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两翼 鲁迅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两翼论文,主义论文,结构论文,思想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特殊之点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启蒙主义思想有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着内在结构。它以“立人”观为主体思想，这一主体思想是由双驾马车承载的，这双驾马车，一是他的科学观，一是他的文艺观。一言以蔽之，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存在“一主两翼”的内在结构。
鲁迅研究自然科学，走了一条与一般科学家不同的道路。其科学观早在其启蒙主义思想建构之前就在形成中。具体地说，其科学观形成于1903年，而其启蒙主义思想的建构则在1906年。他虽然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自然科学，爱读《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古典自然科学著作，但他接触现代自然科学则是在1899年之后。1899年他考入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从此他才了解有所谓格致、算学、地质学等学科，课外还阅读了《天演论》、《化学卫生论》等科学书籍。不过，他在这时尚未形成自己的科学观。标志其科学观之形成的乃是1903年发表的科学论著《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鈤》。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取以贡中国，则可知栾然尘球，无非经历劫变化以来，造成此相；虽涵无量宝藏，足以缮吾生，初无大神秘不可思议之物，存乎其间，以支配吾人之运命。斩绝妄念，文明乃兴。”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科学观。他认为地球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地球上的一切（无机物和有机物、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于是形成了今天的诸种形态，没有什么神秘不可思议之物。他批判了神造说和形而上学观念，将它们称之为“妄念”，把“妄念”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批判这些“妄念”，科学才能发展。《说鈤》是阐释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的著作，他在《说鈤》中说，“自X线之研究，而得鈤线；由鈤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他在该文中还表述了最新的科学观念，即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以及物质可以转化的观点，体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可以说，他是站在自然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者，他探索了最新的科学领域，表达了最新的科学观念，倡导了最新的科学方法。
当时，他的科学观是着眼于：物。他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兴业”，为“兴业”而科学。他是把研究自然科学和“兴业”思想联系在一起，是从属于“兴业”。他与当时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并未表现其特殊之处。当时所谓“洋务”、“维新”云云，就是要在物质层面学习“西人之长”，就是为了“兴业”，这是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以至留日初期最为时髦的也是进步的社会思潮，它对鲁迅科学观的形成不能不产生影响。他为什么要投考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呢？为什么要撰述自然科学著作呢？我觉得和这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思潮是有联系的。他把在南京的求学称之为“学洋务”。他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1〕。他谈到在矿路学堂毕业时的思想追求时说， “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2〕这里谈他学习自然科学的目的很明确：为了物，为了掘出金银铜铁锡，为了“兴业”。这里所讲的“路”，仍然是指科学“兴业”的路，到国外去是为了探寻科学“兴业”的路。1903年在日本，他著述并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鈤》，着眼点仍然在于物，仍然在于“兴业”。他为什么在日本继续坚持研究地质学？是为了对中国的矿产能及时开采，以发展中国的实业。他说，中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我复麻木罔觉，挟无量巨资，不知所用”，让外国人来开采，他责问说，“慢藏不用，则谁之罪哉？”“外族入室，罗掘一空，工商诸业，遂难优胜，于是失败迭来，日趋贫病”〔3〕。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是什么呢是“结合大群起而兴业”。这说明他当时研究自然科学是为“兴业”。思想所支配。他介绍鈤（镭）的发现，也与“兴业”思想有关，由于鈤具备“奇性”，“能本体发光”，是一种新能源，有“多量能力”〔4〕，可以在实业上应用，实益骈生，造福中华。“失败迭来，日趋贫病”的中国现状，深深刺激了像鲁迅那样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只有“兴业”才能振兴中华。这仍然属于“洋务”思想。
