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彭家煌小说的沉郁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郁论文,风格论文,小说论文,论彭家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2-0057-04
一
黎君亮先生在他的《纪念彭家煌君》中谈到第一次与彭家煌相识时，说彭“给了我一 个深沉的印象”，甚至他是那么的“沉郁”。[1]这个印象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彭家煌 的小说创作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证：他的小说的整体风格是沉郁的。所谓文如其人吧。
这种沉郁的风格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中。茅盾先生曾经指出彭家煌 的语言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他自己”创造的“委婉细腻可是不觉得拖沓的长句子”。[2 ]并列举了《喜讯》开头的一个长句：
十二月中旬的晚上，从前也是溪镇一个地主的客堂间里，墙脚下生了火，火上面满锅 明天用的猪猡的早餐也熟了；柴要省下来煮饭，舍不得烧，凭着那火炉里的余烬，那薰 惯了薰不出眼泪鼻涕的烟，九点多了，疲劳后，按习惯早该钻进被里面的一家子，却还 不肯睡。
其实，这样的句子在彭家煌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那些表现乡间生活的篇幅中 。正是这样的长句子，使得彭的小说节奏缓慢、低沉，似乎缺少一种“灵动”之气。彭 的小说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朴实平淡，一方面很少有生动的比喻，细腻的描绘，很 少用形容词、副词，只是用常用的词，如实写来，不善夸张，不事雕琢；另一方面也很 少有虚词，尤其是关联词。“五四”以后的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强烈的主体精神、理性 精神，对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体现出复杂的逻辑关系的关联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彭家 煌却很冷静地把自己的主体精神隐藏起来。此外，彭家煌小说的语言结构也十分的平稳 ，不求新奇怪诞，他的布局谋篇也非常的“正统”，往往开门见山，按事物发展的顺序 娓娓道来，极少倒装、跳跃，很有自然主义的味道。如《奔丧》，从如何听到噩耗，如 何筹借川资，如何在路途辗转到如何进屋，如何目睹眼前的惨状以至最后离乡返沪，一 路写来，极像是一本“流水帐”。这样，从能指的外在的特点来看，彭的小说语言是缓 慢的、平静的、实在的。然而彭用这样的语言所指向的却又是那些令人发指的社会现实 和龌龊不堪的丑恶灵魂：贫穷、饥饿、瘟疫、种种封建恶习以及堕落的人性。对此，作 者的心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批判精神。这样一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构成一种巨大的 张力，使得彭的小说就像一座未曾爆发的火山：外表的平静与深处的涌动共同组成一个 沉郁的世界。
二
和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抱有“为人生”的艺术观点的作家们一样，彭家煌对现实生存的 苦难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的小说所展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充满了贫穷、饥饿、瘟疫 、压迫与各种封建陋习的苦难世界。值得指出的是，和其他同类型的作家不同，彭家煌 把读者带到一个一个的苦难世界的同时，却并不给读者任何希望：反抗，或者理想一哪 怕是虚幻的理想。在作者的所有作品中，似乎只有那篇带有很浓的自传色彩的《皮克的 情书》有一丝亮色：主人公最后终于和自己苦恋的情人结合。