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社团论文,外交论文,民间论文,官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抗战时期有相当多的社会团体开展了民间外交活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即迅速活动，“为使国外各地，明了我国态度，和唤起世界舆论主持正义起见，于七月廿二日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同志会世界总会，各国分会促其政府制裁日本，以维护正义而保卫和平”①。此外，半官方性质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保卫中国同盟、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国际友谊社，各种中外经济、文化协会等社会团体也都纷纷加入到战时对外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行列中。其中国际反侵略运动协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缅文化协会表现尤为突出。
一、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1929年底发生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各国局势发生巨变，法西斯势力兴起，世界政治环境也日趋恶劣。到1935年底，世界形势更为严重，在欧洲，德、意法西斯力量已经兴起并快速发展，迈出了向外扩张的步伐。在亚洲，日本在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继续向华北地区扩张。而此时，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之责的国联，对法西斯的扩张，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之责任。在此情形之下西欧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为谋反战争，维护和平，恢复国联机构的活力，促进人类之精诚合作，遂觉有强大之国际和平力量及组织，以执行上述使命之必要”②。于是1936年9月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成立后，在日内瓦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并派人赴各国宣传成立分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奉命抵华后，多方发动，一方面访问政府当局说明意图，另一方面则联系争取社会各界，最终获得中国朝野的一致赞同。当年，即由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起筹备，到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代表谷正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代表宋斐如等国民政府高官或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发表演说③，表明了国民政府对该协会的重视。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诸多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官员出现在大会名誉主席及理事名单中，显示出该大会的半官方色彩。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第一届名誉主席共77人，其中具有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官员身份的计41人，名单如下④：丁惟汾、于右任、王法勤、王德林、孔庚、石瑛、宋子文、宋美龄、宋霭龄、朱庆澜、李石曾、李根源、李烈钧、李杨敬、李济深、何成濬、但懋辛、居正、马占山、马君武、孙科、张厉生、张静江、张继、陈公博、陈果夫、陈时、陈诚、陈铭枢、陈济棠、冯玉祥、杨虎、叶楚伧、邹鲁、赵戴文、熊克武、蒋方震、蔡廷锴、颜惠庆、戴季陶、严立三。
此外，在第一届理事中，邵力子、吴国桢、陈立夫、戴笠和方治等都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在第二届名誉主席和理事中具有国民政府官员和国民党身份的比例同样不小。在个人会员中，政界、军界人数也占大多，正如表1所示，在直接加入协会的8219名个人会员中，政界、军界就占去3774名，接近总数的一半。综上所述，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确实是一个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半官方性社团，其对外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无疑带有相当大的官方色彩，将其活动列为国民政府主导的民间外交活动是合适的。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活动，在国内大力发展组织，各地支会普遍设立，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即设立桂林支会、贵阳支会、上海支会等14个地方组织，发展组织会员计126个单位，包含人数1196485人。与此同时，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也有发展，设立了英国分会、法国分会等海外组织⑤。
