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我国外经贸发展新战略——超越比较优势论与竞争优势论之争的外贸发展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之争论文,竞争优势论文,外经贸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034(2007)03-0005-05
一、比较优势原则论与竞争优势原则论之争
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即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就是说，各国只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自由贸易，就可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林毅夫(2002)还因此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论。林毅夫认为，假如发展中国家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资本）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如赶超战略之所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内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起来并生存，政府将必须扭曲利率、汇率等并运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来补贴或保护这些企业。这样市场的作用会受到抑制，寻租行为将会盛行。结果，这个经济体的发展绩效会很差，现代化很难实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只有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该国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并实现现代化。林毅夫还认为，日本、韩国等国的迅速发展实际上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而非人们常说的是实施赶超战略的结果；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效并不显著甚至陷入困境，则是因为实施了赶超战略。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赶超战略。
然而，在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中，虽然有一小部分国家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说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Lindertand Williamson,2001)。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世界银行，1991）。辛格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自由贸易，那么往往会造成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增长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即陷入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之中。
因此，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以竞争优势原则来指导对外贸易的发展（李晓钟，2004）。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是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决定了企业（进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能否获利和获利多少。迈克尔·波特(1997)认为，竞争优势是由一国的高级要素所决定的，如高科技、适宜创新的社会机制、高质量的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的发展状况等。因此，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突破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束缚，以竞争优势原则为指南，即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高新技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2005)认为当前我国必须跨越重化工业阶段而直接进入以高级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才能够摆脱目前的比较利益陷阱。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绝对优势。亚当·斯密在其绝对优势论中，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通过工业发展而取得的优势。用现在的话来讲，这种获得性优势就是通过广泛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而获得的绝对优势。显然，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两个概念的含意大同小异，都是指源于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势。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竞争优势论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过于强调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竞争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比较优势对竞争的重要影响。他们认为，过于强调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竞争中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是十分困难的，若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竞争优势则极有可能因支付过高的成本而陷入竞争优势困境或赶超困境之中 （林毅夫，2004）。为此，不少学者（樊刚，2005；龙永图，2005）认为，我国应该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工厂”。
显然，这就形成了时下也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优势原则论与竞争优势原则论之争。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关于一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应该以何种原则为指导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事实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之中。
二、综合优势原则——最优国际贸易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小凯(1996)等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活了斯密的分工思想，并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等几乎所有经济学分支都统一在他们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具有报酬递增效应，所以随着分工的发展，由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内生绝对利益会不断被创造和增进。但是分工的发展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又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结果就产生了最佳分工水平：分工发展止于分工所增加的收益与分工所增加的交易费用相等之时。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阻碍分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交易效率。当交易效率提高即改进时，最优分工水平就会随之演进即提高，而经济增长、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等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新兴古典经济学较好地解释了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许多贸易和经济增长现象。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的种类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则此国有可能也生产很多资本品，而且即使该国劳动与资本的比率比他国高，该国仍可能进口劳动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出口资本相对密集的消费品。也就是说，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当然，每个国家都应尽量充分利用外生、内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优势，而避免出口有综合劣势的产品；当这些优劣势之间有冲突时，一国是进口还是出口某产品就由该国生产该产品的外生比较劣势是否超过其内生分工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优势而定。
