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小说评点麈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小说评点之余波
所谓“传统小说评点”大致有两个涵义：一是指小说评点的对象是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小说作品，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小说”；二是指在评点内容和批评思路上仍然以李卓吾、金圣叹等为宗主的评点传统。故而这一类评点可视为传统小说评点之余波。
清后期的传统小说评点在评点对象上较之以往有了明显变化，明代“四大奇书”已经退出了评点的中心位置，而清代的三部小说名著即《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引起了评点者的广泛注目。其中对于《红楼梦》的评点尤为热闹，在道光年间就有人统计当时的《红楼梦》评本已“不下数十家”。（注：《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附录张东屏《致太平闲人书》。）在这众多的《红楼梦》评本中，王希廉、张新之和姚燮三家评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而就评点特色而言，陈其泰的抄评本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和蒙古族评点家哈斯宝的蒙文评本《新译红楼梦》亦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儒林外史》在卧评本之后，此时期也形成了一个评点高潮，咸丰同治年间的黄小田抄评本、同治十三年的《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都在小说评点史上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光绪年间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更是集结了一批欣赏和批评《儒林外史》的研究群体，他们以评点这一手段大大推动了《儒林外史》的传播。《聊斋志异》虽然最早有乾隆年间的王士祯评点和嘉庆十三年（1818）的冯镇峦评点，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在这一时期王士祯评点收入此时期的《聊斋》评本中，冯镇峦评点则在光绪十七年（1891）方才问世。而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最广的《聊斋志异》评本是分别刻于道光三年（1823）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何守奇评本和但明伦评本，尤以后者影响更大。此时期的传统小说评点正是以上述三部名著为其评点核心的。除此之外，此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文龙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作批的《金瓶梅》评点，这虽然是一部抄评本，手写于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金瓶梅》之上，但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非常丰富，也体现了文人自赏这一小说评点的历史传统。余如光绪年间刊刻的《野叟曝言》评本、《青楼梦》评本、《花月痕》评本和清末稿本《莹窗清玩》评点等都是此时期颇有价值的小说评点本。另外，女批评家李友琴为其丈夫陆士谔《新孽海花》《新野叟曝言》所作的评点也值得注意，其评论内容虽不甚出色，但却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罕见的女性批评。
我们之所以将上述小说评本称为传统小说评点之余波主要是就这些小说评点本在批评旨趣、批评功能和批评视角上都体现出了与传统小说评点一脉相承的特色而言的。
在批评视角上，此时期的小说评点继承以往小说评点的传统，仍然以人物品评、章法结构等为其评点重心。如王希廉评点《红楼梦》，以“福寿才德”为纲品评《红楼》人物，认为“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宁、荣二府，只有贾母一人……可称四字兼全。”余者皆有缺失，如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他并以此为准则评判了众多人物形象。（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十二年双清馆刊本。）对于章法结构的批评也是这些小说评点的重要对象，王希廉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段看”，并以“宾主”“明暗”“正反”“虚实”“真假”等传统观念分析作品的章法结构。又如邹韜评论《花月痕》，认为其“有闲笔、有反笔、有伏笔、有隐笔，无一笔顺接”。（注：《青楼梦》第十三回评语，光绪十四年文魁堂刊本。）其评语也均采用传统评点术语。人物品评与章法结构是古代小说评点的一个基本内涵，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术语和品评方法，此时期的小说评点将这一评点传统加以继承并在《红楼梦》等小说评点中推向了极致。
