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大中华”和对华政策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大中华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美国人眼中，“大中华”的出现——不论其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联合体，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已形成了挑战。美国人甚至认为，当太平洋世纪到来之际，美国的经济利益有被排斥在外的危险。为防止在亚洲出现这种情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作了一番调整，加深和扩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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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以下两个部分对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进行探讨：第一，美国人对他们所称由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组成的“大中华”将向何处发展，既感到十分关心，又感到难以预测。第二，美国正在从全球战略的高度作出政治调整，加强同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关系。
一、“大中华”的出现和美国人的理解
八十年代后期，《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等西方报刊开始用“大中华”一词来表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间扩大了的经济联系和政治统一的前景。而美国人最早公开讨论“大中华”概念，当是1990年3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美国与香港的关系的会议上。该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到：“‘大中华’是今日世界经济中最有意义的长期经济趋势。美国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一变化及其含义。”①当时台湾当局刚刚放松对两岸交流的限制，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美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即开始重视这一现象的出现。
随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交往的迅速发展，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讨论在美国不断升温，并在近两年形成了高潮。首先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对华商业论坛这两个机构1992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体化的前景，以及美国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发表了题为《美国与大中华的经济关系——90年代的挑战》的报告。同年5月，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商业评论》推出以“大中华——朋友还是敌人”为主题的专刊号。10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也发表报告，着重讨论“大中华的出现及其对美国的意义”，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合作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美国的影响。1993年1月，《中国季刊》在香港就“大中华”问题举办学术研讨会，一些颇具影响的美国学者与会，国内读者将读到他们的论文专辑。2月，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大中华现象”召开专题讨论会。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盎然，“大中华”几乎成了他们讨论美中关系以至亚太问题时必然谈及的话题。诚然，迄今为止“大中华”这一概念并未见诸于美国官方的正式文件。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是这样称谓的：“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更大的中国社会(greaterChinesecommunities)已成为最有希望的投资和贸易地区之一。”②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对此种现象提出多种概念，诸如：“中华经济集团”(ChinseEconomicconglomerate)、“中华圈”(TheChinaCircle)、“中华三角”(TheChinaTriangle)，等等。然而使用得最为普遍的提法还是“大中华”。
美国人按照各自不同的理解，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大中华”的概念，说明不同范围的现象。归结起来，美国人心目中的“大中华”大致有这么几层含义：
1.经济领域中的“大中华”，其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为宽广的定义认为，“必须承认作为大中华一部分的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在海外和流亡中的华人的重要性。”③狭义的“大中华”仅指华南地区、香港和台湾，有人甚至把“大中华”在中国大陆涉及的范围只限于广东、福建两省，理由是据称只有广东与香港、福建与台湾实现了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但是，多数美国学者并不使用过宽或过窄的界定，他们认为，除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外，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如长江流域、上海和东部沿海各省市，也同港台建立了日渐密切的经济联系，成为兴旺发达的“大中华”的组成部分。专攻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尤赫礼更进一步指出，如不适当地使用“大中华”概念将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他还说，把“大中华”限定于中国东南部只能导致误解，而且具有不必要的危险含义；此外，如果把中国的一部分割裂出来称为“大中华”，又何谓之“大”？④
实际上，一般美国人提到的“大中华”，内涵是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特别是指三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呈现出的一体化趋势。他们认为，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正式走上了一体化道路。据统计，1987-1991年间，三边贸易总额增长了1.55倍，其中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增长幅度最大，为2.67倍。到1991年，三边贸易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自的贸易总额中已分别占42.3%、40.1%、14.5%。截至1991年为止，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累计已达250亿美元，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在5年内增加14倍，累计达39亿美元。港台的投资额占中国大陆当年吸收外资的一半以上。与此相对应，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投资额累计达150亿美元，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远远超过美国的70多亿美元。台湾省在大陆已拥有3000多家企业，而香港已有80%的企业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仅广东一省就拥有2500家，雇员达300万人。⑤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被生产、贸易、投资这三线紧紧地捆在一起，结合成一股巨大的经济力量。美国《中国商业评论》主编鲍丁格预言：“中国、香港和台湾（应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编者注）之间的经济联系正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增长，可望最终将这三个社会组织成单一的经济实体。”⑥
