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数量演进——基于种群生态学的仿真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群论文,生态学论文,中国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民营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C92,P31,N15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73)指出，研究现代经济必须抓住六大特征：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相应调整、与世界的联系、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这六大特征也可以简化为积累率、结构调整、全球化三大类，其中结构调整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不可否认，中国近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国家实施的渐进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密不可分。为此，笔者绘制了1949-2009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与民营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比重图(见图1)，此图反映了所有制结构调整对经济运行效率的积极作用。从中可以发现，1949-1958年期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并在1958年几乎达到90%，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在1958-1978年的20年间，我国尝试性地实施了多种经济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尤其是后10年的“文化大革命”把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更是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此期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始终高达75%以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渐进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下降，民营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1993年超过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后，2009年高达73.26%，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总量稳步快速增长，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外支持市场化、民营化进程能对经济运行效率起到促进作用的观点主要有：Grossman(1986)指出，因为两种所有制的效率机制是不同的，在国有企业中，一方面企业的任何效率改进行动需要获得政府的认可，另一面，效率改进后的收益又与行为者无关，这必然导致提高资产运行效率的激励低下，所以私人所有制成为企业创新与效率改进以激励创造的关键。Shleifer(1996)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公有经济目标的假设客观上不成立，因为领导者会转让国家利益给一定的社会阶层，以获得政治支持，这个过程以迫使国有企业雇用过多人员或通过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增加来实现，这个目的性极强的公共财富转移过程会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但此后Frydman(1999)和Omran(2004)对发展中国家一味地追求市场化与民营化进程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警示。Frydman(1999)指出对中欧过渡经济体来说，民营化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区分民营企业归谁所有，被外部所有者控制的民营企业在收入和生产率方面会有明显的提高，而内部人(管理者和员工)所有的企业其改进却没有那么明显。Omran(2004)对埃及54个刚刚民营化的企业和54个国有企业进行了跟踪调查，他发现私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并没有明显的效率改进，相反，私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却有明显的影响，由此他对埃及的私有化进程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图1 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工业产值比重走势图①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有关市场化的利弊也成为我国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国家四万亿的投资大多数如强针剂般地注入国有部门，让“国有化”卷土重来的呼声再度响起。项启源(2011)认为：“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现状不符合，也不存在国家发展战略在这方面的重大转变。卫兴华和张福军(2010)认为：“国进民退”这一提法和论断，无论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上，还是在市场竞争的微观操作层面上，或是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的趋势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在理论与概念上也是不准确的。既然如此，批评、指责或赞同都是多余的。
但反对之声显然更为强烈。王文龙和金丽馥(2010)认为当前蔓延的“国进民退”现象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就业、分配、产业结构失衡与机会不均等问题，使民主与法制倒退，最终有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夭折。张寒松(2010)对此争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张曙光认为，“国进民退”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许小年认为，“国进民退”背离改革方向；茅于轼、周瑞金、胡星斗、赵晓、盛洪、张鸣、保育钧、胡德平、任志强等许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都对“国进民退”现象持批评意见。
迄今为止，有关“国进民退”的争论仍未平息，笔者关注这一争论，并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从一国企业数量的角度对所有制结构与经济效率关系进行探究的文章鲜有，笔者希望弥补这一研究的薄弱点。以外，当前国内对这一问题定性的经验分析较多，定量的演绎推导较少。因此，本文以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数量变化关系为研究的主体，将种群生态学的专业知识与中国当前的实际环境相结合，揭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相互关系，以达到完整地呈现我国所有制改革进程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笔者遍寻改革开放到现在国家发布的所有经济数据，只能连续、清晰地重现1990-2004年间“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动态过程。为了弥补数据局限性带来的缺陷并进一步回答这场争论，本文运用实验模拟的方法试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领域中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了单种群的民营企业Malthus增长模型，得到1990-2004年间民营企业数量的种群动力学方程，它显示“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分水岭在2004年前后，2004年之前，中国民营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以后民营企业数量增长率明显变缓；第三部分构建了两种群的国有企业数量动力方程并进行了建模与仿真，得到1990-2004年间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抑制增长模型；第四部分借鉴生态学中的Logistic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民营企业的普适性，并从实验中预测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并存的生态关系；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得出对策建议。