在批评旨趣上，此时期小说评点的传统意味更为明显。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发源于文人自赏的阅读赏评和旨在推动小说商业传播的书商评点，两者在明末清初得以融合，从而奠定了小说评点的基本格局。但清中叶以来的小说评点片面接受了小说评点表现文人意趣的传统，将小说评点引向了一条偏仄之路。这一传统在此时期的小说评点中又有所发展，使文人性的评点明显成了小说评点之主流。这也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表现为对作品主旨的探究仍然是评点者极感兴趣的课题，并以个人的情感思想阐释作品的表现内涵。如张新之认为《红楼梦》“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记》《乐记》融会其中。”（注：张新之：《红楼梦读法》，引自《八家评批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其评点的主体性极为明显，但这种思想却与《红楼梦》基本无涉，故以此为立论依据的张新之评点虽篇幅庞大，然大多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相对而言，陈其泰对作品的把握则比较真切，陈氏将《红楼梦》与《离骚》《史记》相提并论，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怒，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继《离骚》者，其惟《红楼梦》乎。”并认为《离骚》《史记》均为发愤之作，《红楼梦》亦然，“吾不知作者有何感愤抑郁之苦心，乃有此悲愤淋漓之一书也。夫岂可以寻常儿女子之情视之也哉”。（注：陈其泰评点《红楼梦》第一回评语，《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如《儒林外史》评点和《西游记》评点等亦将对小说情感主旨的分析视为评点之首务，从而体现了小说评点的文人意味。二是表现为小说评点的个体自赏性又有明显增强，自赏性的小说评点发端于李卓吾，在古代小说评点史上不绝如缕，至本时期，这一评点传统达到峰巅状态。此时期小说评点的自赏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小说评点缘于对作品的深深喜爱和痴迷。王希廉谓：“余之于《红楼梦》爱之读之，读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也。”（注：王希廉：《红楼梦批序》，见《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十二年双清馆刊本。）因而他们将小说评点首先看成为一种个体的消闲和感情的需求，如文龙在《金瓶梅》六十七回回评附记中就这样说道：“姬人夜嗽，使我不得安眠，早起行香，云浓雨细。……看完此本，细数前批，不作人云亦云，却是有点心思。使我志遂买山，正可以以此作消闲也。”（注：文龙批评《金瓶梅》，引自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附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次，正因为他们将小说评点视为个体的消闲，故此时期的小说评点除了公开出版的评本之外，未刊行的评点稿本越来越多，道光年间“不下数十家”的《红楼梦》评本其中多数即为自赏的稿本，余如《金瓶梅》有文龙评点稿本，《儒林外史》有黄小田评点稿本等。这一现象的大量出现正说明了小说评点逐步进入了文人自赏领域。复次，由于小说评点用以自赏，故其评点并不追求功利性的一蹴而就，而是反复研读，间隔批点，常常要花费评点者大量的心血，甚至倾其半生心力，从而在评点过程中获得一种长久的情感满足。张新之评点《红楼梦》花费三十年功夫，陈其泰批点《红楼梦》亦自十七八岁始，而至四十五岁时终于写定，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文龙评点《金瓶梅》也有三年时间，不断批改。而天目山樵平时好读《儒林外史》，在六十余岁时开始批点，历十余年而不辍。这种长久的批点是此时期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现象，充分说明了小说评点的那种自赏特性。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自李卓吾于万历二十年（1592）批点《水浒》开始，至此已历三百余年历史，其中演进过程纷繁复杂、评点风格丰富多样。但颇有意味的是，小说评点从李卓吾自赏性的文人评点开始，至此又以自赏性的文人评点收局，前者开创了小说批评的新貌，而后者则使小说评点趋于终结，正好形成了一个轮回。这一轮回，就其开端而言，有提高通俗小说之地位、开启小说评点之功用，而就其收局而言，则表明了小说评点与业已形成的那种文人性与商业导读性相结合的评点格局的背离，从而使小说评点终趋于衰竭。
二、小说评点的“旧瓶装新酒”
小说评点大致在19世纪末出现了新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已基本趋于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可称之为“变体”的小说评点，这一“变体”在20世纪初终于为小说评点画上了句号。
所谓小说评点的“变体”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是这些评点只采用了评点之外在形态，如总评、眉批和夹批等，但在评点内涵和批评术语上则大多抛弃了传统小说评点的固有特性，尤其是在小说评点中大量表现其政治改良思想，从而使小说评点在内容上一新耳目。其次是这些小说评点大多出现在新兴的刊物上，并以连载的形式随小说一并刊行，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均刊行了大量的小说评本。三是这些小说评点主要以“新小说”为评点对象，而这些“新小说”又是以表现当时的政治生活为主体，故小说评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充任了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工具，而小说评点所固有的那种评判章法结构、分析艺术特性的内涵常常付之阙如。
