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183;阿格的文化研究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5-0050-04
在欧美文化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实证主义研究和批判研究两大重镇；前者一直处在学术研究的“主流”位置，而后者则一直处在学术研究“边缘”位置，这其中既有深刻的学术渊源，也包括某些权力之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证研究在西方，特别是在北美确实有悠久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实证研究包括一般性调查(Survey)、个案研究(Case Study)、民族志式的研究(Ethnographic Study)、准实验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等。这种研究通常包括两大类：即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这其中还包括若干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属于量的研究代表，而观察法和访谈法则属于比较典型的质的研究。批判学派的兴起和二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很有关系，当时马克思主义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及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问题，法西斯主义兴起后，“为什么法西斯会起来”又成了批判学者关注的核心。可以说整个批判学派的兴起，是和当时学术界尤其是德国学术界关心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垄断资本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相关的。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因为受到法西斯的迫害而到了美国，开始研究美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对个性的摧残、压抑的可能性，担心大众文化本身会不会带来威权的倾向。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希特勒利用广播来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会不会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这种倾向的可能性。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会不会也在美国发生？而当时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开始做实证研究，研究观众如何接受广播信息。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是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他的理论即是受众影响有限论。可以说，实证研究尤其是观众研究的兴起，除了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背景外，还有着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想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证明媒介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实证研究的兴起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然、科学和超政治的。从那开始，就有了所谓的主流研究和批判学派的分野。拉扎斯菲尔德在1941年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1983年，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了一个专刊，叫Ferment in the field，阐述这两个学派的分野。但事实上，主流研究不仅一开始就是在与来自欧洲的批判研究的分野中发展，而且到了50年代末，实证研究就遭到了产生于美国本土的批判学术精神的抨击。
实证主义研究和批判研究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路径，但发展到伯明翰学派时，理论整合的迹象已经显现。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既强调跨学科性、超学科性和政治批判性，重视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又注重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些都可以在其研究对象、方法论、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等方面得以体现。以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为例，报告列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首要七个项目，分别是：奥维尔(Orville)和30年代的气候、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化、通俗音乐中的民歌和俚语、当代社会小说的层次及其变迁、国内艺术及肖像研究、运动的意志及其表征、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它们分别属于地理、媒体、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学科跨度之大不能不让人惊讶。CCCS开设的课程“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就包括了五个主要方向即：文化、意义和意义建构；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结构；文化、亚文化和阶级；支配文化、次属文化和独特文化和反文化；这一切都强烈地凸现出伯明翰学派的政治批判性和重视边缘文化、重视实证研究的学术意识。
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理论上的相对主义，他们宣称恪守“价值中立”，美国当代学者本·阿格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曾就实证文化研究的深层设想概括如下：
1.如同所有社会分析，文化研究必须价值中立，其关键并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理解世界（即便是理解世界也有可能导致由分析过程之外的人们发起的某些社会变革）。
2.在结构上和功能上，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的必要特征；尽管流行文化存在一些不幸的流毒，但总体上是健康的，而且是有必要的。所有的文化表述似乎都是为了满足某种基本需求。文化分析家不能将自身对大众文化的不屑强加给大众本身，相反，他或她必须对民粹主义的／流行文化有慎重的理解，试着去理解流行文化与寻常百姓的实证关联性。