二、民营企业数量的Malthus过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动态演化过程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热点问题，本文将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动态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演化进程。由于收集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证研究的好坏，加之民营经济在中国还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因此在论证过程中笔者也面临着一定的数据采集困难。国有企业是从产权明晰上进行定义的，与之相对应，我们在民营企业中选取的是同样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作为代表，私营企业在法律上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因此便于采集数据，而且选用真正私人所有、私人经营的民营企业。若干年来，对私营企业数据的收集一直参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厚义研究员出版的年鉴，但近几年年鉴没有再出版，所以数据只截止到2006年(见表1)。
根据推导过程，利用17年的数据来拟合Malthus模型曲线。通过MATLAB程序得出如下结果和图像(见图2)：a=2.5414，b=0.2486。从而得到我国1990-2006年的私营企业数目拟合增长曲线见图2：
图2 私营企业数目增长图
观察图2可以发现，J型指数增长曲线对私营企业的数目在t=0～14拟合得很好，即1990-2004年，而2004年以后的两点与拟合线的增长趋势发生了分离。此外在1994-2000年期间私营企业的数量位于拟合线的上端，说明这7年间私营企业数量急剧增长，利用社会资源创造了社会财富，这是一个明显的“国退民进”过程，而2002年以后私营企业数量增长速度变慢，说明中国的经济资源已经开始形成竞争。从2004年以后的两点与拟合线的增长趋势发生了分离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2003年、2004年是一个分界线，从那时开始出现了“国进民退”。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论述相同。刘小玄(2009)从企业生产的角度发现了这一分水岭，她论述道：应该说大约2003年、2004年是一个分界线，从那个时候国进民退就出现萌芽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一直低于民营企业。然而到了2003年以后，民营企业生产力的增长幅度反而低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认为，谁的增长力增长得快了，谁就是在“进”，慢了，就是在“退”。保育钧认为“国进民退”的标志性起始事件为2003年的陕北油田事件，其后是2004年的“铁本事件”，2005-2006年的民营加油站被收购，2008-2009年的民营航空公司被宣布破产清算或被国有企业合并。葛兆强(2010)认为，1992-2004年期间，民营企业并购了一批处于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的“救赎者”。但是，以“铁本事件”为标志，2004年以后民营经济遭遇了沉重打击，诸如铁本系的戴国芳、德隆系的唐万新、鸿仪系的鄢彩宏、格林科尔系的顾雏军等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均身陷囹圄，民营经济发展逐渐放缓，国有企业则是高歌猛进。
三、国有企业数量演进过程
由上述分析可知，1990-2006年民营企业的数量呈现指数型增长，而从表2可以看到，相对而言，在同一时间段国有企业的数量则在明显地下降，即由1990年的10.44万户减少到2006年的2.50万户，几乎减少了3/4。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极大的外部市场压力下进行的，民营企业的成功对国有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前面假设民营企业的增长是单种群增长过程，因为市场留给了它们充分的发展空间，在这种假设下建立Malthus模型具有合理性，但转到国有企业时，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数量变化的抑制性就必须加以考虑。由此建立下面的种群动力学模型：
参数设置：民营企业的变化率即固有增长率为0.2486在1990-2004年间拟合得比较好，所以Simulink 的“configuration parameters”中我们取“stop time”为14。“Integrator”模块中的“Initial conditions”为12.6974(与Malthus模型中拟合曲线在1990年的取值相对应)；“Integrator1”模块中的“Initial conditions”为10.44(与国有工业企业1990年的数据相对应)。根据以上方程组我们建立Simulink仿真模型，输出后如图3所示。
图3 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仿真图
仿真结果：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在1990-2004年明显下降，到2004年下降至3.56万户，与表2中的数据一致，在图像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由此得到1990-2004年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变化模型为：
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远景预测
从以上两个模型可以看到，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后发力量一直处于稳定增长，而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在某些领域并没有优势，加上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的数量一直在下降。从图2中可以看出，Malthus模型已经无法刻画2004年以后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情况，因此在远景上无法预测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情况，接下来笔者用种群生态学的Logistic模型预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并在实践中证明。
(一)建立模型
民营企业的Logistic种群动力学模型为：
国有企业的Logistic种群动力学模型为：
(二)参数验证
1.当0＜m＜1时，从新古典的企业理论到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都证明，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存在优势。回顾所有的企业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企业理论都对民营企业的普适性进行了解释。此外，还有大量文献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入手证明民营企业是合理的制度安排。②
2.当0＜n＜1时，国有企业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其相对民营企业的优势比较明显，比如产权清晰、法治多于人治等。在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更是民营企业所不能替代的，如在资源享有等方面，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属于无限资源下的企业发展，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让它永远垮不了，也不能够垮。只要是企业发展需要投入的部分，对它而言都是无限充裕的。
3.当n＞1时，意味着在对供养国有企业的资源的竞争中民营企业强于国有企业。这与现实情况不符，排除。