2.地缘政治中的“大中华”。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大中华”的含义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虽然经济方面仍然是首要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被许多人称为“大中华”的这个迅速发展的经济区域将在经济上日益融合，而经济一体化将冲破屏障，激发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向更广泛政治合作和最终重新统一前进。”⑦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大中华”的概念预示着中国的统一，即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分裂后，中国将再次恢复它完整的版图。人们将因此联想起历史上中国强大时曾经统治过的辽阔疆域。尤赫礼在专门论述“大中华”概念的论文中出示了1944年美国军方绘制的一份标明GreaterChina的地图，说明这一概念在美国也可找到历史渊源。他认为，在国名前冠以“大”字，有时“隐含有霸权主义的意味”。尽管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使用武力向南洋扩张，还是提到国际形势变化和“大中华”的出现，使中国在扩大在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海地区的影响上占着优势。
3.全球文明中的“大中华”。有的美国学者提到“大中华”概念所暗含的文化认同或优越感：“它暗示着一笔同文同种的悠久遗产和在中国人与海外华人中不能增长的共同自我意识”，同时，“包含着对精神和文化统一的渴望和期盼。⑧这种含义上的“大中华”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地域空间，与华裔美国学者杜维明提倡新儒学时所用的“文化中华”(CulturalChina)概念和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提出的“外中华”(ExternalChina)概念相映衬，涉及分布在全球130多个国家的3000多万海外华人。有的美国人则意识到，文化意义上的“大中华”的出现，不是一个普通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是一个遍布若干国家、地区和城市的苏醒了的民族，一种全球性部落的兴起，而“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以华人为基础的经济的崛起……似乎更有威胁性。”⑨
笔者窃以为，迄今为止，最为明确地给“大中华”作出界定的是美国学者哈丁。他说道：“‘大中华’实际上是把三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归于一类。经济上，大中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正在扩大的商业互动。文化上，它指的是全世界有华人血统的人们之间在人际、科学、智力、艺术上的接触。政治上，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即在新建立单一的中国人的国家，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外部压力和内战所割裂的政治实体重新联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意义是相互联系的：一种普通的文化认同提供了经济联系的催化剂，而经济相互依存可能为政治统一打下基础。”⑩
二、“大中华”的崛起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从美国人的角度看问题，“大中华”的崛起意味着给美国对这三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人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复杂情况、新的挑战、新的约束和新的考虑。那么，哪些是“大中华”给美国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新约束和新考虑呢？在这些新问题面前，美国已经或者将要作出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调整呢？
1.经济方面的新问题。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融合，引起了东亚地区经济格局的重组，给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不能不注意到，东亚各国普遍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它为投资者、商人和生产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把中国作为向美国和欧洲出口的基地。”(11)曾经对在华投资持较为谨慎态度的日本和新加坡，近年来转为采取积极态度。东南亚其他国家注入中国大陆的资金，特别是华人资本，已达到相当惊人的规模。这些国家在香港、台湾的带动下，纷纷将制鞋、纺织品、体育用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伴随着投资的增加，原材料需求的增长，中国与东亚各国的经贸联系正在迅速扩大。
对于美国来说，主要问题实际上不在于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美国人真正担心的：一是中国大陆和港台是否会发展成为一个内向的经济集团，限制美国对这一地区出口；二是“大中华”会不会促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带有排他性的东亚经济集团，与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从而造成对全球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巨大冲击。美国的《商业周刊》评论：“不论是凶是吉，中国正将东亚的一大片拉进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轨道。这是造成亚洲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同美欧联系的一个原因。中国新竞赛的胜利者将是骑在龙背上的亚洲公司。那些骑不上的就会被踩扁。”
2.战略平衡方面的考虑。面对中国实力的增长，有的美国人描绘出所谓“最可怕的前景”，(12)即“随着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将试图在亚洲称霸，从而成为近期内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首要威胁。”(13)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究其实只不过是美国宣传上的需要，因为，美国官方和主要的思想库并不认为台湾海峡两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产生一个“统一的政治意志”，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至多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故他们认为，“大中华”暂时不会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但如果在将来，中国实现了统一，那么中国的综合国力就会更为大大增强，这样一个中国将会对全球战略平衡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之，美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来考虑的。
