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育用品论文,中国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0000(2013)06-472-05
所谓产业转移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出于推动产业进步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产业资源供给或产品市场需求等根本条件与因素发生变动后,将处于成熟或衰退等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产品生产、销售、研发以及产业内企业生产、运营基地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与过程[1]。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转移是时间维度的时序性、空间维度的位移性动态统一的过程,产业转移也是包含国内区域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对外投资与经济贸易活动的综合过程,其本质是对某一产业构成要素在国内区域之间以及国际之间进行转移的具体描述。纵览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发展轨迹,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形成机制主要是国际产业转移,行业内约有65%的企业为NIKE等国际品牌进行代工业务。同时,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有关数据,体育用品类产品在我国21个大类出口产品中,无论是在出口总额的比例还是在世界贸易中的同类产品所占比例均为第1位[2]。对于中国而言,在成为国际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最大的承接国以及世界体育制造工厂以后,毋庸置疑,研究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问题具有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在当下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代工利润空间日益缩水,以及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低碳环保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业传统竞争优势弱化,揭示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发展已进入转型的“窗口期”,警示我们要牢牢把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借鉴美、日、韩、台等国家及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发展经验,通过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并由此获得产业发展的巨大红利空间。
1 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类型、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1.1 依托全球价值链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
1.1.1 表现形式 从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来加速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由此对国际产业转移实施积极的政策制度安排,导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体育用品)的生产、加工、制造及组装等附加值低的环节被转移至具有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比较有优势的中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以及浙江等省市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产业政策优势以及中小企业灵活多变的经营机制优势等率先承接了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成为NIKE等体育用品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部地区则成为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的劳动力及其他相关资源、原材料的供给基地,由此,中国的劳动力及其他生产材料纳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这种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将因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价格大涨而导致失去竞争优势的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自身则保留并强化研发、品牌、设计、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环节,由此形成了发展中国家集聚并锁定于产业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掌控产业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二元结构[3]。学界将这种产业转移形象地称之为“手脚”与“大脑”的分工,本质上是依托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型体育用品国际产业转移。这次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与空间,整个产业致力于外向型发展,通过提高产品产量,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逐渐发展成为体育用品世界工厂。
同时,这次产业转移使得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在东部地区集中、集聚,如果以衡量区域产业分布集聚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进行衡量,2012年,本文得出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703、0.675、0.792,行业处于高度集聚状态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3大经济圈为辐射轴心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揭示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促成了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区域偏倚性的特征。
此外,中国依托全球价值链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的过程中,虽然发展了大批本土中小型体育用品制造代工企业并形成了产业集群,然而具有较大规模经济以及一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的仍然是随这次产业转移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如台湾裕元工业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制造企业,主要为NIKE、ADIDAS、REEBOK等国际品牌代工,自20世纪90年代就将生产线转移至内地,目前在东莞黄江、高埗以及中山、珠海设有226条生产线,雇佣18万员工,2012年上半年实现产值36亿美元。同时,外资企业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组织结构中也处于独大的地位,2003—2011年,外资企业产值占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总产值的60%以上,出口值占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出口总值的80%左右,企业数量占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内企业数量的50%左右,从业人数占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内从业人数的70%[4](见表1)。
1.1.2 成因剖析 (1)根据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理论发现,基于全球价值链片断化(fragment)的特征,即在制造、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某些产品的生产与贸易过程可以分割为若干个相互独立的环节,这些环节运行与否及其效率取决于各自所需的生产要素的满足程度。因而,当某个区域具有满足个别或一些环节的生产要素禀赋时,某些产品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利用不同区域的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从而达成某些环节的效率提升以及规模经济,进而达至节省运营成本的目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作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于20世纪60年代就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嵌入到这一全球价值链之中。诚如SCHMITZ[5]所指出,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GVC)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可转移性,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得以成为发达国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代工者(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简称OEM)。
