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的传承：历史溯源与现实思考
——以陶云逵先生边疆研究为例
高永久 冯 辉
（南开大学， 天津 300350）
摘 要： 陶云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人类学家和西南边疆实地研究的先行者，在担任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他更是引领实现了南开大学边疆研究学科的拓荒。本文以陶云逵先生与百年南开边疆研究的历史渊源为主线，追溯了先生边疆研究历程及其研究旨趣，从三个方面表述了先生对于南开大学边疆研究的意义，并对新时代续写百年南开边疆研究新辉煌提出了几点想法。
关键词： 陶云逵；边疆研究；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这既特色鲜明地点明了边疆的重要性，也为新时代相关研究指引了方向。几十年来，边疆主题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学界业已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成果。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有学者强调“无论从学术，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实不容缓”[1]，并由此丰富了边疆实地研究的内容。这位学者便是抗战期间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我国著名历史人类学家陶云逵先生。
一、陶云逵先生边疆研究历程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陶云逵先生边疆研究成果高峰期更多地集中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实际上，自大学伊始，陶先生便对人类学民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其以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其学术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陶先生矢志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态度与为国为民的大家风范。
（一）学成归国：德国学派的中国探索
陶云逵先生自幼聪慧，于1924年进入南开大学矿冶专业学习。适逢南开大学初设，张伯苓老校长四处延揽人才来校教学，开设了许多新兴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同时对天津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刻的调研。李济先生在南开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的相关课程，并且“把地质学的一套田野工作观念和方法进一步在国内推广”[2]，使得陶云逵对“人类学、社会学产生浓厚兴趣”[3]。可以说，正是南开大学相关课程及调查项目的启蒙，才激发了陶云逵从事历史人类学相关研究的信念。
1927年，陶云逵先生因考妣俱丧，加之立志学以救国，遂跟从德国欧根·费雪尔教授攻读博士。欧根·费雪尔教授是德国学派 （也被称为德奥传播论学派①）的代表性人物，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述：“德国学派……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方法的相异之处入手”[4]，更为肯定文化的内发规律与导向作用，实质上带有浓厚的历史人类学色彩，即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5]的研究范式。除此之外，还有系统的田野调查方法为其基本研究方法。回国后，先生的研究方向经历了从体质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再到边疆社会文化研究的多重转向，然而，每个研究领域都互为交融，尤以后期借助文化和国家关系的思考脉络进行边疆研究为突出表现。
在回国后，陶公从1934～1936连续两年赴滇缅边界开展未界定民族考察，足迹遍及云南全境，测量个案体质，寻得宝贵资料，并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作，这是其首次进行对边疆社会的调查，初步形成了对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的基本认识，“将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研究引入田野调查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6]。这是陶云逵在边疆地区进行适应性探索的尝试，从当时学术界的反应和日后的学科发展来看，这样的探索在宏观上来讲是成功的。
（二）临危受命：联大南开的边疆诉求
30年代末，陶云逵先生赴云南大学任教，在“魁星阁”继续实践其研究思路[7]。彼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在战火纷飞中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由于校舍被炸，历史最短，师资情况自是最末，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8]。抗战前文学院只有外文、历史、哲学三系，西南联大初期也是科、室不全[9]，因而健全文学院，发展文科专业，创办文科研究所也就成了老一辈南开人的心事。1939年10月起，陶云逵先生在西南联大讲学，并开设人类学与边疆研究相关课程[10]。
