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管理中的五大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五大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活动的管理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但是科技管理学在科技界的地位却不尽人意，加上科技界轻视科技管理和以学术代替管理、以行政代替管理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地影响到了科技与社会的契合。为了引起科技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笔者现提出几个悖论，希望得到解决的良策。
1 管理岗位悖论
该悖论的基本含义是，不选用科技拔尖人才去兼任管理工作，就不能突出科技工作的重要性；而大批选用科拔尖人才，又会影响科技事业的发展[1]。
科学技术工作是一项很专业化的工作，但在科技管理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管理之前，由科学家担任或兼任，则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科学家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那些攀登科学高峰时在实验室一蹲就是一周的科学家一旦做了管理工作，必然影响他们的行政管理，并导致管理工作变得一塌糊涂。如果他在管理工作中投入过多，他的科研创新水准必然大打折扣。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韩启德指出[2]，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过早地离开实验台，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文章发表后，在中青年科学家中引起极大反响。科技管理在未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之前，这种“双肩挑”的模式是不能保证中青年科学家有足够的时间呆在实验室中的。教育部科技司雷朝滋副司长讲，科研管理本身是一门学问，中青年科学家只是本学科的专家，并不是科技管理专家，这种用人制度必须改变。在科学史上，牛顿曾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会上从不发言。有一次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议会厅里立刻安静下来，可他只说了一句应把窗户关起来就又坐了下来。但即便是这样，牛顿后期也没有惊人的科技成就。拉普拉斯当过拿破仑的内政部长，却只干了6个星期。今天中青年科学家热衷于行政工作和科技管理工作，这与我们的“官本位”体制密切相关，也与我们的“学非所用”和“用非所长”的政策有关。其实对中青年科学家的激励应体现在学术环境的改善上，如实验室建设、基金资助、配备助手和功高赏大上，让他们当官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其实解决这个悖论也很容易，一是把科技管理者当作一门科学，长期培养一大批科技管理人才，使科技管理工作发展为专业化和职业化。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文件，指出要“重视培养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较高、服务意识较强、善于组织重大科研项目、掌握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成才规律的科技管理专家”[3]，就是这个思路。二是实现科技管理工作行政权与学术权的分离，行政权由职业科技管理工作者承担，学术权由杰出科学家担任，并做到定期轮换。
2 岗位价值悖论
该悖论的基本含义是，不提高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科教兴国”的战略就无从实现；而迅速提高之后，又会给投机钻营者提供机遇。
科学研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增加科技人员（特别是创新人才）的工资待遇，是顺应民心民意的。但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体制还显得十分吃力。1742年天文学家哈雷去世，布拉德雷被任命为格林威治天文台第三任台长，当国王准备给他提高薪水时，他拒绝了。他说皇家天文学家的薪水太高，必然导致许多投机钻营者凯觎，反而使真正的天文学家得不到这一职位[4]。《红楼梦》有一句名言，叫做“真作假时假也真，无为有时有还无”，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今天，科技工作者的地位较之五六十年代是高了许多，但原创性的成就并不多，其中就挤进去了许多“劣币”。就象今天某一个单位经济效益很好时，一帮“有头脸”者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加盟进入，直至吃垮拖垮为止，然后他们再寻找下一个寄生目标。今天出现的“教授满天飞”、“教授不上课”等现象均由此而来。无论你要求教授有什么资历和业绩，他们都能在短期内制造出来，什么研究生学历、外语四（六）级、学术专著、科技论文，科技奖励，他们都会像魔术师那样手到擒来。上海某高校一“高产”院长的神奇经历，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当一大批高级职位被无能之辈捷足先登之时，真正有才华的耕耘者就晾在了一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科研职位有准入政策却无退出政策，以一次性准入政策代替了多次性准入政策。当一个平庸之辈以不良手段或灰色手段占据了某一职位而又不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时，谁又都不能剥夺他这个职位，“造一次假而终身受益”，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解决这个悖论也容易，让那些“办好事”的人去当一回“恶人”，“准入”政策和“退出”政策必须衔接，不能有进无出。科研职位只向有才华者和辛勤耕耘者开放，权利与义务必须平等，拿高薪者必须产出高绩效，如果是平庸之辈就让他寸步难行，知难而退。从这方面来讲，人才管理中的计划思想必须彻底清除。这样，布拉德雷们才能放心地拿高薪。
3 准入资格悖论
该悖论的基本含义是，不提高科技人才的准入资格，科技人才的知识积累就难以得到较快的提高；但提高之后，又会造成创新人才受到束缚。