鲁迅在日本学习初期，其为“兴业”而科学的思想虽然在总体上还没有变化，但也有某些调整。他所要“兴”的“业”，转向了医疗事业。不过，这只是在“兴业”思想向“立人”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医疗事业毕竟与采矿事业不同，采矿事业是以物为对象，而医疗事业则是以人为对象，由关注物到关注人，当然是一种调整。他在当时的学医，除了主要由“兴业”思想支配之外，也有着启蒙主义思想的萌芽。他决定赴仙台学医，有着双重目标。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5〕这时， 他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一是为发展实业之用的自然科学，属于应用的技术层面；一是为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是属于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层面。他最早是侧重于前一层面，学医为治病救人，这是主要的，但愈到后来便愈向后一层面倾斜，终于由科学“兴业”的洋务思想逐渐过渡到科学“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他研究自然科学，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思想过程，可称之为三步曲：由关注物（采掘矿产）→关注人（治病救人）→关注人的精神、发展人的个性（立人）。正是在其科学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他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来研究自然科学，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来研究自然科学，从此以后，他日益显示出作为思想家的特征。在热衷于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当中，鲁迅发展趋向不是成为一位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位思想家。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认为自然科学可以带来物质层面的变化，这代表了西方许多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也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认识，一些新派人物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也只是到此为止了。鲁迅则不是以这种认识为终点，而是以这种认识为起点。他研究自然科学，与西方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同，也与中国一些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是一位独醒者，有其特殊性。因此，其发展趋向不是成为一个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思想家。他更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处境和特点，他研究自然科学选择了这样一种走向，出于他对民族性的把握。从他初始的成绩来看，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但他终于没有成为科学家而成为思想家，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鲁迅的选择，使他获得了自己。他作为思想家，与传统思想家不同，他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这对他是相当重要的，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与传统思想家不同的现代思想家，使他超越了传统，而成为现代型的。他作为一位思想家，表现了其民族性和现代性。
由把科学和“兴业”思想联系起来，到把科学和“立人”思想联系起来，是鲁迅思想的一次飞跃，从而使他卓然独立于当时的科学界和思想界。这种由“兴业”到“立人”的思想飞跃，肇始于1902年他在日本弘文学院与许寿裳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等问题时，完成于1906年之后他陆续写作、发表《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时。他为什么要研究“人之历史”呢？研究者尚未谈过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说这与他研究“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问题有关系。他与许寿裳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问题，就是他后来研究“人之历史”的一个原发性的动因。他是企图运用自然科学来探讨“理想的人性”问题，说具体点，他是运用进化论来建构自己的“人”的观念。他的《人之历史》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生物进化的原因“本于淘汰”，“而淘汰原理，乃在争存”，“举其要旨，首为人择”。他还介绍了海克尔的种族发生学，由此可知，“一切生物，实肇自至简之原官，由进化而繁变，以至于人”，人类仍在进化，“有进无既”。这些自然科学的观点与他的“立人”思想有关系。他批判了人之“古性”，这种“古性”，实即“兽性”；他又批判了人的“好古”的特性，这种“好古”的特性，实即“奴性”；他提倡人的“新陈代谢”，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他呼唤“真的人”，“真的人”才有“理想的人性”。其“立人”思想是建立在人性进化论的基础上。《科学史教篇》也与“立人”思想有关。这篇论著有着二重结构，从表层看，是鲁迅在介绍世界自然科学发展史，从深层结构看，则蕴藏着鲁迅丰富的文化思想，启蒙主义是贯穿文本的一条主线。他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有多种目的，其根本目的则在于：“立人”。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会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巨大变革，从而促进社会长足的进步。从科学发展到社会的改革，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这个中介，是指国民性的改造、国民精神素质的更新、人性的发展。洋务派根本无视这一中介，他们“栗然自危”，认为要救国，就必须首先“兴业振兵”，他们只顾“兴业振兵”，而不顾其他。鲁迅并不反对“兴业振兵”，但他针对洋务派在文化思想上的弱点指出：“特信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按鲁迅看法，首先应该注重人性的全面发展，当然，人性的发展，要借助于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其次才是“兴业振兵”，只有在人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兴业振兵”才能奏效。因此，改造国民性，更新国民精神素质，亦即发展人性，是该论著深层结构的一个纲，是其一条潜在的思想主线。如果说洋务派关注于自然科学，把自己的视线聚焦于物质技术层面；那么维新派则主要关注社会科学，他们把自己的视线聚焦于政治组织形式的变革；惟独鲁迅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把自己的视线聚焦于人性的发展。鲁迅在该文中把科学称之为“人性之光”，这可看出其研究科学的目的所在。