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散文的文体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清初论文,文体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275（2010）01－0008－04
在中国历代遗民现象中，明遗民人数之众、感怀之深几乎可以称最①，遗民文章也开拓出更为深广的境界。在明末负有扶衰起弊之望的文坛名宿钱谦益预料：“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蜇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1]1594）身历明清易代天地剥复的沧桑巨变，遗民的深心卓识在悲怆与反思中淬炼，以至重开风气，成为清初文坛的一股主导力量。正如江南武进人瞿源洙为同乡遗民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做序时所言：“古未有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闾巷之士不附青云而自著，此亦一时风声好尚使然乎！”[2]遗民文人集群在人格与文学中贯注“天地元气”②，在文学题旨、审美取向上易于具备相似性，从而体现散文艺术的时代内涵与文体活力。遗民文人也以一定的地域或思想因缘，形成遗民盟友或群落，并不乏范围广泛的奔走与交流，使遗民群体的文学创造与理念成为此期文坛的标尺。
诚如归庄《梁公狄秋怀诗序》所述：“凡当天道反覆、人事变乱之际，士君子有无穷悲愤郁积于中而发之于言。”[3]188影响在题旨、题材上，故国之思与兴亡之感抒发强烈，悲怆动人。国变之初，一系列着墨于衣冠发式的作品，就是现实中遗民抗清志节的生动写照。新主强制推行薤发令，遗民以剃为耻，如戴名世《王学箕传》所示：明之士民“又多以不剃发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4]211，“发不可去”与“身不可降”紧密联系，形诸文词，情感激切。如赋体有王夫之《惜余鬒赋》坚誓“虽摧折于方今兮，聊不辱于百年”，屈大均《藏发赋》、《长发乞人赞》、《秃赞》系念于“岂甘戕贼”；周容落发为僧后，把头发埋入地下，撰《发冢铭》十篇，铭曰：“莫能相留，遂至于此。俗固难言，僧亦可耻。嗟哉为僧，吾则今始。”陈确《竹冠记》、《再作湘冠记》在日常情趣中暗寓遗民心结。这一时期以各种志士仁人为素材的传记散文尤为繁盛，其中写到在冠发衣巾上志节照人的，如黄宗羲《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顾炎武《常熟陈君墓志铭》、徐枋《朱先生传》《杨无补传》《奉直大夫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华公暨元配谈宜人合葬墓志铭》、钱澄之《杨翁案山墓志铭》、朱用纯《许希侠先生墓志铭》、许楚《义烈黄公传》等，不胜枚举。还有不少无名氏的节烈事迹，因得名笔提炼记叙，成为耀人的文学形象。如黄宗羲《两异人传》赞颂“不肯剃发”而决然逃世的无名传主，感叹“昔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古今想望其高风，如三神山之不可即。然亦寓言，以见秦之暴耳。秦虽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故是时之避地易，而无有真避者。今日之避地难，徐氏乃能以寓言为实事，岂可及哉！”张岱《石匮书后集》的《义人列传》就写了一组卖菜佣、画工某、周童生等，甚或乞丐（如愧二先生），“足以丑为人臣怀二心以生者”；李世熊、文德翼、戴名世等人笔下的《画网巾先生传》，不约而同地倾注了对“画网巾先生”的赞颂，这位不甘被摘去明朝服饰、 “画网巾额上”的遗民典型既源自生活，又光耀史传文学。黄宗羲《南雷文定凡例》自称：“余多叙事之文……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5]83王猷定《与顾亭林书》意识到“史有时不在朝而在野，兰台不能守经，草莽自当达变。不然，天下之忠魂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著于后世，于死后奚赖焉？”[6]透露了传记体在这一时期发达的动力。
引发沧海桑田之叹的题材，还包括明朝末期的时世与人物。崇祯帝的宫廷琴师杨正经礼奉的御琴、崇祯年间在左良玉军幕中说书的柳敬亭等人事，一再受到文坛的叙写。遗民志士为了寄托故国之思号恢复之志，拜谒明陵，苍茫凭吊，是此期游记体的新收获。如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一有自叙游踪的《孝陵恭谒记》、《宗周游记》等篇；谈迁“哭拜思陵”之际而撰《北游录》，虽属史部撰著，仍不乏感人的文学笔致。前朝江南都市繁华也是文人追忆的对象，出现了以余怀《板桥杂记》、张岱《陶庵梦忆》等为代表的追忆笔记。
