对量上看这个缺口量不算太大，最大为6330万吨，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比重为9%。也就是说，我们预测，进入21世纪后，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数量不会超过1亿吨。实际上，若将城市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因素考虑在内，中国中长期粮食净进口极有可能低于6330万吨。
二、当前及未来实现粮食供求平衡面临的矛盾
（一）在生产领域
1.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粮食增长空间日趋变小。耕地面积减少同非农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凡是经济发展较快和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其耕地减少数量都较大。例如，从1986年到1995年南方14省耕地面积共减少了1634.8万亩，而同期北方16省耕地仅减少了253.6万亩。就是说在9年时间里，全国耕地面积减少总量中有86.6%是在南方发生的。耕地的不断减少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粮食生产，使得粮食播种面积随之下降。改革前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曾达到204509万亩，此后便随耕地减少而下降，到1995年粮食面积下降到165090万亩。据测算，仅从1978年到1995年由于耕地减少共使我国粮食生产损失了2265亿公斤。更使人担忧的是，今后我国耕地还将继续减少。这是因为一方面今后非农产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原因是同城市相比农村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仍处于扩张阶段。可以想象由9亿多农民自发掀起的工业化浪潮，对土地形成的需求要比当年国家发动工业化强烈得多。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化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今后城市化步伐必定会加快，特别是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进一步工业化，将有一大批小城镇相继兴起，这势必要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
2.生产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这直接威胁着粮食生产的发展。由于我国人多地少，要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上生产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农产品，只有不断增加资本和物质技术投入。这样，农业生产成本便直线上升。表2是从1978年到1993年全国主要几种粮食亩产量和生产成本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5年中几种粮食生产总成本分别上升1.7倍至3倍，其中物质生产成本上升速度最快。相反，每亩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要慢得多。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急剧上涨，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的速度更快。紧随生产成本上升，粮食价格也节节上扬，结果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粮食价格已普遍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可以想到，在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并以国际粮食价格作为参照系的条件下，今后国内粮食价格很难再有大幅度的上涨，相反农业生产成本仍会迅速增加，最终这将导致粮食的收益率急剧下降，种植粮食会很快变得无利可图。届时，如果农民得不到必要的保护，他们只有压缩甚至放弃粮食生产。
表2 几种粮食亩产量和生产成本变化比较
注：递增速度以1978年为100。
3.农业投入不足，严重制约着粮食产量的增长。从近几年的实践分析，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已经发生了一个转折性变化，即粮食生产对活劳动投入需求在不断减少，而对资本和物质技术投入需求在迅速增加。这意味着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已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本和物质技术投入。可以预料，今后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更加迅速，对现代物质技术投入需求也更加强烈。据初步测算，1995年到2030年如果我国要改造9亿亩中低产田、开垦2.2亿亩荒地、扩大2.6亿亩耕地灌溉面积，就需要投资7400多亿元。要增加如此之多的投入，对国民经济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产业结构处于高速转换时期，工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发展有可能全面进入产业升级和集约化经营阶段，这显然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技术投入。于是在资本的配置上，工业与农业发展便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关系。
4.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生产率都很低。目前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农业劳动力过多，人均经营耕地规模过小，而且还出现了下降的现象。从1978到199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经营耕地从5.3亩下降到4.3亩。人均经营耕地规模小且下降，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耕地又在不断减少，这种不对称的变化使得农业劳动者很难有足够的耕地经营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二是经营地块零碎、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应。根据典型调查，当前我国每个农户所经营的8.5亩耕地，被零散地分割在六、七块土地上。这给灌溉、排涝、病虫害防治、土地开发与整治以及技术推广与应用等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潜力的发挥。土地经营规模狭小有两个消极后果。一是它严重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粮农的收入增长缓慢。受此影响，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相应降低。二是它阻止了粮食商品率的提高。由于劳动者拥有耕地少，在有限的土地上所产出的粮食自给比重过大，这样提供给非农产业的商品粮份额显然过小。