4.当m＞1时，即民营企业将向以两权分离的现代组织形式演进。我们看到m=1是民营企业是否向国有企业演进还是继续保持民营企业组织形式的临界点，在这一点上，任何微小的扰动都将使民营企业的走向发生极大的改变。这种临界点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传统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组织安排形式所带来的益处与弊端达到了平衡。当超过这一点(m＞1)时，民营企业将丧失对于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因为民营企业的组织结构安排不仅会降低成本，富有灵活性，而且会存在弊端，比如产权不清、独裁集权、排斥外人、经营模式粗放、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甚至违法违规经营等。特别是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民营企业的劣势更加明显，2009年山东钢铁集团兼并日照钢铁集团，就是因为钢铁行业对资金的需求庞大，而日照钢铁集团争取不到贷款，最后导致亏损的国有工业企业兼并了盈利的民营企业。
(三)结果预测
通过上述对参数的分析，我们最终得到两种情况：
1.0＜m＜1，0＜n＜1时，系统将向p[，4]演化，民营企业具有普适性。民营企业作为一种跨越社会发展阶段、跨越国界的企业组织，不仅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毫无例外地活跃着一批现代民营企业。
2.m＞1，n＜1时，即系统向p[，3]=[0，Y]演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演进方向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消失，相反这种演进方式是只有少数成功的民营企业才能完成的轨迹。一般我们可以理解为当民营制的劣势超过民营制安排所带来的优势时，民营企业将会走向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的制度安排。
(四)Simulink仿真
五、结论
正如笔者所论证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作为两种种群在市场经济中应该竞争并存——这种以国有经济为基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争高竞长、并驾齐驱的新型经济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环境中，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坚守自己的经济领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国有企业发挥实力、民营企业体现活力，才能释放强大的经济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我们建议凡是民营企业能做好的，民营企业愿意做的，都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去办，只有民营企业不能办或者不愿办的才可以由政府来办。其次，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进入21世纪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安全的问题。今天的安全概念已不再仅限于军事领域，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都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经济实力、金融主权受到冲击时更显得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的改革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要完成这种过渡，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断地、相对增大的份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能在其最初阶段顺利起步，最终可能也很难建成。可以说，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改革和民族生存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达尔文主义看，种间竞争与种内竞争往往是残酷的、不择手段的，在这场群雄逐鹿的竞争中，淘汰了较弱的个体，保存了较强的个体。有时，民营企业在面对强大的国有企业竞争时会表现出不战而败的乱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幅“国进民退”的新局面，是否三十年不到就形成了“河东”和“河西”的新分界。国家通过行政组合，剥离坏资产、注入国家外汇储备基金等有效措施，对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国有大企业，主要涉及金融、能源、军工、交通运输、通讯、钢铁等行业的企业，实行国家政策性倾斜。或许我们还可以从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来解读此次“国进民退”分水岭产生的原因。在当年的7月10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召开了首次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196家中央企业负责人悉数到场，李荣融对他们的要求掷地有声：“必须在两年时间内，使中央企业成为各行业的排头兵。达不到的趁早找对象，否则肯定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多次提到了“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笔者没有将“国”与“民”对立起来的任何想法，片面强调“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都是错误的。在当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刻经济变革中，应该继续关注国有企业的进退问题，哪些行业国有企业应该退，哪些行业国有企业还要进，都要根据行业特性、企业职能而定。只能“国退民进”，不能“国进民退”的观点显然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注释：
①此处运用广义民营经济概念，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以外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工业企业的统称。此处的国有工业在1993年以前指的是全民所有制工业。计算方法如下：当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当年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100，当年民营工业比重=100-当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工业总产值和国有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图中2000年前后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突然上升，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2000以后国家统计局只以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作为统计对象，因此剔除了大量小型民营工业企业。
②例如：甘德安(2002)根据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生产技术随产出波动而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导致了民营企业存在的必然性；正如企业契约对市场契约的替代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一样。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凝聚力，从而使心理契约成本较低。在企业网络组织理论方面，陈凌(2001)发现东亚企业普遍有着“弱组织、强网络”的特点，使得家族企业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Nicholson(2008)研究了心理变化、组织文化和家族企业三者的关系，并用演化心理学对家族企业的存在给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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