美国有关“大中华”的战略平衡考虑，主要涉及日本。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曾主张将美国在亚太外交的重心放在有着特殊关系的日本，甚至说中国可能成为阻碍新的美日合作的绊脚石。但是，美日双方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分歧，随着经济磨擦的加剧而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于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和影响感到担心。美国人把日本向中国的经济渗入，看成美日竞争的一个不利因素。他们看到，美国与“大中华”的贸易逆差，与日本的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以往对华政策中对美中贸易的消极态度，也与日本政府对本国企业对华出口的鼓励，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更令美国人可怕的是，长此以往，日本投资就能够把“大中华”变成更具威胁性的对美出口基地，日本就成为亚洲经济上的霸主。有人甚至揣测，中日经济合作将导致两国间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无论怎么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间的经济政治互动都会对美日关系和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3.对美国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新挑战。那些把推进“民主和人权”当作外交政策目标的美国人，把“大中华”现象看成是向中国政治施压的一个机会。他们预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上联系的发展，将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渗透，“逐渐为在中国大陆出现更加多元化，其管理者更具人情味的社会创造条件。”(14)但是，美国人也注意到：台湾和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固然有助于引进市场机制和西方观念，然而“大中华”现象促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以及海外华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利益又是一种挑战。有的学者更认为，在历史上，文化价值观是从中国大陆向外辐射的。近年来港台和海外华人“从外向内”传播着儒家观念，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上海外华人形成：地缘、血源，源源相连；人情、亲情，情情相结的内聚局面。这种传播造成的局面与“大中华”的经济成就引发的自信心相结合，形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其意义是深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向何处去，同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对未来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一篇引起很大争论的政论文《文明的冲突》里预言，各种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它形式的冲突，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形式。他特别提到，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提出了挑战。此外，很有些美国人怀疑，中国、台湾、香港未来的发展道路，将不是经济自由化带来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自由，而是崇尚权威和高效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也会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挑战。
显然，以上三方面的因素的新发展，都得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将调整带有较长远的战略意义。
首先，美国对华政策中安全考虑、意识形态考虑、经济考虑孰轻孰重的顺序已经发生易位。冷战期间，联手抗衡苏联扩张的安全考虑是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主要基础。随着冷战的终结，“中国抗衡霸权的价值下降，接着消失了”，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中国“由地缘政治中的伙伴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人权因素一度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因素中占据了最显要的位置，出现了所谓“以经济政策作为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目的的倾向”。(15)近两三年内，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现象越来越突出，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中应以“人权外交”为主轴的主张，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有一份政策报告提到，“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抱怨，第一次排在国会议程的前列”。美国人所称的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港台经济与中国大陆经济的结合，迫使汲汲于“民主与人权”问题的美国政要和议员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影响。
克林顿政府把解决经济问题放在其内外政策的首位，克林顿本人亦多次强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密不可分。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人眼中“大中华”的崛起和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正在改变美国决策者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如果说中美经济关系将全面压倒安全问题（包括军售、核扩散和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成为双边商讨争议中的首要问题，也许为时尚早，那么经济问题在美国对华关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则是确定无疑的。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于1993年初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中，将“亚洲内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及其经济的不断增长”和“迅速成长的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排在“美中合作新的重大基础”的前两位，并指出，“1989年以来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出现决没有消除美中建设性关系的合理性；它只是使这一合理性变得更复杂了。美国必须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上，放在为维护亚洲稳定而共同努力的需要上，放在为寻求合作解决跨国界问题而扩大中国的参与上。”(16)
其次，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将因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互动的发展而日趋复杂。更多的美国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台湾和香港有既得利益的企业和组织，企图对美国政要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台湾当局和港英当局，由于港、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日益增加，也对中美关系的状况十分关心，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殃及自身利益。这就对美国政府在考虑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行制裁时，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牵制。