晚清小说评点的这一“变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新小说”的提倡者运用评点这一传统形式为自己的新创小说作评，这一类型的评点者主要有梁启超、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等；二是以评点形式对旧小说作出新的理论评判，这以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为代表。（注：此处概括参阅了康来新《晚清小说理论研究》第二章的内容，该书由台湾大安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为自己的新创小说作批主要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晋演义》、李伯元《文明小史》等，其中又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最有特色。该书为梁氏的一部未完成之作，思想庞杂、形式混乱，充满了政治的说教。故其评点也成了政治说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全然忘了评点所应有的思想艺术评析。如小说第四回述主人公游大连旅顺，倍感为列强瓜分之苦，回末总评曰：
瓜分之惨酷，言之者多，而真忧之者少，人情蔽于所不见，燕雀处堂，自以为乐也。此篇述旅顺苦况，借作影子，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新中国未来记》的评点大多可作如是观，故就小说评点而言已全然失去了它应有的本性。
梁启超是一位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旗手，在小说史上功不可没，但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故其对小说的艺术特性并无深刻的把握，其评点类同说教也在情理之中。倒是那些小说家如刘鹗、吴趼人等在对自己小说的点评中表现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第一回评语中对历史小说的一段评述：
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有趣味，尤难之又难。其叙事处或稍有先后参差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或略加附会，以为点染，亦不得已也。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阅者，复指出之，使不为所惑也。
此言历史小说之创作，其观念、术语已与传统小说评点大异其趣，体现了近代文学思想之特质。
光绪三十四年（1908）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铅印出版，该书封面顶上小字直书“祖国第一政治小说”，以明其评点之宗旨。其实，作者与其说是在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说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其《叙》云：
《水浒传》果无可取乎？平权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取者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撰为通俗之小说，而谓果无可取乎？（注：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光绪三十四年保定直隶官书局版。）
他并由此认定，《水浒传》是“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而观其所叙之事，则《水浒传》乃“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伦理小说”“冒险小说”，要之，此书乃“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据于这种认识，燕南尚生对《水浒传》的所谓“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而其对《水浒传》的“命名释义”更可谓登峰造极，如“水浒”乃“谁许”之谐音，意为“施耐庵先生生在专制国里，俯仰社会情状，抱一肚子不平之气，想着发明公理，主张宪政，使全国统有施治权，统居于被治的一方面，平等自由，成一个永治无乱的国家。然而在专制国里，”“准许我这学说？”又如“史进”：“史是史记的史，进是进化的进，……大行改革，铸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的历史，自然就进于文明了。”“关胜”：“关是官长的官，胜是隆盛的盛，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数着官，最难开化的也是官。”“高俅”：“高是高下的高，俅是求人的求，在专制政体下，若是想着做官，必得托门子，剜窗户。……向高处谄媚，无论怎样的破落户，怎样的犯重罪，统可以位至卿相，作威作福，若是单有才学，不有门子，可就不要想做官了。”这种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所谓“释义”在《新评水浒传》中可谓比比皆是，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由于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新评水浒传》在当时也有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可以说，这是小说评点史上一部最后的“名作”。
