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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在福利国家危机、新保守主义崛起和苏联解体的三重夹击下，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整个欧洲左翼被逼到了欧洲政治版图的敦刻尔克。拉尔夫·达伦多夫那句“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的谶言，仿佛给左翼政治的现实运作套上了宿命般的紧箍咒。 可是， 当时（1993年）德国有一位名叫沃尔夫冈·默克尔的政治学家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说，一旦产生了调节市场自由发展的新需求，社会民主主义必将再度繁荣。而今，5年过去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警醒了世人， 市场的自由发展的确需要一定形式的理性调节。恰恰又在这个时候，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赢得大选，入主内阁，或单独执政，或参加联合政府。迄至今年10月，欧盟15国中已有13个组织了中左政府，再加上工党执政的挪威和社会党长期参政的瑞士，欧洲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粉红色。默克尔的预言得到了事实的验证。那么，这个验证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它对于世纪之交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社会的发展意义何在？
一、施罗德当政，标志着里根—撒切尔时代的终结
9月27日是一个不平常的礼拜天， 联邦德国四年一度的议会大选在这一天举行。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个礼拜天之所以不平常，是因为后来的选举结果表明，它从此结束了自己长达16年的“休假”，重新回到内阁“上班”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事件，也是一个欧洲事件，甚至是一个全球事件。格哈德·施罗德是90年代中期以来席卷北欧诸国以及意大利、英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左翼复兴潮流的最新受益者。
左翼复兴的最早迹象出现在荷兰。荷兰工党在1994年5 月的大选中获胜，组成了自1976年以来第一个由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紧接着，瑞典、丹麦、芬兰、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相继赢得本国大选，出面组阁。政治学家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把它同1992年美国克林顿和戈尔的选举获胜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克林顿主义替代80年代新保守主义代表之一的里根主义，意味着反映新中间阶级利益的“新左翼”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欧洲边缘小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则开始了新左翼对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代表撒切尔主义的替代。
果不其然，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在1997年5 月举行的大选中以压倒优势的胜利战胜了保守党，组成英国战后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一届政府。在此之前，英国工党已度过了整整18年黯淡的在野岁月！新工党“克里斯玛”式的胜利，直捣新保守主义的老巢，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这种关注得以奇迹般地扩展，还得益于一年前意大利中左派“橄榄树联盟”选举获胜的衬托，加之英国工党组阁两个月后，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也成功地实现了联合执政，再后来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定性胜利了。在欧洲，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最具影响力的党，其盛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欧洲政治钟摆的左右指向。施罗德的当政，标志着里根—撒切尔时代的终结。80年代不可一世的极端自由主义，让社会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代价，并对人类道德造成了潜在的破坏，现在是到纠偏的时候了。
取代里根—撒切尔时代的，不可能是传统的福利国家式社会民主主义，即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谋求充分就业、社会公正和全面福利保障，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维持一种“福特主义式”平衡。那样的日子已然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大规模失业的出现和经济运作中凯恩斯主义让位于供给学派，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范式的社会基础遭到了结构性的削弱。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极力谋求的再分配式繁荣，成为它自身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管理危机与之有着无法解脱的联系。新保守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发起的强大攻势，正是以福利国家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根据地为中心展开的。私有化和其他市场力量都被用于这场反对福利国家及国家调节能力的战斗，60—70年代“黄金时期”就福利国家问题在左右翼政治力量间达成的一致性被彻底摧毁了。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工人阶级被永久性地分化了。由于新科技革命导致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变迁，劳动者大部分融入了庞大的中间阶级，成为新形式的多样化的领薪族，余下的是一些靠社会福利生活的“落伍者”。并且，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围绕生态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生活方式变迁而出现的后物质价值，重新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需要并产生着新的社会动员。选民在阶级、阶层、社会背景、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亚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得到空前广泛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人再要信守自己的传统，而又不失去足以保证其执政参政地位的支持者，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正因为如此，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曾被不少政治分析家和理论家宣判了死刑。90年代后期，社会民主党人在如此之多的欧洲国家重返政府舞台，也由此被称作了“不可思议的回归”。