但这种结合仍然是偷偷摸 摸的，没有得到家人和社会的认可，这自然又给这丝亮色抹上了一层阴影。这一点，黎 君亮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评价这部中篇时说：“幸福是获到了，在那绝对的诚实之下 ；但社会对于它是保障还是遗弃呢?——在全书的结束下，更深沉的隐示着了。”[1]彭 家煌笔下的人物对苦难有着惊人的承受能力，他们没有丝毫的反抗精神，有的只是在现 实的苦难面前的无可奈何。《怂恿》中的二娘子被牛七作为敲诈的法码，安排到别人家 去上吊，“做一对死猪的殉殡”，对此，二娘子只是“关着房门痛哭了一场”，然后就 是顺从，以致最后遭受“通气”之苦之辱。《喜讯》中的拔老爹欠了一身的债，但“忍 耐着当前的一切痛苦”，一心的等着在外地谋职的儿子岛西的汇款，最后等来的却是儿 子因“政治嫌疑”而被判十年徒刑的“喜讯”。在《奔丧》中，即便是作为离开乡村多 年并在上海工作的知识分子“我”，虽然对社会有着较乡下人更为清醒的认识，但在上 海的小家庭的经济窘迫和乡下的大家庭的瘟疫、贫穷的夹击下精疲力竭，“慌乱、凄愁 、烦躁，种种的情绪包裹着我，我又像被装到坟墓里去，有时也觉得全身冰冷僵冻”， 他甚至发出“晦冥便是我生命的象征”的绝望的感慨。
彭家煌极少写理想，写美。尽管在这个方面，作者丝毫也不逊色同时代的任何一位高 手。如《喜期》中写静姑和小三少年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友情就十分的动人，比如 写他们两个一早到溪畔去捕鸣蝉：
小三想在她面前称能干，居然轻手轻脚在一株矮树上捕了一个，惊喜的狂叫：“我拐 住了一个啦，静姐，你看，你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她们在树上笑你呢!”说着，将蝉铃 子放在笼里。她不失望，也不急切的定要拐住一个才甘心，她好象是为陪伴他监督他而 来的，她爱溪水静静的流，微波里有自己的笑影，她说：“我不拐了，让蝉铃子在树上 自由自在的叫着多好听，你看，你拐着它，它就不叫了呢!我爱溪水，……哟，三弟弟 ，你来看水里的小鱼儿阿，瞧见我就躲在水草里哪!多好玩!”小三怕她为着没有拐个蝉 铃子不高兴，说：“静姐，我拐个给你再来看鱼儿噢!”她口里说不要，头却时时转过 来望，生怕小三落空……
他的另一个小说《牧童的过失》也许是作者对美的关注最多的一篇，在这里，作者写 放牛的荷牙子带了成妹子和弟弟到毛家坝边放牛边玩耍，他们是多么的自由活泼：
摸一阵鱼，玩一阵水，玩累了，荷牙子就躺在水边把沙子将自己藏埋起来，他弟弟和 成妹子也帮着经营这丧事。在平常，他一个人牵牛到那里时，他未尝不想真正葬在那沙 里的，可是这时候的，他全不那样想，他只静静地闭着眼躺着，让他们去葬，等沙子堆 满了，他一翻身跳出这坟墓，而且滚到水里大活而特活了，不但如此，他活得更起劲， 在水里他还来点俯游仰游等的花巧，有时全身潜在水底还能爬行三四尺远，多自由!多 有趣!
但是作者非常吝啬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华，像这样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描写在他的作品 真是凤毛麟角。而且，即便是在这些作品中，这样的诗意也更多的被现实的龌龊所毁灭 ，在龌龊的现实面前，这一切显得何其的渺小!静姑虽然深爱着小三，但被父母许配给 有钱的跛子惠莲，在成亲之日，又被兵匪强奸，最后投水自尽。荷牙子、成妹子最后居 然被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二嫂、成妹子的妈等骂作“不要脸”“野种”，并从毛家坝被撵 走，甚至不敢回家。小孩子的美好的天性就这样被厄杀殆尽。由《牧童的过失》我们可 以联想到当代另一位湖南作家何立伟的《白色鸟》，这两个作品都是写美的被毁灭。但 在何那里，作为美的对立面的丑是潜藏在后台的，在文本中，只有几声惊心的锣响和一 句“开斗争会去”的喊声来打破世界的宁静。在这个小说中对宁静美的抒写是主导性的 ，从整体上看是浪漫的抒情的。而《牧童的过失》虽不乏天真烂漫的童趣，但对这种童 趣的摧残的力量占据了前台，而且是那样的强烈，从整体上看，这个小说是悲苦的，沉 重的。而《喜讯》的格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述的静姑与小三的纯真无邪仅仅是通 过静姑短暂的回忆来写的，而且只占整个篇幅的十几分之一。