陶云逵先生拓宽了南开乃至学术界边疆研究的思路。据前文介绍，云逵先生尤其注重文化的主位作用，实际上促生了德奥学派基本观念和中国具体边疆情形相结合，在其一系列著述里，都隐含着个人、文化、社会三重价值的相互呼应。同时，作为历史人类学的翘楚，云逵先生更为突出历史视野中的边疆人文，从历史考察中突出文化的价值与未来发展[37]。这也启迪了跟随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一同工作的研究者们，如黎国彬在《摆夷的人文地理》中特别在第二部分阐述了 “夷方”概念的历史流变[38]等。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确立更是不必多言。云逵先生巧妙地将承担项目与研究方向相结合，培养锻炼起研究室同仁做好田野调查与历史检索的能力。西南边疆地区可供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等学科研究的资料甚多，云逵先生与其同室研究人员不仅克服来自诸多方面的困难，“无论如何，必须想法能继续设调查工作”[39]，同时重视查阅、引用历史文献，还特意搜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本和口述文献[40]，这着实为以后学人边疆研究方法的明确规定了正确方向。再者，最为核心的是，对边疆研究旨趣及其目的性的确立。毋庸置疑，陶云逵先生将构建边疆局势稳定与民族关系和谐作为学术研究的方向，对当时存在着的“殖民论”、“冲突观”、“抛弃论”做了有效地批驳。他强调“边疆人民的生存与中原人民或者国族整个的生存，是个不可分的整体”[41]；同时也表征“边疆建设是件庞大事业也是极关重要而刻不容缓的事业”[42]，特别强调边疆汉族人民的不同作用，从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关系和谐角度考虑边疆建设发展，与当前强调的边疆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意义相近，更表现出陶公所明确研究方向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初视察南开大学时指出：“当年开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44]，可以说，当年进行边疆研究，也正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边疆稳定和边疆人才培育预备去开创一番事业的。百年南开的边疆研究，可以说也正是对陶云逵先生当年毅然留学德国“入一流大学，从一流大师，凡遇任何日本同学，定须超越而胜之”[45]的学以报国，学以强国精神的传承。
可以说，正是陶云逵先生对边疆问题的极大关怀和对边疆研究孜孜以求的热情以及诸多建树，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才会成为边疆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正是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对边疆研究与学术发展的渴求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充备条件，陶云逵先生以及一众研究者才甘愿坐冷板凳，踏边疆地，中国早期边疆研究才会取得十足的成果，得以昭示启迪后来之人。
论坛共进行了7个主旨发言和50多人分组发言。主旨发言分别由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田振江教授、论坛执行副主席王相锋教授、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维波教授、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张锁军主任、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杨春泉教授主持。分组发言由遵义医学院外语学院谭占海院长、华侨大学黄小萍教授、河北金融学院外语学院徐三乔院长主持。
（三）书成大家：依托边疆与超脱边疆
陶云逵先生对南开边疆研究的历史意义正是在其殚精竭虑主持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中体现的。1943年9月，时任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的杨成志教授力陈中大条件之优厚，拟借二人情谊邀请云逵先生前往任教[43]。云逵先生婉言谢绝，继续率领研究室人员在简陋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工作，而这恰恰证明了陶公对南开大学边疆研究的重视所在。
陶云逵先生因袭德国学派的文化思路，在中国国土的适应性语境下，始终专注于将文化视角贯彻到边疆研究的推广发扬的思路之中。在对边疆的定义上，他认为，边疆的含义包括两国毗邻的边界地带和海外社区，并区分了境内外“文化边区”“社会边疆”的概念[17]。在边疆发展层面，陶先生认为，边疆的社会变迁问题就是文化现代化问题，在其大呼边疆问题之严重时，着力认为政府的边疆政策应当从文化视角来保卫边民加强团结，“政府的边政之重心是使边疆社会的文化改变为近代化的文化”[18]，并提出由经受专门训练的边政人员从事此工作，同时也强调民族学在“新文化因子和制度在边疆社会的顺利推行”[19]中的作用。在文化应用于边疆研究中，他明显不同于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的文化功能主义，而是走在“建立在如何保全文化、社会和个人的生存空间的基础上”[20]的路径，体现出其独特的思索。
对物体漂移终点预测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决定搜寻行动的针对性，从而影响搜救的效率，见图1。假设物体漂移位置在预测的矩形范围内服从均匀分布且漂移物体触及岸线则停止漂移。在tn 时刻物体的预测区域为ABCD，tn+1时刻的预测区域为A1B1C1D1，两块区域都和岸线相交，交点分别为E、F和G、H，因此，在tn和tn+1时刻漂移物都有可能成为漂移终点。