在大力发展组织，并在国内加大反侵略思想及国际知识普及的同时，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还对外开展了积极的民间外交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的事迹。在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的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上作出了加强对外宣传的具体决议，决议决定：“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及同情我国之电影社团合作，在我国电影事业各机构指导之下，摄制一富有艺术性及宣传价值之‘抗战建国’电影片，使各国民众更能了解我国抗战建国之意义，加强对我国之同情与援助……编印外国文(英文、法文为主，次及其他)之定期刊物，宣扬我国反侵略运动之言论与行动。”⑥而在实际工作中，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也确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单在书刊印发方面就成绩斐然，他们“将国内报章杂志所载与反侵略有关之言论集、本分会活动之记载，剪贴汇寄总会，备资参证……中文剪报已寄出五册”，英文剪报“前后寄出亦在百册以上”，并“搜集国内出刊之抗战英文小册子一百余种，广为寄发”⑦。1939年6月，“为积极推进国际宣传，唤起友邦人士更加明瞭我抗战工作起见”，其专门致函中央通讯社，希提供照片三、四十幅“分寄国外反侵略团体”⑧。此外，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还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本在中国战场不顾国际法的规定，使用毒气的暴行，并要求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滥用毒气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还搜集敌寇暴行及我军抗战、内地建设等方面的照片寄给总会，截至1940年就已寄出照片上千张以上。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的宣传在国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博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为中国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活动。作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一个分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对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活动也积极参与。为了更好地参与到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去，并加强与其他各国的联系，专门成立了中国分会驻外常务代表团，以加强与总会及各国分会的联系。1938年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外合作委员会成立，更是密切了中外在团结合作反对侵略方面的联系。1938年2月1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伦敦召开大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中国分会随即派代表参加会议。开会当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分会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并发表致词，此外宋庆龄、蒋介石、宋子文等发去贺电。对于这次大会，中国分会不仅仅限于一般性的参加会议，还向大会提出：“请求决议，各国民众团体举行‘中国周’，尽量揭露日本侵华罪状，实行抵制日货，以为我国抗战声援。”⑩中国代表在会上还提出：全世界应保证军需用品到达中国而不运至日本，号召各国人民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11)。
在中国分会的积极努力之下，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也确实做出了不少对中国抗战有利的举措。为了说服各国代表通过抵制日货、制裁日本经济的决议，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秘书处甚至以“救中国即所以救世界和平”为题编制说帖，发给到会代表作讨论的根据，说帖中详细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之事实，日本侵略之法律观”，宣传了“全世界对日本之抗议、中国对日之抵抗”，强调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调整之使命”，并详细分析了“国际经济制裁能否制止日本之侵略”(12)，最后提出具体制裁日本的方案。在中国分会以及反侵略运动大会总会的积极努力之下，这次伦敦大会通过了声援中国的决议，并发表大会宣言指出：“吾人敦促各团体应竭尽所能以援助中国，并停止援助日本，直至日本终止侵略及日军撤退时为止。吾人尤须要求各国政府停止对日之合作，即不对日本供给军用品，金融便利，以及购买力量。吾人邀请全国爱好和平之个人及团体，参加此种公正之伟大运动，以挽救中国，并维持世界和平。吾人吁请日本人民表示不再拥护该国军阀陷害彼等之行动，此种行动，实有害于日本之光荣及真正之利益也。”(13)
此外，中国分会还积极参加其他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组织的活动，譬如在巴黎召开反轰炸大会之时，中国分会即积极响应，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开会响应巴黎反轰炸大会，另一方面向大会发去感谢电，并“敦请蒋委员长及蒋夫人去电申贺”(14)，此外还利用海外支部发动华侨响应。