还有，农业科技发展滞后，也给增加粮食生产造成了很大障碍。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已很难适应发展农产品生产的需要。主要问题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技术进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不高。二是科技储备严重不足，粮食生产上缺乏高效优势的新品种和新技术。三是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经费严重短缺，许多地区县、乡、村三级技术推广体系已名存实亡。所有这些都是实现粮食增产目标的限制性因素。
（二）在流通领域
1.国家同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不顺。首先反映在同粮农的关系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体现，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一方面是国家对粮食的定购数量过大，大多数年份价格过低，农民十分不满。目前，国家每年向农民征收的500亿公斤定购粮，占粮食商品总量的30%以上，在主产区这个比例更高。粮食定购数量大，使农民直接丧失了对这部分产品的处置权。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让农民不满的是多年来定购粮的价格一直太低，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据统计，最近11年中我国的定购粮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有9年，而高于市场价格的仅有2年。在价格低的年份中，定购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距少则20%左右，多则1倍左右。表3是1991～1995年四大粮食品种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991年以来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食的定购价普遍低于市场价格水平，而且差距还越拉越大。面对如此之大的价差，农民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由此“拒卖”和“买难”现象随之发生。当定购价高于市场价时，粮食又出现了“卖难”现象。因为这时国有粮食企业多收就意味着多亏，而且在“胀库”的压力下，企业往往以各种形式少收或拒收粮食。所以，不管粮食收购价格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农民常常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国家对粮食生产的保护制度不完善，保护价格难以落实。这几年，国家对粮食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其中有许多政策得到了有效落实，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旨在防止“谷贱伤农”和生产波动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政策，自1990年出台后一直执行得不尽人意。
表3 1991～1995年四大粮食品种价格变动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
其次反映在与粮食经营者的关系上，主要是国有粮食企业在市场上是一个特殊的机构，既代表政府行使调控市场的政策性职能，又是企业为追逐赢利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国有粮食企业的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难以分清和判断，造成国家利益不断流失，政策性亏损大幅度增加。据有关部门调查，到1995年底全国国有粮食部门政策性亏损挂帐达500多亿元，1996年1至9月份政策性亏损又增加了145.5亿元，估计1996年将突破200亿元。由于两种职能不分，往往是定购粮价高于市场价时有政策性亏损，低于市场价时也有亏损；粮食丰收时有政策性亏损，欠收时也有亏损。由于财政困难，国有粮食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常常只有一少部分得了财政补贴，其余绝大部分则以“挂帐”形式虚置起来。这占用了企业的资金规模，使其不能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国有粮食企业和其它市场经营主体地位不平等、竞争不公平、行为不规范，造成粮食市场运行无序，法律约束无力。目前，在粮食市场上参与经营和竞争的企业主体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也有私营个体企业和农民。受现行政策影响，这四大经营主体在粮食市场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国有粮食企业受到特殊地位决定，在收购、信贷、仓储、运输乃至销售等方面都享受着独特的优惠政策；而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些政策优惠是无法得到的。另外，在粮食经营范围和经营季节上，民营企业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2.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事权不清，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缺乏市场协调。目前，我国虽然在粮食管理体制上实行了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体制，但是在具体职能划分以及怎样行使这些职能上还界定不清。例如，中央负责全国粮食总量平衡，但总量终究要体现和落实到地区和品种之上。那么，在地区和品种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事权就比较模糊。以粮库、商品粮基地为例，几十年来中央政府曾无偿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了一批粮库和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这些粮库和基地的财权和事权到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怎么划分至今不明，于是当中央要调粮或动用粮库时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由于利益关系缺乏市场协调，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当粮食欠收时，主销区要求大量调入粮食，而主产区则不愿调出，这无形中放大和加剧了粮食短缺的矛盾；当粮食丰收时，主产区愿意大量调出粮食，而主销区却不愿大量调入，因此地区性的粮食过剩的矛盾被人为地夸大了。究其原因，关键是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存在着价格和利益之争。在粮食供求过程中，主产区和主销区谁都不愿承担过多的市场风险，相反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