张伯苓先生在南开大学建校之初，就定下“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理念，无论师生纷纷响应，成为南开之精神的突出表征。纵观陶云逵先生及其学术同仁边疆研究的思路、方法、意旨，莫不是把学术问题放在中国面临边疆困境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把田野调查视作更深入的认识边疆、研究边疆和发展边疆的坚实基础，把学术成果和现实政治相结合，带有鲜明的实用价值。知中国，知边疆，云逵先生才发出“不来边荒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46]的重言，故对承担石佛铁路的工作视之甚重，并出色地完成了相关任务。“在边疆地区建立起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体系”[47]，是贯穿民国历史的三大主线之一。陶云逵先生带领其研究团队，提出基于文化变迁理念的边疆文化现代化的边疆政策，并从不同角度切入边疆建设方案，为有效治理体系在边疆的实践着实付诸辛苦。他还批判政府之前派出的初民文化专家“报告尽是学术讨论，丝毫不着边际”、“注意过去，忽略现代，避谈将来”[48]等，更显示出其注重实用和服务性的思想态度。
以爱茉莉太平洋为例，从2017年开始，集团在坚守中国市场战略布局的同时，加速拓展海外市场。仅2017年9月，旗下雪花秀进军法国市场；悦诗风吟开出美国首店；兰芝入驻144家美国丝芙兰门店。
二、陶云逵先生对南开边疆研究的历史意义
对于南开大学的边疆研究而言，陶云逵先生正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在三校组建西南联大之前，尽管有诸如李济教授等讲授社会学与人类学，但是真正开启南开边疆研究时代并留下火种供后人学习的，正是西南联大时期作为南开大学首位历史人类学教授的陶云逵先生。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持工作的一年半时间中，他为南开拓荒了边疆研究学科，培育了专业化的边疆研究团队，更为重要的是，引领了南开边疆研究的方向。
（一）边疆研究学科拓荒
准确来说，中国的边疆学科处于一直建构创新的过程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一个摸索开辟的时段，政治重心的内迁、边疆问题的严峻、学术人才的归巢，使得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学科熠熠生辉。对于南开大学来说，边疆研究学科的发迹正是来源于陶云逵先生之努力。
一方面，体现为陶云逵先生作为联大教授开创的边疆研究相关课程，对南开学子乃至整个西南联大学生的启蒙。他主讲了《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等相关课目，先后写出《边疆社会》和部分课程讲义，因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关于相关课程的开设情况囿于资料的匮乏未曾可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陶先生从文化观点出发是十分关注教育的，认为“教育直接涉及文化理念如何在个人身上实现”[22]。从这个视角引申来看，陶先生个人边疆研究的抱负与其教育理念的契合，必定是为着边疆研究学科发展和人才培育去考虑的。
另一方面，即为担任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时的兢兢业业，为南开西南边疆社会研究在学术界树起的一面旗帜。他计划“根据已有之文献于边区中选择几个关键区域做抽样调查和初步普遍调查”[23]，包括人口人群、自然人文环境、文化概况、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等，重点关注的是边疆教育制度、内容以及民众态度的特殊性问题。这其实也就为边疆研究的重点领域圈定了具体范围，“决心为边疆人文研究的中国化闯出一条道路来”[24]。这种拓荒的意义，还在于将广泛而深刻的田野民族志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应用于边疆研究中，成为先行者之一。其一系列与边疆相关的学术成果的出现，为边疆学科汇入了德国学派中国适应版的思路框架，尤以文化历史观为学界称奇。作为南开大学的历史人类学教授，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也为南开的边疆研究未来做了思考，这使得南开人对边疆研究和未来学科发展充满了信心，“就南大言，局面虽小，亦有其长”，“将来研究亦不限于西南。西北、中亚、南洋皆在研究范围之内”[25]。这一承担为南开文科“建基铺路使命”[26]的研究室，其建立运作也担负着“拓展南开新的学科领域”[27]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新的学科领域，就是包括诸多方面在内的边疆研究学科。只可惜天不假年，云逵先生英年早逝，边疆人文研究室失去了中坚力量。抗战胜利后，1952年的院系调整撤销了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刊物不久便成为陈迹[28]。所幸后来“汉语侗傣语研究室”的建立及一系列边疆人文研究科目的开设，使得拓荒者的功绩得以延续。
（二）边疆研究团队培育
陶云逵先生的历史功绩，还在于以其躬身模范，培育出一支基础扎实、方法得当、成果丰硕的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据邢公畹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黄钰生、冯柳漪两位先生负责前期筹备及后勤资源保障，陶云逵在1942年6月被聘为研究室主任后，7月聘请黎宗瓛、黎国彬为调查员，邢公畹在8月加入，中文系罗常培教授的研究生高华年、历史系研究生赖才澄等也相继加入，“这五六个人组成精干队伍”[29]，开展起有声有色的调查科研活动。
一方面，是对团队科研调查方法的培养。研究室成立之初，因为承担了云南省政府的石佛铁路沿线调研工作，旋即派出邢公畹、黎国彬、黎宗瓛、高华年等人进行实地调查，陶云逵先生也负责了鲁魁山纳苏的社会组织和宗教调研[30]，这也就形成了实际上的南开边疆人文学派。陶公先期制定了调查大纲与具体明目，对各人田野调查方式方法也进行了精心指导。《远羊寨仲歌记音》《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巫术》《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峨山窝尼语》等由调研人员撰写的相关调研报告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方法尚慎重，精密”[31]，均得到了政界学界的高度评价。这样持续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使得这些初出大学课堂的年轻人较为准确系统的掌握了田野调查方法，激发起边疆研究的热情与学术担当。正如黎国彬所言：“旅途单调而苦”，但是更多的还是“但愿工作顺利进行”[32]。所进行的实地研究也为这些年轻人积累了丰富的调查材料，高华年教授的《彝族语法研究》和黎国彬教授的《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等很多材料都是来源于此[33]。