第三，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对外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抗战初期，各国普遍对日实行绥靖政策，坐视日本侵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侵华之帮凶。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积极开展活动，对这些国家施加外交压力，这对促使国际社会转变态度，孤立日本政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战争初期，美国以中立为标榜，坚守所谓《中立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939年11月，美国政府准备修订中立法，扩大“现付自运”的范围，在远东地区来说，对日本更为有利，而使中国陷入非常不利的状况。在获悉这种情况之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随即开展积极的努力：“本分会驻外常务代表团即请大会国际秘书处予以注意；同时本分会并电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和平运动联合委员会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美国分会表示意见，请其运用权威以影响国会，教育群众，纠正孤立主义。”(15)此外，战争期间，时有外国政府破坏中国权益、帮助日本侵华的事件发生，遇到这种情况，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就会挺身而出。伪“满洲国”成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伪“满洲国”，当波兰拟考虑承认伪“满洲国”的消息传出以后，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迅速致电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建议大会“为尊重其四项基本原则，应直接或间接申告波兰政府重新考虑其态度”(16)。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向实行不利于中国抗战事业政策的外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虽不能最后决定外国政府之态度，但毕竟将中国人民的声音和态度传递出去。而且其在外交努力中充分运用能利用的力量对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对这些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接待来华访问之国外团体及国际友人。抗战时期，各国人民及社会团体大多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表示同情与支持。为了了解中国军民抗战的情况以及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不少国际友人和社会团体纷纷来华考察。在这种情形下，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和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的基本情况，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就成为中国各界开展战时外交活动的重要任务。而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本身就是国际反侵略组织的一个分部，其对外接待的任务也就更大了。中国分会成立后，光是总会派遣来华指示工作，收集日寇在华罪行的代表就为数不少。仅1938年上半年，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就派遣了包立德、袁冠新、色斯、毛那四位代表。代表到来之后，中国分会除了向代表汇报中国分会工作外，为了扩大反侵略大会在国内的影响，还举行茶话欢迎会，以便各界与代表有所交流。同时还陪同代表访问中国政府官员，讨论各种关于反侵略的问题(17)。除了招待总会派来的代表之外，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还招待了大量来华的记者、政治家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团，他们不仅召开茶话会，对来访者表示欢迎、扩大交流，还向来访者提供了各项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材料，以作广泛宣传。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关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笔者需先作一点特别说明：民国以来，我国出现了诸多以国民外交协会为名的国民外交团体，诸如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其中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之名开展活动的全国性团体即有三个，分别为巴黎和会期间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范源濂等人发起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九一八事变后由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目前较为学界熟悉的即为巴黎和会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8)。
七·七事变爆发后，“举世震惊，我以得道多助，广获国际同情，有识之士，已预感中日战争将为世界战争之序幕，而欲揭破敌寇阴谋，唤起世界警觉，则必赖国民外交之推动”(19)。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于1938年1月在汉口宣告成立。成立之初主要负责人员中也是高官云集，以主席团为例：