因此，在彭家煌那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苦难，是一悲到底的苦难。正是这样的一种一 悲到底的苦难，构成了作者沉郁风格的重要的基石。
三
在彭家煌的小说中活跃着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下层 劳动者和小知识分子，一是乡下的土财主、地痞、或者政府官员。照常理，前者是苦难 的承受者，后者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的矛盾与对立应该是尖锐的。但是，在彭家煌那 里，这样的矛盾常常被另一些东西所冲淡。作者在他的创作中更多的是表达了对于丑恶 、堕落人性的关注。人性弱点的揭露代替了阶级对立的展开，由这种人性的弱点所带来 的苦难冲淡了阶级对立所不可避免的反抗与斗争。即使是在《陈四爹的牛》这样的以地 主和雇工的矛盾冲突为题材的小说中，作者虽然描写了土财主陈四爹对猪三哈的盘剥， 但他这种盘剥却是出于他吝啬的本性，在作家笔下，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凶神恶煞，他 是“以力耕起家，栉风沐雨，很知稼穑之艰难的”，而且，在小说中更多的篇幅被放在 对猪三哈的不求上进不知羞耻的奴隶本性的揭示上。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彭家煌可以说 是解剖人性的高手，其成就也许可以直逼鲁迅。彭着重批判了人性中的麻木愚昧、奴性 十足、虚伪、自私、嫉妒等弱点。《喜讯》中的拔老爹便是一位对现实社会孤陋寡闻的 盲目的达观者，他负债累累，却始终幻想者儿子的发财，等待着儿子汇款的喜讯；猪三 哈、二娘子、秋茄子(《美的喜剧》)等有着典型的奴隶性格，逆来顺受，没有自己独立 的人格与尊严，他们不仅是社会的附庸、生活中的乞丐，更是精神上的奴隶；在《Dism eryer先生》、《改革》、《贼》、《请客》、《茶杯里的风波》等众多的以小职员小 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个充满了虚伪、自私与嫉妒的卑琐 灵魂的人物。《贼》中的振宇先生，家境贫穷，但对父亲寄来的明片上写着的“丹儿学 膳费无着，穷年饭谷亦差数十担”“汝敦哥自去年九月入伍后，至今音信全无”等寒酸 话十分的恼愤，当知道捉住的贼就是自己多年未见贫苦不堪的哥哥时，碍于脸面，竟不 愿当众相认，而是偷偷地尽快地打发他走。
对于卑琐人性的挖掘是二三十年代作家所作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选择，但对这些卑琐人 性的态度上彭家煌显示了自己的个性。不同于鲁迅的尖锐的批判与讽刺，彭家煌饱含着 深厚的同情。他很少对这些对象直接地进行批评、嘲讽，尽管他对这些卑琐人性的展示 本身就表明了他的不满与批评，但他还是不忍心直接说破。《奔丧》中的父亲，因举家 瘟疫而丧子丧孙丧妻，妻子的丧事正在进行，自己的病刚刚好转，多年未见的儿子回家 奔丧，眼前的情境真是惨不忍睹，但当他听说儿子有旅途吃剩的牛肉罐头时，竟喜得什 么似的，忘记了一切，一面说“啊，牛肉啊，好，好，从明天起不必吃斋了……”一面 接过牛肉，在小碗柜上取了筷子就吃，而且说“我是今晚就要开荤——嗯，牛肉味不错 噢，哈!哈!哈!这一罐子不知要多少钱呢?——嗯，我还吃点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 好的讽刺材料，但在阅读中你根本就无法笑起来，因为作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进行讽 刺，而且相反，他似乎生怕读者生出一种嘲笑的心理，紧接着借主人公“我”来了一段 严肃的自白：“我瞧着父亲的白胡子一跷一跷，脸上的筋骨的震动，舌儿答答的响，我 又掉在悲哀的海里了。我想：父亲不知有多少年没吃过牛肉呢!——对着我便忘却一切 过去的悲哀与将来的苦楚，喜笑颜开的打哈哈，我走了之后，他又将怎样呢?”即便在 少数篇幅里，作者起了一些讽刺的意思，但这种讽刺按茅盾先生的说法，也不过是“忠 厚人的讽刺”。