另一方面，是对研究人才的重视。这个边疆研究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足30岁[34]。当时陶先生也仅有38岁，他出于对边疆研究的热爱与为中国、为南开培育边疆人才的期望，对这些未来边疆研究的翘楚寄予厚望。在致冯文潜先生的信函中，他称赞高华年 “月余以来工作极为努力”、“极颖慧颇难得”；称赞黎宗瓛的调研报告“颇能有所贡献”；对“高、黎诸人对调查工作兴味甚浓”[35]深感欣慰。当时的《边疆人文》还特别刊登了当时许多从事边疆人文研究大家学者的文章（如闻一多先生的《说鱼》等），其中，也不乏西南联大与其他研究地区青年学者的新作，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马学良的《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张清常《大理民家情歌中所见民家语与汉语的关系》、韩镜清 《西藏传本瑜伽师地论思所成地体义伽他嗢》等。而在其上发表作品的学者，无论是语言、民俗、音乐、历史等，之后大都成为了与边疆研究有关的领域内专家，而其中诸如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杨志玖、张清常、戴蕃豫等学者均在南开大学担任过教学科研工作，也成为了陶云逵先生边疆研究的衣钵传人。在他们的往来信件中，“逵师”、“先生”等称谓更显示出对于云逵先生的爱戴与尊敬。
（三）边疆研究方向引领
陶云逵先生被誉为是西南边疆研究的先行者之一[36]，先生泽被后世的意义更广泛地体现在其学术思想对于后来人边疆研究方向的引领之中，而这又不外乎研究思路、方法、旨趣等关键三项。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正是如此旧道德婚姻形态下的一个缩影，带有十分浓烈的悲剧色彩。人类作为一种情感动物，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会急剧上升。然而，父亲与母亲却不曾相爱。两人在物质上或许相互扶持，在精神上却是无法互相慰藉。就好像母亲知道父亲的罗曼史，却始终没有尝试去解开他的心结。在双方的精神世界里，本应最亲密的枕边人反而是局外人。
对于基础性的体育教学而言，可以说是各专业都可以通用的，也就是共性的教育；但是职业体育教学则不同，根据职业的不同、根据未来就业方向的差异，对于体能、素质以及疲劳特点的要求都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体育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也应该是不同的，应该是有针对性展开的，应该是一种个性教育。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新时代的职业体育教学一定要不断实现其服务功能的全面提升，既要充分满足不同行业专业对于学生身体素养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同时又要做好强化性质的身体锻炼，有效防止可能因为所从事的职业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损伤。
2)第②种情况 将工序v移至u之前，如图12所示，Q变为Q2={v,u,l1,l2,,lk}，求解评价值λu,v(0,w)和λu,v(w,#)的过程如下：
翠姨的妹妹有一张，翠姨有一张，我的所有的同学，几乎每人有一张。就连素不考究的外祖母的肩上也披着一张，只不过披的是蓝色的，没有敢用那最流行的枣红色的就是了。因为她总算年纪大了一点，对年轻人让了一步。
在抗战时期的学术界，边疆问题成为学人热衷的领域。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15]。一大批关注不同领域的边疆研究人才、研究科室及专著成果纷纷涌现。而这其中，能做到研究边疆而重视边疆，依托边疆而超脱边疆的研究者，陶云逵先生算是有影响力的寥寥几人的代表。若非先生于1944年早逝，“否则影响的扩大当不止于此”[16]。
三、结语：续写百年南开边疆研究新辉煌
南开大学的边疆研究，正是发轫于西南联大时期的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发展研究室，而陶云逵先生以其学术大家风范足以称为南开边疆研究的开山鼻祖。陶公对百年南开边疆研究的启迪就在于，始终坚持边疆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学术层面为国家的边疆政策出谋划策；始终坚持从边疆主位角度去思考问题，以边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学科交融，从多个层面不同视角研究边疆、探索边疆，向世界呈现出中国边疆的独特风貌与边疆研究的中国特色。
（一）以边疆研究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