由上表可见，主席团成员五人皆为国民政府重要官员，其中吴铁城、陈立夫更是当时国民政府核心人物。此外，其名誉主席中王宠惠、王世杰、王正廷、孔祥熙、李宗仁、何应钦、陈诚、孙科、张治中、颜惠庆等人也均为“党国名流外交耆宿”(20)。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是颇为紧密的，其无疑成为国民政府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日常事务由秘书处处理，设秘书长1人，秉承主席团之意旨，负责主持经常工作，秘书3人襄助秘书长办理日常事务，下设中文、西文、事务3组，每组各设主任1人，必要时得设副主任1人，干事、录事、编辑、打字员各若干人。该会还设下列各部：组织部(主持本会组织事宜)、学术部(主持学术事宜)、广播部(主持广播事宜)、通讯服务部(主持国内外通讯事宜)、编译部(主持编辑事宜)、研究部(主持国际问题研究事宜)、交际部(主持招待外宾事宜)、国际文化服务部(主持国际文化服务事宜)。此外，该会为因应事实上之需要，加强某特殊工作起见，得设置各种委员会，如宣传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21)。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即以积极从事民间外交和国际宣传为目的，积极发展会员，开展组织建设。短短三年中由成立之初的几百人发展到1940年的“个人会员已达一千一百余人，至国内外各地七十三分会与团体会员三十七单位之数十万会员”(2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非常注意发展海外组织，到1942年已经成立61处海外分会，遍布欧美、南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其中纽约分会、埃及分会、越南分会以及驻仰光代表办事处等表现尤为突出(23)。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战期间的民间外交活动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
首先，充分利用期刊杂志以及丛书等出版物的作用，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为向国外民众宣传战时国民政府党政军首长及名流专家有关抗战的言论，以及抗日军民在抗战过程中种种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藉以阐扬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政策，增进友邦人士对中国的认识与同情，曾编译印成大量期刊以及小册子寄往国外。其中较著名的期刊有《中国呼声(英文季刊)》，英文小册子则有孔德成的《孔教与抗战》、陈立夫的《参加反侵略运动之中国》、王宠惠的《中国战时外交部长演说集》等(24)。
其次，对外通讯也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外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一大特色。对外通讯的方式简便易取，发信人只需向“海外有人之住址，连同用直接通讯或其他方式取得海外各团体与个人之地址”寄发信函即可，成本不高，效果却不错。四年来，他们已收集有效地址“共达18000余处”(25)，几年间国民外交协会发出大量电函，同时也收到许多复函，仅1938年1月至8月发出的包括致罗斯福、甘地等人的重要函件就有二十余封之多(26)。通过发送大量函件，一方面宣传了战时中国政府的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讲述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日寇的残酷行为，积极争取国外的同情与援助；另一方面，也充分表达了我国人民在战时的基本立场，要求外国政府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措施。例如在1938年给伦敦合作社的函件中就要求其贯彻主张抵制日货，同年还曾函美大使请其转电美国政府制止贷款于日本(27)。
此外，对外广播宣传也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主要方式，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多次对外广播，以1938年为例：
通过广播宣传，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一方面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讲述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灾难以及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事迹；另一方面表达了对同情以及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各国人民的谢意，并呼吁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此外，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甚至通过广播将民间外交努力做到了敌国日本人民之中，例如，1938年3月3日，陆玄南以《日本民族应从速觉悟》为题，用日语广播呼吁日本人民醒悟过来反对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28)。
除此之外，茶话会、欢迎会以及派员出国开展民间外交等也都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采取的形式。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形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战时期灵活地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国的抗战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缅文化协会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日战争进入到1939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多为日军占领，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界交往的仅有几条通道之一。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政府认识到中缅关系对抗战大局的影响，开始加大发展中缅关系的力度。二战爆发后，英国自顾不暇，在缅甸势力大大削弱，缅甸地方政府势力增大，在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也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因“宇素政权既已稳固，我政府似应改变过去专以英大使缅督国防部为交涉对象之政策”，“除与英交涉外应多与缅政府发生联系，加紧经济合作并运用民众力量，发动国民外交与爱国党取得谅解，在互助目标下共同合作，对中缅亲善与合作可收实益”(29)。在这种背景下，中缅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鉴于缅甸访华团要抵达中国访问，“为发挥国民外交力量，争取国际援助起见”，国民政府立即策动成立中缅文化协会(30)。