科学创新是需要知识积累的，否则就会造成“基础不牢，创新不高”，这就是牛顿讲的“巨人效应”。但知识积累与知识创新毕竟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相互取而代之的。我们规定的“准入学历”越来越高，在许多地方，只要你有高学历和高职称，你就获得了“高层次人才”的资格，以致造成各行各业的“人才高消费”，但对创新的要求却很少。我们知道，知识积累可以导致科技创新，但知识积累并不能绝对保证完成科技创新，中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知识符号（学历）与知识积累又是两个概念，前者无论如何是不能代替后者的。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是科技工作者的终极目标。但我们的政策是，科技创新不能代替知识积累，最高目标不能代替最低目标。人才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可供支配的时间也是一个常数。所以当大家都认识到知识符号的不可缺少时，精力全部用在拿学位上。物极必反，创新的地位也就被忽略了，被挡在圈外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今天出现的学历越来越高，而创新能力越来越小，就是这种悖论效应所造成的。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谈到，自然科学上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把别人的概念推翻，推翻以后，才能以进展”。也就是说，创新就是把别人建立起来的知识概念推翻，所以知识积累并不能代替科技创新，而知识符号就更加次之了。丁肇中强调，考第一名并不代表一切。我所记得的20世纪比较有名的科学家，考第一名的很少。另外，语言是学习和创新的工具，但有了工具并不等于就有了创新，以印度和日本为例，二战后印度以英语为国语，英语教学成了教育的重负，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相反日本的英语化是远不如印度的，但由于建造了对本土语言的自信，大力提倡全民创新，却进入了发达国家，成了世界经济强国[5]。科学史表明，许多大科学家的成就是在20多岁完成的，如果在这个黄金时期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镀金读高学历（事实上也不可能），那么许多伟大的发现就会被课堂所淹没。解决这个悖论必须坚持一点，这就是知识积累必须服务于科技创新，当各种资格与创新人才产生冲突之时，准入政策必须做到让位于创新工作，使创新真正做到高于一切。总之，一味地提高整齐划一的准入资格是不利于多格局和多主体创新的，也极易造成学历贬值。当然，以“准入资格”来代替“人才标准”和分配标准，就更加谬误了。
4 岗位目标悖论
该悖论的基本含义是，不实行岗位任期目标，科技人才会缺乏创新的动力；而实行之后，又容易使科技人才在创新上遭遇“红灯”。
众所周知，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你享受了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就一定要承担起科技创新的责任。从激励创新的要求来讲，研究员应有研究员的职责，工程师应有工程师的职责，这属于天经地义的规则。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员和工程师在普升职称前是猛干了一阵，但到了晋职后就衣食无忧，坐享其成。这就迫使人事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为科技人员制定了一系列的目标责任，比如任期内争取多少科研经费，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获得什么级别的科技成果奖励等。然而科技创新是复杂的，是非线性的，它既不像农民那样可以做到春种秋收，也不象工程建设那样可以制定期限。美国康奈尔大学威尔逊教授曾因科研选题难度过大，近4年未发表过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校方鉴于他“没有造就，不堪任用”，经校董事会表决，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解雇。然而著名物理学家贝德教授认为，这与他选择的课题有关，一旦突破就是震惊世界的成果，建议继续留用。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第二年威尔逊就发表了一鸣惊人的论文，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对科学工作者来讲，考评是一定是要有的，但考评还要包括对科学精神的考评，对探索过程中付出的辛勤汗水进行考评，即使他们在探索中失败了，我们也要承认他们的劳动。因为干与不干，干多与干少，区别太大了。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短期内的成败定英雄，在许多科技创新领域中完全可以实行。
5 量化评价悖论
该悖论的基本含义是，不实行量化评价，就难以消除黑箱操作现象；而实行之后，又容易形成“绩效注水”现象。
科学计量学的发展表明，对事物实行量化评价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只有上升为数学化之后，才能接近科学化，才能最终成为一门科学，对此马克思也有论述。实践证明，对科研绩效进行量化评价，是科技评价工作中的一种进步，这是应当肯定下来的。因为量化评价首先做到了公开化和公平化，在学术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相对于黑箱操作而言，相对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学阀行为而言，它实在是一种阳光政策[6]。至于公正化，世界上是不存在绝对的公正。但是在量化评价上出现了那么多批评的声音，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许多量化方案不是建立在科学计量基础之上的，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与论证，他们凭借着长官意志，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信手捏成，当然在实践中难以行通，而出现的批评之音不绝于耳，也就见怪不怪了。对绩效的量化管理是科学计量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任何科学都不是固步自封的，科学计量学同样在发展之中。所以对于量化评价问题，不是说要不要搞，而是怎样搞。对于那些搞长官意志、主观意志的量化，我们应当坚决反对。而对于利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的评价方案，我们要支持。虽然它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但只要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不断提高，就一定能够被科学界所接受。比如加大高层次科技成果绩效的权重，缩小低层次成果绩效的权重，使“十年磨一剑“的收益显著提高。如果重新回到黑箱操作中去，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不利于科技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