3.粮食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扭曲。同相对集中的粮食需求市场相比，我国的粮食生产是由千家万户的小农承担的。面对粮食需求大市场，农民既缺乏各种有效的市场中介服务，又无交易谈判地位和能力，于是在粮食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农民几乎承担了所有风险。然而，现有国有粮食经营者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远离生产者，这常常造成信息传递失真、失灵，粮食供给与需求无法很好衔接。尤其是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批发市场及无形市场发育滞后的条件下，扭曲和滞后的粮食供求价格对引导生产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往往是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粮食市场，农民不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4.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弱。近几年，国家为调控粮食市场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实践看，这些制度和措施对协调粮食供求关系、平抑粮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仍显得较弱。例如，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为了平抑粮食价格，国家曾连续多次向市场抛售粮食200亿公斤左右。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尽人意，市场粮价依然在大幅度上涨。自1996年下半年以来，由于连续两年粮食增产，加之又进口了几百亿公斤粮食，粮食又出现了局部供过于求的现象。虽然国家曾采取措施调运北粮南下，并鼓励销区和企业多调多存粮食，但主产区粮食还是调不出去，形成了农民手中余粮大量积压，粮库暴满的现象。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一是对粮食的吞吐调节行为不规范。粮食不是通过市场（批发市场）进行吞与吐，而是在国有粮食系统内层层分配指标。二是储备职能不清，调控指令受阻。按道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节应通过专项储备粮制度来完成。然而，目前我国的各种粮食储备职能比较散乱，主要是专项储备与周转储备不分，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不分。这就使得国家该吞不能吞，该吐不能吐，大大影响了其调控能力的充分发挥。
（三）在消费领域
1.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粮食消费水平明显超前。特别是对动物食品的消费水平已明显超过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应的水平。据有关研究分析，目前我国大陆居民粮食的直接和间接消费水平已达到了东南亚、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等国家或地区六、七十年代的消费水平。这就是说，当前我国大陆居民对粮食尤其是由粮食转化而来的肉禽蛋的平均消费量已达到这些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时的享用水平。我国出现粮食消费水平超前，同现行社会福利制度有关。原因是这种制度在住房、医疗、交通等方面对城镇居民进行着大量的补贴，结果是它把居民的货币收入无形中引向食品消费领域。
2.对粮食消费实行不合理的补贴。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我国已基本放开了粮食销售价格。但国家仍沿袭着以往的政策，通过国有粮食系统对所有城镇居民进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品价格补贴。例如，1995年国家对所有城镇居民进行了近300亿元的价格补贴。然而现实情况是，第一，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居民在粮食消费总量中，从国营粮店购买的份额迅速下降，而从市场上购买的份额迅速上升。继续通过原有系统实行补贴政策，极易造成一部分财政补贴流失。第二，改革以来，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粮食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例如，从1978年到1995年，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6.4%，而用于食品的支出仅增长了4.2%，显然继续实行原有补贴政策已显得十分不科学。
3.在粮源紧缺的情况下，消费领域还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目前，国民在节约和爱惜粮食方面还未形成共识，讲排场、摆阔气和铺张浪费的倾向比较严重。据有关资料估计，我国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存在的损失和浪费达450亿公斤以上。每年仅从餐桌上直接扔掉的粮食约合200亿公斤。此外，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对酒类需求增长过快，也造成粮食消耗量大幅度增长。从1985年到1995年，我国酒类生产量由851万吨增长到2560万吨，增长了200.8%，其中白酒生产量由338万吨增加到791万吨。仅白酒一项每年耗粮达到1740万吨。
（四）在对外贸易领域
内贸与外贸脱节，外贸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粮食进出口调节不灵，反应过度。往往是粮食丰收了进口，欠收了出口，对国内粮食市场不仅难以起到调节作用，反而还形成了冲击，放大和加剧了国内粮食供求矛盾。从1984年到1996年，13年中国内粮食生产发生了4次减产，其中有3次对应的是粮食净出口；在9年的粮食增产中又有5年对应的是粮食净进口。这种增则进、减则出的现象，充分反映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体制及其政策已明显适应不了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问题更为突出的是，近两年我国还出现了国内粮食大增产、外贸粮食大进口的现象。从1995年到1996年，国内约增产粮食3490多万吨，同期外贸净进口约2700多万吨，两项相加国内粮食供给量增加了6190多万吨。如果扣除两年中的增量消费和前几年的库存亏空，目前我国粮食总量已经出现了临时性供给剩余，这在粮食主产区尤为明显。
三、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对策思路
（一）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战略思路