那么，回归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民主主义呢？从新保守主义废墟上崛起的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如何不是它原来的样子。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获胜除了政治钟摆的惯性回摆，即对苏东演变前后一度出现的左翼萎缩、右翼膨胀的政治失衡自发校正外，也说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通过纲领革新和形象修正已更好地适应了当代社会。这个社会既是一个在传统社会要求之外产生了多种多样新要求的社会，也是一个被“新保守主义革命”改造过的社会。社会民主党人的参政执政实践和思想理论更新必须以此为前提。于是，我们从荷兰工党、英国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法国社会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措施中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这些东西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似曾相识。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一场对顺应环境的不断变化而重新界定和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的探索。变化着的环境包括全球化、个人主义化、后工业化、信息泛滥、媒体社会等等。由于环境的多元性，这种探索不可能拟定一个完整的社会民主主义新纲领，也没有以某种明确界定的新范式为基础。这只要看看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对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缺乏一致性就可以明白了。例如，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由于对全球化冲击低技能劳动力的看法存在着差别，在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时就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新探索恐怕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国家作用不同程度地重新肯定和对市场作用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换句话说，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可思议的回归”，是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遗产和新保守主义遗产的双双继承，力求在国家与市场、安全感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荷兰学者P ·彭宁斯称之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对市场方法的认同，并不表明新保守主义的不可逆转，而只不过是他们试图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福利国家主义的经济活力。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托尼·布莱尔及其新工党的理论鼓动和执政实践。
二、布莱尔苦心经营的“第三条道路”， 实质上还是一种选举策略
“And then there was Tony!”一度作为时事评论的醒目标题频频出现在欧美报刊上。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对英国保守党的历史性胜利，以及在这场胜利前后被大肆渲染的“第三条道路”，仿佛给欧洲左翼政治的活动家和批评家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们蓦然回首：原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漫漫长夜里，还有托尼这颗耀眼的新星！还有第三条道路这条充满希望的坦途！可是，只要我们对布莱尔及其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内容和出台背景稍作深入的分析，便知事情远不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般祥云环绕，美轮美奂。
被誉为英国工党“政治神童”的布莱尔，的确具有思想包装的天赋，善于避实就虚，另辟蹊径。第三条道路本来是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遗产的折衷继承，在他那里却成了一种“超越”。他说，第三条道路是超越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哲学、使现代社会民主得以重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只是介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而是积极推行中左价值观念的建设之路，这条道路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适用于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新工党的理论高参安东尼·吉登斯把它定义为“断然的中间立场”。他这样论证道，按照传统的左、右两派的观点看问题，中间必然是空无一物的，中间派的政治哲学只能是一种折衷；可是，现代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已经是左、右两派的关注范围所不能涵盖的了，比如生态问题，这就给空无一物的中间填充了实质性的内容；中间由虚变实为中间派提供了新的活动舞台，使之获得了超越传统左、右两派的价值力量，进而从“温和的中派”发展为“积极的中央”。根据上述基本思路，布莱尔开始实施他的“新政”：放弃国有化政策目标，强调市场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保证适度的政府调节；改革福利制度，强调权利与责任共担，以创造就业机会代替救济性福利保障；扩大地方自治权限，恢复民众对政治的信念，切实推进民主进程；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改善国民医疗卫生服务，取消保守党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推行的内部自由市场体制……
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实质上还是一种选举策略，它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措施是与政治活动（政府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分析家认为，第三条道路对政府活动的这种直接依赖，对于认识它的实质和价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工党积极倡导的旨在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所谓“左翼供给学派政策”，其实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部分地依据自己在克林顿政府中的经历提出来的。还有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的公共投资、放开银行利率、改革福利制度等等，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在现代妥协政治条件下，各国的经济社会活动都表现为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之间的某种平衡。由此，正如美国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所说，第三条道路无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政治套语，是给旧选举策略贴上的一个新标签，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各种主张和选民中利用三角关系在短期内捞到最大的好处。
如今，新实用主义政治是一种时髦。在欧洲历史上，政治原本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是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是，今天的情形已经改变了，欧洲政治正在走向低潮。政治主张越来越少，政治实践越来越实用主义化。人们更多地为自己的具体权利奔走，而不考虑自己理想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仿佛已经完全归结为简单的物质利益，市场哲学由此主宰了政治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或者说市场政治哲学，曾经被欧洲人视之若敝屣，认为它太简单、太粗陋。然而，这种“简单而粗陋”的政治文化正在取代那种历史悠久因而显得有些陈旧的政治价值观，市场政治已逐步为那些最古老、最注重保持自己历史和思想传统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这大概才是第三条道路得以勃兴的时代原因吧。