《板桥杂记》的记叙对象是金陵青楼妓女，对顷刻逝去的盛世冶游图景不胜今昔之慨。晚明江南青楼文化与士风之间互动密切，余怀本人“亦选伎征歌，以风流自命”。但这种亲历的繁华已“时移物换”，作者抓住“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的惊心世变，从这个视角寄寓遗民的文化伤痛之情，所以作者自序认为此书乃“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7]。书中所渲染的繁华凋零本身，尤其是所叙“群芳之萎道旁”，宋蕙湘等女子“兵燹流落，被掳入军”的苦难命运，隐然构成对清廷南下暴行的控诉；作者亦关注某些青楼女子介入晚明士风的能量，以及她们深明民族大义的气概；更多的则是通过为众多丽人存香留名，对故国前朝的文化场景与风情颇有眷怀。作者有意将此书的体式义例溯源于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③，而不是冶游之文如《北里志》等④，这种著作意图重在传递因易代之悲而产生的繁华如梦的隔世追念。《板桥杂记》的体式颇有典范性，引发多种续篇之书问世，如乾隆时题名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清末民初金嗣芬《板桥杂记补》。
张岱写就《陶庵梦忆》之际，因易代之变，他感喟在明亡以前的生活“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此时是清顺治三年（1646）。伍崇曜跋《陶庵梦忆》时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国破家亡、繁华消逝的巨变创痛，在张岱笔下获得了极具个人化的文学表达。《陶庵梦忆》收随笔百余则，所记皆为明万历中叶至崇祯末年作者亲历的杂事，大凡风俗人情、游赏娱乐、歌馆楼榭、市井众生，无不传神写照。条贯这些旧朝盛事的体例，既不是按年叙事，也没有分门别类，而是在情感线索和性情因素的驱动下，“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一种担荷家国劫运的当下悲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作者基于曾经“极爱繁华”的生活积累和贵在痴情的艺术趣味，“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还传递着晚明江南城市文化的种种新鲜底蕴。在《陶庵梦忆·扬州清明》条，张岱提到：“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无梦想！”[8]105从旧朝都城记忆中看出蕴含“西方美人之思”，这是文化关怀上的寄托之意，为此前这类题材所少见。这些都足以说明，张岱是清初一系列寻梦杂感之文的杰出代表。
经历了抗清复明的挫折，遗民群体仍多以存天下之道自任，从一己与天下的关系出发，质疑封建政治体制的合理性，追究文化生存的意义，彰教辩治，对生死观的感悟与论证也达到了前所难有的深度，议论文体大放异彩。明遗民大抵经历少年文人、中年抗清、晚年著述经世的人生之旅，他们富于世变阅历及时代危机感，发为史论或政论时，其反思的深度尤其是对封建君权的挞伐极为惊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曰：“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矣。”唐甄《潜书·室语》直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以秦亡为显例，揭示专制政体之荒谬。顾炎武既作有《郡县论》九篇、《生员论》三篇、《钱粮论》二篇等专论，反思明代制度和现实弊政，探究治国大法，更有“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的巨著《日知录》[9]13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表达经世卓识，首篇《原君》对君主私天下的贪昧心态作了生动刻划：“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洞悉症结，胜似檄文。
这些说理议论之文也是此期文学园地的收获。除了得益于作者早年的文笔素养以外，还与他们情理相兼的文学观念及其实践有关。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提到：“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者，则理亦肤廓耳。”[5]669遗民学者在撰著经世著述时，出之以至情之心愿，即如顾炎武《与人书三》所向往的：“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9]91或如傅山《为李天生作十首》之六所吟赏的：“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10]236。思想上的卓识宏论浸润着“救民于水火”的沛然热情。正因为具有这种“明道”“救世”的赤诚之心，寄寓遗民理性诉求的学术之文往往也成为文学篇翰，树立了学者之文的典范。