20世纪40年代初，云南地方政府石佛铁路的建造规划促成了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直接成立，其中黄钰生、冯文潜等先生的筹备策划功不可没[11]。在张伯苓校长的争取下，由研究室负责调研铁路沿线基本情况。1942年6月，陶云逵先生被聘为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次年八月份，又受聘为南开大学历史人类学教授，是为全国首例。“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研为途径，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12]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成为其进行边疆研究的依托，“边疆语言、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13]四组研究主题也反映出其个人研究旨趣与学术理想。担任研究室主任期间，陶先生一方面带领室内研究人员，兵分几路在云南边疆进行田野调查，在完成石佛铁路筹委会任务的同时，详细了解探究了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祭祀占卜、社会组织、文学、音乐等情况，撰写出多篇优质的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其中《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文化的本质》等文章在学术界荡起层层波澜。与此同时，在《边政公论》以及《云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边疆与边疆社会》《开化边民问题》《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关于“边疆从政人员奖励条例”》和《倭寇侵越与我边民之责任》等一系列学术成果，直接反映出陶先生在边疆研究中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建树，对边疆内涵、边政建设、边疆安全等问题都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陶云逵先生领衔创办出版了《边疆人文》学术刊物，共油印了三刊三卷18期，发表了31篇有关边疆民族习俗、语言文字、宗教古迹、自然地理等影响力颇深的研究文章[14]，在国内早期边疆学研究中独树一帜。
尽管专注于西南边疆研究，陶云逵先生的视域从未局限于此，他的终极旨趣在于探寻人类社会之规律。他对于西南边疆社会的研究，“目的是从边疆社会之中找出一些关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规律”[21]，这样就把对国内边疆研究的意义提升到对整个人类社会及文化发育的关怀中，或许这也正是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于边疆人文工作的深层次意义所在，也为后来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拔高研究展望做出了表率。
今日的南开边疆研究，对陶云逵先生衣钵最大的继承便应在于对其研究服务实际理念的传承，这也是对“知中国服务中国”理念的传承。因而要做到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国家边疆切实所需而做研究、做调查、出成果：一方面，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研究来维护中国边疆核心利益。做到调研与“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要做到调查研究真实全面地反映边疆发展情况，为国家发展视野中的边疆建设供给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期，这样的研究理念便是南开边疆研究的实际贡献所在。
（二）注重边疆主位视角
陶云逵先生及其同仁的学术思想与研究实践对南开边疆研究的启迪，还在于以边疆为主位视角去看待边疆问题。以边疆为主位视角，就是从边疆自身的角度出发去研究边疆人文、评析边疆政策、提出边疆长期和谐稳定发展的思考框架与治理方案，照顾到其与内地迥异的民风民俗、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等方面。这方面，陶云逵先生做了表率作用。他在探讨开化边民问题时，批判了当时的边疆政策：“我们的边疆政策，弊病在于单边的，仅顾政府一方面意旨而未从边民意旨与生活实况着想”[49]，因而主张在对现有的文化或社会体系有真正了解后，政策的推出要顾及“新政对其本社会的整合，发生什么影响”[50]，并提出了“选择法”与“替代法”的两种主位思路。同时，在边疆边民内部，他也不主张全盘皆用一种政策，而称“解决需将各边民社群分别详细研究，各别涉及”[51]。
其中：Uc为系统外部输入量(此处为电机输入的电压信号)，K为待设计的状态反馈增益矩阵。则闭环系统可表示为：
因而以主位视角研究边疆问题，一是要把边疆当做一个主体，研究边疆之事要在尊重边疆特殊性的基础上思考，充分考虑到边疆地缘位置特殊、自然环境复杂、产业结构偏重、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历史文化传统差异、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等基本现实，从而提供适应性变通平等的政策方案；二则是考虑到边疆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分野，从其世界观、价值观出发认识边疆人文的基本现象和边疆建设的可行方案；三是研究边疆而超脱边疆，把中国的边疆问题放在人类生命史的进程中去考察，从边疆主位视角中寻找人类治理边疆问题的有效方案。同时也要超脱中国语境，主动关怀国外相关问题及其治理经验，以国外边疆视角思索国内情况，亦能得出有效成果。
（三）多学科融汇共促研究
边疆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专一学科的学问，而是多学科交织贯通的综合学科。陶云逵先生在进行田野调查并创办《边疆人文》杂志时，也并没有局限于民族学与人类学，而是将与边疆人文有关的学科均纳入边疆研究范畴之中。例如，在其石佛铁路沿线调研报告里包括 “思普沿边茶及茶业调查”、“澜沧江河谷区之土地利用”、“街子研究（环境、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传统等）”、“摆夷语言与文字”、“摆夷社会组织”、“摆夷宗教与手工艺”[52]等章节，就可以看到多学科的身影。边疆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民族、地理、宗教等问题，因而统筹兼顾之方法是全面研究边疆的有效途径。