事实上，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的存在就是综合优势论的现实证据。早在1961年，阿罗(Arrow,1961)等人就严格证明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对于生产函数是CES的模型，哪怕生产函数在两国之间相同，但只要替代弹性在生产X和Y中不一样，就一定有一个国家会违反比较禀赋优势理论，出口其相对要素禀赋稀缺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替代效应显著，则资本密集产品会逆转成劳动力密集产品，而原来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反而会变成资本密集产品。早在1950年代，经济学家就发现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的证据，里昂惕夫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例子，特富勒尔(Trefler,1995)提供了系统支持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经验证据。
上述研究成果意味着，一味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是不合理的，因为当要素密集度逆转已经出现时仍然坚持按所谓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导致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使产品失去竞争能力。相反，一味地实施竞争优势战略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当资源比较劣势大大超过高技术和高产业（将要跨越式发展的技术和产业）带来的优势时，实施竞争优势战略不仅成本过高，而且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企业活力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唯一合理可取的是综合优势战略：每个国家在产业选择中应该充分利用由外生比较优势（即静态比较优势）、内生分工优势（即竞争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组成的综合优势，而避免选择有综合劣势的产业。当这些优劣势之间有冲突时，选择何种产业应由该国从事该产业的外生劣势是否超过其内生分工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优势而定。只要具有综合优势，一国选择具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业也可以获益。总之，一切以综合优势原则为准绳。
显然，除了发生要素密度逆转等情形之外，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综合优势产业是那些比该国已经形成（静态）比较优势的产业稍为高级一点的产业。因为，这种产业最能同时体现外生（静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有机结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按照综合优势原则进行选择的产业技术有些像舒马赫(E.F.Schumacher,1999)所讲的中间技术。按照舒马赫的中间技术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最适合的产业是中间技术产业，即介于高级技术产业与初级技术产业之间的产业。
而且，综合优势原则意味着一国产业及其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和换代。这是因为，综合优势中，除了竞争优势具有动态性质外，事实上静态比较优势在长期中也具有比较缓慢的动态性。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而其资本禀赋和技术禀赋也会不断得到改善，因而发展中国家会逐步失去其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而不断获得资本禀赋比较优势和技术禀赋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产业及其产品结构必须随着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变动而不断进行稍微超前一些的升级和换代，否则就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之中。
另外，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由于区域资源禀赋的非均衡性，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同的区域所适合从事的综合优势产业是不一样的，若存在要素密度逆转的情形，一些区域或企业也可以采取跨越式的发展方式。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如果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具有自主的可流动性，那么综合优势往往体现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和产业转移之中。所谓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和产业转移，实际上就是某种竞争优势要素——如资本、技术要素主动去寻找其最优的匹配要素——某种资源禀赋要素的过程。而当资本、技术要素往某个拥有丰富资源禀赋的区域不断聚集时，要素密度逆转现象就更容易发生。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已经逆转成为全球性的研发中心和高科技产业基地。
综合优势原则意味着一国可以通过某种恰当的后天努力而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根据综合优势原则论，这种后天努力包括两方面：一是改进交易效率（制度创新），二是促进竞争优势要素与比较优势要素（资源禀赋要素）的结合。按照传统主流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经济发展只能基于先天的或外生的禀赋优势，放任自流的“无为”政策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显然，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传统主流经济理论并没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府只能“无为而治”。
从政策的角度讲，一国综合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形成，需要有某种形式的产业扶持政策和相应的市场机制。因为所谓的综合优势产业，是那些能够与一国（静态）比较优势相匹配但是仍需要相当努力才能够形成的产业（即稍为高级一点的产业）。也就是说，一国综合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形成也有赖于政府积极而理智的行动，这实际上已经为管理贸易论（李群，2004）所充分论证。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综合优势原则意味着一国经贸发展的关键是增长方式而非产业等级。按照综合优势原则论，必须在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一要改进交易效率（制度创新），二要提高竞争优势（首先是技术创新、其次才是产业升级）。显然，这是一种崭新的增长方式——增长的动力源自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创新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新形势下我国外经贸发展的战略选择
1.我国外经贸日渐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额高达14221.2亿美元，仅次于美德，位居世界第三位。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为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同期数据（8501亿美元），跃居世界外汇储备榜首。我国辉煌的对外贸易成就无疑是得益于综合优势的发挥：首先是自1978年以来持续的经济与外贸体制改革与开放，其次是引进外资与技术建立了能发挥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消费品工业而言“稍为高级一点”的消费品工业产业。
然而，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逐年提高，而资本和技术则逐渐丰裕，所以当年具有综合优势的产业逐渐成为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正逐渐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之中。具体表现为：
(1)贸易结构低级化。二战后，世界贸易突出的变化之一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而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徘徊10%左右，与目前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20%左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仅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左右。总体而言，我国服务贸易尚处于发展初期，水平低，结构不合理。另外，在货物贸易中，出口货物贸易结构也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较高，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偏低。
