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兼并的非理性色彩及中国银行业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中国银行业论文,色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机构兼并是第五次兼并浪潮的主角
在1996—1998年间，国际兼并发生额分别为1.34万亿、1.68万亿和2.39万亿美元。1999年全球宣布的企业兼并交易总额达3.4万亿美元，使得世纪之交的全球企业兼并热潮达到了新的高度。2000年国际市场的企业并购风潮迭起，成交金额达1643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0%。总体上，10年来国际兼并额竞增长了近10倍，这是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
在21世纪初仍延续的全球兼并浪潮中，金融机构兼并充当了重要角色，巨型跨国银行的出现使得国家金融监管效能大为削弱，金融全球化成了一种难以受到国家主权控制的庞大金融力量（注：钟伟：“从对冲基金和跨国银行看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9年第5期。）。
目前的金融兼并与历史上前四次兼并浪潮的差别就在于跨国银行的巨型化特征。1995年大通曼哈顿与美华的合并涉及金额逾百亿美元，就算是较大的并购了；1996年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合并后总资产高达6960亿美元；1997年瑞士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合并后总资产也达5921亿美元；1998年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信孚时，总资产超过8200亿美元；1999年日本兴业银行、第一劝业和富士银行宣布合并时总资产达到12000亿美元。东京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日本信托银行和东京信托银行战略联合涉及总资产8660亿美元。巨型兼并案的增多甚至引起了反垄断当局的关注。
全球金融市场的兼并也异常活跃。仅仅在199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国际资本市场兼并或战略联盟就有：欧洲开设新交易所NEWEX，它是由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维也纳证交所共同设立的新交易所。日本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结盟。东京证交所与纽约、韩国、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证交所签署了类似协议。纳斯达克在世纪之交开始了惊人的全球化步伐：1999年6月，纳斯达克与香港联合交易所达成交换上市股份的协议；同月，纳斯达克与日本软银公司(Softbank)共同宣布将设立“纳斯达克日本”证券交易市场；1999年11月，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扎布宣布将在12个月内启动欧洲第一个泛大陆股票交易所。届时纳斯达克纽约、纳斯达克日本及纳斯达克欧洲交易市场将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24小时连续交易的全球股票交易所。
作为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企业的资本市场纳斯达克，和作为全球最大的传统产业的资本市场纽交所宣布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一直互为竞争对手，但它们却在进入21世纪后以不寻常的姿态试图缔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容量最大的资本市场。2000年5月初欧洲最大股市伦敦证券交易所和欧洲第二大股市德国证券交易所宣布合并，成为欧洲最大的股票市场。而此前2个月，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刚刚宣布三者决定合并组成单一股市——Euronext。
金融机构兼并之所以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整合，可能是由于巨型跨国金融机构为了更从容地在全球市场更自由地进行金融资本的调度，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实质上都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各种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率差异急剧缩小。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异才会引起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存贷款利率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异即可达到类似效果。
如何认识金融机构兼并——中国的选择
应该说，国际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兼并，是市场、技术、信息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对服务方便、快捷、全面周到、节约成本、提高资金效率和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利润微薄、竞争成本过高而放弃竞争的生存选择。
但是，也有很多兼并是被迫的、做给外界看的，内部并不需要、或不情愿、或没有认识到合作的重要，而是因为自己的金融问题特别是效益和债务问题不得不选择合作，期望通过兼并、合作等方式来获得新生，或者获得外界和同行的信任。这样的合作和兼并本身潜伏着各方面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这主要是东方国家比如日本所存在的一个现象，其他国家的兼并也存在内部管理和效率上的问题。这类兼并可能并不带来竞争力的提高。
另外一种是强迫性金融资产组合和兼并，这在亚洲和世界货币金融危机时期最为明显，东南亚、韩国、日本以及拉美等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它不是金融发展和企业发展自身的需要，也不是市场发展阶段的产物，而是危机国家解决危机的手段，是应对国际金融机构兼并、巨型化发展特征的需要。这种兼并和组合可能很不牢靠，也很不稳定，尤其是在开放后的竞争中问题很多。
亚洲国家就文化来说，虽然强调和气，却缺乏合作的思维和社会、国家意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间很少能够像欧洲那样合作，往往是竞争关系。即使已经合作，也缺乏西方那种合作后的企业认同以及对新领导的认同。因此，就亚洲国家来说，金融兼并和机构巨型化存在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意识上的制约。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不注意到全球金融兼并的非理性色彩，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因此，中国不应该盲目相信“大则不倒”的神话。金融机构合并之后，能否以规模扩张带动成本的降低，在于这些金融机构能否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在一般意义上，大而全的金融机构并不一定比小而专的金融机构享有更高的盈利率。目前在兼并领域中非常活跃的商业银行，在渗透投资银行业务时，遭受挫折的不在少数，例如美国花旗、英国西敏寺、荷兰商业银行集团等最终都缩小或放弃了设立投资银行业务部的做法。这提醒我们，尽管全能型超级金融机构是未来取向，但跨国银行毕竟有一个不稳定的转型和适应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称“银行并购危机四伏”，对此我们不应视而不见（注：[英]《经济学家》：“银行并购危机四伏”，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1999年第3期。）。
中国应该慎重考虑“有效兼并”的可移植性。回顾历史，兼并带来的不总是成功。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前四次兼并浪潮之后，全球经济走入一个相对的低潮。同样这次兼并也不意味着银行规模可以无限增长，垄断的恶果、管理水平最适度规模制约仍然存在。实证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兼并不一定是有效兼并。金融兼并在我国的适用性值得认真商榷。
从市场比例来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垄断特征，这种垄断地位给我国金融体系和四大银行带来了很大的效率损失。我国不应强调金融兼并。中国金融机构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我们在此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允许海外投资基金持有少量国有银行的股份，以达到为我国银行业注资和形成外部约束机制；二是考虑存款转股权的可能性，赋予私人部门的存款或者储蓄有选择的权利，即他们既可选择继续持有存款或储蓄，也可将其存款或储蓄转化为对国有银行的股权，这不仅降低了银行负债，同时也增加了其资本金；三是设立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上市和全能化经营，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积累全能银行经营管理经验埋下伏笔。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制度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维方式背景与西方差距很大，简单学习和照搬人家的模式来兼并和发展问题很多。真正以人为本来搞企业，这是东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要求，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其他技术性管理可能不足以成为国际竞争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