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所考虑的，由于中华三角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出口实行广泛的制裁而不严重影响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康纳布尔和会长兰普顿也持这种看法：“香港和台湾把中国大陆作为向美国输出产品的生产基地。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若实行经济制裁（例如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对之附加条件），企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将无意中给台湾和香港造成损失。美国不应该给朋友和对手造成同样打击的经济集束炸弹。”(17)针对美国政府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美国工商界受到的损害首当其冲，屡屡向美国政府发出抱怨和不满之词。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美国工商界（包括在港台的美国常设商务机构）以及港、台的工商界，在涉及到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技术出口限制等一系列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其基本倾向是反对制裁中国，反对将人权、军售等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的。作为一个极重要的例证就是克林顿迫于多方面的压力，于1994年5月26日宣布：继续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最终与人权问题脱钩。
第三，美国将更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融合，同时企图以此为契相，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政府出主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台湾之间开放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减少各方之间发生失控的冲突的可能性，促进这三个地区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并促进所需要的政治变化。”(18)其他好些智囊团和思想库也持这种看法。
“积极参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合作，美国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从美国所鼓吹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来看，美国人企望“大中华”能受到他们制定的竞赛规则的约束。就象美国学者鲍大可所说，美国的政策是要“帮助”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更完全地同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使它们服从国际公认的准则所包含的纪律和约束。”(19)美国人以为经济利益能限制中国中央政府在对台湾和香港政策上的活动余地，希望“北京不再以美台关系的发展将给自己带来损失，台北也不再认定美中关系的进展会妨碍自己的利益”，于是“大中华使中美关系史最具争议的台湾问题失去爆炸性。”从中国内部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美国人希望维护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促使中国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导致政治自由化”。(20)
值得警惕的是，仍有那么一些美国人认为，既然美国在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上向中国作了“让步”，那么就应该迫使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比如，美国一再阻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美国将美台关系“升格”等等。联想到美国鼓吹“西藏独立”、制造“中国威胁论”、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一句话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总是会不断制造事端的。同时，美国在大中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合作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投资和贸易的机会，而且美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集中注意于国内事务，经不起与中国处在一种对抗状态中，美国亦很难继续对中国实行所谓“经济制裁”，只能是作出前述中的种种政策调整，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注释：
①kerry Dambaugh and Michael Ipson.The Unitde Statesand HongKong's Future:Promoting Stabilityand Growth,National Committeeon U.S.——China Relations,No.3June 1990,P.16.
②"Winston lord lays Out 10 Goals for U.S.Policy in East Asia,"testmony before theSenate ForeignRelationsCommitl'sEast Asia/P-acific Subcommittee,March 31,1993.
③Darid Shambaugh,"Forward by the Editor,"The China Quarterly,No.128 Dicember 1991,P.689.
④Uhalley,"Greater China",op,cit.,PP.17-21.
⑤据《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8-1992)计算得出。
⑥Anderson,op.cit.,p.11.
⑦Uhalley,"Greater China",PP.4-9.
⑧范士明：〈大中华经济圈“现象与中美关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1993年5月，第17页。
⑨The Unite Statesand China Relationsata Crossroads,P.39.
⑩"The Spark Plugof Asia's Future,"Basiness Week,May 17,1993,P.29.
(11)Harry Haroling,"Settinga New Benchmark forU.S.——China Relat-ions."
(12)(13)Conable and Lampton,op,cit.,P.45
(14)(15)Thomas W.Robinson."Clinton and China:Confrontationor Compromise,"New Ideas and Concept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P.68.
(16)United Statesand China Relations of a Crossreads,P.xix.
(17)Conable and Lampton.op.citp.148.
(18)A.Doadk Barneff,"China/Hong kong/Taiwan:Regional Economicintegratron"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P.28.
(19)Anderson,op.cit.,P.11.
(20)Robert Scalapino and coleman,America'sRolein Asia:Inte-rests and Politics,Report ofaWorking Group convered by theAsia Foundation's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1993,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