(2).对外贸易方式初级化。2005年，我国出口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其中55%以上是加工贸易。而且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由三资企业完成的。据统计，在2004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外出口中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50%。其中，在三资企业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国际知名厂商的贴牌生产。由于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使得贸易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比较有限。事实上我国出口贸易的低价格优势是以牺牲我国的福利为代价的。
(3)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我国累计引进外资已超过10000亿美元，美、日、欧企业争先恐后扎根我国。而这期间，我国企业累计对外投资不足500亿美元。这表明“引进来”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反映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在微观层面上基本处于外商投资整合我国企业和资源而形成的一种单向的、被动的国际化过程，而这也对我国经济和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例如，除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大量出口造成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外，我国还为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背了“黑锅”。
上述现象导致我国进入贸易摩擦高峰期：近年来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贸易摩擦，而且频率和激烈程度越来越大。此外，我国钉住美元的汇率体制也遭到了多方的压力。他们的理由是，我国操纵汇率，是另一种形式的出口补贴。这两个问题互相交织、撕扯在一起，迄今为止，美国与我国在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上仍困难重重。
2.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外经贸发展战略
为了改变我国仍是贸易弱国的这种状况，近年来我国政界、商界和学界都不断呼吁加快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由于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一国不应违背其比较优势一味追求高端产业（如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创新型贸易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贸易发展战略。其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基于创新的世界工厂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即使做成了高科技大国、服务业大国，也仍然会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才能够安置这些最终要脱离土地的剩余劳动力。而且生产制造本身是科技应用的过程，是服务业服务的对象。没有发达的工业，高科技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实现价值，从而服务业也失去了设计、营销和服务的对象。实践证明，只有制造业产业可以成为劳动力优势、资本优势以及技术优势有机结合的完美载体。也就是说，以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业最能体现当前我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因此，当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我国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为以创新为基础的世界工厂。
(2)局部跨越式发展战略。以综合优势原则为指导制定国家经贸发展战略时，必须树立局部跨越式发展的思想。这是因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综合资源相当有限，不可能全面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但是若集中优势资源于少数领域也可能实现局部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在人力资源成本较低的条件下，一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技队伍的壮大有可能使某些产业在某些区域逆转成为科技密集产业或高科技产业。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研发型城市，跨国公司纷纷在这些城市建立研发部门甚至研发中心。由于我国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大中专毕业生群体和科技队伍，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仍然很低，所以，若是集中优势资源于少数领域或区域必然可以实现局部跨越式发展，从而也可以出口大量的高科技产品。
(3)多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的国家，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大致形成了东、中、西三个发展程度依次降低的区域。其中东部发展程度最高，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最早、最广泛，目前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金、技术及物质力量，可以通过发展中、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而随着东部产业的升级换代，低技术、劳动密集的加工贸易可以向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继东部之后，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融入国际市场，承接东部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业转移，在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中争夺更多的资本、技术、市场和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可以根据我国各区域的条件，分别发展中、高、低技术出口产业，从而牢牢地保持并稳步地增进全球要素在我国的配置和全球产业链条在我国的良性拓展。
(4)高交易效率战略。根据综合优势原则论以及转型国家的特点，当前我国实施综合优势经贸战略就意味着要加速市场化进程，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提高交易效率。实践证明，交易效率不仅已成为一国国内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也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只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实施综合优势经贸战略，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交易效率，抓住新一轮世界产业正在向我国转移的这个千年大机遇，才有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新型的制造业大国或世界制造业中心，从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和谐发展的目标。
(5)管理型开放战略。根据综合优势原则论，我国必须实施管理型的开放战略。首先，要实行灵活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即适度保护贸易政策的内容和形式应随着国际贸易竞争态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其次，要合理引进外资；进一步完善外资行业的准入政策，强化外资政策的产业导向，以改变外资企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过低的状况。同时，促进外资企业对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引进，鼓励其在华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同时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和外溢，最终目标在于推动民族产业技术的自主成长和民族产业的升级换代；再次，“引进来”与“走出去”要统筹兼顾，即在跨国公司投资我国、整合我国资源的同时，也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国际经济资源。
［收稿日期］2006-10-30
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禀赋效应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论文; 优势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