(2)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本动力是体育用品生产成本及其交易成本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博弈。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及其获得成本的综合,交易成本是达成市场交易的成本综合,与政策制度环境、基础配套设施、市场交易条件以及产业结构及其水平具有紧密联系。根据资源禀赋理论,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及价格比较优势,因而对于体育用品这一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中国是理想的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地,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中国出于加速工业化进程的目的对国际产业转移实施积极的政策制度安排,从而导致交易成本较低,也促成中国成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1.2 依靠对外投资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
1.2.1 表现形式 目前,中国对外进行产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实施形式是对外投资,如2002—2010年,中国累积对外投资3 172.1亿美元,2010年,包括体育用品制造在内的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就达100亿美元以上[6]。根据本文对“2012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会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有14.84%以建立海外销售渠道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有6.25%通过建立海外合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各有1.56%通过建立海外独资企业与实施海外并购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数据表明,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对外投资虽然形式多样,但由于对外进行投资的各项资源掌控期望值较低,且受制于国际市场运营经验欠缺、国际市场风险规避能力较弱,因而集中于建立海外销售渠道等较低层次形式。同时,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虽然从整体上仍处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加工、制造、组装等环节,但产业中的一些巨头(如安踏、李宁等)通过海外并购等形式,利用国际资源跳出单纯的生产加工环节,开始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建设等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如2008年,李宁以9.34亿元人民币收购意大利著名体育品牌LOTTO;2009年,安踏以3.577亿元人民币收购意大利知名运动品牌FILA。
1.2.2 成因剖析 (1)解决产业成本比较优势弱化。近10年来,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成本逐年递增,导致比较优势逐年弱化(见表2)。至2015年,中国将从“人口红利”期逐渐进入“人口负债”期,以往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是长期趋势。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公布的数据,预计至2015年,中国新增劳动力成本将增长15 000亿美元,届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占GDP的比重将由当前的15%增加至30%。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内企业,如能转移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则会以较低成本获得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企业生产所需的资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相关统计资料,东盟的印度尼西亚、越南工人工资折合为美元仅为148美元/月、85美元/月。柬埔寨服装制造商协会(GMAC)规定,在2010年10月1日~2014年期间,该行业的最低月工资仅为61美元[7]。东盟国家的土地价格也极为低廉,如越南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为25~40美元/,建房成本也仅为40美元/左右,可见工业厂房成本不会超过500元/[3]。此外,东盟国家也是世界上主要的橡胶、石油出口国,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转移至东盟国家能够就近采购原材料,大幅降低原材料的物流成本。
(2)打破体制性歧视。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内企业在规模上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在所有制形式上属于民营企业,因而在金融借贷、政策扶持上容易受到体制性歧视导致企业难以发展。企业如果对外投资进行国际产业转移,在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会受到国民待遇甚至是超国民待遇,而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其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因而也不会遭遇体制性歧视,更有利于企业发展。
(3)有利于快速形成核心竞争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GEORGE[9]通过研究认为,几乎现今所有的美国大公司都是依靠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企业并购成长发展起来。李宁、安踏等企业并购LOTTO、FILA等国际知名品牌的根本动因还是获取品牌资产与核心技术,从而促进整个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4)形成位势优势。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欧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进行国际产业转移,有利于形成高屋建瓴的位势优势,对于企业扩展国内市场更加有利。
(5)推动企业发展。一些经营状况较好、具备一定生产技术与知识的企业对外投资进行国际产业转移,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边际效益最大化。同时,企业进行转移还能获得在国内难以获取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以及国际化运营经验,以及产业转移承接国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及软硬件基础设施。
1.3 凭借国内价值链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国内转移
1.3.1 表现形式 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简称NVC)是指,依托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控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通过利用高速增长的本土市场需求及其空间结构变化,培育出高端要素资源与条件,强化研发、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将一个结构更为均衡的国内价值链体系嵌入全球价值链,由此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10]。当前,中国排名前5位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李宁、安踏、361°、特步、匹克)2011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9.29亿、89.04亿、55.68亿、55.4亿、46.5亿元,具有较强的实力与规模。企业品牌是“中国名牌”或“中国驰名商标”,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营销能力,同时这些企业自行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设计中心。由此,这些企业开始集中企业力量从事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品牌、营销、设计等高端环节的经营运作,如在ASEAN(东盟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线,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构建并控制国内价值链以此来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表明,产业开始逐步挣脱NIKE等体育用品跨国公司作为治理者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格局,并开始筹谋布局进行整合生产研发(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简称IPD),力求通过IPD手段,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实施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策略,优化体育用品制造生产研发环节,提升企业技术水准并优化产品结构,从而使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成本上涨的刚性约束。