三、小说家的“自评”及其源流
小说家的“自评”是清后期小说评点的一大特色。以创作家的身份从事文学批评，这不足为怪，因为以创作实践为依托其评论更为真切，所论亦更为深入。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大多本身就是文学家，故传统的文学批评重实践、重感悟，形成了与文学创作相表里的理论批评传统。然以作家身份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批评，这只是古代俗文学批评的一个特殊现象，而古代小说家尤为突出。
南宋以来，评点这一形式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普遍采用，但在诗文评点中，几乎没有作家的自评。明中叶以后，小说、戏曲评点开始兴盛，“自评”形式也随之出现。较早对自己的戏曲作品进行评点的是戏曲家沈璟，但只是用以说明格律字音等问题，如《红蕖记》第二十六出集曲【醉罗歌】自批：“此乃【醉扶归】【皂罗袍】【排歌】合成者。”戏曲自评盛于对作品的改编，主要表现为对作品改编的文字说明，如臧晋叔评改《临川四梦》而自刻《玉茗堂四种曲》、冯梦龙评改《墨憨斋定本传奇》等。其中臧氏评点犹承沈璟之传统，仍以说明格律为主，而冯梦龙的评点已颇富艺术赏评意味，《风流梦总评》云：
“生”谒苗舜宾时，“旦”尚无恙也。途中一病，距投观为时几何，而《荐土》一折遂以为三年之后，迟速太不相照，今改周年为妥。
这种说明较之以往有所进展，他已较多注意作品情节的安排。真正意义上的戏曲自评是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评点，这是古代戏曲评点史上一部重要作品。但由于戏曲自评主要以改编本为对象，而古代戏曲史上的改编又集中在明末清初，故而清代以来，戏曲自评逐步消歇。（注：关于戏曲评点，请参阅吴新雷《明清剧坛评点之学的源流》，见《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自评现象最为繁盛的是小说领域。据粗略统计，明清小说评点史上自评的评本有三十余种，其时间覆盖整个评点史。明代小说家如袁于令、冯梦龙、陆云龙，清代小说家如李渔、褚人获、陈忱，近代小说家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著名小说家都为自己改编或创作的作品加批点评，从而成了小说评点中的一大特色。
小说评点中的自评表现为三种形态：
小说中的自评源于史著的篇末论赞，是小说家在情节叙述时或就史实、或就形式、或就人物而作出的某种说明和评说。较早出现这一现象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该书为一部时事小说，由玄真子据《平播事略》等书“敷演其义而以通俗命名”，作者还于回末不时直陈议论，题“玄真子论曰”，颇似回末之总评。如卷二末的一段议论：
玄真子论曰：或曰应龙听信田氏毁谤之谗，逐出张氏，赐族弟新鳏（无妻曰鳏）者配焉。愚谓夫妇系纲常之重，兄弟关人伦之首，己妻而赐弟，此禽兽之行，蛮夷之俗也。播州虽属夷地，犹习汉俗，出入还以汉服为贵，如此则亦知礼义廉耻之道也。安有嫂配于叔，而甘蹈禽兽之行者哉！即应龙可之，张氏出之名门，素知礼节，肯允之乎？逐出另居，理或有之。且道听山人《记略》亦是如此，予因据义演之，俟具只眼者别苍黄云。（注：《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佳丽书林刊本。）
这种形式在古代小说创作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古代小说家在叙述时一般采用全知视角，并不时直陈个人感慨或跳出书外作一番艺术或道德上的评判，故小说史本身也留有大量珍贵的理论资料。尤其是那些标明“×××曰”等字眼者更与小说评点无异。近代林纾作小说《剑醒录》犹然常在叙述时插入“外史氏曰”，以表达其创作主张，如三十二章：“外史氏曰：……今敬告读者，凡小说家言，若无征实，则稗官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实，则自有正史可稽。”其传统犹未断绝。
与戏曲自评相类似，小说评点中的自评最普遍的也是出自小说改编者之手。这一类评本最多，主要有：冯梦龙《情史》、“三言”、《新平妖传》，袁于令《隋史遗文》，李渔《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褚人获《隋唐演义》，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和李雨堂《万卷楼演义》等。在上述作品中，有的是辑录改订，如冯梦龙“三言”；有的是在原作基础上的修订，如袁于令《隋史遗文》等。这些评本大多是对改编的说明或作出简要的赏评，但清代的一些评本，尤其是褚人获《隋唐演义》和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其评点颇为精彩。如《隋唐演义》主要辑合《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等书而成，其中评语也较多袭自袁于令评点，但褚氏发挥精彩处亦比比皆是，且越到后文评语越精警，如七十二回总评：
淫秽之事流毒宫闱，古今未尝无之。但在武氏最彰明较著者也，然其最著处又经后人装点曲尽，而恶恶之心始觉快然无憾，或者当时未必尽然。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也。读者又宜谅之。（注：《隋唐演义》，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雪草堂刊本。）
此类评语在作品中不胜枚举，其评点高出《隋史遗文》者多多，为清代小说评本中较有特色和有价值者。
