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跟踪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当代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0月中旬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并相应成立了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会者都非常欣喜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在国外、在西方并非象西方的一些政要们所宣扬、所期望的那样；“已无立足之地，行将消声匿迹”，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在有些地方还活得很好”。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近年在西方，特别是在法、美、英、德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与会者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动下，萌发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跟踪研究的强烈欲望。
为了使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性和前沿性，本人认为下述问题必须重点跟踪研究：
一、研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探讨
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一个强烈影响是不少人认为它已过时、失败了，已成了“不能兑现的乌托邦支票”。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研究者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问题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课题。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有针对性地论证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有的人公开表示：“我并不因为最近的事态发展而羞于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东方最近发生的事件不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过时，反而激起了人们的研究热情”，“共产主义仍然活着，卡·马克思的思想也依然具有生命力。在苏联死亡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人明显表现出所谓的“逆向行驶”，即正当一些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放弃马克思主义之时，他们却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最有力的宣传者和论证者。自90年代以来西方所出现的一系列用以论证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名著有不少是出于原先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者之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一般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正面主要通过说明马克思主义发生作用的时代没有被超越加以论证，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只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仍然存在，只要这些矛盾所决定的客观规律还起作用，揭示和反映这些矛盾和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决不会失去生命力；反面主要通过揭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论证，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并非是人类社会主义理想的终结，当然也不是作为这种理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各种论证，把这些论证和所得出的结论原原本本地介绍进来，这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大有好处的。
二、研究他们对十月革命合理性的探讨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有些人尽管在宣传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努力，但与此同时却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否定列宁所开创的事业。他们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一种“原罪”加以谴责，说什么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俄国的悲剧”。他们提出，必须重新评价列宁与考茨基当年的争论，认为既然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后来还是由于“先天不足”而最终失败，那么这就证明考茨基当年对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估计是正确的，列宁与考茨基谁是谁非又有了新的结论。他们从对十月革命的否定又引申出对列宁的否定，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区别开来，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实践已证明列宁主义已过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一重要倾向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一个落后国家究竟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化大力气回答他们的诘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于反驳。好在国外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已注意到这一重要倾向，并已作出了反击。而反击的主要武器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例如，越南共产党前几年就出了一本《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问题》的书，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论证“跨越卡夫丁峡谷”、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也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必然性。
三、研究他们对苏东剧变原因的探讨
90年代中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对苏东剧变的原因的探讨所引发的。为什么苏东共产党会垮台？为什么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70余年的风风雨雨后还会迅速瓦解？这是苏东剧变后人们自然会提出和要加以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敌人在研究这一问题，坚持和同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也在研究这一问题。就后者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早产论”、“假社会主义论”、“强制移植论”、“帝国体制论”、“社会基础论”、“竞争落后论”、“个人责任论”和“体制决定论”等。但仔细分析一下，无非是两种思路：其一是把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失败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由列宁创立、斯大林所发展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如下弊病：把社会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行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民主，推行教条主义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早已种下了社会主义在苏东垮台的祸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矛头指向斯大林，甚至指向列宁，他们是前苏东地区的改革派以及西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对苏东改革的同情者。其二是把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由于戈氏放弃了苏东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之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失败。他们坚决反对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说得一无是处，认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是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他们经常提醒人们注意，正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效率才抵挡和战胜了希特勒向全世界的疯狂进攻，也正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效率铸成的雅尔塔体制才赢得了全世界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和安宁。持这种观点的是原共产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和原先对戈氏的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这两种思路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何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直接涉及到如何正确地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教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
四、研究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讨
当前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投向中国，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研究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运行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国有企业的改造到外资和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都在他们的研究之列。国外许多颇具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专刊经常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还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著。有许多人把中国的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的还把今日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作了比较。纵观国外对中国改革的研究不难发现，西方一些左派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在10年前他们往往对中国的改革还很不理解，常常撰文表示疑虑，那么，在10年后的今天，经过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失败和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这正反两个方面的过程，他们对中国的改革不但表示理解，而且大加赞赏。他们中有的人提出，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世界社会主义因苏东剧变而陷入低潮谷底时而在中国取得飞速发展”。他们把中国改革的成功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是“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所在”。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目前国外也仍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仍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这些持僵化的、极左观点的人，竟和一些持极右立场的公开的资产阶级右翼理论家走到一起去了。他们大都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前者对中国的现状大加攻击，后者则对中国的现状“表示兴趣”和“寄予希望”。这里还须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这就是割裂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看不到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完成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既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高度、新境界。跟踪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借鉴他人的探讨更好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更在于可以从正面、反面、侧面受到启发，激起我们自觉地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去思索一系列理论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五、研究他们当代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探讨