1939年12月12日，以宇巴伦为团长的缅甸亲善访华团抵达重庆开始访华之旅，缅甸亲善访华团到达重庆后，为“沟通文化，增加邦交，加强合作”，中缅文化协会于12月21日在重庆正式成立，“推定负责人选，并电委座致敬”(31)。
中缅文化协会的会长是罗家伦，副会长是张维翰、杜妙盛；秘书长是杭立武，副秘书长是甘甲新、曾虚白；名誉会长是：朱家骅、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张家敬、宇巴伦、吴铁城、陈诚、龙云、谷正纲、陈铭枢；名誉理事是：太虚法师、宇恩庆、宇巴雀、颜福庆、曾养甫、吴贻芳、张道藩、潘公展、于斌、曾镕浦等26人；理事是曾虚白、杭立武、甘甲新、沈剑虹、陈耀东、朱学范等29人。中缅文化协会下设教育文化委员会、经济交通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机构。
中缅文化协会是在国民政府对缅开展民间外交背景下产生的，其本身具有浓厚官方背景，也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民间外交团体。这首先从其人员组成可以看出：其名誉会长11人中，仅张嘉璈与缅甸人宇巴伦非国民政府重要官员(32)。会长罗家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副会长张维翰以及秘书长杭立武都是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于后来国民政府筹组中国访缅团，亦将此任务交给中缅文化协会(33)。由此可见，中缅文化协会与国民政府关系之密切。
中缅文化协会成立即以“沟通中缅文化、增进中缅友谊、加强中缅合作”为主要职责，积极开展对缅甸的民间外交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
首先，积极推动中缅交流，使缅甸人民及时了解中国抗战实绩。中缅文化协会还在酝酿成立期间，就开始接待缅甸亲善访华团。该团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抗战。团长宇巴伦在访华期间，就在广播电台向缅甸人民广播，介绍访华观感。回国后，不仅向缅甸宣传中国抗战，而且主动要求到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宣传中国抗战的伟大意义。为此，中缅文化协会致电宇巴伦深表感谢。
1940年12月24日，以缅甸太阳报社总编吴巴格里为团长，进步报编辑吴敦丹为副团长的缅甸新闻记者代表团一行8人到达昆明。吴巴格里团长在昆明表示，“此次来华访问之目的，在求进一步了解中国伟大抗战之实际情形，并愿以全缅新闻界之力量，促进中缅文化与邦交”。12月28日，缅甸新闻记者代表团到达重庆。吴巴格里团长再次表示不忘新闻记者的本职，“定将中国抗战建国之艰苦事业向缅甸人民作忠实之报道，并以此联络中缅民族感情，共同为光明前途而奋斗”(34)。
此后的六年内，中缅两邦朝野人士交往频繁，“计有廿九年七月招待缅籍名誉理事宇恩庆氏莅渝，同年九月介绍法舫法师赴缅讲经，十月与中印学会联合欢送戴院长赴缅印宣慰侨胞，并赞助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缅宣传，卅年一月与中英文化协会联合举行茶会，欢迎缅甸政府代表团，五月电请昆明分会代表欢迎缅督科克灵氏经昆返缅，六月与中英文化协会联合举行茶会，招待缅甸议会欧籍议员领袖纳尔逊氏来渝，八月欢迎仰光消防防空主任等来渝参观，以及于仰光沦陷后，招待缅甸妇女界领袖都弥亚辛偕同子女来渝侨寓等。”(3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敌机出动轰炸仰光，中缅文化协会立即致电仰光市长，表示慰问。中国政府还拨款5万盾，救济缅甸难民。蒋介石也致电缅甸政府，电文说：“缅甸朝野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之侵略，夙能表示同情与援助，中国对此永表感激。现中缅已并肩作战，两国间之友好合作关系必更加加强。吾人倘能协力配合作战，则最后胜利必可早日实现。”(36)
1942年3月8日，中缅文化协会举办缅甸日活动，举行援缅大会，以激励在抗战之中的中、缅、英、印军民。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谷正纲、罗家伦、杭立武、太虚法师出席了大会。会场上挂着“中缅并肩保卫瓦城，保卫滇缅公路，保卫大金塔”的标语。缅甸人吴巴格里也在会上讲话，并对缅转播大会实况。大会对缅广播说：“入缅的国军弟兄们，你们远征邻邦，和盟国并肩作战，担负了不平凡的历史任务，应当加紧战斗。在你们的后面，有着无数千万的缅甸人民和驻盼捷音的祖国同胞们。”(37)
其次，对缅甸开展宣传也是中缅文化协会对缅民间外交活动的主要举措。中缅文化协会成立后曾与仰光的缅中文化协会约定互相交换报纸展览。1940年3月14日，中缅文化协会专为此事函请“重庆各报馆请对缅中文化协会寄送报纸，以便展览而利于国际宣传”(38)。除此之外，为扩大对缅甸人民的宣传，中缅文化协会还积极举行对缅甸的讲演。
通过对缅广播，中缅文化协会将中国要求援华制日的呼声传递到了缅甸各地，加强两国的战时合作。除了广播演讲外，中缅文化协会为鼓励缅甸人重视中国问题，还与缅中文化协会联合在仰光举办中国问题论文比赛。此外，中缅文化协会还曾主编《中南季刊》英文刊物一种，以扩大对缅宣传(39)。
为了加大对缅宣传力度，中缅文化协会还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积极筹组中国访缅团，至1941年8月6日中国访缅团正式成立。中缅文化协会除积极筹组中缅访问团外，还就访缅事宜与缅甸进行了积极的交流，缅中文化协会还曾专门来函表示其已着手筹备欢迎事宜，为扩大宣传还向中缅文化协会索取访问团的材料(40)。8月28日，在蒋梦麟团长的率领下，中国访缅团从重庆启程赴仰光。访缅团秘书长杭立武称，此行的目的在于“促进中缅之间更友好的关系，向全缅甸人民解释中国之实况，使他们了解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抗战中之精神”(41)。中国访缅团抵达仰光后受到热烈的欢迎，缅甸总督、缅甸自治政府总理接见了中国访缅团的成员。杭立武称：“本团此次在缅，备受朝野各方热烈招待。此项热情实系对中国人民友谊之表现。在身受者自尤深感谢。”(42)