依据产品内分工理论,由于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转移的前提条件是产业能在转移目的地获得生产规模经济以及外部规模经济,因此,目前凭借国内价值链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转移主要是以工业园、产业基地等形式进行承接。如2008年8月10日,李宁公司与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北荆门市政府签订了有关建立李宁(荆门)工业园的战略协议,依据该协议,李宁及其核心供应商将由东部地区迁移至李宁(荆门)工业园,该工业园主要由李宁自建的物流基地及研发中心,为李宁服装产品提供拉链、面料等原辅料以及代工的供应商所组建的湖北动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为李宁生产供给慢跑鞋、足球鞋、篮球鞋、休闲鞋的湖北福力德鞋业有限公司等构成,李宁(荆门)工业园设计占到李宁公司整体供应链40%~50%的规模[11]。又如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四川成都温江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安徽芜湖“安徽省体育局体育用品研发生产基地”等吸引了大批东部沿海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进行产业转移。
1.3.2 成因剖析 (1)从产业层面来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方面推进,由NIKE等体育用品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和产业升级控制,使得嵌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的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逐步产生“路径依赖”并锁定于底端,并形成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建设等高端或核心环节缺失与产业集群升级阻力增大,形成“悲剧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的发展困境。刘志彪等[12]认为,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与拓展是完成产业升级、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和进行产业国际转移的全球化战略。在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日渐强化、居民消费结构日趋高级化的背景下,积极构建与完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从而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的协调,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最为重要的战略举措。构建完整的国内价值链并延伸至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并推进其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由底端向高端攀升,进而转化成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实现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
(2)从集群角度来看,完全嵌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向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的品牌、营销与研发等核心价值环节或高端价值环节攀升,需要产业集群构建和完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作为基础条件,只有形成贯通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治理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高端嵌入双重功能,才能形成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推进产业集群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地位提升,进而转化成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治理者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升级。部分既嵌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又参与NVC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需要通过产业集群内龙头企业的品牌及其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高端嵌入及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各环节全面嵌入及治理,并带动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对龙头企业的配套生产协作,由此带动众多中小企业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中进行攀升,以及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从而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升级。
(3)从企业角度来说,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企业生产总成本的60%~70%,因而劳动力价格与数量影响并决定企业的发展。东部地区不断上涨的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数量减少给东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当前,中国中西部人均工薪收入是东部2005年初的水平;从各省的月最低工资水平来看,中西部要普遍低于东部,其中安徽、江西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与北京2001年月最低工资标准基本一致,而且中西部和东部的工资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突显。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用地价格日渐高涨,据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12)显示,东部地区平均房产价格已攀升至7 000~8 000元/,中西部地区同期平均房价仅为4 000~5 000元/。因此,企业依托国内价值链进行国内产业转移,将最大程度上解决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涨造成生产利润大幅下降的问题。
2 推进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对策与建议
2.1 积极承接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
(1)东部地区作为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的先发地区,具有体育用品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与代工雇主信赖的在位优势,因而可以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承接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同时面向中西部进行国内转移,实现跨区域的要素整合与错位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制约,实现产业合理分工与布局,并通过承接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高级化产生积极影响,由此促进产业要素投入结构合理化。(2)东部地区作为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先发与主要的集群集聚地区,应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为主要目标,通过自我申报、评估认证、规划设计来重点扶植产业中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向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运用资金、信贷、政策等手段扶持大型龙头企业通过承接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与国际先进企业合作、建立国际研发机构、成立海外战略联盟、海外并购等产业转移形式来稳固企业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中的重要地位并向高端环节攀升;鼓励龙头企业增加对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的原材料以及产品配套的需求,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带动产业集群内企业全面嵌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3)实施各项产业转移战略与举措,促进承接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通过引进人才特别是国际高端人才、健全法规制度环境、有效治理产业环境为构建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奠定坚实基础;通过设立产业中介信息服务中心、中小企业金融信贷服务中心、现代物流园区等形式巩固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并以此来带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研发中心、国家级实验室、示范型产学研基地,吸引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并吸引技术、资金以及人才等创新要素大量流入,并与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相关生产要素进行高效配置与综合集成,从而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助力产业攀升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CVC)的高端环节。
2.2 采用多种对外投资形式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