独创小说的自评较早见于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注：该书题“吴越草莽臣撰”“峥霄馆评定”，据今人萧相恺考证，“吴越草莽臣”即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字雨侯，浙江钱塘人。）而在明清两代不绝如缕，如明崇祯年间于华玉自编自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入清以后，此种现象渐多，如顾石城《吴江雪》、苏庵主人钞评本《绣屏缘》、无名氏《巫梦缘》等，（注：《巫梦缘》存世有啸花轩刊本，不署作者，亦无序跋，大部分回末有短评，第十一回评曰：“《太平歌》，实实清渊，一才女所作，共七首，余删其二而并为改窜七字，聊为表出，不敢没其才也。”知评者即小说作者。）尤其是陈忱《水浒后传》。该书乃陈忱假托“古宋遗民”而作，其评点也十分成熟，首有《论略》六十余则，概括《水浒》与《水浒后传》各自的思想艺术及其相互之间的区别，每回有旁批，回末有总评。进入近代以后，独创小说的自评达到高潮，近代小说史上几乎所有的小说名家都评点过自己的作品，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等。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近代小说的重要门类是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这两种小说有着对社会现实政治强烈的批评性和参与性，小说的议论、政论占有较大的篇幅，因此评点本身也成了小说家们用以表现自身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工具，并对小说的思想内容作提示和补充。最为典型的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该书“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注：梁启超语，见《新中国未来记》。）但梁氏犹不满足其政治思想的表达，在评点中进一步张扬其政治理想，在第四回评语中，更脱离了小说之范围，而重申其“诗界革命”等口号：“今日之中国，凡百有形无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时流日日昌言者也。”评点几乎已成了其说教的工具。其次，近代小说是小说史上由古代向现代的过渡阶段，小说传统犹然延续，而“泰西”小说亦不断引进，两种小说形式的交汇和比较促使小说家们予以抉择和申说自己的主张。于是评点遂成小说家表达自身创作观点和思想观点的一个有效途径。故近代小说家的“自评”无疑是时代的产物，是与近代这一小说创作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有其急功近利的目的在，同时代的觚庵即指出了这种批评心态：“圣叹之批《西厢记》也，以为此为圣叹之《西厢记》矣。近人所著，不少自作之而自批之者，是殆虑世不乏圣叹其人，或从而攘之乎？否则，胡为是汲汲也？”（注：觚庵：《觚庵漫笔》，《小说林》第十期（1908）。）
四、小说评点之批评
清后期的小说评点从整体而言已没有明末清初小说评点那么出色，从李卓吾、金圣叹到张竹坡、脂砚斋，小说评点确乎已走过了它的黄金时代，此时期的小说评点已成收局之势。“余波”亦好，“变体”也罢，均是这种“收局之势”的重要表征，而人们对小说评点这一批评体式的批评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
对小说评点作出比较集中的反思是在上一世纪之交，这与当时对小说的推崇和对小说功能的认识密切相关，故其言论中充满了感性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色彩，“昔金人瑞有言：自此以往，二百年后，凡百经书，均将消灭而无可读，惟变成一小说时代耳。呜呼！金人瑞之言，今日何其验也。此其所以然者，逆料古书糟粕，不可以为转移社会之杓柄，惟小说之鼓舞民气，足以助成新世界之开通，而大濬其智钥耳。”（注：伯耀《义侠小说与艳情小说具灌输社会感情之速力》，《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七期（1907）。）他们甚至认为“混混世界上，与其得百司马迁，不若得一施耐庵；生百朱熹，不若生一金圣叹。”（注：伯耀：《小说之支配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十五期（1907）。）并对金圣叹不生于今世大感遗憾：“余于圣叹有三叹焉：一恨圣叹不生于今日，俾得读西哲诸书，得见近时世界之现状，则不知圣叹又作何等感想。二恨圣叹未曾自著一小说，倘有之，必能与《水浒》、《西厢》相埒。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之批评。”（注：平子：《小说丛话》，《新小说》第8号（1903）。）显而易见， 他们对小说评点的推崇是由于评点者对小说地位的张扬，即在近代高扬小说地位的理论风潮中，人们是将金圣叹等小说评点者视为理论的先驱者加以看待的。邱炜萲即云：
盖以小说之有批评，诚起于明季之年，时当小说风尚为极盛，一倡于好事者之为，而正合于人心之不容已。是天地间一种诙谐至趣文字，虽曰小道，不可废也，特圣叹集其大成耳。前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批小说之文原不自圣叹创，批小说之派却又自圣叹开也。（注：邱炜萲：《菽园赘谈》，一八九七年刊本。）
觚庵则从《三国演义》的传播角度高度评价了毛氏父子的贡献：