此外，加强中缅文化合作也是中缅文化协会之要旨，其成立后也将这一点作为重要任务。在该会章程的第四条中就规定该会的任务包括：“关于中缅文化之研究与沟通事宜；关于交换教授学生及其他教育与宗教上之联系事宜；关于设立图书馆博物馆搜集交换有关中缅书籍文物事宜；关于中缅新闻与艺术之交换事宜……”为促进中缅文化交流，1942年10月中缅文化协会曾聘请武汉大学教授徐贤恭赴仰光大学任教，此外为便利仰光大学学生研究中国文化，该协会还计划赠其一批图书，包括经史诗文等名著，但最终因战局关系而终止。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半官方的民间团体，积极从事民间外交活动，扩大了国际宣传，成为政府官方外交的有力后盾，为战时外交的顺利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半官方团体的民间外交活动，使国外民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实情，促进了各国援华制日运动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①尹衍钧：《全面抗战与国民外交》，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版，第18-22页。
②④⑤⑥⑦⑨(14)(15)(16)(17)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编：《两年来之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重庆新蜀报社1940年版，第3页，第6页，第18-47页，第51页，第67页，第69页，第80-81页，第71页，第70页，第94页。
③《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3期。
⑧《中央通讯社与组织部宣传部等机关往来函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656(4)，案卷号5268。
⑩《世界反侵略大会开幕盛况》，《新华日报》1938年2月。
(11)《国际反侵略大会通过援助中国决议》，《新华日报》1938年2月15日。
(12)(13)包国华等：《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对日本经济制裁方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1938年版，第1页，第33、34页。
(18)目前学界对巴黎和会期间的国民外交协会研究较为成熟，较具代表的有：许冠亭：《“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南京]《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郭秋香：《国民外交协会之始末——兼论五四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对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则有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开封]《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19)(20)(21)(22)(23)(24)(25)(26)(27)(28)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编：《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会务概要民国廿七年一月至卅一年六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42年版，第1页，第4页，第5页，第3页，第66页，第10页，第28-29页，第28-29页，第28页，第51页。
(29)《国民党中央执委函送对缅国民外交实施方案草案及前缅访华团团长宇巴伦到印的业务活动情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总号284(2)，案卷号191。
(30)秦孝仪：《革命文献》第九十八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28页。
(31)(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缅文化协会大事记(1939.12-1942.3)》，[南京]《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32)该会名誉会长十一人分别为：朱家骅、王世杰、陈立夫、邵力子、龙云、张嘉璈、陈诚、吴铁城、陈铭枢、谷正纲、宇巴伦。《中缅文化协会章程、委员会名单及其它业务活动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总号284(2)，案卷号189。
(33)《国民党政府筹组中国访缅团及赴美访问经过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84(2)，案卷号190。
(34)《缅记者团昨抵渝》，《新华日报》1940年12月29日。
(35)《中缅文化协会会务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84(2)，案卷号189。
(36)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37)《陪都援缅大会昨日假广播大厦举行》，《新华日报》1942年3月9日。
(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
(40)《国民党政府筹组中国访缅团及赴美访问经过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84(2)，案卷号190。
(41)《中国访缅团昨由渝飞仰光》，《新华日报》1941年8月29日。
(42)《我访缅团返渝》，《新华日报》194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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