边疆研究必须实现并依赖多学科融汇共促，既要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考虑边疆问题的复杂性，又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野中找寻兼具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边疆治理思路，同时也可以实现不同学科研究方法、关注领域、新近研究的链接共享与有机搭配，使得对边疆认识地更充分更合理。
总之，百年南开的边疆研究在新时代的历史传承，任务艰巨但成效可期。今日之中国，虽然没有民国时期的边疆危机，但是政府对边疆的重视之深、学界对边疆研究之精、科学技术发展之新、学科融合趋势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陶云逵先生以其学人担当，培育了一众边疆研究翘楚，承担起了南开在艰难岁月中令政界学界叹为观止的边疆研究，衣钵传承七十余年，南开建校100周年，南开的边疆研究光荣传统亦仍在。
注释：
就目前的阴道分娩接产情况来看,采用的常规方法,接产人员利用手掌向上的推力,尽量的在产妇分娩过程中胎儿在阴道下降的过程中进行适度的托举,使得胎儿能够缓慢的下降,尽量的减弱胎儿对会阴的冲击力度,来减弱胎儿对产妇会阴造成的损伤[5]。采用常规的保护方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的上减弱分娩时对会阴的损伤,但是在进行操作时,接产人员的手掌的力量和胎儿下降的合力会给会阴带来很大的的压力,容易在接产时造成会阴的水肿和充血[6]。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会阴的表面会变得更加脆弱,损伤程度可能会加重[7]。因此为了寻找一种更加适合的会阴保护方法,我院对一年来在我院阴道分娩的产妇进行了本次的研究。
①陈永龄和王晓义先生在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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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of Frontier Studies:Historical Tracing and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Take Tao Yunkui’s Frontier Study as Case
GAO Yong-jiu FENG Hui
Abstract: Mr.Tao Yunkui is a famou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st in China and a pioneer in field research i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When 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frontier humanities research office of the liberal arts institute of nankai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he led the pioneer of frontier studies in nankai university.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Mr.Tao Yunkui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of the 100-year-old Nankai,this paper trace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Mr.Tao's frontier and its research interest,and exp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Mr.'s 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research of Nankai University from three aspects.At the same time,some idea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new brilliant research on the border areas of nankai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ao Yunkui；Frontier Studies；Frontier Humanities Laboratory of Nankai University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3-0039-06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边境牧区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批准号：17VZL022）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 2019-02-12
作者简介： 高永久（1964-），男，新疆奎屯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太和智库边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边疆史、民族史研究。
冯 辉，男，山东人，南开大学-太和智库边疆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民族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徐长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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