[2]黎君亮先生在谈到彭家煌给他的第一印象时也说他“非常沉着—— 毋宁说是拘谨，说的话没有趣味，而不时露一点苦笑”，[1]这一点“苦笑”与“忠厚 人的讽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笑声里饱含的是苦涩是同情，彭家煌不是一个能放 开声笑的人。有人曾经把彭家煌的猪三哈和鲁迅先生的阿Q进行比较，找出这两个人物 在精神上的共同点。确实在猪三哈身上，我们能看到阿Q的那种游手好闲之气，那种不 思进取安于奴隶命运的劣根性，但是鲁迅对阿Q自始至终是尖锐的讽刺，连阿Q的死也不 放过，而彭家煌对猪三哈虽不乏讽刺，但更多的是同情，在猪三哈身上似乎更多一些善 良与自惭，老婆被别人霸占，他觉得是自己配不上她，他为自己丢了陈四爹的牛而深感 自责，最后竟投池自尽，甚至在投水的一刹那，他还感叹道：“牛丢了，真对不住您啦 ，陈四爹啊，我在这儿祝您福寿双全吧!妻啊，我去了，你好好的去寻快乐吧!人们啊， 世人不再有猪三哈，黑酱豆供你们玩笑了!”和阿Q的大团圆的喜剧性比较起来，猪三哈 的死带有极强烈的悲剧色彩，很少着笔环境描写的彭家煌甚至在猪三哈投水以后，也忍 不住来了一笔环境点染，以强化这种悲剧气氛：“池水激荡了一下，随即就平静了。” 在彭家煌那里，真正令人讨厌的人物是非常少的，作者似乎总能体谅他们同情他们，即 使是在批判讽刺他们的时候，也不能不带上一点伤感。这就是所谓的“忠厚人的讽刺” 吧。
对卑琐人性的揭示与批判，以及在这种揭示与批判中所饱含着的深厚的同情，这种被 称为“忠厚人的讽刺”的情感趋向同样也是彭家煌小说沉郁风格的重要的一面。
四
以上是彭家煌小说沉郁风格的构成。那么，为什么彭家煌没有像他的同乡也是同时代 的也同样以湖南乡村现实生活苦难为主要内容的叶紫那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昂扬的斗争 精神?或者他也没有像当时同样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为己任的鲁迅那样表现出尖锐的批 判与毫不留情的讽刺?由此而引发了我们对彭家煌创作个性的探讨。我认为，在彭家煌 的创作中有两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一是，他是一个“正统”的充满了忧患意识 的知识分子，二是，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卑心理的现代知识分子。
所谓“正统”的充满了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是从他的身上所弥温着的那种经邦济世 的湖湘文化精神而言的。彭家煌出生于湘中离长沙只有几十公里的湘阴县清溪乡，那里 正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曾产生过左宗棠、郭嵩焘等湖湘文化的重要人物，他的家庭在当 地也是大户人家，著名的教育家杨昌济是其嫡亲舅舅，1916年十八岁的他在杨昌济的帮 助下到省城长沙第一师范读书，与毛泽东、杨开慧同学，后随杨昌济到北京，并拟赴法 勤工俭学，因杨过早病逝未能成行。杨昌济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继承者。他逝世之时，柩 停北京离湘阴馆很近的法源寺，“湖南教学界皆来追悼……章士钊先生担任刷印其平生 著作；子珍、崇英、开慧等将来出洋，负完全责任……”，[3]可见杨在湖湘学界的影 响。无论其家庭关系还是家乡的文化因缘，还是他所受的教育，都与湖湘文化结下了不 解之缘，而且他所接触到的湖湘文化可以说是最为正宗的。而湖湘文化的核心就是“经 世致用”、“经邦济世”。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影响，使得彭家煌始终将关注的目光 聚集在现实人生，使得他眼中的现实人生充满了无尽的苦难与忧愁，因为满目苍痍的忧 患正是他建功立业的逻辑起点。正因为如此，在彭家煌的笔下我们几乎听不到同是湖南 作家的沈从文的那种优美的田园牧歌。因为沈从文所秉承的是湘楚文化的另一脉，即神 奇浪漫的风韵。