“立人”、改造国民性问题，并未进入洋务派的视野，他们关注自然科学研究，只不过是引进科学技术，以求“兴业振兵”，而鲁迅则不同，他把自然科学与“立人”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维新派则注重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自然科学关注不够，他们提出开启民智，但只是用西方的社会科学去开启民智，“进国民于立宪资格”，未把“立人”、改造国民性问题和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来思考，他们只是关注改良群治问题，而非发展人性问题；甚至后来的革命派也未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章太炎还曾设想把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提倡宗教联系在一起。鲁迅认为，要改造国民性，发展人性，“立人”，就应该提倡自然科学。他在《科学史教篇》最后部分画龙点睛，提出了“致人性于全”的卓越主张，“卒章显其志”，这可看成他写作本文的根本意图。他的科学观是：为“立人”而科学。把科学和“立人”联系起来，以科学来“立人”，鲁迅坚持一生，始终不懈。在五四时期，他说“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6〕他在晚年还说，“‘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 谁都知道这是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7〕鲁迅的科学观是涵盖于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之内的。他启示我们，只关注物，不关注人，不关注人性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现在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人的素质问题。科学不仅是为了解决物的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人的素质问题。
鲁迅在倡导与从事研究自然科学方面是独辟蹊径的，在倡导与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方面也是独辟蹊径的，都显示了其特殊性。
鲁迅的文艺观与其“立人”思想几乎是同时形成的，1906年是一个标志。他虽然从幼年起就热爱文艺，爱读各种绣像小说，爱搜集各种美术作品，不过，在1906年以前并未形成自己的文艺观。尽管他在1903年写了《斯巴达之魂》，但该作颇有点急于事功，虽然也接触到启蒙问题，但其关注重点在事功的层面，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并无多大区别。鲁迅在序言中呼吁“掷笔而起”，就是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投入到反侵略的战斗中去，可以说是直接以政治功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以“立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并未把文艺的本质看作“涵养吾人之神思”，“移人性情”，并未把文艺和改造国民性、发展人性结合起来。他的文艺观形成，肇始于1906年，成熟于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与其启蒙主义思想的形成、成熟，几乎是同步的。1906年对于鲁迅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是鲁迅作为鲁迅的一个起点，是他尔后成为一位杰出的现代思想家的起点。我觉得应从这一角度评价他1906年“弃医从文”的意义。
“弃医从文”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1906年以前，鲁迅的发展趋向是成为一个科学家，说具体一点，是成为一个采矿专家或一个医疗专家。1906年，他发生了转向，其发展趋向是如大家所说的是成为一个文学家，不过，他不是一般的文学家，更多地显示了一个思想家的特点，倒不如说他“弃医”之后日益成为一个思想家，他对自己“从文”的目的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8〕为了“立人”， 这是他“从文”的决定因素。他把文艺和“立人”联系起来，才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文艺观。其文艺观可概括为一点：为“立人”而文艺。他评价中外文艺，完全是以这一点为出发点和价值尺度。他觉得我国传统文艺是不能担当“立人”的责任的，即使屈原的作品，“然亦中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9〕屈原的作品之所以“多芳菲凄恻之音”，不能“反抗挑战”，是由于诗人不能从思想情感上割断与旧传统的联系。传统的人格观念是缺乏人的个人自主性，“多芳菲凄恻之音”，实乃缺乏自主性的悲剧；传统的理想是在于“不撄”，不能“反抗挑战”，实乃“不撄”理想导致的后遗症。由于我国传统文艺不能担当“立人”的重担，便只有“别求新声于异邦”。他与周作人翻译“异邦”的小说，集为《域外小说集》出版。他研究“异邦”的文艺，著为《摩罗诗力说》。他赞赏“摩罗”派的作品是一种“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力足以振人”。他通过论述“摩罗”派来表述自己的文艺观，即“以诗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这种以人为中心和对象、最后达到“立人”目标的文艺观，就是把文艺和启蒙主义结合起来了，从而使鲁迅作为一个文艺家显得特别深刻。这时，他已开始确立了一种新质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是以发展人的个性为本位的人的观念作为其核心，要求文艺担当起对于蒙昧个体的精神启蒙的历史使命。他这种最新的文艺观，表现了一种真正的文艺自觉。这是他致力于使我国文艺走向现代化的起点。这种对于精神启蒙的价值取向的追求，必然使文艺以人为艺术思维的中心，致力于人的精神病态的解剖和对于人的个性健康发展的热烈呼唤。他在确立了这种新质的文艺观之后所写的小说《怀旧》，虽然和《斯巴达之魂》一样是用文言写的，但如果不从表面看问题，就会发现二者有着质的不同，《怀旧》已具有现代性质了。把《怀旧》看作他从事现代文艺创作的起点，从此可以找到根据的。现代的人的观念的确立，使文艺思维的模式也变了。这是一种深刻的转换。没有现代的人的观念的确立，就没有这种新的文艺观的形成。现代文艺就是关于人、以发展人的个性为本位的文艺。从《怀旧》起，无论他的小说抑或杂文，都是致力于人的精神病态的解剖和对于人的个性健康发展的呼唤，这与其新质文艺观的确立分不开。这一新质的文艺观，制约着其作品的范式。对于他来说，使文艺和启蒙主义结合，乃是文艺家与思想家的结合。从外显趋势来看，他发展成为一位文艺家，从内潜的发展趋势看，他愈来愈显示出作为一位思想家的特征，在其文艺作品中，愈来愈闪耀出思想家的光芒，因此，他的成就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高成就。这一宝贵特色的形成， 实肇始于1906年，不要推迟到五四时期。他在1903 年就具备了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0〕，但和当时许多革命志士相比，他还没有呈现出自己的特色。1906年作为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他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与当时许多革命志士不同。他的伟大和特殊，即从此时才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把握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本质属性。