《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吃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一也。得力于梨园子弟，如《凤仪亭》《空城计》《定军山》《火烧连营》《七擒孟获》等著名之剧，何止数十，袍笏登场，粉墨杂演，描写忠奸，足使当场数百十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二也。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三也。有是三者，宜乎妇孺皆耳熟能详矣。（注：觚庵：《觚庵漫笔》，《小说林》第十一期（1908）。）
人们甚至还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对人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是由于太缺少金圣叹这样的批评家为人们指出“读法”，故“新小说”的传播要以揭示“读法”为先：
泰西学术，有政治之哲学家，有格致之哲学家，有地理之哲学家，有历史之哲学家。而中国金圣叹氏，实小说之哲学家也。所评诸记，类例、读法数十则，善哉善哉！……有李卓吾而后可以读《西厢》《拜月》，有金人瑞而后可以读《西游》《水浒》。……沉沉支那不受小说之福，而或中小说之毒，无读人耳。小说固所以刺激人之神经，浥注人之脑汁，神经不灵，脑汁不富，欲种善因，反得恶果，其弊在于不知读法。（注：《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六、七期（1907）。）
这种饱含感情色彩的言论在近代小说批评中较为普遍，就是对小说评点的贬斥之词也是如此，“《水浒》本不讳盗，《石头》亦不讳淫。李贽、金喟强作解事，所谓买椟还珠者。《石头》诸评，更等诸郐下矣。”（注：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期（1907）。）“《水浒传》，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惜乎继起乏人，有言而不见于行，而又横遭金人瑞小儿之厉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利弊功效批评之，致文人学士，守唐宋八家之文，而不屑分心，贩子村人，惧不通文章，恐或误解，而不敢寓目，遂使纯重民权，发挥公理，而且表扬最早，极易动人之学说，湮没不彰，若存若亡，甘让欧西诸国，莳花而食果，金人瑞能辞其咎欤？”（注：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1908年保定直隶官书局版。）不难发现，近代文人对小说评点之批评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为了研究小说评点这一批评体式，而是有着自身功利目的的，其褒与贬均然。褒者，是借传统评点来为其抬高小说地位张目，贬者，乃不满于传统小说评点的思想陈旧。故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难以真正对小说评点作出公正的、富于学理意味的批评。
相对而言，一些传统评点家对小说评点方法的揭示倒颇堪玩味，由于他们对小说评点有亲身的实践，对小说评点史的发展又比较熟悉，故对评点的理性思考更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光绪年间的文龙就对小说评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如“夫批书者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矣。”（第十八回评语）“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第二十九回评语）（注：文龙批评《金瓶梅》，引自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附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历经三百余年，至此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的式微有评点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影响，就内部原因来看，晚清小说评点的草率和鄙陋是小说评点逐步失去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报刊小说带有“补白”性的所谓“评点”，则使小说评点沦为可有可无的“角色”。而从外部影响来看，晚清以来，小说渐由传统的“边缘”文体逐步跃为文学的“中心”，也使得小说研究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本报论说，专属于小说之范围，大指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十四号（1902）。）评点这一专注于个别文本的批评体式已显然不适应这种对于“小说”的全方位研究。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在社会上的震动，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形式，于是伴随报刊形式而共生的“论文”“丛话”等形式逐渐占据了小说批评的中心舞台，故小说评点的“让位”已成必然之势。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水浒传论文; 金瓶梅论文; 小说林论文; 读书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隋唐演义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四大名著论文; 隋史遗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