学者之文的成熟，也促使对“文人”角色的进一步反省，顾炎武《与人书十八》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9]96士人在实际生活中脱弃科举试文的羁绊，有利于涤除应酬之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曰：“慨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有郁难宣，既皆以蜚遁为怀，不复从事于举业。”[11]317傅山对科考文技痛加抨击：“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的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10]539朱鹤龄在“既废贴义”之后，享受写作的自主感，故不喜代作等应酬文字。张岱从艺术神思的角度，证说“无意”为文的神妙： “太史公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石匮书自序》[12]99）黄宗羲站在疏离“文人”角色的立场总结道：“故古今来，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5]670学者的“心之所明”可与“至文”沟通，这一方面加大了学术素养对文学成就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对治应酬为文痼疾的良方。此期遗民创作对“学者之文”所赋予的特质，在清代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遗民散文在文体创造上的活跃，还表现在引入小说笔法，即出现“传奇风韵”⑤，甚或随性书写导致不拘体要。王猷定尤其擅长以小说笔法写古文，黄宗羲在《思旧录》中评曰：“其文如《汤琵琶传》、《李一足传》、《寒碧琴记》，亦近日之铮铮者。”如《汤琵琶传》中穿插了老猿化身为孀妇与传主生死离合的情节，强化了“世鲜知音”之叹，鸣才士之悲。这类融传记、传奇、寓言于一炉的作品，在清初大放异彩，名篇尚有侯方域《马伶传》、王猷定《义虎记》、魏禧《大铁椎传》等。黄宗羲本人的叙事文在吸纳小说笔法上，表现出积极的兴趣，也表现出恣肆的才情，其《论文管见》曰：“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5]668其《明文海》收录了《舵师记》、《渔记》、《马伶传》、《汤琵琶传》、《记女医》等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失之泛滥”之评已表现出乾嘉汉学实证之风对“传奇风韵”的排斥。黄宗羲在《明文海》基础上精编的《明文授读》中，仍选入《马伶传》、《汤琵琶传》作为范文。这类传奇笔法的流行，究其原因，与当时遗民的生存境遇与情感要求有关，实际生活中不乏义士与异人的存在；作者当此沧海横流之际，商声孤唱，思溢物表，容易借神异之象声张天地正气。文章具信笔书写之妙的，以傅山为代表，《清史稿》本传称：“先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书写，排调俗语，皆入笔端。”影响到文体风貌，长短不拘，贵在自得，如长达六千言的《因人私记》一文，以“不敢粉饰一字”的精神，记述自己率三立书院生员赴京，为师长冤案请命终得平反的过程；他同时又崇尚“灵心慧□”的“性灵文字”[10]1143，不喜冗长，既表现出与晚明反拟古思潮与小品文风的衔接，也蕴含“山林方外之文”的人性本色。与傅山这样以“率真”见长、不拘体要的文家风调相近，较突出的还有把写作看成“以我告我”的曲江布衣廖燕（《二十七松堂集自序》[13]1）。
遗民散文是清文最初的高峰，多至情至理之言。其“学者之文”的范型自觉，下开此后文坛特别是乾嘉时代质实重学的倾向。其叙事之文不脱小说气，颇能显示此期文风恣肆多奇，反映出遗民群体激郁淋漓的审美取向⑥，但此后受到汪琬、方苞等人贬抑，随着桐城派正宗之势趋壮，这一点很少能得到后世的呼应。
注释：
① 钱仲联《明遗民录汇辑序》指出：“洎乎朱明之亡，南明志士，抗击曼殊者，前仆后继。永历帝殉国后，遗民不仕新朝，并先后图报九世之仇者，踵趾相接，夥颐哉！非宋末西台痛哭少数人所能匹矣。”见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卷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② 关于明遗民群体以“天地元气”将生存与文学加以同构，参李瑄《天地之元气：明遗民的文学本质观》，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
③ 《东京梦华录》在书目中归入历史琐闻类，该书自序曰：“时换物移，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板桥杂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所评失之严苛。中华书局，1983。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曰：“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变也。”
⑥ 案：遗民诗学重“怨兴”，如觉浪道盛《以德报怨章》曰：“怨者，天地之义气。立己处人，有一毫不合于德义，则自怨自艾，自不容己。……不知怨，则不知兴，并不知德矣。”方以智《正叶序》曰：“孤孽哀鸣，怨兴亦温厚也。”相关研究参谢鸣阳《明遗民的“怨”“群”诗学精神》第三章，大安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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