从1906年开始，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发展很快，到1908年就形成为一个思想体系。我觉得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是有一个体系的。凡是体系，必有其内在结构。我认为鲁迅这一体系，是以“一主两翼”为其内在结构。“一主”，即鲁迅的“立人”思想，它居于体系的核心地位。这一主体思想集中体现在《文化偏至论》中，“立人”思想涵盖两个方面，一曰“尊个性”，二曰“张精神”，以期达到人性的发展。“两翼”，即鲁迅的科学观和文艺观，这是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在鲁迅这里，科学观与文艺观通过“立人”这一主体思想作中介取得了有机的统一。他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三篇论文，就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是他的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三部曲”。这三篇论文恰好体现了印证了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这三篇论文都是1908年写作并发表的，说明其写作时可能有一个总体构想，说明其启蒙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体系。一篇是《科学史教篇》，体现了其科学观，其中涵盖了一些子系统：一篇是《摩罗诗力说》，其中也包容了一些子系统；还有一篇是《文化偏至论》则总其成，构成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纲，纲举目张，于是形成一个网络。尔后鲁迅的论著和作品，则是使这个体系日益具体化，日益丰富、完备，网络日益细密。鲁迅的每一个文本，一放置在这个结构中，其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其价值就容易把握了。《文化偏至论》所提出的“立人”思想，是鲁迅一生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他认为培育新人（即他所说的“真的人”）是事业的根本，“人立而后凡事举”，救国必先“立人”，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化的人。关于“立人”的内涵，即“尊个性而张精神”，亦即发展人性。关于人性的发展，即所谓“知感两性，圆满无间，然后谓之全人”，亦即《科学史教篇》中所提出的“致人性于全”。“全”，是人性发展的总体目标。“全”的含义是什么呢？即包容了鲁迅的所说的“知感两性”，亦即科学理性与美感神思协调发展。为了达到“致人性于全”的总体目标，鲁迅提出了史无前例的科学与文艺比翼齐飞思想，科学，发展人的自觉理性，文艺，则发展人的美感神思。他在《科学史教篇》中强调说，“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如果不使科学与文艺比翼齐飞，则主体不可能翱翔前进，不能达到“致人性于全”的总体目标。他总结该文的思想内容时说，“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 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 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 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这就揭示了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容丰富性和内在结构的有机性。后来他多次劝告热爱或从事文艺的人，不可忽略自然科学，这不仅仅是涉及一个人的知识结构问题，而且更涉及一个人的人性发展问题，后一问题是更显得重要。没有人性的发展，任何事业（包括文学事业）都不能前进。鲁迅分析传统文化、世俗观念泯灭个性的情形：因为对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从而使“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11〕。从这里可以引申出我们从事现代化的宝贵经验教训，在这种没有人的精神解放、也就没有人的创造力的解放的情况下，人人都持一种“从众”的“凡庸”的眼光，不能做到“人各有己，不随风波”，哪里还会有什么“独具我见”、标新立异？哪里还会有什么创造？既没有科学创造，也没有文艺创造，整个国家真是“勾萌绝朕，枯槁在前”，难以发展现代化事业。“致人性于全”，小而言之，是发展科学事业和文艺事业的逻辑起点，大而言之，是“立国”的逻辑起点。而要做到“致人性于全”，又需要借重科学和文艺这“两翼”。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的有机性就表现在这里。
鲁迅是在“立国”的终极目标下寻找人的觉醒的最佳方式和途径。他前期的探寻所得到的结论是：乘着文艺与科学的双驾马车，沿着“致人性于全”的道路，驰出使人愚昧、使个性不健全的传统观念的樊篱，进入一个使人的个性得到健康而全面发展的新境界，从而使人成为“真的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他的探寻所得出的结论，是给洋务派、维新派划了一个句号，是五四文化革命派呐喊的先声。把科学、文艺和人性解放联系起来，是深刻而独到的探索。因为鲁迅的探索具有超前性，所以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反响，他感到孤独和寂寞，这是先觉者的孤独和寂寞。但是，我们在五四文化革命的呐喊声中却听到了强劲有力的反响，甚至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步伐声中仍可听到某种反响。我们在今天仍然看到了鲁迅探索的宝贵价值，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鲁迅的探索中得到某种启发。
一九九六年二月
注释：
〔1〕《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2〕《朝花夕拾·琐记》。
〔3〕《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地质略论》。
〔4〕《集外集·说鈤》。
〔5〕〔8〕《呐喊·自序》。
〔6〕《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7〕《花边文学·偶感》。
〔9〕《坟·摩罗诗力说》。
〔10〕参看拙作《鲁迅“从医从文”新论》（《河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的论证。
〔11〕《坟·文化偏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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