3.流行文化被当成娱乐，不同于日常生活，反过来日常生活又对流行文化加以颂扬。有人将流行文化概括为由“休闲时光”，即有偿劳动之外的时间组成的活动。在美国仍占主导地位的帕森斯年代的社会学理论，没有将家务劳动概念化为价值生产劳动，而将工作的定义局限于有偿劳动。与之类似，文化也被定义为是发生在私人领域，与有偿劳动无关的活动。
4.没有先决原则来评定文化著作与实践和其它著作与实践“孰好”“孰坏”。文化分析家必须避免做出评判，转而去寻求价值中立。特别是在尝试代际文化分析的时候，要严格淡化高雅文化取向。
5.尽管实证主义流行文化分析家可能会研究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路径，但考虑到结构功能的偏见，他们更愿意关注文化解读。
6.在对意义生产的阐释方面，文化研究发展成为了一种彻底的技术操作，而不是更广泛的社会—理论操作，一方面去探寻艺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另一方面去追寻社会、政治与经济实践之间的联系。就这一点而言，实证主义流行文化分析并不孤单。确实，激进化的文化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便在于克服对待文化的技术性的、非政治性的方法。
7.然而，实证主义文化研究的内在论与技术拜物教和后结构、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内在论与技术拜物教之间是有区别的。后者认为本身就是文化干预，反思性地衡量他们对自己研究的文本与实践的意义所做出的贡献，而前者忽略了自己固有的影响力。[1]
本·阿格并不赞成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所恪守的所谓“相对主义”立场，作为一名西方左翼学者，他明确提出要建构“文化政治学”，指出，“我拒绝把‘文化研究’变成一种空洞的口号，或者一门全新的学术学科的趋势，尽管批评性见解和实践的制度化常常带来这种趋势，但它也存在去除这种危险的潜在因素。尽管我自认为是一个文化研究者，为广泛的文化研究和关涉政治的文化研究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我还是为一种与日俱增的趋势感到沮丧，这种趋势就是：为了解读没有真正政治根基的文化文本，把文化研究变成一种空洞的方法论。这正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文学院系被变成解构主义的命运。确实，我一贯回避文化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这种美国化了的后结构主义，我对这种文化研究方法感到失望”[2]。他更倾向于建立一种更具政治实质性的文化研究方法，为此他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研究确实要有“阶级意识”，但又要超越“阶级意识”，本·阿格认为，政治是悄悄渗入到文化之中的。那种假设认为本质上为实证主义立场的文化实践不是文化政治。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解读都是文化创造行为。这既是建立他所说的文化政治学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应有立场。
作为一名当代西方学者，本·阿格更善于体察当代西方的学术语境，特别是他敏锐地发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正是在对待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分道扬镳了。后现代主义（如利奥塔和福柯）和后结构主义（如德里达）为此互相对立。“利奥塔和福柯加入实证主义者行列，按照福柯的说法，文化批评家不可以在自己的话语和实践之外来对散漫的实践进行评判。利奥塔坚持话语／实践的相关性和不能比较性，这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奠定了基础。这与实证论主义的观点基本类似。实证论者认为文化批评不可以试图将自身的价值和评判强加给文化作品和实践，相反，文化作品和实践应该根据其自身意义从内部予以估价。然而，德里达派对此持有异议。他们挑战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断言：他们认为所有分析同时也是批评，所有的阐释就是干预，因为他们介入了选择性，体现了视角。艺术批评家强调个体艺术家作品的各个方面，将作品与他／她自己的批评兴趣融合在一起。影评家注重对电影风格的批评，而风格完全是个人一时兴趣的问题。书评家也不是简单地评论整个文本（不管文本所指为何），而是以批评讨论的方式，极具选择性地决定他／她要主题化的内容。”[3]本·阿格指出，后结构主义者否认公正的文化评论和批评出现的可能性，他们强调话语／实践的可评价性，即便不是终极决定性。他相信人们能跨越文本差异，进行互文性的阅读和书写。试着重译话语／实践，发掘出它们的疑难逻辑对于德里达的解构至关重要。通过翻译话语／实践，人们能够认识到表述行动中几乎不可能做到清晰明朗，但同时也能发现语言的可重复性和灵活性搭建了对话的桥梁。“这并非对客观性的否定，而是认识到每个主观性都已经具有了客观性——即便不是相同的客观性。主体建构客体，这是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主要经验之一。阅读是书写的一种形式。”[4]
当年，伯明翰学派不是把媒介看成仅仅是国家用以维护意识形态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而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公共空间，不再把受众当做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在威廉斯等人的影响下，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Encoding an Decoding)理论，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对电视媒介和电视观众的消费进行了研究，显然是受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本·阿格还以欧美流行的电视评论为例，指出：“实证主义电视批评几乎不质疑电视全面的社会作用，更不去解构性地追踪荧幕背后原始的文学和编辑建构，这些光鲜表述背后的建构隐藏着文学和编辑策略。这些所谓的产品价值巧妙地隐藏着繁多的文学手段，使电视自然地呈现于观众面前。电视是我们世界的社会地质学的一部分。有些批评家强化了这一印象，他们只关注电视表面清晰度，完全没有触及暗藏着的作者建构实践，这些实践是有趣的方式，文化意义以此方式潜藏在文本之下。”[5]假如我们指的文化评判意味着批评对批评客体的积极介入，那么文化评判就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评价后结构主义，称赞“后结构主义将我们从无预设的表述幻觉中解放出来。描述电影或小说已经参与了评判，即便其阐释性语言完全没有评判性形容词。批判被编码进入阐释中，阐释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无论是在实证主义批评中，还是在更为自我意识的后结构阅读中，阅读都同样地改写书写”[6]。他在赞赏后结构主义文化批评的同时，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坚守的实证主义文化分析立场政治性不强。其实，这些传统已经变得高度技术化，看不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政治介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学术和知识文化批评家克服障碍的问题。“尽管实证主义批评家有时候对其文化客体做出个人评价——典型的大众市场文化批评的赞成或反对姿态——对于文化分析行为而言，这些评判都是外在的，是客观主义评论者的最后润色，客观主义评论者在提出个人评判之前，对文化客体和实践进行‘客观’描述，以此扫除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批评家把批评冒充为情节性的，不可靠的个人姿态，他并没有真正解构性地介入文本或实践，但是却获得报酬来给那些小心翼翼、担心在市场中受到迷惑的文化消费者提供建议。”[7]