随着苏东剧变，关于当代资本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以及有多大生命力的问题被推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有成果的部分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生命力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可能在其他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这一点上却异常一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是表面上的，自1889年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化”的新阶段，金融资本的统治垄断全球，而虚拟资本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行将导致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如果要使现存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的话，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苏东剧变没有使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界限变得更为遥远，相反更加临近了。现在是到了认真研究一下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的时候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原先对资本主义并不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家，在苏东剧变后反倒加入到批判家的行列。以其“解构主义”思想闻名于世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雅克·戴里达就是一例。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资本主义10个不可愈合的伤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是一种全方位的分析批判，归纳起来主要在四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审美层面上的分析批判，即以批判科技文明和高扬审美的生活方式为基本特征，论证文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成为操纵和灌输的一种手段；二是在哲学与思维层面上的分析批判，即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唯科学主义、生态危机、合法性危机等种种弊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本质的日益加剧的压抑与摧残；三是在经济层面上的分析批判，即揭露掩盖在资本主义表面经济繁荣后面的经济上的矛盾与危机，如生产停滞、物价上涨、失业增加、负债经济等；四是在社会层面上的分析批判，即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并论证这些危机是无可救药的、根深蒂固的“西方社会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作跟踪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起码有助于我们利用他们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社会资料，科学地认识苏东剧变后的西方社会现状，揭露其本质。
六、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讨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成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几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学者不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些研究者仍坚持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市场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但持这种观点的目前已越来越占少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似乎只有取消市场才能消灭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市场在历史上早已形成，它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市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如果取消市场，改而采用“纯计划经济”，不仅“不一定导致社会主义，而且还可能造成新的阶级差别”，从而“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市场是不可能取消的东西，只能设法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相结合，并对市场加以改进”。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3年第14期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总标题发表了英、美、法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论述社会主义问题的五篇论文，其中约翰·罗默写的的文章，提出了一种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模式。一些在西方极有影响的学者也开始从学理上提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反对把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仅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认为拒绝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拒绝任何形式的市场，而仅仅是指必须防止市场经济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社会主义者在今天的关键任务恰恰是要研究可取代资本主义的崭新的复合制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但赞同而且实际上已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南共产党不消说，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也反复声言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顺便指出一点，西方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般都认为，现在搞市场社会主义，是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进行反思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超越，他们认为马克思理论中最消极的一面，是认为社会主义无商品，主张建立一种完整的、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有理论的一种正确的否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讨，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遥相呼应的。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讨已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可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大的成果之一。跟踪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讨，能促使我们将这一理论更精致化，更系统化。
七、研究他们对现代科技革命社会效应的探讨
如果说上述各个问题是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新热点，那么，对现代科技革命社会效应的探讨则是90年代以前研究的继续，只不过自90年代以来，其探讨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入。研究生态问题说到底是研究科技革命的社会效应问题。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90年代以来对科技革命社会效应探讨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研究者认为，虽然生态运动的本身也许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是按照它的逻辑却必然有利于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地球”；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应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作用，把更多的人集结在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为建立一个“既能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人与自然完全和谐一致”的社会而斗争。目前，德国绿党公开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也提出“红绿联盟”的纲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从最初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拒斥，转向谋求联盟，绿党中的左派基本上由那些脱离各种共产主义团体后的人所组成。“从红到绿”反映了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对这一过程我们理应密切注意，深入研究。就对现代科技革命的社会效应的基本估价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其一、对现代科技革命的社会效应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关于“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的论断并没有过时，科学技术在当今的迅猛发展是人类的福音。人类应象马克思那样，对当今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还无法预见），感到衷心喜悦，他们中有的人甚至预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有可能成为一种人类社会独立的推动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高一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二，对现代科技革命的社会效应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强调，自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人类社会的负面效应就大于正面效应。他们从人本主义出发，从各个角度论证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与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统治，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这两种观点均值得我们研究一番。20世纪的帷幕快要降下，21世纪即将来临了。许多人预言，21世纪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效应。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探讨，我们应迅速赶上这一研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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