然而，彭家煌毕竟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他在他的好些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 中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家庭的衰败。从《奔丧》里的主人公“我”在上海工作，老家在湖 南湘阴，回家须从白水站下车(即离彭老家不远的地方，现在这个车站叫越江)，一个哥 哥外出当兵，一个孩子叫“新儿”(彭的一个儿子叫彭迅雷，湖南话“迅”“新”不分) 等细节推断，该小说是一篇非常真实的纪实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的家里已是十 分的穷苦，瘟疫使家里的人死了一大半，连母亲死了也无钱安葬，父亲已不知多少年没 有吃过肉了，几个人“围着桌子吃那么一碟没有油盐的干菜”，家中还欠了八九百元的 债务。《喜讯》中提到了在《奔丧》中所写的那场令人心碎的瘟疫，也提到了几百元的 欠债，只不过那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不是“我”，而是岛西，而据彭氏家族的后人说， 彭家煌小时候就叫“岛西”，可见这篇小说也是自叙传式的作品，在《喜讯》中所提到 的家庭也正如前所述，已是一派惨状。家境是这样的凄惨，家里所指望彭家煌的正如拔 老爹对岛西的希望一样是升官发财。但彭家煌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没发财二不可能升官， 他在上海的小家庭也是经济上十分的窘迫拮据，甚至他回家奔丧的路费还得临时筹借。 至于升官，和这个时代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由于社会的转型，学优并不等于能“仕 ”，更何况受五四思潮的影响，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其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天生 与主流社会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作为叛逆者，他们不可能进入到所谓的上流社会。而这 一点，在偏僻的家乡，在他的还固守着封建思想准则的旧式家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理 解的。与上海都市上流社会相比，他是寒伧；与他老家乡亲对他的期望相比，他同样显 得那样的没有出息。这一种双重的窘境，造成了作者内心的矛盾痛苦，甚至自卑。在那 些以乡村生活尤其是以自己老家为题材的作品中，我们总是可以感觉到作者在面对家人 时的深深的愧疚，在《奔丧》中当知道家里还有八九百元的债欠而自己对家里又一无帮 衬时，“我”恨不得“即刻回到上海去捞回十万八万才好”，当“我”不得已要拿家里 仅有的五块钱作回上海的路费时，“我”的“眼眶不觉又潮湿了”，以致于在离家时“ 匆匆忙忙的苦丧着脸一步一回头的往前窜，灵魂似乎已经麻木了。”而在那些以他的上 海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又明显地感受到在困窘的生活中的怯懦与卑微，前述 的《贼》所提到的做贼的逃兵“吴敦成”与《奔丧》中的当兵的“敦哥”的原形应该是 同一对象，可见这个作品也是带有很浓的自传性质的，在这个作品中的“吴振宇”是作 者自己的化身，而这个吴振宇在他的那个生活环境中是多么的自卑与尴尬!他的内心深 处该经历着几多的痛苦与辛酸!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自卑的心理，我们很难在彭的作品 中看到那种昂扬奋起的战斗精神，有的只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夫的忧郁的泪水(注：黎君 亮(即黎锦明)在《纪念彭家煌君》中称彭的《皮克的情书》的性质“和陀斯妥以夫斯基 的‘穷人’也并没有多少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经世济帮”而生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 由贫寒的家境和由家人的期待与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所选择的道路之间及其现实 处境的冲突所生的自卑心理，是彭家煌小说创作的沉郁风格形成的内在心理动机。
收稿日期：2001-11-21