从总体上看，未来中国解决粮食供求问题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立足国内，增加生产，控制需求，适当进口。这就是说，今后中国解决粮食问题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政策首先是全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既考虑了供给又考虑了需求两个方面的政策，同时又考虑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其次是把供求平衡的立足点放在国内而不是国际市场，政策的侧重点将主要是通过提高国内的自给率平衡粮食供求关系。再次是这种思路并不封闭国内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中国还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调剂品种余缺，适当进口国内供应不足的粮食品种。
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仅有一般的战略思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在不同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国内人民的粮食安全和食品保障问题。当发生突发事件引起国际环境恶化，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或者国际粮食市场供给能力萎缩无法满足中国进口需要时，我国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思路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扩大粮食种植面积，适当压缩其他作物的生产。此外，我国还可以通过一些法规政策让果树上山，鱼池下滩、入河、进湖，由此调整出一部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当国际环境比较宽松，对中国发展经济有利时，我国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源，多发展一些比较效益高的农产品，同时从国际上适当多增加一些粮食进口数量。
（二）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对策措施
1.扶持粮食生产，增加国内供给总量。今后我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政策是要稳定面积，调整结构，提高单产，增加总产。对主产区来说，国家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保护粮农的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为帮助主产区改变“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面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从财政、信贷、税收以及人才、技术等方面，鼓励和支持本地区对粮食生产实行产业化经营。对发达地区来说，国家的政策侧重点是确保粮田面积，稳定粮食产量，提高供给能力，实行以工稳农、以工促农和以工带农的政策。从全国来讲，具体政策措施如下：第一，依法保护耕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第二，制定优惠政策，保护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多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确保发展粮食生产的需要。
2.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培育粮食市场。从长期看，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是，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粮价形成机制和多渠道、多形式、多主体的流通体制；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健全并不断完善粮食的保护价格制度；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要逐步由多级调控、多级负责、两线运行向一级调控、一级负责、一线运行过渡。为此，建议近期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分步骤改革现行粮食收购制度。第二，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粮食事权。第三，改革现行国有粮食系统。第四，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非国有企业和农民参与粮食市场流通，进行平等竞争。第五，搞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场法规制度。
3.为了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适应新形势下流通体制的改革，建议设立国家粮食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国务院管理，其职能是颁布有关法律、管理粮食市场、负责调节全国粮食供求平衡（总量、品种结构）、协调区际间粮食供求关系、负责粮食的进出口贸易等。组建该机构的初步设想是，将现有国家粮食储备局从内贸部中分离出来，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粮食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粮食政策咨询局、储备局、市场管理局和国有粮食企业局。储备局负责中央专储粮的管理和吞吐，监督和协调地区专储粮的运作，承担粮食政策性业务；市场管理局负责粮食市场的布局和建设，认定经营主体资格，维护和规范市场秩序；政策咨询局负责研究制定有关粮食市场的法律政策，定期发布供求信息等；国有粮食企业局代理国家管理国有企业资产，监督国有企业的运行，维护国家的权益不受侵害。
4.提倡节约，引导消费。今后在推动和加快城镇居民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前提下，要确定出一套适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粮食消费制度和政策。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粮食消费的总体政策目标是提倡和推广“中热量、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消费模式。在食品结构上以植物食品消费为主，适当增加动物食品的消费。近期具体政策措施是：第一，改革粮食消费补贴政策，由现行对全民补贴向对低收入者补贴转变。第二，对高消费粮食制品适当征税，控制粮食消费量。第三，调整酒类生产结构，控制白酒生产量，对白酒消费实行高价高税政策。第四，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杜绝粮食浪费。
5.搞好外贸体制的改革，协调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关系。首先，改革现行粮食进出口贸易体制。其次，建立和健全粮食边境保护政策。在关税政策上，一是对粮食实行进口关税配额政策，对配额内国内市场需要的粮食执行低关税或零关税制度；对配额外的粮食进口执行高关税政策。二是对进口关税采取动态管理办法，就是说根据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的变化，定期（5年）调整进口关税率。再次，开辟国外粮源，在国外建立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