新实用主义政治家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了自信，并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克林顿就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政府管理哲学，这种哲学超越了旧的观念。”他的助手进一步解释说，克林顿主义的深刻意义在于，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它引导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而不是“左翼问题还是右翼问题”。布莱尔对此深以为然，他说，由于世界政治正在趋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趋于一致，欧洲的左翼政党与美国的民主党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全世界的中左政党有必要坐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行动方略。吉登斯甚至代表新工党公开提出了“向美国学习”的口号。被称作“德国的布莱尔”的施罗德也毫不掩饰地说，他推崇实用主义政治，不管标榜什么，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采用什么政策。他说他既非左派又非右派，他就是他自己，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他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
在这样一种哲学指导下，第三条道路的鼓动家们不可能提出一套完整的取代新保守主义的新左派政纲的。他们只能迈出那种含混不清的、左右摇摆的、头痛顾头脚痛顾脚的政治步履。据此也可以看出，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政坛复兴，第三条道路在大西洋两岸鼓噪，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左翼危机的真正根源——思想的贫乏。这样，若斯潘领导的法国社会党的成功表现，就具备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若斯潘备忘录
就个人魅力而言，列昂内尔·若斯潘和托尼·布莱尔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与正当壮年的布莱尔光彩照人的媒体形象相比，年逾花甲的若斯潘显得谦虚冷静，注重实际，富于社会责任感。这两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大党的领导人虽然是在同一年出任各自国家的政府首脑，取得成功的方法却大相径庭。布莱尔靠的是个人的出色表演和对新保守主义的原则妥协，若斯潘则依靠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的信守。布莱尔的胜利是克里斯玛型的，所谓“布莱尔胜了，工党却败了”也反映了这个意思。若斯潘的胜利则更多地代表了整个党。分析家指出，这两个给人造成深刻印象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选举胜利的例子，代表了两种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成功模式，标志着社会民主党人战略选择标尺上的两个极端。
尽管形势因素和偶然事件在每一次选举中都可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单凭一两次选举的成败来推测总的政治发展趋势，但对选举战略的事后分析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大选前夕，若斯潘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针对“野蛮资本主义造成的破坏性”的批判性辩论，重新肯定了国家在就业、社会公正和整个经济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他明确指出：“没有国家，就没有市场。市场经济需要规则，需要强有力的机构，需要稳定，需要组织”。若斯潘为了缓解大规模失业压力而作出的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的承诺，他针对新保守主义基于臆想的自由市场优势而放弃政治干预的政策而提出的道德重建和政治替代方案，以及他通过夺回政治责任感对经济自然力量的优势而使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丧失合法性的种种努力，都使自己及他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党在当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复兴潮流中独树一帜。若斯潘的例子告诉我们，在媒体社会中，成功可以通过顺应媒体而获得，也可以靠引导媒体去争取。
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中，若斯潘的激进立场并不是孤立的，至少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斯卡·拉封丹和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总书记马西莫·达莱马可以算作他的同路人。担任施罗德政府财政部长的拉封丹，长期以来一直是左翼乌托邦的守护者。正是通过他的强有力的影响，施罗德政府在一系列政策上表现出比施罗德本人的政治观点激进得多的左倾色彩。事实上也是，单凭党内元老和党的主席这两个身份，拉封丹在内阁中的优势地位就是毋庸置疑的，何况他还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财政部长。达莱马是今年10月接替橄榄树联盟领导人罗曼诺·普罗迪担任政府总理的。普罗迪是一个具有天主教倾向的颇受人尊敬的经济学教授和技术官僚，担任过伊利集团董事长，政治倾向与布莱尔、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十分接近。他迫于形势把总理权柄让与达莱马，表明意大利政治气氛仍保留着浓厚的左翼传统。
从发展趋势看，欧洲十几个中左政府已渐次分化为两个阵营，以英国政府为代表的现代派和以德国政府为代表的传统派在一系列内政外交上表现出虽非实质性却也十分重大的分歧。这给粉红色的欧洲政治版图涂上了一丝暗影，使得共建“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的倡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辨。在人们的想象和期望中，似乎有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大家庭”。其实不然，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纲领更新和政策调整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的，相互间的思想和经验交流几乎不存在。施罗德十分肯定地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让德国采取别国的模式是没有道理的，不管它是不列颠的自由市场模式，还是法兰西的国家调节模式。所以说，尽管现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时走上了左翼复兴之路，但各有各的走法，彼此并不搭界。
当然，无论左翼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欧洲政治风向的有限左转是肯定无疑的。左转的限度及其世界影响的大小取决于现实政治条件的发展。尽管若斯潘、拉封丹等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执政实践中迫于形势也部分认同了自由市场原则，可以说也半推半就地走上了第三条道路，但布莱尔、克林顿等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中左政党国际组织来代替旧的社会党国际，却决非轻而易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