本·阿格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细致分析对我们准确认识西方社会思潮具有启迪意义。我们知道，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经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8]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价值、话语、实践和商品，人们丧失了批判性思维能力，失去了批判视角的人们的主导利益使得话语范围变窄了，唯有批判视角才能使人们与对传统的“商品”做出的判断保持距离。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统治利益中，人们认识不到可以替代常规的基本选择。人们被引导着从消费角度去界定快乐的含义，这些人刺激生产的同时也将自己束缚在体系服务的惯例中，拒绝挑战日常生活霸权化的惰性。受虚假需求的支配，人们背离了自己对自由的真实兴趣。他们一成不变地维持着资本主义消费和惯例的枯燥乏味的生活。本·阿格沿用了马尔库塞“虚假需求”的概念，进一步提出：“在马克思时代，虚假意识呈现出来的形式实际上是对现实合理性的虚假文本断言（如宗教和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今天的虚假意识还才开始，以一种看上去似乎残忍的真实性来书写和解读人们经历的，一成不变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换言之，今天的人类经验具有超越的不可能性和社会变革的不可能性的特点。”[9]他认为“需求之所以虚假不是简单地因为其内容有害——如暴力电视节目、有辱女性的电影、环境污染以及肇事车辆等等。尽管这些都是糟糕的事情，但它们代表着消费者的选择，事实上，考虑到广告的主流影响、社群化和同辈的压力，这些选择早就为消费者准备好了。人们根据目前水平和可及的方式来定义美好生活，而不是根据有本质差异的最大限度的社会正义标准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定义美好生活”[10]。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求是由外界强加而来的。人们上当受骗来消费文化商品，既为商家提供了利益，又转移了注意力，窥不到全貌——我们循规蹈矩的顺从只是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本·阿格看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深刻矛盾，因此他“建议某些实证的人类需求的虚假性应该成为文化评判的标准，看起来，我似乎想要鱼和熊掌兼得。在文化成为奴隶的地方，需求就是虚假的。在文化赋予我们以多元方式进行创造的地方，需求就是真实的。至少，这就使我不必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比其它可能的产品和实践更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和实践的权威清单”[12]。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从来没有进出市场的自由，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文化自治的神话是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后现代主义最新进展的重要部分。人们之所以无法自由选择，是由于我们被模仿程式化，去文本化的模仿散落在漫不经心的日常感觉中，难以从它们自身的优点来进行评价。为了以不同的方式思维和表达，规避文化商品化的语言游戏强加给我们的先决意义，我们几乎不可能逃离现行的话语体系”[13]。
大凡一种理论都需要有一个支点，即所谓的阿基米德点。但阿格认为文化研究却应“去阿基米德主义”。他反对西方实证主义的文化研究，但同时认为某些实证的人类需求的虚假性应该成为文化评判的标准。因为在文化成为奴隶的地方，需求就是虚假的；在文化赋予我们以多元方式进行创造的地方，需求就是真实的。他不完全赞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但他认为文化批评有助于培养差异和挑战，揭露晚期资本主义中“幻想的客观语境”。文化研究特有的任务就是表明经验和存在的不同模式的可能性，它们不受文化工业自律倾向的束缚。但是文化研究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更为政治化。阿格倡导这样的文化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后现代性经验去神秘化，有助于解构后现代，因而实现现代性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从英国起步的时候就有着很强的阶级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压制性社会关系的内容，文化研究发展到美国后，有一些学者就把所谓的“观众自主性”提到了很高的地步，即，主流意识形态说什么无所谓，反正观众是主动的，所以文化研究经过一个循环，从原来非常批判的、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强调文化再生产、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被异化了等问题，转向后来在有些学者那里片面强调观众主体性而有了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文化研究在80年代以后，由于吸引了很多年轻学者和影响的扩大而学科化，甚至变成了一种显学。这样一来，用福柯的概念来讲，它也被规训化了。文化研究本来是边缘的，有挑战性的，但进入高等学校的高墙深院后，变得很时髦了，它需要资源，于是主流化。主流化了的文化研究在某些方面，跟原来的实证研究里的自由多元主义几乎到了融合的地步。因此所谓的批判也好，主流也好，也并不是完全对立和泾渭不分的。而本·阿格建议某些实证的人类需求的虚假性纳入文化评判的标准也正反映了欧美文化研究界的现实情形。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欧美，人们习惯于将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作为实证研究的前提。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事件如“民权运动”、反越战、新左翼的所谓的“反文化”运动的兴起，对这些价值观造成了挑战；实证研究并不是说没有价值，而是先要假定有“价值共识”的存在，而且要在这个价值被大部分人公认的前提下，研究才能进行，所以在一个公认的价值的前提下，再来做实证性的研究。但这种价值体系一旦受到挑战，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就被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