(1)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通过整合生产研发(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简称IPD)形式向东盟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建立制造生产研发环节,从而实现生产成本比较优势的再造,进而解决困扰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边际产业化”的问题。同时,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中自身优势资源与能力,逐步向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的品牌、设计、营销等高端环节攀升,打破“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局。
(2)由于市场需求在体育用品价值创造及实现过程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导致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销售环节成为高额利润的主要来源。因而,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可以通过购并海外销售网络作为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实现的重要方式。首先,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需要秉持“双赢”的战略思维,积极与海外同行进行战略联盟协作,使意图进入国内市场的海外战略盟友能够分享自身的国内销售渠道与网络,同时利用海外战略盟友较为成熟的国际销售网络推广自身产品,即以“本土渠道”与合作方的“国际渠道”交换,以某种“抵押”的形式形成“合作博弈”的基础,通过“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形成可持续的“双赢”格局。其次,具有海外市场经营能力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可以自主构建国际市场营销渠道与网络,实现向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的营销等高端环节攀升。企业需要与营销渠道、网络遍布全球的华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股权合作等多种形式利用或建立营销渠道、网络,或者通过优厚的招商条件吸纳海外华商的战略加盟从而构建并运作企业的海外营销连锁体系。最后,企业通过选择有利时机并购国际知名品牌或收购营销渠道、网络,以及具有网络规模效应的海外贸易商[13]。
(3)企业在原有贸易出口的基础之上,通过在海外建立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或进行并购来实现国际化经营,同时可以利用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主要体育用品销售国重振制造业的契机,将产品生产、研发、设计等环节直接转移至这些发达国家。此举可以直接针对这些国家的市场需求变化及时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可以接触和采用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适应这些国家的产品标准要求,从而绕过标准壁垒;通过合资使产品与东道国企业产品一样享有国民待遇,绕开这些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此外,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进行技术及产品创新,由此提升产品科技含量,使产品符合国际通用标准,跨越技术、标准等国际贸易壁垒。
2.3 通过GVC与NVC双重嵌入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国内转移
(1)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应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规划和布局生产、制造等价值链环节,从而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出差异性产品,接近和了解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中西部市场需求,从而使产出结构合理化,进而增加产品附加价值,实现产品效益结构的提升,有助于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构建完整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
(2)中西部地区应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等一系列的战略要求与政策举措,以大力发展国家级、省级体育产业基地为契机,以承接国际与国内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而外移的产业为发展重点,以特色体育产业园区作为承接转移的主阵地,通过特色体育产业园区来加速特色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聚,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逐步融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并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特色体育产业园区所在区域政府需要进行大量工作。首先,做好园区发展规划、合理布局、明确定位,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体育产业园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提升特色体育产业园区对转移项目的吸纳与承载能力;其次,根据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用工特点,在特色体育产业园区内有针对性地进行集中化职业技术培训,同时依据转移进入特色体育产业园区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各类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职业教育培训,从而满足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再次,强化特色体育产业园区的交通基础建设,加快发展物流等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生产性服务业;最后,鼓励东部地区特色体育产业园区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及其龙头企业通过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在中西部条件较好的现有开发区、工业园区内设立“园中园”形式的特色体育产业园区。
(3)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主要是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于体育用品专业市场是联结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最为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因而构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的主要载体是体育用品专业市场,可以采取如下2种构建模式。一是体育用品专业市场需要发挥自身商贸流通、市场信息搜集与传递等优势,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构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获得销售渠道、实施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二是龙头企业或关键企业将自身产品链中非核心、可模块的生产、加工及组装环节进行产业转移及外包,由此形成具有生产弹性及协作效率的生产分工网络体系,同时依托自身所拥有的产品品牌、营销渠道、核心技术与研发设计来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的构建。
3 结语
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具有3种类型:依托全球价值链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依靠对外投资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凭借国内价值链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国内转移,每种类型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及成因。依托全球价值链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垂直型体育用品国际产业转移,虽然使得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并成为体育用品世界工厂,但同时也使得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锁定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加工“低端环节”,俘获于产业发展的“低端道路”(low mad),表现为产业发展水平的“低度化”。依靠对外投资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凭借国内价值链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国内转移,实质上可以看成是依托全球价值链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的衍生及发展。通过积极承接先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采用多种对外投资形式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通过GVC与NVC双重嵌入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国内转移,有助于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有效利用产业转移的各种正面效应,充分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t3-08-25;修回日期:2013-10-28:录用日期:20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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